今天，一提山西，人们总是自觉不自觉的想到“煤”与“煤老板”，仿佛它们是山西的“土特产”。处处矿窝的“黑金”和一掷千金的“土豪金”印在大众脑海，而与“文化”二字相离甚远。实则不然，三晋大地，山河表里，很早人类就在这里生息繁衍，并创造了灿烂的文化。越来越多的科学研究尤其人文成果表明：优秀的传统文化和深厚的根祖文化才是真真儿的“特产”！我们只是暂时被阻挡了视线。
　　在这些优秀的文化遗产中，有一处举世闻名，引人注目，她就是山西襄汾陶寺遗址！陶寺遗址迄今已经发掘了40年，许许多多的重大发现离不开几代不懈探索的考古人，高江涛就是其中的一员。
　　说起来，高江涛与陶寺遗址十分有缘。1995年入郑州大学学习，被调剂成考古专业。研究生期间，正是陶寺城址逐渐现世，重大的发现深深吸引着刚刚走入学术研究门槛的高江涛。2003年进入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攻读博士学位，而博士实习的地点恰恰就是陶寺遗址。2004年恰逢陶寺遗址发掘“观象台”遗迹，高江涛亲历了整个秋季的發掘过程。更为重要的是，当时一铲一铲的参与了相当于观象台“心脏”的“观测点”的发掘，今天他还记忆犹新。每当高江涛为大众游客讲解观象台时，听众总是入神，觉得高博士的讲解绘声绘色，故事不断，这可能与他的亲历有关。2006年，高江涛博士毕业后，竟然又被分配到了陶寺考古队，协助何努先生开始他正式的陶寺考古生涯。野外工作使得高江涛略略能饮，酒后吐“真言”。“陶寺遗址一般被认为是尧都，陶寺重大发现之一就是龙盘，而我属龙;今天陶寺一带民间于农历二月二做社火节祭尧，而我二月二生日;尧者，《说文》高也，从垚，在兀上，而我姓“高”。再一再二再三的与“尧”相合，似乎我来陶寺发掘自有冥冥之中”。
　　考古从来就不是一个书斋里的学问，考古人常说“上穷碧落下黄泉，动手动脚找东西”。高江涛每年基本有8到10个月都是野外工作。陶寺遗址的沟沟坎坎，高江涛都基本跑了个遍，从刚来陶寺分不清南北向，到熟悉陶寺遗址的角角落落。2007年，按计划发掘陶寺遗址的宫殿区，以往在宫殿区发掘有大型柱洞，这意味着有大型宫室类建筑存在的可能，若然必将是重大的考古发现。然而，遗憾的是这些重要的柱洞却总是零星的发现，又不成系统，没有规律，让人难以琢磨。高江涛发现陶寺城址以及重要房屋建筑的朝向都是偏45度向，思考后向何努先生建议不按常规的正南北方向去布方发掘，按照45度角布设考古探方，也就是基本按照大型建筑本身的座向发掘。结果在接下来的考古中，一座3排18个柱网结构的达520平方米的大型建筑被发掘出来。而这个建筑是目前中国最早、面积最大的单体宫室类建筑。2010年始，陶寺考古队开始把注意力放到了陶寺“手工业作坊区”。而实际上这一区域并没有真正的做过考古发掘。考古发掘，勘探先行，高江涛带领考古钻探工人对这一近20万平方米的区域进行了重新的钻探。洛阳铲打下去的每一个探孔都亲自查看，整体观察，而不是简单的交给钻探工人完事，这样就对整个手工业作坊去有了一个格局性与线索性的较为清晰的掌控。之后考古发掘揭露出一座面积达1000余平方米的回字形建筑基址，怀疑是管理当时手工业生产的“官署”所在。2012年，陶寺考古的重心又回到了宫殿区，作为考古领队的高江涛开始思考怎么发掘宫殿区。虽然，这一区域以往也做过勘探和部分发掘，高江涛总觉得还是有必要像手工业作坊区一样有一个整体的掌控，于是开始新的一轮考古钻探。必然之中总有偶然，考古发现有时就是从“偶然”突破的。