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十世纪以来中国现代化过程中农裔城籍作家如何表现城市与乡村是我们民族思想和审美演进的重大事件。鲁迅站在城市现代性的立场审视乡村国民的劣根性，他的姿态是勇敢的，方向是正确的，但时代的局限，使得他无论对于乡村还是对于城市都多少有些隔膜；沈从文的文字是优美的，但他的过于强烈的“乡下人”意识其实内在着一种强烈的脱乡入城的执着与自卑，由此让我们不能不生出一种“矫情”之叹；赵树理、周立波的城乡意识被更为强烈的政治意识所遮蔽，从而影响了思想与审美的深拓，而且这样一种思维方式一直延续到上个世纪八九十年代。二十世纪以来中国城乡在更为普遍的层面上发生的深刻而巨大的变化始于上个世纪末，处在这一个时期的农裔城籍作家在城乡经验的基础上形成的思想与审美可能会变得更为独立更为成熟。
　　刘恪无疑属于这一时期的农裔城籍作家。他来自于烟波浩渺的洞庭湖，在繁华的北京又生活工作了近二十年。关键还在于，刘恪把城乡两个区域的经历成功地转化为自己的经验从而成就了其独立的审美方式。刘恪在谈到小说写作时特别强调地方性知识的思考，这种地方性知识自然是指“我故乡的地理气候，人物气质，也是在那个临山临水的地方所发生的故事”，可是我们注意到他在谈到他的“北京生活”时，同样用了“地方性”这一表述。对这两个地方性，他是这样理解的：“我以为命运和人性也都是从泥土里长出来的东西。假如一个人离开了故乡呢？那就由新的地方性决定他个人的生存状态及其命运。”也许我还要补充一句，一个人的生存状态及其命运是由原来的地方性和新的地方性共同作用所决定的。
　　百花文艺出版社新近出版的刘恪的中短篇小说集《空裙子》，被称为是“一部以北京众生相为代表的新都市小说”。这部小说集中虽然还是有不少作品延续了他先期的创作传统，以他的洞庭湖特别是一个叫碑基镇的地方的地方性知识为表现对象，但更引起我们兴趣的的确是那些关于都市经验的作品，《空裙子》、《第九街区》、《向日葵》、《卡布其诺》、《爱的野百合花》等都是其中的佳作。在这些作品中我们看到了城乡两种地方性的沟通、交流与融汇，看到了一种由此而生长出来的新的审美特性。
　　在这些都市小说中，刘恪的确表现出了他对城市的敏感，女人、时装、生意、娱乐、恋爱与性这些典型的都市元素在他的笔下总是如此的生动。但我以为这并不是最重要的。重要的是，在刘恪的都市小说中我似乎总能闻到一丝来自洞庭湖的水草的味道，感受到一种都市与乡村、时尚与自然合成的新的生命气息。
　　《空裙子》是一篇成功的极为“都市”的作品，写的是两个都市女人诗飞与婉儿的一段生活经历与情感体验。婉儿在这篇小说中似乎有着更重要的地位。婉儿有一句口头禅：“随便”。女友诗飞要和她一起买裙子，她说随便；诗飞问她要红的还是黑的，她说随便；诗飞要她看自己如何修理旁边那个色男人时，她还是说随便。男朋友问她看电影还是听音乐，她说随便；问她是吃鱼还是炖鸡块，她说随便；问她是去紫竹院还是圆明园，她仍然只有一个回答：随便。婉儿永远是慵懒的，她的思维是即时性思维。婉儿的这种生活方式、精神思维状况，在现代都市生活中具有一定的普遍性。“随便”的背后，隐藏的是都市生活的复杂性、多元性以及由此而生的对于意义的放弃与解构，这一切正是被人们称作“后现代”社会思潮的出发点。刘恪对于都市场景的体验既是感性的生动的又是理性的形而上的。我们还可以讨论到另外一个人物，原是诗飞男朋友的赵逸雪，后来与婉儿成了天生的一对。逸雪博士是个书呆子，研究的是“混沌”学。对于混沌，他的解释是：混沌便是错综复杂，模糊一团的杂乱无章的状态。难怪诗飞听后的第一反应就是：我那宋婉便是混沌。这个时候，诗飞和逸雪刚刚认识，但婉儿的随便与逸雪的混沌，却已经预告了他们后来亲密关系的不可避免。无疑，混沌在某种程度上也是现代都市复杂多元景观的基本特质。饶有意味的是，随便与混沌，似乎又并非现代都市才有的精神景观。早在老庄那里，混沌、恍惚、自然便成为重要的思想和审美范畴。在庄子那里甚至有“浑沌之死”的寓言。混沌被认为是最高的最本质的境界。老庄的哲学美学思想与大自然特别是万物之源的水有着密切的关系，“上善若水”就是证明。由此我们也许可以这样说，刘恪在表达都市景观时与他的乡村经验特别是烟波浩渺的洞庭经验有着内在关联。随便与混沌，是现代的、都市的，同时也是传统的、乡村的。刘恪摒弃了它们之间的对立，捕捉到了它们水乳交融后的新的气象。
