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大年初三，齐丽霞就从河南老家回来了。在电脑上回放“2013年打工春晚”，看到木兰文艺队的表演，她忍不住微笑——这支打工姐妹们自己的歌，终于在打工者自己的春晚上唱响。
曾是一名普通女工的齐丽霞，如今是木兰社区活动中心的创始人、执行者，也是众多打工姐妹依靠的大姐，打工子弟们喜欢的阿姨。木兰社区活动中心是2010年1月成立的一家民间NGO组织，主要为在京打工的姐妹及打工子弟服务。齐丽霞希望通过“木兰”这个平台，为打工群体扩大社会交往面，增加彼此间的联系和互动，拓展文化生活空间，也能让更多打工女性实现独立自主，融入社会。三年来，“木兰”为社区内的打工女性和孩子们开设了各种兴趣班、文艺队、辅导课程，组织儿童冬夏令营、女工文艺表演等。
“木兰”姐妹们最爱哼唱她们的主题歌《木兰花开》，结尾那句“木兰开花遍地香”要重复两遍。这是她们的梦想：木兰开花，遍地生香。
城市边缘的梦想
昌平区北七家镇东沙各庄，一个典型的城乡结合部。与在北京分布的大大小小的“打工村”一样，这里生活着数以万计的外来打工者。
拐过几个弯，在建筑废墟边上出现了一排低矮简陋的平房。暗红色的砖墙上被抹上一层白粉，写着一行红字——“木兰社区活动中心”，大且醒目。
一个小姑娘蹦跳着过来，拉开军绿色的棉门帘，熟门熟路地进了屋，在对面书架上翻着自己喜欢的书；另一角，几个男孩子围在一起，不时彼此打闹一下……他们都是打工子弟。
“就在这儿说吧。”齐丽霞拿了两张小板凳放在门口的铁炉旁，坐下来，一边烤着手一边说。
平房没有暖气，与户外一门之隔的活动室三十多平，只有这么一个小火炉，另一个在里面的办公室里。一旦遇上严寒天气，这点热度不过杯水车薪。“今年太冷，活动室比孩子们的家里还冷，这几天来的不多，有些家长会来借几本书带回去给孩子看。”
从艰难生存到现在渐渐有声有色，个中的苦涩滋味只有齐丽霞自己知道。“木兰”成立三年的茶话会上，看着简短的视频，她忍不住哭了。三年搬了四次家，因为筹不到房租她大醉一场借酒消愁，大家天天吃馒头咸菜……每一幕都恍如昨日。
起初，“木兰”只是齐丽霞一个模糊的规划。她当时有的不过是几年在南方公益机构工作过的经验，还有一颗不甘麻木的心。
年近四十的齐丽霞大专毕业，在当年可谓高学历。毕业包分配，她回了家乡教书，抱上了人人艳羡的“铁饭碗”。可齐丽霞生性活泼，总觉得教书不适合自己，最终辞了职。待不住的她选择南下打工，成了一名工厂女工。
在工厂里，齐丽霞遇到过各种不公平的待遇：无止境的加班，被老板克扣工资，被管理人员责骂，……但让她最难以忍受和困惑的却是女工之间的争斗。“我觉得很孤独，进到工厂里，大家都是一样的，为什么不互相帮助反而彼此欺负呢？”
对此感到不舒服的齐丽霞不但不欺负人，还更多关心和帮助新来的，更弱小的女工们。她发现一旦有人开始这样做，大家慢慢习惯，气氛也随之改变了。“最怕的是你欺负我，我也欺负你，变成一个恶性循环。”
2004年，齐丽霞在深圳街头第一次接触到公益事业，这让每天在生产线工作十几个小时的她看到了另一种改变现状的可能。“我意识到需要有一个专门的组织慢慢推进，做这个事情，只有在意识层面上大家知道我们应该团结起来了，才能慢慢走到一起。”2005年，她由这家机构的志愿者转为工作人员，开始“给工人放电影，给女孩子开兴趣小组，组织谈话……”
“我觉得心里开朗起来了，有个方向可走，不再像以前做一点改变一点、影响一点，而是能有这么一群人在做，影响更多的人……”
抱着一个朦胧的想法，2009年齐丽霞从老家河南来到北京，寻找志同道合的姐妹。
