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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少年以后，我知道了农业在我们国家号称为母亲产业，可支撑这个产业半边天的母亲们为什么一代代劳苦啊？这拧巴的体制拧巴了多少母亲，拧巴了多少代人的命运啊！
那时候，我们还不知道谁在拧巴我们，但我们却意识到应该把拧巴的命运扭转过来。我们这些娘运不好的孩子们，懂得了有一种改变叫奋斗。
而当我的户口被城市化的时候，我已经没有了最初的渴望和激动，当我办完了所有的落户手续，冲着拿在手里的户口簿狠狠地骂了一句，你这个王八蛋！
户口，这个几寸大的小本本，我小时没见过。有一年秋天，生产队分了粮食，一麻袋一麻袋扛回家来的时候，养母对我说，大人每人220斤，小孩每人180斤，咱家10口人，6个大人，4个孩子，你算算，咱家分了多少？我本来就不识数，又刚上学，就和表哥表姐们拿根树枝在地上划来划去地计算，就在我们兴高采烈地划着的时候，养父眨巴着小眼喊着我的小名说：“小送子啊，别算了，算也没有你的份，以后得少吃饼子多喝粥了！”
本来一句玩笑话，我却哇一声大哭起来，后来才知道，我没有农村户口。可户口是个什么玩意儿呢？那时候，我只知道和饭碗有关。
再后来的日子，养父不说让我少吃饼子的事儿了，小眼睛看着我的时候多了一些暖意。
一直到了我读中学，班里城市户口的同学带的干粮是白馒头，农村孩子带的是大饼子和窝头，我自然属于后一类。于是，我觉出了问题的严重。
于是，我就哭着找我的母亲大闹，母亲说，这怪谁？都怪你二妈呀（我的养母），非把你的户口弄到农村去不行，说是为了分粮食。
接着，我又大闹我的养母，冲着她哭得鼻子一把泪一把：“说呀，拿我的户口换了多少粮食啊？你。”
养母看着我，慢悠悠的喝了一口茶：“你说是棒子、麦子？还是高粱、地瓜？”
更为严重的是，中学毕业后，恰值后文革时期，学校停课，我因户口问题成了空中飞人，干农活不会，安排工作不能。多少个夜晚，户口这个王八蛋弄得我吃不下，睡不着，干脆就学着爬格子，在一张老榆木长条桌上，铺开一张张用割草的镰刀割开的粉连纸，然后用铅笔打上方格，借着月光胡写八写，写完了就到处乱寄，常常是这一篇刚寄走，那一篇就退回来。
终于有一天，我收到了一封来自齐河县文化馆的信，说让我去一趟，馆长要见见我。这封信我看了一遍又一遍，每一个字都冲着我眉开眼笑，招着小手。
第二天，我借了一辆破自行车，从张举人庄出发，掠过白杨，掠过麦田，穿过天空，穿过大地，耳边风吹，头上鸟叫，腾云驾雾般到了齐河县城。
文化馆长是一个干瘦干瘦的老头，戴一副黄不拉几的厚底眼镜，一根接一根的抽烟，说一句话咳嗽一声，他说，小姑娘，多大了？喜欢读书吗？我说，喜欢啊。我以为他得说说我写稿的事儿，他却只字未提，只是告诉我县图书馆准备对外开放，要对藏书进行整理分类，需要找个整理图书的临时工。后来，我才知道，这个馆长叫辛懿，人好，字好，学问好。临走，他送我两本带有齐河文化馆绿色字样的稿纸，这两本稿纸在我回村的第一个晚上就向全村所有认字的和不认字的人显摆了一遍，连小狗小猫也没放过。
于是，我成了齐河文化馆整理图书的临时工，每月16块钱，那一年，我也恰好16岁。
