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疫情自暴发至今，在新闻媒体上的报道和不同场合，时常能见到“最美逆行者”一语，用以形容那些不顾个人安危、奔向疫情高发区域、救助同胞的医护人员。然而，在此之前，“逆行”一词多在交通、医学领域使用。在交通领域，它是“逆向行驶”的简略表达，按照《现代汉语词典》的权威解释，意思是“（车辆等）反着规定的方向走”;而在医学领域，有逆行热、逆行性细菌、逆行植管、逆行植入术等术语，其中的“逆行”是英文词retrograde的对译，大意仍是逆向、倒退的行动。因此可以说，当“逆行”作为对在疫情中没有离开、反而走向疫情高发区域的特定人群的行动的描述时，这个词已经形成了它全新的义项，即不同于其本义的引申义或比喻义。也因此，完全可以说，是新冠肺炎疫情这一公共卫生危急事件让“逆行”成为一个热词，一个以后要被辞书编纂家重新解释的词汇。
　　将“逆行”作为一个带有比喻色彩的词汇且运用于自己的文学实践中的例子，在历史上很早就出现了，这里笔者指的是日本作家太宰治的短篇小说《逆行》。此文大抵是文学史上最早以“逆行”为名的一篇小说，昭和十年（1935）2月发表于《文艺》杂志，作家时年仅二十六岁，大学尚未毕业。事实上，两年之前，身为东京帝国大学法文科学生、原名津岛修治的作家，刚开始以“太宰治”为笔名在报刊上发表自己的作品，开始是在同人刊物和地方日报。而《逆行》正是其在正式刊物上发表的第一篇小说。刊出不久，便与其另一短篇小说《道化之华》一道，入围了第一回芥川赏（芥川龙之介文学奖），象征着一个新晋作家的诞生。显然，无论是对于作家本人，还是对于昭和时代的文学来说，《逆行》都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但这篇小说并不容易读懂。它不像一般读者熟悉的太宰作品，如《斜阳》、《人间失格》、《女生徒》之类，故事情节、线索颇为明晰，成功地塑造了单一的主要人物形象;也不是《二十世纪旗手》那样的作品，有“生而为人，我很抱歉”作为副题，提示我们如何解读其意义;或是《哀蚊》、《鱼服记》、《圣诞快乐》式的怪谈文学，富有幻想性质，但就创作技法而言，却是我们再也熟悉不过的套路。《逆行》则与此截然不同，它带着太宰早期小说特有的现代主义风格，以不太连贯的四个断章组成了全文。这四个断章依次为《蝴蝶》、《盗贼》、《决斗》、《黑鬼》。其中，《蝴蝶》和《黑鬼》为第三人称叙述，《盗贼》、《决斗》为第一人称叙述。更有意味的是，不仅这四个故事各不相同，就连同为第一人称叙述的两个故事中的主人公“我”也并非一人，时而是村里的小学生，时而是“北方城下町某高等学校的学生”，究竟身份、形象如何，端赖各章故事情节需要。从表面上看，《逆行》是四个不甚相关的故事的连缀，的确也未能获得传统小说形式、文体上的稳定性（有人谓之为“支离破碎的文體”），但在这种现代主义的形式背后，似乎也有其一以贯之的主题。
　　太宰本人对“逆行”也有点得意。另一篇书信体小说《虚构之春》中，太宰亲自出场，成为半是虚构半是真实的主角，接到了许多来自不同方面的信件。一位仰慕“太宰”的读者的来信，就数次谈到《逆行》给自己留下的深刻印象。他不仅能够背出“赚到五圆”这样的小说中的原话，将小说中的某个场景在自己的亲身遭遇中激活，生出“茫然若失”之感，也因此发现了象征派大诗人瓦莱里诗作的庸俗不堪，坚定了自己进军文学界的信念。
　　菊池宽、佐藤春夫等人亦激赏太宰的才情，但这一切并未帮助其最终斩获芥川赏。担任评委的川端康成在《文艺春秋》发表了一篇评论，内中直言不讳地指出：“这篇作品（指《道化之华》——引者注）投注了许多作者的生活和文学观，但依拙见，作者目前的生活乌烟瘴气，使得才能无法尽情发挥，令人遗憾。”对《逆行》更是只字不提。年轻气盛的太宰治见状怒火中烧，遂以公开信的方式回击道：“你以为我和你一样，过着养小鸟、参加舞会的悠哉生活吗？我在你的文章里感觉到你对社会的冷酷，闻到了你身上的铜臭味，我感到十二万分的苦恼。”的确，无论是日本还是中国，虽然都有漫长的小说传统，但在近代引进作为“西洋事情”的小说之后，才开始走上新的道路，而现代主义的探索是不那么容易被人理解、喜欢的。
　　不过，这样的苦恼如今已一去不复返了，更进一步来说，我们可忽略或暂时搁置太宰文学挥之不去的战争阴影，挣脱近代以来形成的狭隘的国族文学的视野，那么，《逆行》之外其对“逆行者”的书写也可同样被接受，带来别样的审美体验和可能的新的思考。如《新郎》一篇中，作为新郎好友的“我”，忽然幡然醒悟，认为“要把一天的义务，当作一辈子的义务，严肃地努力实践，不可以敷衍了事”，决定严肃地对待这非常时期的日常生活。作家用许多文字，细致地书写了这种转变之后的动作、心情：