齐丽霞先是找到了张睿，两人在几年前NGO组织内部交流时见过面，因为是同龄人，彼此又很投缘，所以一直保持联系。之前在妇女公益组织“同心希望家园”任职的张睿对北京很熟悉，她带着齐丽霞走遍了在京的几家与打工群体相关的公益机构，如打工姐妹之家，工友之家等。经过一番考察，齐丽霞心里有了谱：“我们考虑重点要做打工姐妹，定焦到服务行业，因为服务行业的姐妹比较分散，社会关注也比较少。”齐丽霞、张睿、张春芬一人凑了一万元，这是“木兰”的启动资金。
木兰始扎根
木兰，落叶小乔木，耐寒，生命力顽强，早春开花，花朵鲜艳，遍布于全国各个省区。
把组织取名叫“木兰”，齐丽霞煞是费了一番思量。“我们想起个响亮的名字，还要让人把名字和女性能联系起来。”
以花朵为名？她们也想过，但“梅啊菊啊，总觉得不太贴切。”后来，齐丽霞想到了河南的女英雄花木兰。“花木兰很坚强，而打工姐妹们就是现代的花木兰，走出家门，在异乡打拼。也希望我们的姐妹能像花木兰一样独立自主。”
只取“木兰”二字，即可看做“花木兰”，又可看做“木兰花”，无论哪一方面都贴合打工姐妹的形象。
这样一个为打工群体服务的社区组织到底应该驻扎在哪里，齐丽霞等人考虑过，她们认为这个房子要满足至少三点：交通便利，在高校附近（方便高校志愿者前来），打工群体聚集的地方。让“木兰”姐妹们没想到的是，找这样找这样一个合适的地方竟然难。齐丽霞和张睿满北京地跑，从秋天跑到了冬天。经常是两人上了公交车，看哪个村庄打工者多，就下车。这朵“木兰花”才在东三旗扎下了根。
她们几个先是在社区发了不到100份调查问卷，“虽然可能不那么具有代表性，但对周边女工的现状和需求我们多少心里有了点底儿。”12月15日，“木兰社区活动中心”开始第一次活动。
在齐丽霞的印象里，那是2009年最冷的一天。“天上刮着大风，我冻得不行，有几个志愿者和我们一起去街上宣传，告诉村民我们有活动室，可以报名参加。”
“其实活动室那时空荡荡，就有几个架子，摆着几本书。”而仅有的几本书也是“工友之家”友情捐赠的。 吆喝了半天，回应者却寥寥无几。“成年人都在质疑，你们是干什么的？公益活动？没人相信，也没人去。”
这时，有个小男孩拉住了齐丽霞的袖子：“阿姨，你们收不收钱？不收，我去。”很快，孩子们三五成群地跟在她们身后，在活动室里玩得不亦乐乎。
“做女工的工作起步很难，我想既然孩子这么信任我们，那就从孩子入手好了。这个冬天我们就做了一件事情，把周围的孩子都发动起来做了一个冬令营。我们辅导孩子写寒假作业，领大家唱歌跳舞。”冬令营从此成了“木兰”的固定项目。
农历腊月二十八，“木兰”办了第一个社区小型春节晚会，邀请家长们前来观看孩子们的表演，现场反应热烈。过完春节归来，齐丽霞等人发现，村民们对她们的信任度明显增加，家长们也开始时不时来中心“串门”了。
2010年1月15日，4名打工姐妹自发组成的民间公益组织“木兰社区活动中心”正式通过注册。很快，她们接到了第一个基金项目。
我们有“馒头大餐”
2010年下半年，“木兰”面临着搬家的抉择。
之前申请的小额资金项目已经到期，在齐丽霞等人摩拳擦掌准备继续申请时，对方却因为经济危机取消了后续项目。她们只能想办法一方面继续找项目合作，一方面寻求生存之道。
参考了其他公益机构的经验，她们认为唯一能做的就是二手物品义卖，但现实证明这项所得根本不够基本开销。“木兰”们也曾开会讨论过是继续做下去，还是各自找工作。“有意义的事儿要坚持，没人要离开。”她们咬咬牙，继续干。
“一个月要多少钱？没办法算需要多少钱。刨去房租、活动开支，我们只能计算用多少钱维持最低的开支，吃最简单的馒头咸菜——只要不饿死就行！”齐丽霞翻看那时的账本，自己也要感慨当时怎么熬过来的。
提起“馒头咸菜”，坐在旁边的玉维忍不住嘟囔：“我来之前你骗我说给我做醋溜白菜，可是我天天吃的都是馒头咸菜。”
1988年出生的玉维是广西玉林人，现在负责互助社义卖。她以前是齐丽霞的“半个”同事，在广东打工时，齐丽霞做了饭总叫上她一起吃，“醋溜白菜”就成了玉维至今念念不忘的美味。听到玉维辞职的消息，齐丽霞给她打电话：“要不要到北京散散心看看雪？”就这样，被“骗来”的玉维从此和齐丽霞一起以“馒头咸菜”度日。虽然嘴里抱怨着，可玉维却一直守在这儿。“尽管这儿是城市边缘，但你能看到人们对生活的热爱。我特别喜欢社区里的孩子们。”