后来我才知道，馆里和我同样命运的人还有七八个。一个是刘德润，画画的，后来成为全国著名的油画家，其作品《沂蒙娃》获全国美展大奖。还有一个叫汪壮，来自黄河河务局齐河河务段，上海人，借调到文化馆，后成为北漂画家，装饰家。还有一个叫张蔚，济南下乡知青，据说会写剧本，但我从未见过，只是听说，今天写了个开头，明天又写了个开头，外号叫开头作家。除了写开头，他更多的是为回城落实政策到处奔跑。
那时候的齐河文化馆，是全县城最漂亮的建筑，有全县文化艺术领域里最好的人才。但在这个建筑里，体制把劳动者分为两类，一类是正式干部，另一类就是临时工。尽管大部分最低级的劳动和最具创造力的劳动大多是临时工们完成的，但，除了工资待遇的天上地下，还有当你走在大街上，不管你是画家诗人作家等等如何的小有名气，外人抛出的眼神就是一个不屑。
我们这七八个人中，最风光的就是汪壮，不仅人长得帅，讨女孩子喜欢，就连画画的姿势也极具舞台感，拿起画笔就“起范儿”。论才华，他和德润还不是一个层次。但一个汪壮几乎吸引了全县城的女孩子们，每到天近黄昏，文化馆的大院里就美女如云，几乎全是来找汪壮的。每次从上海回来，汪壮都会请我们到他房间参观，带回来的新鲜物品堆满了一床，一高兴，就随手送给这个一件，那个一件，我还有幸得到过一条小丝巾。
看着这条小丝巾，我想象着大上海如何的繁华，想象着一个户口的差异如此的把人分成三六九等。
刘德润，是我们七八个人中年龄最大的一个，整天闷在屋里画画，偶尔穿件白衬衣，也不小心涂抹了红的紫的蓝的绘画颜料，浑圆的红鼻子头上挂着汗珠，他不觉得他自己就是一幅画。他忙着画画却忘了给自己找媳妇，快三十岁了还打着光棍，有很多漂亮的姑娘看上了他的才华看不上他的农村户口。
有一年，文化馆的对面招待所里住进了一帮征兵的，据说也招收女兵，我就拉了几个朋友去碰碰运气，记得一个当兵的看了我一眼，问，你妈是干什么的？我想，你招兵又不招我妈问我妈干嘛？就说，干活的。干什么活？一个女友说，放牛的。我说，对，也放驴。人家就像轰苍蝇一样把我们轰了出来。
回到宿舍，我想了一个晚上，恍然明白了，原来是母亲的户口决定了孩子的户口，娘是城里人，孩子自然就是，娘是农民，孩子就得种地。龙生龙，凤生凤，老鼠的孩子会打洞。这个王八蛋户口啊还世袭！娘啊，娘，你原来拥有如此的崇高地位啊！
多少年以后，我知道了农业在我们国家号称为母亲产业，可支撑这个产业半边天的母亲们为什么一代代劳苦啊？这拧巴的体制拧巴了多少母亲，拧巴了多少代人的命运啊！
那时候，我们还不知道谁在拧巴我们，但我们却意识到应该把拧巴的命运扭转过来。我们这些娘运不好的孩子们，懂得了有一种改变叫奋斗。 那时候，我还不知道什么是一个国家的历史名著，更不知道何为世界名著，当我在图书馆和它们相遇的时候，一时间傻了眼，《静静的顿河》、《战争与和平》、《茶花女》、《约翰·克里斯多夫》等等，听所未听，闻所未闻，这在当时还是禁书。我打开任何一本都舍不得放下，经常是悄悄蹲在一个角落里一看就是一个上午或者一个下午，完全忘了自己是干什么的。这还不过瘾，总觉得把全世界的时间都拿来看书也不够。
于是，我就学会了“偷”。
严格地说，是德润和另外几个哥们启发了我偷。因为我每每看到好书就向他们炫耀，他们就说，你偷出来给我们看看。我说不行啊，他们说，书生偷书不算偷啊。于是，我就大了胆，开始是一本一本地向外拿，后来是一书包一书包地向外背，然后和大家分享。这样，我们晚上就有了书看。
