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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解构主义哲学思潮对传统的翻译研究产生了巨大的影响，本文主要概述了解构主义的翻译思想，考察了解构主义翻译观在中国翻译研究领域的传播和接受，阐述了解构主义给翻译理论与实践研究所带来的思想启迪和负面影响。
【关键词】解构主义;翻译研究;文本;差异;接受;影响
【作者简介】周文珺（1969.01-），女，汉族，浙江金华人，中南大学，副教授，硕士，研究方向：外国语言学及应用语言学。
【基金项目】项目来源：湖南省哲学社会科学基金项目，项目名称：“解构主义翻译观在中国的理论‘旅行’研究”，项目编号：（12YBA337）。
解构主义（deconstruction），起源于60年代中期，脱胎于结构主义，认为后者仍未摆脱传统的形而上学，因而有必要对其进行扬弃。到了八十年代末九十年代初，这一带有反叛性的西方文艺批评思潮对西方传统的翻译理论产生了巨大的影响。解构主义的代表人物德里达（Jacques Derrida）、福柯（Michel Foucault）、巴特（Roland Barthes）和本亚明（Walter Benjamin）等人将解构主义思想引入译学，试图打破形而上学的方法，宣传译者是创造者，翻译文本是创造的新生语言。这一思想给西方的翻译研究带来了新的活力，开拓了新的视野。二十世纪九十年代，解构主义翻译思想进入中国，在国内翻译理论界引起了高度的关注，解构主义翻译的研究快速发展，其中有认同和接受，也不乏争议和质疑，这种研究和讨论积极地推动了国内翻译理论研究的发展。
一、解构主义翻译思想概述
解构主义翻译理论针对可译还是不可译，原文与译文的关系，译者的作用和地位，是忠实原语还是忠实目的语等等一系列问题提出了自己独特的见解。
解构主义者认为，哲学的起源是翻译，是意义传译的可译性问题。他们探讨翻译问题，并不是一定要提出一种终极理论，也不是要构建具体的描写性或规范性的翻译思想体系或研究翻译过程，而是力图通过翻译活动这种现象，用怀疑与反思的方法来阐述他们的哲学思想，尤其是关于语言的本质和意义的观点。解构主义是一种“道”，一种世界观层次的认识，而不是一种“器”，一种操作的原则。
解构主义者否定文本意义的确定性。在翻译问题中则意味着没有译文，原文就无法存在下去，由于文本本身没有确定不变的意义，因此每翻译一次就改变了原文的意义，所以文本的意义不是由原文本决定的，而是由译文决定的。德里达提出“翻译文本书写我们，而不是我们书写翻译文本” 。解构主义的这一思想从另外一个角度表明了原文与译文的关系，他们认为翻译不仅是传达原文内容的手段，更是使原文存活下去的手段。Paul De Man说：“翻译不是文学的附庸，翻译是一个文本的‘来世’（afterlife）。”文本因经过翻译而被赋予了新的意义，并获得了新的生命，因此，译者便是创造的主体，他的作用和地位得以大大提高;译文与原文的地位也是平等的，而且更是原文存活下去的依賴。在解构主义看来，原文与译文的关系，不是传统翻译理论所主张的“模式——复制”的关系，而是平等互补的关系，是一种“共生”的关系。解构主义者否认“原文”与“译文”的区分，也否认“语言”与“意义”的区分，他们认为翻译实际上就是一系列不同的“意义链”。一切文本都具有“互文性”（intertextuality），否定了原作的权威性与创造性，无所谓原文与译文之分，从而提高译者和译文的地位。
解构主义者还认为，通过翻译我们可以更深刻、更正确地认识到语言之间的差异和各种语言的特定表达方式。与传统译学追求译文尽量忠实于原文的倾向不同，解构主义认为翻译的目的不是求同而是存异。译文的价值体现在它对语言差异的反映程度和对这种差异强调的程度。解构主义翻译思想的积极倡导者劳伦斯·韦努蒂（Lawrence Venuti）提出了一种反对译文通顺的翻译理论和实践，主张异化的翻译，其目的不是在翻译中清除语言和文化的差异，而是要在翻译中表达这种语言上和文化上的差异。他把翻译定义为：“翻译是译者在理解的前提下，用目的语中的能指链来替代源语文本的能指链的过程”。作品的意义是多元的，不定的，翻译就不能用数学概念那种意义对等或一对一的对应来衡量。他提出“抵抗式”的翻译策略，主张异化的翻译原则和方法，把差异放在异国文化之中，追求文化的多样性，突出源语文本语言和文化上的差异，并在目的语中改变文化价值的等级。