志愿者们也习惯了这里的“馒头大餐”，还有“贵宾席”——没有地方睡，那就铺盖往地上一铺，几张桌子拼凑一下也可以躺人。
苦中作乐是“木兰”姐妹们的良好传统。“吃饭只是短短一会儿，吃完后，我们照样开心地唱歌跳舞。”可这却招来了麻烦——第二年3月，房东坚持涨租金，从每个月1200涨到1500！齐丽霞苦笑：“他看我们又唱又跳还帮助别人，还有人捐东西（义卖衣物）给我们，以为我们很赚钱……”
搬家再一次提上日程。5月，她们搬到了东沙各庄，暂时安稳下来。尽管后来申请到了一些项目，有了稳定的经济来源，义卖店仍开着。
现在由玉维带着高校志愿者周六周日出去做义卖，义卖地点多在建筑工地或乡村的集市点。“卖多卖少不重要，能满足工友们的需求是最好的。”
玉维也有郁闷的时候：“我们的男式衣服太少了，问的人很多，看到工友们买不到很失落的样子，我很不好意思。”
齐丽霞说她们现在义卖的衣物多是来自高校募捐，“学校募捐的衣物样式很新潮、女式过多，而工友实际需要的是宽松的男式衣物，简单结实耐用最好。”她希望能建立更多社区和企业的募捐渠道。“企业不主动联系，我们也不知道上哪儿找。微软、同仁堂等都是看到我们的博客主动联系捐献的。”
来自社会的捐赠很零散，尽管很多居民表示每到换季的时候，旧衣物扔掉可惜，不如捐给有需要的人。齐丽霞试着找过居委会，但结果不那么如意：“他们担心增加工作量。”她沉吟了片刻，“其实如果他们愿意做，我们可以承担这些工作。”
“如果是个人捐赠，我一般建议他们亲自送过来，可以顺便了解下我们是做什么的，亲眼所见更放心。”
我要大声唱歌
虽然不像一年前那样天天吃咸菜馒头了，但在木兰社区活动中心的餐桌上，“馒头大餐”出现的频率依然很高。她们总记着一分钱要掰成两半花。
“我们成立时就把重点工作对象定位在打工女性身上，尽管没有相关的项目支持，但不能不做。我们的文艺队、身边故事访谈、兴趣小组、家长课堂等活动都一直在坚持搬下去，想一分钱都不花就把事情能做好，这不可能。”
木兰文艺队的队员来自各个行业，有装修工、家政工、超市营业员等等。休息的时候，她们聚在一起练习发声和表演，集体创作，在舞台上展现打工姐妹的真实生活。《木兰花开》是她们集体创作的第一首歌，也是木兰文艺队每次演出的必唱曲目。
很难相信，这首旋律优美的歌曲由一群平均文化程度中小学的打工妹们创作出来的——179个字的歌词是她们花了两个月一字一句拼凑出来的。活动室挂了一块小黑板，零散的词、句写在上面，每天都有姐妹路过，看一看想一想再擦擦改改。“更好地生活”、“追求梦想”、“团结”……社区里唯一一名学过乐理知识的幼儿园老师为这首歌谱了曲。没人认识五线谱，就由老师一字一句地教，吉他是她们最好的伴奏乐器。这一年多，木兰文艺队参加了大小演出30多次，建筑工地、高校礼堂、文化馆、甚至联合国妇女大会论坛的舞台上，都飘荡着她们的歌声。
黄鹂是其中唱得最响亮的一个。这个“90后”少女14岁辍学，16岁南下打工，东莞的一家电子工厂里，她是键盘生产线上的一名流水女工。每天半夜十一二点下班，周六日很少休息，黄鹂慢慢习惯了这样的生活。直到在深圳做义工时和齐丽霞相识，后来黄鹂成为“木兰”的一名工作人员。原本的内向腼腆在她的身上再找不出一点影子，相反在工地义演时她的歌声最洪亮。 除了文艺队，“木兰”也为姐妹们开办“影像发声小组”，与专业的摄影团队合作，为女工们拍特写，还教授女工们摄影课程。一些打工姐妹渐渐被吸引来，她们在这里“聊聊天、唱唱歌，讲讲自己的经历，这些故事再由“木兰”工作人员、志愿者记录下来，选登在《木兰花开》通讯上。四川打工妹何文琼说，她做过家政、当超市水果销售员、干过小区保洁、开过电梯，但外界像这样听过她的倾诉，还是第一次。