不知不觉中，这些偷来的营养滋补着我们的青春年华，也在悄悄改变着我们的命运。刘德润，这个黄河边上长大的农家后代，恢复高考后走进了浙江美院，后来找了个美丽贤惠的画家媳妇，后来又去了美国，前几天，我见到他，他说，到了美国，他还是画他的黄河，画他的《沂蒙娃》，几十年来，即使异国他乡，他还是活在自己的故乡里。我搬家的时候，德润大哥专门给我画了一幅油画，叫《黄河的早晨》。
那个开头作家张蔚，后来终于写了一个结尾，凭借这个结尾，他如愿回到了济南，安排了一个和文化有关的工作。
而我，在一次德州地区诗歌创作班上，突然冒泡，一组《欢腾的黄河渡口》刊发在文革后复刊的首期《山东文学》上，因此，被地区文化局长发现，又把我借调到德州地区文化局创作室。那位局长说，小张，跟我去德州吧，我说，还是临时工吗？局长说，暂时还是，但机会会有。
去了德州不到半年，恰逢德州地区文化系统选拔人才，我成了五个幸运者之一。从此彻底摆脱了农村户口这个噩梦。后来我才知道，这五个人的竞争也是很激烈的。其中有一个大队支部书记因超龄被破格选拔，他是写抗日题材的农民作家，最著名的作品叫做《美狗记》，写的是八路军要炸掉日本炮楼，就训练了一条美狗和日本鬼子的公狗谈恋爱，然后，八路军趁两只狗缠绵之机攻破了日寇的堡垒。我认识这位作家的时候，他正要去食堂吃饭，左手端着臭豆腐，右胳膊夹着《美狗记》。
当我的户口被城市化的时候，我已经没有了最初的渴望和激动，当我办完了所有的落户手续，冲着拿在手里的户口簿狠狠地骂了一句，你这个王八蛋！
前几天，我的从小一起长大的村支书大哥来了，吃着大哥带来的甜瓜和玉米，突然怀念起童年的乡村，我说，大哥，在村里给我弄块地吧，我想回去种地养猪。大哥说，你想得美，土地跟着户口走，每人一份，从谁家给你弄？他还说，如今，城市户口不值钱了，过去，农转非难，现在非转农更难！
户口啊，户口，你真是个彻底的王八蛋。
（本文作者系齐鲁周刊社社长、总编辑。）
那时候，我们还不知道谁在拧巴我们，但我们却意识到应该把拧巴的命运扭转过来。我们这些娘运不好的孩子们，懂得了有一种改变叫奋斗。
而当我的户口被城市化的时候，我已经没有了最初的渴望和激动，当我办完了所有的落户手续，冲着拿在手里的户口簿狠狠地骂了一句，你这个王八蛋！
户口，这个几寸大的小本本，我小时没见过。有一年秋天，生产队分了粮食，一麻袋一麻袋扛回家来的时候，养母对我说，大人每人220斤，小孩每人180斤，咱家10口人，6个大人，4个孩子，你算算，咱家分了多少？我本来就不识数，又刚上学，就和表哥表姐们拿根树枝在地上划来划去地计算，就在我们兴高采烈地划着的时候，养父眨巴着小眼喊着我的小名说：“小送子啊，别算了，算也没有你的份，以后得少吃饼子多喝粥了！”
本来一句玩笑话，我却哇一声大哭起来，后来才知道，我没有农村户口。可户口是个什么玩意儿呢？那时候，我只知道和饭碗有关。
再后来的日子，养父不说让我少吃饼子的事儿了，小眼睛看着我的时候多了一些暖意。
一直到了我读中学，班里城市户口的同学带的干粮是白馒头，农村孩子带的是大饼子和窝头，我自然属于后一类。于是，我觉出了问题的严重。
于是，我就哭着找我的母亲大闹，母亲说，这怪谁？都怪你二妈呀（我的养母），非把你的户口弄到农村去不行，说是为了分粮食。
接着，我又大闹我的养母，冲着她哭得鼻子一把泪一把：“说呀，拿我的户口换了多少粮食啊？你。”
养母看着我，慢悠悠的喝了一口茶：“你说是棒子、麦子？还是高粱、地瓜？”