二、解构主义翻译思想在中国的传播与接受
解构主义思想在二十世纪八十年代首先传入中国文学界和哲学界，随后解构主义翻译观迅速发展，到90年代中期，翻译研究进入了以解构主义思想为指导的新阶段。“自1995年首篇介绍解构主义翻译思想的文章问世以来， 国内各大要刊所载相关文献早已是汗牛充栋，解构主义之于我国译界的影响实可谓荦荦大者。”在中国知网（CNKI）以“解构主义翻译”为主题词进行搜索，可以发现从1995年到2018年这二十多年里，相关的论文多达780篇，其中以“解构主义翻译观”“解构主义翻译理论”“解构主义翻译思想”为主题的分组中就有252篇，对德里达、本雅明、韦努蒂等解构主义翻译思想的代表人物进行介绍和研究的文章也达到了200篇。1995年蒋骁华的《解构主义翻译观探析》首先详细地介绍了德里达的解构主义思潮并重点评介本雅明的翻译思想，为解构主义在中国的引进和传播打开了通道。随后，众多学者们纷纷以翻译、解析、述评或研究的方式开始探讨解构主义翻译观，先后译介了本雅明、德里达和韦努蒂等人的作品，并对其解构主义翻译思想进行研究与评析。
当然，解构主义翻译思想在中国的传播并非完全是理性地接受，而是从一开始就夹杂在两种对峙的观点中。持客观保留态度的蒋骁华在评述本雅明“纯语言” 观照下的解构主义翻译观的实质之后提出，解构主义翻译观在给我们一定思想启迪的同时也不无消极影响。他认为强调原文意义的相对性和不稳定性，否定作者的权威性和原文本的创造性，这种貌似积极的反叛最终只能让解构主义翻译理论陷入混乱。然而，另外一些学者却表现出了积极拥抱的态度，对传统的“忠实”翻译论进行了解构和批判。王守仁运用本雅明的“纯语言”概念解构了传统意义上“忠实”的翻译标准，肯定了本雅明理论从根本上动摇了“忠实”原则的基础，提出唯有打破原著意思可以完整转移的神话，才能使译文和译者获得应有的尊重。刘军平也提出“应当接受德里达的鼓动，对翻译理论的形而上学基础作认真的清理工作，进而由此检讨翻译理论的决定论，同时转而正视解构主义本身给翻译带来的巨大魅力，只有这样才能带来翻译理论的真正转向。” 王东风更认为忠实的概念是建立在一系列错误的假定之上的，翻译的忠实是一个不切实际的、永远无法实现的乌托邦。 对解构主义思想的非理性消解和理性反思一直伴随着翻译研究的进程。解构主义翻译的一些观点和术语，如“翻译的不确定性”“忠实综合症”“信的乌托邦”和“神话的终结”，消解了传统翻译观中的价值体系、翻译标准及翻译模式以及“逻各斯中心主义”;原文（作者）/译文（译者）的二元划分也在解构翻译观中被否定。然而，在非理性地否定一切，绝对化地消解一切的同时，也有众多学者开始理性地反思与重构。蔡新乐以解构的手法分析了德里达的解构论，认为他与奈达的翻译思想并无差异，都有“中心论”的观念，体现了虚无主义。吕俊批评了翻译即改写、翻译即背叛等倾向，认为前期的翻译研究忽略了解构主义的重构特性，而只看到其破坏、消解与否定的一面，进而提出我们应该借鉴其“重构性”实质，学习其独特的思维范式和多元的开放性思想。解构主义翻译思想的理论内核与方法论就这样在理性与非理性的不断对峙中得到进一步的传播，接受和内化。
三、解构主义翻译思想对翻译研究的启示和影响
解构主义首先是一种立足现实、反对传统形而上学的哲学思潮，哲学上的破坏性是其理论魅力所在。解构主义反对秩序与僵化，强调多元化的差异;它反对权威，反对理性的崇拜，反对二元对抗的狭隘思维，认为既然差异无处不在，就应该以多元的开放心态去容纳，解构并不是目的，解构主义只是给人们提供一种新的思维方式，一种反思的方式，抱着怀疑的态度拆解旧的结构或系统，向人们展示其结构要素以便发现其不合理的因素，并提供与外部因素重新自由组合的可能性，打破封闭，走向开放，打破一元的规定走向多元化。解构主义因而给翻译研究提供了一个新的视角，使传统的语言学派翻译研究逐渐转向了以多元取向为特征的诸多学派，为建立新的多元开放的译学体系做出了贡献。
解构主义翻译思想使我们更多地考虑翻译过程中所体现的语言的本质，各具体语言之间差异性和互补性问题，以及原文和译文的关系问题。解构主义的要义是破坏、毁灭，但也正是有了破坏、毁灭才会有重构和创新，其中深刻合理地揭示了翻译的创造性和译者的主体性，并从根本上提高了译者和译作的地位。解构主义翻译思想对传统翻译研究中以英美文化为中心的民族中心主义和文化霸权主义进行了批判，提倡各民族语言和文化的平等关系，这无疑对文化的交流和传播起到了促进作用。