“木兰”的志愿者们也见证着这些打工女性的改变。“爱有视”公益视频网的杨仕明一直在跟拍“木兰”的活动，他打算把电脑里500多G的素材做成一部纪录片。“这些基层打工女性业余生活很匮乏，平时不是看电视就是逛街。参加文艺队后，她们人都变了，以前不敢上台，现在敢在人前唱歌。她们有了圈子、QQ群，可以互相倾诉，彼此相伴过生日。人变得更自信，在家庭里也抬起头了。”
越来越多的“木兰”姐妹走到了台前。2013年的“打工春晚”，木兰文艺队演唱了一首她们的新作品《我要大声唱歌》：“我要大声唱歌，要让世界听到我说。”向世人诉说她们的心声。
社区项目是长期需求
志愿者小赵用铁钩拉出燃尽的蜂窝煤，熟练地换上新的。齐丽霞把他拉了过来，“这是小赵，时间最久的志愿者。”他腼腆地摆手，“我不算，我不算。”
他是“木兰”第一批志愿者，“木兰”最艰难的时候他都在。小赵的语气中带了淡淡的遗憾：“我从木兰社区成立就做了志愿者，可惜没有深入参与到里面去。能看出来最初项目有点乱，现在木兰已经上了轨道，可惜我毕业了，要离开北京。”这几年，每次出差来北京，小赵总会回来看看，帮忙做一做。这个春节，小赵不打算回家过年了。“我辞职了，空出的这半年时间，我打算做个全职志愿者，准备弥补这个遗憾。”
齐丽霞承认，木兰一直在摸索自己的模式。“很少有基金会长期扶持一个项目，而社区组织决定了这一个是个长期深入的需求。我们需要考虑如何自己盈利，自我造血。二手义卖算是尝试，这笔钱可以灵活地用在我们想做但是没有项目支持的事上。”
杨仕明之前是公益机构“阳光俱乐部”的成员，作为一名编外顾问，他认为“木兰”最早陷入资金困境是因为宣传力度不够，“宣传到位不愁没项目。”他建议“木兰”多利用网络渠道，并帮她们注册了微博。事实证明，微博转发和博客点击为“木兰”带来了相当大的社会关注与支持。微软、同仁堂、蓝天等几家公司都是在网络看到了他们的信息后主动联系。
但杨仕明也同意齐丽霞提出的“造血计划”：“她们需要自己的资金来源，依靠申请项目获得资金扶助并不稳定。而且一旦申请项目，还要参考出资方的意愿，未来很难按照自己的思路取得发展。”
齐丽霞目前的想法是成立一个“女工互助社”，由社区的妈妈们做手工，“木兰”负责统一进原料和销售。这样既可以增加姐妹们的收入，“木兰”的活动资金也有了来源。
但若要实现这一想法，现实中还存在很多困难。例如，她想借助一些设计因素增加产品附加值，但专业的设计由谁来做？生产和销售过程管理需要有经验的人士，谁能胜任？市场分析、营销计划……都是绕不过的门槛。
齐丽霞在外开会时专门参观了各地不少NGO组织，就她所见的“自我造血”模式，有相对成功的，没有绝对的——很多“成功”带有浓厚的地域色彩，例如云南特色刺绣，陕西农村的手工布偶等。
杨仕明如此评论齐丽霞和“木兰”的这种试探：“这是一个深层探索，在走一条前所未有的道路。这个模式如果成功了，其他地区也许可以借鉴，实现从1到N扩展。那么她们下一步的理想不仅仅是生存，而是扩大。”
但齐丽霞说“木兰”的最大挑战并不是在此，她们最迫切的需求就是能有一个安稳的场所。“目前我们最大的问题就是来回搬迁，有资金方面的考虑，也有时刻面对即将拆迁的忧虑。”
“做社区工作不是短时间一蹴而就的。你要改变社区关系，增加居民信任度，才有可能改善家庭关系、教育观念等一系列意识形态方面的东西。这需要一个很长的过程。”齐丽霞的话中透着一份焦虑。“往往你刚看见人际关系开始改善了，大家互相帮助了，但是这一走一拆迁，所有的成绩立刻清零，重头来过。”
“我希望在一个相对稳定的社区做工作。在一年半年里，你可以做到的是建立一个良好的社区关系，但改变人这个层面太深入，做不到。给我五到十年，才有可能看到巨大的改变，而并不是报告上简单漂亮的数据。”
