采访朱亚文的时候，他正在上海拍摄新戏《北上广不相信眼泪》。之前他的很多作品都是年代戏，这次终于将出现在一部都市剧中。朱亚文是地道的南方人，却因为在《闯关东》中饰演一个山东汉子被大众熟识；他在荧屏上不断以硬汉形象出现，生活中却又是个不折不扣的 “小清新”，喜欢听陈奕迅的歌，看余华的书。今年，他先是在电影《黄金时代》中饰演文弱的端木蕻良，又在电视剧《红高粱》中饰演雄性气质爆棚的余占鳌。
　　一时间，朱亚文成了一个很难归类的男演员。
　　找到能一起向前走的人
　　朱亚文1984年出生于江苏省盐城市，母亲是大学老师，父亲是转业军人。他从小家教很严，父亲对他进行军事化的管理，犯了错误要在门外罚走正步。后来，《闯关东》《情系北大荒》《我的娜塔莎》等很多场戏都在冰天雪地里拍，他是剧组里最能适应艰苦环境的。他扮演的军人形象，举手投足中也尽显刚毅气质。
　　朱亚文热爱表演，称它是“很真实、很饱满”的一个职业。在学表演之前，他学的是声乐，在电视剧《高粱红了》中，他饰演了一个唱歌爱走调的指导员，他打趣说：“让一个会唱歌的人来扮演一个唱歌经常走调的人，其实非常困难。”他还喜欢以写诗来表达自己的情绪。当环球人物杂志记者问到这一点时，他不好意思地说：“那不叫诗，只是胡说八道而已。”他写的诗中有这样一句：我是一盏灯/明眼人看到我会绕着走/盲人碰到我会觉得烫手。对此他解释道：“很多人都说一看到我，就知道我是一个特别坚持自我的人，可能真的是相由心生。在娱乐圈的大环境里，想结交朋友又想减少伤害，最好的办法就是尽早亮明自己，这样能够让不适合的人绕开，尽快地找到能一起向前走的人。”
　　和他一起向前走的最亲密的伙伴是妻子沈佳妮。在前阵子热播的 《北平无战事》中，沈佳妮扮演女主角何孝钰。观众戏称，今年的电视荧幕被这小两口 “霸占”了。
　　朱亚文看起来有点大男子主义，实际上做得一手好菜。南方的家常菜他很多都会做，从买菜、清洗到烹制，甚至洗碗收拾也要由自己来。他说，热爱烹饪就是热爱生活。有人说他性格更像北方人，他自己则说：“不分南北，我就是一个纯粹的男人。”
　　挂了个很大功率的发动机在身上
　　环球人物杂志：听说《红高粱》的导演郑曉龙是从20多名候选男演员里选中了你。你怎样理解余占鳌这个角色？
　　朱亚文：莫言老师小说中的余占鳌只是在那样一个时代、那样一个阶级里努力活着的人，但他身上有着所有男性向往的生命力。他对于情欲的表达，电影中姜文老师曾经展示过，让那个时候的观众眼前一亮：原来电影还可以这么拍！导演跟我开玩笑说，在当时，这是一部关于性启蒙的电影。
　　现在，20多年过去了，我们要把它拍成电视剧，首先，电视剧的容量要大得多，我们既不能触动原著中人物的性格和灵魂，又要把人物所有的细枝末节填补得特别丰满，让观众看到一个立体的余占鳌，看到他的成长。但重点还是他身上令人瞩目的生命力，如果能够把它表现出来，我觉得就起码答对了关于余占鳌的第一道题。
　　环球人物杂志：据说这个过程非常累，是一个“自我摧残的创作过程”。
　　朱亚文：进剧组时，我的体重大概有160斤。一个男人要霸道是需要体能的，当我的体能承受得了这份狂躁的时候，我就可以开始在镜头前肆意撒欢了。还有就是情绪上的，余占鳌对于事情的理解直接火爆，好像是随时都挂了一个很大功率的发动机在自己身上，我不能把自己一点一滴的疲惫、懈怠、忧虑的情绪，写到角色脸上。
　　环球人物杂志：你怎样理解他和九儿之间的那段感情？
　　朱亚文：小说中的余占鳌是特别有农民智慧的一个人，但是在这部戏里，我们把思想上的核心力量赋予了九儿这个女性。因为情感的关联，她对余占鳌产生了很大影响。电视剧里为九儿加进了一个初恋情人的角色，后来她父亲把她卖给了单家。在对于未来生活的恐惧和抗拒中，余占鳌出现了，成为她可以依赖和借助的力量。
　　环球人物杂志：说说大家都关注的“野合”那场戏吧。
　　朱亚文：“野合”那场是两个人都到了自己命运的拐点，余占鳌在此之前为九儿杀了人，九儿则走向人生的最低谷。在那样的时刻两人产生碰撞，其实是在宣泄各自的不满和反抗。余占鳌去找九儿，他对这个女人动了情，同时，他又认为我救了你，即便我睡了你，你也不能给我说一个“不”字。九儿一开始抗拒，最后又主动把余占鳌拉入怀中，因为她知道眼前这个孔武有力的男人，比她即将面对的未来要好很多。两人的这种关系就这样一辈子都斩不断了。
　　忘掉技巧，走向人心
　　环球人物杂志：之前看《黄金时代》，你扮演的端木蕻良非常文弱，有点优柔寡断，跟余占鳌是很大的反差。
　　朱亚文：这两个人物是我在一年之中经历的两个最极致的男人。一个像棉花，一个像顽石。在塑造这两个人物过程中，我也是非常纠结，尤其是端木蕻良，因为他和我本身的个性太不一样了。
　　环球人物杂志：你演了不少硬汉，为什么许鞍华导演会看中你来出演这个角色？
　　朱亚文：非常感谢她给我这个机会。一直以来我都仰视我创作的所有角色，他们的传奇跌宕，是我永远望尘莫及的。在仰视端木的过程中，我努力去贴近他，让我也看到了自己身上软弱的地方。
　　端木从小和母亲一起生活，他是一个对女性有极度依赖的人。他对旧文化有莫大的钟情，文笔中流露出很多旧气，但是，他凭着自己的喜好去写，是最本真的作家。萧红也是一样，他们两人都不是那种思想性的作家，而是坚持“我写我想”，所以他们俩在某方面投缘。
　　环球人物杂志：你个人从文艺大片的拍摄过程中收获到了什么？
　　朱亚文：在《黄金时代》之前，我其实是一个特别纯粹的电视剧演员，电视剧有很多的技巧在里面，而技巧是离人心很远的。我在《黄金时代》拍摄过程中，从一开始就努力忘掉技巧，走向人心。反思自己这些年创作上的问题，其实是很汗颜的。这部电影对于我来说，是一次重新开始。
　　现在，我再接触一些娱乐性、商业性十足的题材时，也不会再迷失方向了。因为我已经可以安静下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