然而，解构主义思潮的怀疑主义倾向又给人们带来了负面影响，解构主义完全否定理性，又過分强调主体意识，或干脆放逐主体，让语言符号去任意狂欢，随意延宕。解构主义否认文本意义的确定性和明晰性，否定了作者的权威性和原文的创造性，消解语言的规律性，让释义活动变成了一种无终止的解释和无限的衍义，因而走向了另一个极端，这样势必把翻译看作是毫无规律和理性可言的任意胡为，因而最终导致了文本的不可译。然而翻译实践无法脱离原文文本，也不可能抹去原文文本的相对确定意义而肆意放任译者的理解和创造，从而造成了翻译理论与翻译实践之间在原则和策略上的矛盾。解构主义所表现出来的“怀疑性”“否定性”“拆解性”等表面特征，有可能把翻译理论和翻译实践研究引向极端。
不言而喻，解构主义思想对翻译研究有着深刻的影响，但解构主义理论是只有一种总的精神而并没有整体框架的理论，其自身的矛盾性则更要求我们辩证地进行翻译研究，把翻译中的语言、文化等问题结合起来，关注理论体系自身的不足，避免极端化、绝对化的翻译理论与实践研究，建构更合理的翻译学研究体系。
参考文献：
[1]Gentzler， Edwin. Contemporary Translation Theories（Revised Second Edition）[M]. Shanghai： Shanghai Foreign Language Education Press，2004-146.
[2]郭建中.当代美国翻译理论[M].武汉：湖北教育出版社，2000：173-188.
[3]Venuti， Lawrence（ed.）， Rethinking Translation ： Discourse， Subjectivity Ideology[M]. London and NewYork： Routledge，1992.
[4]刘全福，批评视角：我国解构主义翻译研究的本土化进程[J].解放军外国语学院学报，2010（1）：51-56.
[5]蒋骁华.解构主义翻译观探[J].外语教学与研究，1995（4）：64-66.
[6]王守仁.谈翻译的忠实——读本雅明
【关键词】解构主义;翻译研究;文本;差异;接受;影响
【作者简介】周文珺（1969.01-），女，汉族，浙江金华人，中南大学，副教授，硕士，研究方向：外国语言学及应用语言学。
【基金项目】项目来源：湖南省哲学社会科学基金项目，项目名称：“解构主义翻译观在中国的理论‘旅行’研究”，项目编号：（12YBA337）。
解构主义（deconstruction），起源于60年代中期，脱胎于结构主义，认为后者仍未摆脱传统的形而上学，因而有必要对其进行扬弃。到了八十年代末九十年代初，这一带有反叛性的西方文艺批评思潮对西方传统的翻译理论产生了巨大的影响。解构主义的代表人物德里达（Jacques Derrida）、福柯（Michel Foucault）、巴特（Roland Barthes）和本亚明（Walter Benjamin）等人将解构主义思想引入译学，试图打破形而上学的方法，宣传译者是创造者，翻译文本是创造的新生语言。这一思想给西方的翻译研究带来了新的活力，开拓了新的视野。二十世纪九十年代，解构主义翻译思想进入中国，在国内翻译理论界引起了高度的关注，解构主义翻译的研究快速发展，其中有认同和接受，也不乏争议和质疑，这种研究和讨论积极地推动了国内翻译理论研究的发展。
一、解构主义翻译思想概述
解构主义翻译理论针对可译还是不可译，原文与译文的关系，译者的作用和地位，是忠实原语还是忠实目的语等等一系列问题提出了自己独特的见解。
解构主义者认为，哲学的起源是翻译，是意义传译的可译性问题。他们探讨翻译问题，并不是一定要提出一种终极理论，也不是要构建具体的描写性或规范性的翻译思想体系或研究翻译过程，而是力图通过翻译活动这种现象，用怀疑与反思的方法来阐述他们的哲学思想，尤其是关于语言的本质和意义的观点。解构主义是一种“道”，一种世界观层次的认识，而不是一种“器”，一种操作的原则。