“在这儿我也是天天担心，拆迁的消息传了五年了，不知道哪一天这里就要被清平了。”齐丽霞的眼睛闪着一点迷茫与无奈。
责任编辑 张惠清
曾是一名普通女工的齐丽霞，如今是木兰社区活动中心的创始人、执行者，也是众多打工姐妹依靠的大姐，打工子弟们喜欢的阿姨。木兰社区活动中心是2010年1月成立的一家民间NGO组织，主要为在京打工的姐妹及打工子弟服务。齐丽霞希望通过“木兰”这个平台，为打工群体扩大社会交往面，增加彼此间的联系和互动，拓展文化生活空间，也能让更多打工女性实现独立自主，融入社会。三年来，“木兰”为社区内的打工女性和孩子们开设了各种兴趣班、文艺队、辅导课程，组织儿童冬夏令营、女工文艺表演等。
“木兰”姐妹们最爱哼唱她们的主题歌《木兰花开》，结尾那句“木兰开花遍地香”要重复两遍。这是她们的梦想：木兰开花，遍地生香。
城市边缘的梦想
昌平区北七家镇东沙各庄，一个典型的城乡结合部。与在北京分布的大大小小的“打工村”一样，这里生活着数以万计的外来打工者。
拐过几个弯，在建筑废墟边上出现了一排低矮简陋的平房。暗红色的砖墙上被抹上一层白粉，写着一行红字——“木兰社区活动中心”，大且醒目。
一个小姑娘蹦跳着过来，拉开军绿色的棉门帘，熟门熟路地进了屋，在对面书架上翻着自己喜欢的书；另一角，几个男孩子围在一起，不时彼此打闹一下……他们都是打工子弟。
“就在这儿说吧。”齐丽霞拿了两张小板凳放在门口的铁炉旁，坐下来，一边烤着手一边说。
平房没有暖气，与户外一门之隔的活动室三十多平，只有这么一个小火炉，另一个在里面的办公室里。一旦遇上严寒天气，这点热度不过杯水车薪。“今年太冷，活动室比孩子们的家里还冷，这几天来的不多，有些家长会来借几本书带回去给孩子看。”
从艰难生存到现在渐渐有声有色，个中的苦涩滋味只有齐丽霞自己知道。“木兰”成立三年的茶话会上，看着简短的视频，她忍不住哭了。三年搬了四次家，因为筹不到房租她大醉一场借酒消愁，大家天天吃馒头咸菜……每一幕都恍如昨日。
起初，“木兰”只是齐丽霞一个模糊的规划。她当时有的不过是几年在南方公益机构工作过的经验，还有一颗不甘麻木的心。
年近四十的齐丽霞大专毕业，在当年可谓高学历。毕业包分配，她回了家乡教书，抱上了人人艳羡的“铁饭碗”。可齐丽霞生性活泼，总觉得教书不适合自己，最终辞了职。待不住的她选择南下打工，成了一名工厂女工。
在工厂里，齐丽霞遇到过各种不公平的待遇：无止境的加班，被老板克扣工资，被管理人员责骂，……但让她最难以忍受和困惑的却是女工之间的争斗。“我觉得很孤独，进到工厂里，大家都是一样的，为什么不互相帮助反而彼此欺负呢？”
对此感到不舒服的齐丽霞不但不欺负人，还更多关心和帮助新来的，更弱小的女工们。她发现一旦有人开始这样做，大家慢慢习惯，气氛也随之改变了。“最怕的是你欺负我，我也欺负你，变成一个恶性循环。”
2004年，齐丽霞在深圳街头第一次接触到公益事业，这让每天在生产线工作十几个小时的她看到了另一种改变现状的可能。“我意识到需要有一个专门的组织慢慢推进，做这个事情，只有在意识层面上大家知道我们应该团结起来了，才能慢慢走到一起。”2005年，她由这家机构的志愿者转为工作人员，开始“给工人放电影，给女孩子开兴趣小组，组织谈话……”
“我觉得心里开朗起来了，有个方向可走，不再像以前做一点改变一点、影响一点，而是能有这么一群人在做，影响更多的人……”
抱着一个朦胧的想法，2009年齐丽霞从老家河南来到北京，寻找志同道合的姐妹。
齐丽霞先是找到了张睿，两人在几年前NGO组织内部交流时见过面，因为是同龄人，彼此又很投缘，所以一直保持联系。之前在妇女公益组织“同心希望家园”任职的张睿对北京很熟悉，她带着齐丽霞走遍了在京的几家与打工群体相关的公益机构，如打工姐妹之家，工友之家等。经过一番考察，齐丽霞心里有了谱：“我们考虑重点要做打工姐妹，定焦到服务行业，因为服务行业的姐妹比较分散，社会关注也比较少。”齐丽霞、张睿、张春芬一人凑了一万元，这是“木兰”的启动资金。