在这次钻探中的一天上午，由于内急，考古队老技师张官狮跑到近处的冲沟里小解，事后抬头一看断崖，似有异样，喊来高江涛，发现断崖裸露的竟然是“夯土”。在早期的中国古代社会建筑都是用土夯打建筑而成，夯土就意味着不是重要建筑，就是城墙。高江涛激动的赶紧沿断崖探寻，发现50多米夯土还在延伸，那就很有可能是城墙呀。他迅速调来所有探工沿可能的城垣走向钻探，果然发现了四道城垣围起一座近13万平方米的城址，虽然城墙有些地段被后来冲沟破坏掉，但整体还比较完整。值得注意的是，这个近13万的城址所在正是以前的“宫殿区”，那么这个城可能就是“宫城”。接下来更为重要的工作就是通过漫长而细致的考古发掘以确认宫城的存在，经历了5年的连续发掘逐渐证实了这一重大发现，成为目前考古发现的中国最早的宫城，入围2017年度中国重大考古发现。此事，被圈内朋友戏谑说成“一泡尿，一座宫城”，言语虽不雅，却是实情。长期的田野工作，虽有重大收获，却没有大量的时间去照顾家庭与孩子。尤其孩子多么期望与爸爸一起玩耍。高江涛的女儿仿写一首诗《请开门》写到：
　　请开门，妈妈的大方回来了。
　　请开门，姥姥的慈祥回来了。
　　请开门，弟弟的调皮回来了。
　　请开门，妹妹的可爱回来了。
　　请开门，爸爸的高兴回来了。
　　我的美好回来了！
　　考古大多是野外作业，各种辛苦不言而喻。当问起田野考古生活时，高江涛一时竟不知如何回答，可能是经历了太多。稍思之后，高江涛说其实现在的条件比前辈们的好太多。考古的野外生活并不像影视作品里描述的那样充满神秘而丰富，反而是枯燥和辛苦。有这么一段顺口溜是考古人的自我调侃，“远看像逃难的，近看像要饭的，仔细一问是社科院的，原来是捡陶片的”，把考古人的野外调查工作说的比较形象真切。对于陶寺考古而言，高江涛印象深刻的活动之一就是“迁徙”。虽然考古发掘的地点就是陶寺遗址，是固定的一个点，可陶寺考古队却是经常迁徙他们的驻地，居无定所。陶寺遗址周边的村子基本都住了个遍儿，陶寺村的南河沟里有多处考古队的“旧居”，有些还是窑洞。2007年发掘时，高江涛的爱人来看他，从未住过窑洞的妻子竟然还有些兴奋新奇，可是晚上的“窑洞虱子”让这个当时的孕妇且同是博士的妻子深深的记住了陶寺。
　　考古学是一门实证科学，“要让材料牵着鼻子走”，考古学要出研究成果着实不宜。高江涛博士毕业后，给自己定了规矩——扎在陶寺八年，八年不写陶寺。在自己没有完全吃透陶寺以及相关区域的材料时，尽量不撰文发表相关研究成果。之后，高江涛才开始逐渐的撰写与陶寺相关的研究论文。他写了陶寺出土的重要文物的相关论文，如铜器、多璜联璧、龙盘等;他写了一系列的通过陶寺看中国文明起源与国家形成问题的论文;还写了一系列的陶寺与“最初中国”问题的文章;最近又发表了陶寺所在晋南与周边区域之间交通道路的系列文章，推动了相关课题的研究。在高江涛看来，陶寺虽然仅仅只是一处遗址，却可以管窥五千的中华文明。我们说考古遗址是传统文化的载体;是祖先智慧的结晶;是古代社会的窗口;是古人技艺的展现。陶寺遗址经过近40年的科学发掘，尤其在中华文明探源工程和中国社科院创新工程的双重推动下，取得了许多重大考古发现和研究成果。是中国史前时期“都城要素最完备”的一座280万平方米的大型城址。是华夏文明这颗参天大树众多根脉中的“主”根。可以说，陶寺是“最初中国、华夏主脉”。
　　高江涛已经在陶寺考古13年了，他说他最大的愿望是“择半亩方塘为邻，植满院春绿相栖”。我看他是“以陶为伴，以寺为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