　　刘恪的都市景观总是内在着一种矛盾与张力。还是以《空裙子》为例。诗飞与婉儿就是一对一动一静矛盾体，她们对立互补，她们才是真正的天生一对。诗飞与婉儿各自又构成自己的矛盾体，无论是诗飞精神历程的寻找、放弃、不甘的过程，还是婉儿的慵懒随便、学会生活到逃离秩序，每一个阶段都是相互抵牾却又互为生存，充满了弹性与张力。“空裙子”是该小说的核心意象。它本身也有一个矛盾转换的过程：挂在衣架上的裙子、穿在诗飞和婉儿身上的红黑裙子、因为主人发胖已经无法穿而被重新挂起来的裙子。裙子原是空的，最终回到空的状态。这是哲学上否定之否定。我们感兴趣的是，矛盾与张力，虽是世界的生存法则，但在都市社会中却变得更加直观可感。相对于乡村，都市是复杂的、无序的，但只有适应这种复杂无序并开始体验到这些复杂无序事物之间内在的依存关系，我们才算是真正进入了都市，才能生成真正的都市美学。作为小说文体的试验，刘恪在该小说最后附了一个词条：“制度词典”，是承接前面婉儿说的“人心容易失度”的“度”来写的。在这里他提到了“自律理论”，刘恪在表现都市的复杂与无度的时候，却没有忘记这些复杂与无度本身又是在一种自律的“有度”之中，这种“度”就是城市各种元素的相互生存的生态关系。在这里我们看到了作者对于都市的宽容与承纳，这才是我们愿意看到的真正的都市美学，这是我们诸多前辈作家以及新锐作家所难以做到的。关键还在于，我们似乎能够看到这样一种源自北京都市的城市美学与作家的洞庭湖地方性知识暗通幽径。洞庭湖的动荡、诡异、复杂怎样描述都是不过分的，动荡、诡异与复杂之中充满着对立与统一，这样的一个矛盾体使得洞庭湖千百年来生机勃勃，这样的一种地方性知识非真正的洞庭汉子不能认识并认同，不仅如此，刘恪更是把这样的地方性知识与都市地方性知识关联起来并发展成为审美。 　　在这里，我们有必要说说刘恪都市小说的语言。文学归根结蒂是语言的艺术。作家的思想与审美趣味最终通过语言来体现。刘恪的语言同样充满了弹性与张力，把他的北京和洞庭湖两个地方性知识体验表现得淋漓尽致。刘恪的语言是优雅与世俗、含蓄与通达的混合体，他们相克更相生。就像都市的街道，你站在这个街道，但它总是通向其他街道，又像是洞庭湖的波浪，前一浪的起伏总是孕育着下一浪诞生。“诗飞说，婉儿，我们去西单百货大楼”，这是《空裙子》的开头，似乎很简单，细读却韵味颇多。节奏上，先短后长，因短生长，长短相依；刘恪写人物对话全部不用引号，不用引号的个性鲜明、生动的人物对话需要读者靠自己的心智去体会、揣摩；刘恪的语言在所指上总是言此及彼，意义相生，重重相叠，这开头一句，写诗飞，却在诗飞的说话中巧妙地带出另一个更主要的人物婉儿，同时传达出诗飞与婉儿的关系与身份，同时带来一种时尚的都市气息。在这样一种弹性十足的语言方式中，我们看到的是作者对于都市知识与乡村知识某种共同本质的把握与体验。
　　刘恪的小说从来不缺少神秘。早期以《红帆船》为代表的洞庭湖及长江系列小说，表达了他关于家乡神秘的地方性知识的敏锐感悟，后来刘恪更转向了先锋写作，先锋写作在某种程度上就是关于神秘的写作。我感兴趣的是，当上世纪 （下转第114页）（上接第93页）八十年代中后期那批先锋作家一波一波转向世俗写作的时候，刘恪为什么还保持着他的先锋姿态？他自己的解释是：“必须站在现在的自我角度反对你过去的自我。背叛者不仅背叛他人，还要背叛自我。”我以为这还只是一种就事论事的回答。我们每个人在本质上都有着对于神秘的兴趣，只是这样一种兴趣因个体差异在其生命中所占的位置会发生很大的变化。洞庭湖的神秘在刘恪的心里深深扎根，刘恪的先锋与神秘不只是一种文体试验或者一种解构传统的策略，而是一种自我表达。正是在这样的意义上，刘恪的关于神秘的表达才较之其他先锋写作更具有一份诗意。也正是在这样的意义上，在都市这个被常人视作是世俗的、直白的、欲望横流的世界，刘恪却发现了它的神秘精彩之处。刘恪说，像北京上海深圳那样的地方，生活突破了想象，现实就是艺术。这句话换一个说法就是，北京等都市生活到处都充满我们无法想象的东西，到处都充满了神秘。与其说都市充满了神秘，还不如说是被洞庭湖的神秘气息所造就的刘恪看到了都市的神秘。刘恪的都市小说，在表现各种丰富生动的都市生活流的同时，始终透露出一种强烈的神秘意味。《第九街区》的主人公梅英从乡下来到北京，一直在寻找一个叫“第九街区”的地方，第九街区被认为是一个能自由选择放纵自我的快乐之地，可是她找到的却是一片残墙颓壁，一种系列产品，一座精神病院，一座监狱，甚至是一张光碟。作者把梅英的北京生活写得都市气十足，但同时却让梅英始终处在一种寻在第九街区而不得的不安之中。《卡布其诺》把城市文化界中产阶级的生活表现得淋漓尽致，但作品真正的主人公应该是那个神秘的自称为“卡布其诺”的姑娘，她来无影去无踪，无所不在却又稍纵即逝。卡布其诺原是一种饮料，一种多泡沫的饮料，这些泡沫在杯子里互相代替、生灭不已，虽虚无缥缈却满口余香。卡布其诺代表了城市的神秘，它是刘恪给我们带来的都市诗意。
　　刘恪的都市小说为我们开启了一种真正的都市审美方式，这是我们这个都市化时代所特别需要的。刘恪的都市审美与他的洞庭湖乡村审美并不相悖，他也为我们如何进行都市审美提供了一种可能。形象地说，在刘恪为我们描绘的都市场景中，恍惚飘荡着来自洞庭湖水面的美丽氤氲。
　　（作者单位：湖南理工学院文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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