木兰始扎根
木兰，落叶小乔木，耐寒，生命力顽强，早春开花，花朵鲜艳，遍布于全国各个省区。
把组织取名叫“木兰”，齐丽霞煞是费了一番思量。“我们想起个响亮的名字，还要让人把名字和女性能联系起来。”
以花朵为名？她们也想过，但“梅啊菊啊，总觉得不太贴切。”后来，齐丽霞想到了河南的女英雄花木兰。“花木兰很坚强，而打工姐妹们就是现代的花木兰，走出家门，在异乡打拼。也希望我们的姐妹能像花木兰一样独立自主。”
只取“木兰”二字，即可看做“花木兰”，又可看做“木兰花”，无论哪一方面都贴合打工姐妹的形象。
这样一个为打工群体服务的社区组织到底应该驻扎在哪里，齐丽霞等人考虑过，她们认为这个房子要满足至少三点：交通便利，在高校附近（方便高校志愿者前来），打工群体聚集的地方。让“木兰”姐妹们没想到的是，找这样找这样一个合适的地方竟然难。齐丽霞和张睿满北京地跑，从秋天跑到了冬天。经常是两人上了公交车，看哪个村庄打工者多，就下车。这朵“木兰花”才在东三旗扎下了根。
她们几个先是在社区发了不到100份调查问卷，“虽然可能不那么具有代表性，但对周边女工的现状和需求我们多少心里有了点底儿。”12月15日，“木兰社区活动中心”开始第一次活动。
在齐丽霞的印象里，那是2009年最冷的一天。“天上刮着大风，我冻得不行，有几个志愿者和我们一起去街上宣传，告诉村民我们有活动室，可以报名参加。”
“其实活动室那时空荡荡，就有几个架子，摆着几本书。”而仅有的几本书也是“工友之家”友情捐赠的。 吆喝了半天，回应者却寥寥无几。“成年人都在质疑，你们是干什么的？公益活动？没人相信，也没人去。”
这时，有个小男孩拉住了齐丽霞的袖子：“阿姨，你们收不收钱？不收，我去。”很快，孩子们三五成群地跟在她们身后，在活动室里玩得不亦乐乎。
“做女工的工作起步很难，我想既然孩子这么信任我们，那就从孩子入手好了。这个冬天我们就做了一件事情，把周围的孩子都发动起来做了一个冬令营。我们辅导孩子写寒假作业，领大家唱歌跳舞。”冬令营从此成了“木兰”的固定项目。
农历腊月二十八，“木兰”办了第一个社区小型春节晚会，邀请家长们前来观看孩子们的表演，现场反应热烈。过完春节归来，齐丽霞等人发现，村民们对她们的信任度明显增加，家长们也开始时不时来中心“串门”了。
2010年1月15日，4名打工姐妹自发组成的民间公益组织“木兰社区活动中心”正式通过注册。很快，她们接到了第一个基金项目。
我们有“馒头大餐”
2010年下半年，“木兰”面临着搬家的抉择。
之前申请的小额资金项目已经到期，在齐丽霞等人摩拳擦掌准备继续申请时，对方却因为经济危机取消了后续项目。她们只能想办法一方面继续找项目合作，一方面寻求生存之道。
参考了其他公益机构的经验，她们认为唯一能做的就是二手物品义卖，但现实证明这项所得根本不够基本开销。“木兰”们也曾开会讨论过是继续做下去，还是各自找工作。“有意义的事儿要坚持，没人要离开。”她们咬咬牙，继续干。
“一个月要多少钱？没办法算需要多少钱。刨去房租、活动开支，我们只能计算用多少钱维持最低的开支，吃最简单的馒头咸菜——只要不饿死就行！”齐丽霞翻看那时的账本，自己也要感慨当时怎么熬过来的。
提起“馒头咸菜”，坐在旁边的玉维忍不住嘟囔：“我来之前你骗我说给我做醋溜白菜，可是我天天吃的都是馒头咸菜。”
1988年出生的玉维是广西玉林人，现在负责互助社义卖。她以前是齐丽霞的“半个”同事，在广东打工时，齐丽霞做了饭总叫上她一起吃，“醋溜白菜”就成了玉维至今念念不忘的美味。听到玉维辞职的消息，齐丽霞给她打电话：“要不要到北京散散心看看雪？”就这样，被“骗来”的玉维从此和齐丽霞一起以“馒头咸菜”度日。虽然嘴里抱怨着，可玉维却一直守在这儿。“尽管这儿是城市边缘，但你能看到人们对生活的热爱。我特别喜欢社区里的孩子们。”