更为严重的是，中学毕业后，恰值后文革时期，学校停课，我因户口问题成了空中飞人，干农活不会，安排工作不能。多少个夜晚，户口这个王八蛋弄得我吃不下，睡不着，干脆就学着爬格子，在一张老榆木长条桌上，铺开一张张用割草的镰刀割开的粉连纸，然后用铅笔打上方格，借着月光胡写八写，写完了就到处乱寄，常常是这一篇刚寄走，那一篇就退回来。
终于有一天，我收到了一封来自齐河县文化馆的信，说让我去一趟，馆长要见见我。这封信我看了一遍又一遍，每一个字都冲着我眉开眼笑，招着小手。
第二天，我借了一辆破自行车，从张举人庄出发，掠过白杨，掠过麦田，穿过天空，穿过大地，耳边风吹，头上鸟叫，腾云驾雾般到了齐河县城。
文化馆长是一个干瘦干瘦的老头，戴一副黄不拉几的厚底眼镜，一根接一根的抽烟，说一句话咳嗽一声，他说，小姑娘，多大了？喜欢读书吗？我说，喜欢啊。我以为他得说说我写稿的事儿，他却只字未提，只是告诉我县图书馆准备对外开放，要对藏书进行整理分类，需要找个整理图书的临时工。后来，我才知道，这个馆长叫辛懿，人好，字好，学问好。临走，他送我两本带有齐河文化馆绿色字样的稿纸，这两本稿纸在我回村的第一个晚上就向全村所有认字的和不认字的人显摆了一遍，连小狗小猫也没放过。
于是，我成了齐河文化馆整理图书的临时工，每月16块钱，那一年，我也恰好16岁。
后来我才知道，馆里和我同样命运的人还有七八个。一个是刘德润，画画的，后来成为全国著名的油画家，其作品《沂蒙娃》获全国美展大奖。还有一个叫汪壮，来自黄河河务局齐河河务段，上海人，借调到文化馆，后成为北漂画家，装饰家。还有一个叫张蔚，济南下乡知青，据说会写剧本，但我从未见过，只是听说，今天写了个开头，明天又写了个开头，外号叫开头作家。除了写开头，他更多的是为回城落实政策到处奔跑。
那时候的齐河文化馆，是全县城最漂亮的建筑，有全县文化艺术领域里最好的人才。但在这个建筑里，体制把劳动者分为两类，一类是正式干部，另一类就是临时工。尽管大部分最低级的劳动和最具创造力的劳动大多是临时工们完成的，但，除了工资待遇的天上地下，还有当你走在大街上，不管你是画家诗人作家等等如何的小有名气，外人抛出的眼神就是一个不屑。
我们这七八个人中，最风光的就是汪壮，不仅人长得帅，讨女孩子喜欢，就连画画的姿势也极具舞台感，拿起画笔就“起范儿”。论才华，他和德润还不是一个层次。但一个汪壮几乎吸引了全县城的女孩子们，每到天近黄昏，文化馆的大院里就美女如云，几乎全是来找汪壮的。每次从上海回来，汪壮都会请我们到他房间参观，带回来的新鲜物品堆满了一床，一高兴，就随手送给这个一件，那个一件，我还有幸得到过一条小丝巾。
看着这条小丝巾，我想象着大上海如何的繁华，想象着一个户口的差异如此的把人分成三六九等。
刘德润，是我们七八个人中年龄最大的一个，整天闷在屋里画画，偶尔穿件白衬衣，也不小心涂抹了红的紫的蓝的绘画颜料，浑圆的红鼻子头上挂着汗珠，他不觉得他自己就是一幅画。他忙着画画却忘了给自己找媳妇，快三十岁了还打着光棍，有很多漂亮的姑娘看上了他的才华看不上他的农村户口。
有一年，文化馆的对面招待所里住进了一帮征兵的，据说也招收女兵，我就拉了几个朋友去碰碰运气，记得一个当兵的看了我一眼，问，你妈是干什么的？我想，你招兵又不招我妈问我妈干嘛？就说，干活的。干什么活？一个女友说，放牛的。我说，对，也放驴。人家就像轰苍蝇一样把我们轰了出来。