解构主义者否定文本意义的确定性。在翻译问题中则意味着没有译文，原文就无法存在下去，由于文本本身没有确定不变的意义，因此每翻译一次就改变了原文的意义，所以文本的意义不是由原文本决定的，而是由译文决定的。德里达提出“翻译文本书写我们，而不是我们书写翻译文本” 。解构主义的这一思想从另外一个角度表明了原文与译文的关系，他们认为翻译不仅是传达原文内容的手段，更是使原文存活下去的手段。Paul De Man说：“翻译不是文学的附庸，翻译是一个文本的‘来世’（afterlife）。”文本因经过翻译而被赋予了新的意义，并获得了新的生命，因此，译者便是创造的主体，他的作用和地位得以大大提高;译文与原文的地位也是平等的，而且更是原文存活下去的依賴。在解构主义看来，原文与译文的关系，不是传统翻译理论所主张的“模式——复制”的关系，而是平等互补的关系，是一种“共生”的关系。解构主义者否认“原文”与“译文”的区分，也否认“语言”与“意义”的区分，他们认为翻译实际上就是一系列不同的“意义链”。一切文本都具有“互文性”（intertextuality），否定了原作的权威性与创造性，无所谓原文与译文之分，从而提高译者和译文的地位。
解构主义者还认为，通过翻译我们可以更深刻、更正确地认识到语言之间的差异和各种语言的特定表达方式。与传统译学追求译文尽量忠实于原文的倾向不同，解构主义认为翻译的目的不是求同而是存异。译文的价值体现在它对语言差异的反映程度和对这种差异强调的程度。解构主义翻译思想的积极倡导者劳伦斯·韦努蒂（Lawrence Venuti）提出了一种反对译文通顺的翻译理论和实践，主张异化的翻译，其目的不是在翻译中清除语言和文化的差异，而是要在翻译中表达这种语言上和文化上的差异。他把翻译定义为：“翻译是译者在理解的前提下，用目的语中的能指链来替代源语文本的能指链的过程”。作品的意义是多元的，不定的，翻译就不能用数学概念那种意义对等或一对一的对应来衡量。他提出“抵抗式”的翻译策略，主张异化的翻译原则和方法，把差异放在异国文化之中，追求文化的多样性，突出源语文本语言和文化上的差异，并在目的语中改变文化价值的等级。
二、解构主义翻译思想在中国的传播与接受
解构主义思想在二十世纪八十年代首先传入中国文学界和哲学界，随后解构主义翻译观迅速发展，到90年代中期，翻译研究进入了以解构主义思想为指导的新阶段。“自1995年首篇介绍解构主义翻译思想的文章问世以来， 国内各大要刊所载相关文献早已是汗牛充栋，解构主义之于我国译界的影响实可谓荦荦大者。”在中国知网（CNKI）以“解构主义翻译”为主题词进行搜索，可以发现从1995年到2018年这二十多年里，相关的论文多达780篇，其中以“解构主义翻译观”“解构主义翻译理论”“解构主义翻译思想”为主题的分组中就有252篇，对德里达、本雅明、韦努蒂等解构主义翻译思想的代表人物进行介绍和研究的文章也达到了200篇。1995年蒋骁华的《解构主义翻译观探析》首先详细地介绍了德里达的解构主义思潮并重点评介本雅明的翻译思想，为解构主义在中国的引进和传播打开了通道。随后，众多学者们纷纷以翻译、解析、述评或研究的方式开始探讨解构主义翻译观，先后译介了本雅明、德里达和韦努蒂等人的作品，并对其解构主义翻译思想进行研究与评析。
当然，解构主义翻译思想在中国的传播并非完全是理性地接受，而是从一开始就夹杂在两种对峙的观点中。持客观保留态度的蒋骁华在评述本雅明“纯语言” 观照下的解构主义翻译观的实质之后提出，解构主义翻译观在给我们一定思想启迪的同时也不无消极影响。他认为强调原文意义的相对性和不稳定性，否定作者的权威性和原文本的创造性，这种貌似积极的反叛最终只能让解构主义翻译理论陷入混乱。然而，另外一些学者却表现出了积极拥抱的态度，对传统的“忠实”翻译论进行了解构和批判。王守仁运用本雅明的“纯语言”概念解构了传统意义上“忠实”的翻译标准，肯定了本雅明理论从根本上动摇了“忠实”原则的基础，提出唯有打破原著意思可以完整转移的神话，才能使译文和译者获得应有的尊重。刘军平也提出“应当接受德里达的鼓动，对翻译理论的形而上学基础作认真的清理工作，进而由此检讨翻译理论的决定论，同时转而正视解构主义本身给翻译带来的巨大魅力，只有这样才能带来翻译理论的真正转向。” 王东风更认为忠实的概念是建立在一系列错误的假定之上的，翻译的忠实是一个不切实际的、永远无法实现的乌托邦。 对解构主义思想的非理性消解和理性反思一直伴随着翻译研究的进程。