志愿者们也习惯了这里的“馒头大餐”，还有“贵宾席”——没有地方睡，那就铺盖往地上一铺，几张桌子拼凑一下也可以躺人。
苦中作乐是“木兰”姐妹们的良好传统。“吃饭只是短短一会儿，吃完后，我们照样开心地唱歌跳舞。”可这却招来了麻烦——第二年3月，房东坚持涨租金，从每个月1200涨到1500！齐丽霞苦笑：“他看我们又唱又跳还帮助别人，还有人捐东西（义卖衣物）给我们，以为我们很赚钱……”
搬家再一次提上日程。5月，她们搬到了东沙各庄，暂时安稳下来。尽管后来申请到了一些项目，有了稳定的经济来源，义卖店仍开着。
现在由玉维带着高校志愿者周六周日出去做义卖，义卖地点多在建筑工地或乡村的集市点。“卖多卖少不重要，能满足工友们的需求是最好的。”
玉维也有郁闷的时候：“我们的男式衣服太少了，问的人很多，看到工友们买不到很失落的样子，我很不好意思。”
齐丽霞说她们现在义卖的衣物多是来自高校募捐，“学校募捐的衣物样式很新潮、女式过多，而工友实际需要的是宽松的男式衣物，简单结实耐用最好。”她希望能建立更多社区和企业的募捐渠道。“企业不主动联系，我们也不知道上哪儿找。微软、同仁堂等都是看到我们的博客主动联系捐献的。”
来自社会的捐赠很零散，尽管很多居民表示每到换季的时候，旧衣物扔掉可惜，不如捐给有需要的人。齐丽霞试着找过居委会，但结果不那么如意：“他们担心增加工作量。”她沉吟了片刻，“其实如果他们愿意做，我们可以承担这些工作。”
“如果是个人捐赠，我一般建议他们亲自送过来，可以顺便了解下我们是做什么的，亲眼所见更放心。”
我要大声唱歌
虽然不像一年前那样天天吃咸菜馒头了，但在木兰社区活动中心的餐桌上，“馒头大餐”出现的频率依然很高。她们总记着一分钱要掰成两半花。
“我们成立时就把重点工作对象定位在打工女性身上，尽管没有相关的项目支持，但不能不做。我们的文艺队、身边故事访谈、兴趣小组、家长课堂等活动都一直在坚持搬下去，想一分钱都不花就把事情能做好，这不可能。”
木兰文艺队的队员来自各个行业，有装修工、家政工、超市营业员等等。休息的时候，她们聚在一起练习发声和表演，集体创作，在舞台上展现打工姐妹的真实生活。《木兰花开》是她们集体创作的第一首歌，也是木兰文艺队每次演出的必唱曲目。
很难相信，这首旋律优美的歌曲由一群平均文化程度中小学的打工妹们创作出来的——179个字的歌词是她们花了两个月一字一句拼凑出来的。活动室挂了一块小黑板，零散的词、句写在上面，每天都有姐妹路过，看一看想一想再擦擦改改。“更好地生活”、“追求梦想”、“团结”……社区里唯一一名学过乐理知识的幼儿园老师为这首歌谱了曲。没人认识五线谱，就由老师一字一句地教，吉他是她们最好的伴奏乐器。这一年多，木兰文艺队参加了大小演出30多次，建筑工地、高校礼堂、文化馆、甚至联合国妇女大会论坛的舞台上，都飘荡着她们的歌声。
黄鹂是其中唱得最响亮的一个。这个“90后”少女14岁辍学，16岁南下打工，东莞的一家电子工厂里，她是键盘生产线上的一名流水女工。每天半夜十一二点下班，周六日很少休息，黄鹂慢慢习惯了这样的生活。直到在深圳做义工时和齐丽霞相识，后来黄鹂成为“木兰”的一名工作人员。原本的内向腼腆在她的身上再找不出一点影子，相反在工地义演时她的歌声最洪亮。 除了文艺队，“木兰”也为姐妹们开办“影像发声小组”，与专业的摄影团队合作，为女工们拍特写，还教授女工们摄影课程。一些打工姐妹渐渐被吸引来，她们在这里“聊聊天、唱唱歌，讲讲自己的经历，这些故事再由“木兰”工作人员、志愿者记录下来，选登在《木兰花开》通讯上。四川打工妹何文琼说，她做过家政、当超市水果销售员、干过小区保洁、开过电梯，但外界像这样听过她的倾诉，还是第一次。