　　最近我早上一定刮胡子。牙齿也刷得很干净。脚趾甲和手指甲也修剪得很整齐。每天洗澡，洗头发，耳朵经常清理。鼻毛也没多长一分。眼睛有些疲累，会点一滴眼药水，保持滋润。
　　我用纯白的棉布，从腹部裹到胸部，无论何时都是纯白。内裤也是纯白的平织棉布，连内裤也是，无论何时都是纯白。然后夜晚，一个人睡在纯白的床单上。
　　书房里，总是插着当季盛开的花朵。今早，我将水仙花插在壁龛的花瓶里。啊，日本真是个好国家。即使没有面包，酒也不足，但唯独花朵，唯独花朵，无论哪家花店，都开了好多好多花，红、黄、白、紫，争奇斗艳。这种美，足以让日本向世界夸耀！
　　最近，我不再穿破棉袄。一早起床就穿上洁净无垢、条纹鲜明的和服，整齐地系上角带。即使去邻近的朋友家，我也一定盛装前往，怀里也一定放着刚洗好、确实折成四角形的手帕……
　　这不禁让我们想到同时代中国作家卞之琳、冯至、李霁野等人关于战争时期的日常生活（尤其是其中知识分子以“哀矜勿喜、共同承担”的精神面对艰难时世）的诸种书写。众所周知，那场旷日持久的战争面前，有人投笔从戎，有人走向了失败和妥协，有人连同自己笔下的主角一起几乎发了疯、濒临精神崩溃的边缘，但仍有人平静而坚韧地活着，并未让战争、疾病、死亡的恐惧击垮，也没有让自己在食不果腹、衣不蔽体的日常生活中堕落、自我放逐、一蹶不振。相反，在某个犹如天启一般的时刻，在平庸、琐碎的日常生活中，找寻到了存在的价值以及勇于承担和关怀他人的意义，“努力尽每一天的义务”，使自我在最朴素、最原始的物性与庸常性中扎根、发芽、结果，无意间绽放出神圣的诗性的光芒。太宰压在纸背的关怀，恰如《永别》中“我”收到小友三田循司的一通来信所示： 　　您好吗？
　　从遥远的天空问候您。
　　我平安抵达任务地点。
　　请为伟大的文学而死。
　　我也即将赴死，
　　为了这场战争。
　　但太宰的一生，只有短短三十九年。其间，他曾五度自杀。《逆行》一文发表前后，已有两次失败的自杀经历。直至昭和二十三年（1948）6月，身染沉疴的作家终于得偿所愿，与情人结伴投入东京三鹰町玉川上水。但令人钦佩的是，从十九岁即开始创作的太宰，在二十年的创作生涯中，竟留下了四十余种长篇小说、短篇小说集和随笔集，创作量相当惊人。诸如《二十世纪旗手》、《斜阳》、《人间失格》等作品，不仅写出了战争时期日本的精神史，且不同于日本传统美学或讲求抒情的物哀、追寻深远的幽玄、或体味空无的侘寂，而开创出一种新的美学风格。具体而言，在小说这一非抒情性的文学形式里头，太宰用心写下的既有抒情的物哀，也有苦斗和挣扎、对时局微妙的讽刺;既有“难得的明亮和温柔”、小天真、小确幸，也有深不见底的虚无、黑暗和绝望;既有“生而为人，我很抱歉”式的颓废和哀歌，也有“不要绝望，在此告辞”式的平静和安详……凡此种种，都以某种乍看对立、矛盾实际安然无虞的方式连接并统一于太宰文学的内部。也因其所取得的不朽成就，太宰被譽为“昭和文学不灭的金字塔”，作为日本文学的黄金时代一颗耀眼的星，在日本家喻户晓。
　　太宰文学不仅是日本文学史上的必读书，也是近年来海峡两岸中文图书市场当仁不让的宠儿。尽管其全集至今尚未被译成中文出版，但除了书信、佚文和一些早期作品，大多数已被悉数译出，在两岸流行不衰。笔者手边载有《逆行》的短篇小说集《小丑之花》，先是在台湾地区出版，2017年6月乃由四川文艺出版社引进发行简体版，至2019年8月已印刷至第八次，足见其销量之佳。另一方面，无论是短篇小说，还是有名的长篇小说，他的许多作品都不止一个中文译本，令人眼花缭乱。又以太宰写过一部鲁迅传记（《惜别》）等的关系，有好事者还伪造了鲁迅《聊赋病海棠诗遥寄太宰治君》一诗，并杜撰出鲁迅关于《人间失格》的评论：“精神的洁癖，让像太宰治一样的人容不得半点的伤害，他活在自己的世界里，卑微而自由。他想要打破什么，却又没有方向。他的痛苦在于他用心看着漆黑的世界。”实际上，《人间失格》是太宰最后完成的作品，迟至昭和二十三年（1948）5月写就，7月始由筑摩书房出版，而鲁迅早于1936年10月即已仙逝，其如何见之？又如何评之？
　　但好事者的“伪作”和“谣言”自有其深刻的社会心理基础。这一社会心理基础大抵源自中、日之间广泛而密切的文学、文化交涉和受容的传统，更是以太宰文学备受中国读者青睐的程度作为出发点的。换言之，没有以文学、思想之为媒介的中、日交涉，没有无数读者对太宰的喜爱、推崇，是万难产生上述“伪作”和“谣言”的。
　　又，据闻当下有许多动漫迷、“小鲜肉”艺人，也以一读太宰小说为乐、为时尚，更可见出其影响之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