解构主义翻译的一些观点和术语，如“翻译的不确定性”“忠实综合症”“信的乌托邦”和“神话的终结”，消解了传统翻译观中的价值体系、翻译标准及翻译模式以及“逻各斯中心主义”;原文（作者）/译文（译者）的二元划分也在解构翻译观中被否定。然而，在非理性地否定一切，绝对化地消解一切的同时，也有众多学者开始理性地反思与重构。蔡新乐以解构的手法分析了德里达的解构论，认为他与奈达的翻译思想并无差异，都有“中心论”的观念，体现了虚无主义。吕俊批评了翻译即改写、翻译即背叛等倾向，认为前期的翻译研究忽略了解构主义的重构特性，而只看到其破坏、消解与否定的一面，进而提出我们应该借鉴其“重构性”实质，学习其独特的思维范式和多元的开放性思想。解构主义翻译思想的理论内核与方法论就这样在理性与非理性的不断对峙中得到进一步的传播，接受和内化。
三、解构主义翻译思想对翻译研究的启示和影响
解构主义首先是一种立足现实、反对传统形而上学的哲学思潮，哲学上的破坏性是其理论魅力所在。解构主义反对秩序与僵化，强调多元化的差异;它反对权威，反对理性的崇拜，反对二元对抗的狭隘思维，认为既然差异无处不在，就应该以多元的开放心态去容纳，解构并不是目的，解构主义只是给人们提供一种新的思维方式，一种反思的方式，抱着怀疑的态度拆解旧的结构或系统，向人们展示其结构要素以便发现其不合理的因素，并提供与外部因素重新自由组合的可能性，打破封闭，走向开放，打破一元的规定走向多元化。解构主义因而给翻译研究提供了一个新的视角，使传统的语言学派翻译研究逐渐转向了以多元取向为特征的诸多学派，为建立新的多元开放的译学体系做出了贡献。
解构主义翻译思想使我们更多地考虑翻译过程中所体现的语言的本质，各具体语言之间差异性和互补性问题，以及原文和译文的关系问题。解构主义的要义是破坏、毁灭，但也正是有了破坏、毁灭才会有重构和创新，其中深刻合理地揭示了翻译的创造性和译者的主体性，并从根本上提高了译者和译作的地位。解构主义翻译思想对传统翻译研究中以英美文化为中心的民族中心主义和文化霸权主义进行了批判，提倡各民族语言和文化的平等关系，这无疑对文化的交流和传播起到了促进作用。
然而，解构主义思潮的怀疑主义倾向又给人们带来了负面影响，解构主义完全否定理性，又過分强调主体意识，或干脆放逐主体，让语言符号去任意狂欢，随意延宕。解构主义否认文本意义的确定性和明晰性，否定了作者的权威性和原文的创造性，消解语言的规律性，让释义活动变成了一种无终止的解释和无限的衍义，因而走向了另一个极端，这样势必把翻译看作是毫无规律和理性可言的任意胡为，因而最终导致了文本的不可译。然而翻译实践无法脱离原文文本，也不可能抹去原文文本的相对确定意义而肆意放任译者的理解和创造，从而造成了翻译理论与翻译实践之间在原则和策略上的矛盾。解构主义所表现出来的“怀疑性”“否定性”“拆解性”等表面特征，有可能把翻译理论和翻译实践研究引向极端。
不言而喻，解构主义思想对翻译研究有着深刻的影响，但解构主义理论是只有一种总的精神而并没有整体框架的理论，其自身的矛盾性则更要求我们辩证地进行翻译研究，把翻译中的语言、文化等问题结合起来，关注理论体系自身的不足，避免极端化、绝对化的翻译理论与实践研究，建构更合理的翻译学研究体系。
参考文献：
[1]Gentzler， Edwin. Contemporary Translation Theories（Revised Second Edition）[M]. Shanghai： Shanghai Foreign Language Education Press，2004-146.
[2]郭建中.当代美国翻译理论[M].武汉：湖北教育出版社，2000：173-188.
[3]Venuti， Lawrence（ed.）， Rethinking Translation ： Discourse， Subjectivity Ideology[M]. London and NewYork： Routledge，1992.
[4]刘全福，批评视角：我国解构主义翻译研究的本土化进程[J].解放军外国语学院学报，2010（1）：51-56.
[5]蒋骁华.解构主义翻译观探[J].外语教学与研究，1995（4）：64-66.
[6]王守仁.谈翻译的忠实——读本雅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