“木兰”的志愿者们也见证着这些打工女性的改变。“爱有视”公益视频网的杨仕明一直在跟拍“木兰”的活动，他打算把电脑里500多G的素材做成一部纪录片。“这些基层打工女性业余生活很匮乏，平时不是看电视就是逛街。参加文艺队后，她们人都变了，以前不敢上台，现在敢在人前唱歌。她们有了圈子、QQ群，可以互相倾诉，彼此相伴过生日。人变得更自信，在家庭里也抬起头了。”
越来越多的“木兰”姐妹走到了台前。2013年的“打工春晚”，木兰文艺队演唱了一首她们的新作品《我要大声唱歌》：“我要大声唱歌，要让世界听到我说。”向世人诉说她们的心声。
社区项目是长期需求
志愿者小赵用铁钩拉出燃尽的蜂窝煤，熟练地换上新的。齐丽霞把他拉了过来，“这是小赵，时间最久的志愿者。”他腼腆地摆手，“我不算，我不算。”
他是“木兰”第一批志愿者，“木兰”最艰难的时候他都在。小赵的语气中带了淡淡的遗憾：“我从木兰社区成立就做了志愿者，可惜没有深入参与到里面去。能看出来最初项目有点乱，现在木兰已经上了轨道，可惜我毕业了，要离开北京。”这几年，每次出差来北京，小赵总会回来看看，帮忙做一做。这个春节，小赵不打算回家过年了。“我辞职了，空出的这半年时间，我打算做个全职志愿者，准备弥补这个遗憾。”
齐丽霞承认，木兰一直在摸索自己的模式。“很少有基金会长期扶持一个项目，而社区组织决定了这一个是个长期深入的需求。我们需要考虑如何自己盈利，自我造血。二手义卖算是尝试，这笔钱可以灵活地用在我们想做但是没有项目支持的事上。”
杨仕明之前是公益机构“阳光俱乐部”的成员，作为一名编外顾问，他认为“木兰”最早陷入资金困境是因为宣传力度不够，“宣传到位不愁没项目。”他建议“木兰”多利用网络渠道，并帮她们注册了微博。事实证明，微博转发和博客点击为“木兰”带来了相当大的社会关注与支持。微软、同仁堂、蓝天等几家公司都是在网络看到了他们的信息后主动联系。
但杨仕明也同意齐丽霞提出的“造血计划”：“她们需要自己的资金来源，依靠申请项目获得资金扶助并不稳定。而且一旦申请项目，还要参考出资方的意愿，未来很难按照自己的思路取得发展。”
齐丽霞目前的想法是成立一个“女工互助社”，由社区的妈妈们做手工，“木兰”负责统一进原料和销售。这样既可以增加姐妹们的收入，“木兰”的活动资金也有了来源。
但若要实现这一想法，现实中还存在很多困难。例如，她想借助一些设计因素增加产品附加值，但专业的设计由谁来做？生产和销售过程管理需要有经验的人士，谁能胜任？市场分析、营销计划……都是绕不过的门槛。
齐丽霞在外开会时专门参观了各地不少NGO组织，就她所见的“自我造血”模式，有相对成功的，没有绝对的——很多“成功”带有浓厚的地域色彩，例如云南特色刺绣，陕西农村的手工布偶等。
杨仕明如此评论齐丽霞和“木兰”的这种试探：“这是一个深层探索，在走一条前所未有的道路。这个模式如果成功了，其他地区也许可以借鉴，实现从1到N扩展。那么她们下一步的理想不仅仅是生存，而是扩大。”
但齐丽霞说“木兰”的最大挑战并不是在此，她们最迫切的需求就是能有一个安稳的场所。“目前我们最大的问题就是来回搬迁，有资金方面的考虑，也有时刻面对即将拆迁的忧虑。”
“做社区工作不是短时间一蹴而就的。你要改变社区关系，增加居民信任度，才有可能改善家庭关系、教育观念等一系列意识形态方面的东西。这需要一个很长的过程。”齐丽霞的话中透着一份焦虑。“往往你刚看见人际关系开始改善了，大家互相帮助了，但是这一走一拆迁，所有的成绩立刻清零，重头来过。”
“我希望在一个相对稳定的社区做工作。在一年半年里，你可以做到的是建立一个良好的社区关系，但改变人这个层面太深入，做不到。给我五到十年，才有可能看到巨大的改变，而并不是报告上简单漂亮的数据。”
“在这儿我也是天天担心，拆迁的消息传了五年了，不知道哪一天这里就要被清平了。”齐丽霞的眼睛闪着一点迷茫与无奈。
责任编辑 张惠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