回到宿舍，我想了一个晚上，恍然明白了，原来是母亲的户口决定了孩子的户口，娘是城里人，孩子自然就是，娘是农民，孩子就得种地。龙生龙，凤生凤，老鼠的孩子会打洞。这个王八蛋户口啊还世袭！娘啊，娘，你原来拥有如此的崇高地位啊！
多少年以后，我知道了农业在我们国家号称为母亲产业，可支撑这个产业半边天的母亲们为什么一代代劳苦啊？这拧巴的体制拧巴了多少母亲，拧巴了多少代人的命运啊！
那时候，我们还不知道谁在拧巴我们，但我们却意识到应该把拧巴的命运扭转过来。我们这些娘运不好的孩子们，懂得了有一种改变叫奋斗。 那时候，我还不知道什么是一个国家的历史名著，更不知道何为世界名著，当我在图书馆和它们相遇的时候，一时间傻了眼，《静静的顿河》、《战争与和平》、《茶花女》、《约翰·克里斯多夫》等等，听所未听，闻所未闻，这在当时还是禁书。我打开任何一本都舍不得放下，经常是悄悄蹲在一个角落里一看就是一个上午或者一个下午，完全忘了自己是干什么的。这还不过瘾，总觉得把全世界的时间都拿来看书也不够。
于是，我就学会了“偷”。
严格地说，是德润和另外几个哥们启发了我偷。因为我每每看到好书就向他们炫耀，他们就说，你偷出来给我们看看。我说不行啊，他们说，书生偷书不算偷啊。于是，我就大了胆，开始是一本一本地向外拿，后来是一书包一书包地向外背，然后和大家分享。这样，我们晚上就有了书看。
不知不觉中，这些偷来的营养滋补着我们的青春年华，也在悄悄改变着我们的命运。刘德润，这个黄河边上长大的农家后代，恢复高考后走进了浙江美院，后来找了个美丽贤惠的画家媳妇，后来又去了美国，前几天，我见到他，他说，到了美国，他还是画他的黄河，画他的《沂蒙娃》，几十年来，即使异国他乡，他还是活在自己的故乡里。我搬家的时候，德润大哥专门给我画了一幅油画，叫《黄河的早晨》。
那个开头作家张蔚，后来终于写了一个结尾，凭借这个结尾，他如愿回到了济南，安排了一个和文化有关的工作。
而我，在一次德州地区诗歌创作班上，突然冒泡，一组《欢腾的黄河渡口》刊发在文革后复刊的首期《山东文学》上，因此，被地区文化局长发现，又把我借调到德州地区文化局创作室。那位局长说，小张，跟我去德州吧，我说，还是临时工吗？局长说，暂时还是，但机会会有。
去了德州不到半年，恰逢德州地区文化系统选拔人才，我成了五个幸运者之一。从此彻底摆脱了农村户口这个噩梦。后来我才知道，这五个人的竞争也是很激烈的。其中有一个大队支部书记因超龄被破格选拔，他是写抗日题材的农民作家，最著名的作品叫做《美狗记》，写的是八路军要炸掉日本炮楼，就训练了一条美狗和日本鬼子的公狗谈恋爱，然后，八路军趁两只狗缠绵之机攻破了日寇的堡垒。我认识这位作家的时候，他正要去食堂吃饭，左手端着臭豆腐，右胳膊夹着《美狗记》。
当我的户口被城市化的时候，我已经没有了最初的渴望和激动，当我办完了所有的落户手续，冲着拿在手里的户口簿狠狠地骂了一句，你这个王八蛋！
前几天，我的从小一起长大的村支书大哥来了，吃着大哥带来的甜瓜和玉米，突然怀念起童年的乡村，我说，大哥，在村里给我弄块地吧，我想回去种地养猪。大哥说，你想得美，土地跟着户口走，每人一份，从谁家给你弄？他还说，如今，城市户口不值钱了，过去，农转非难，现在非转农更难！
户口啊，户口，你真是个彻底的王八蛋。
（本文作者系齐鲁周刊社社长、总编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