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温州要想安然无恙的经受住眼前的风暴，需要的不仅仅是智慧和运气，
还有永不衰竭的创业精神和不断求变的企业家心态
坐上小陈的出租车开始，这位年轻精干的温州小伙子就一直在抱怨，油价涨了，生意难做，现在的温州已经不是原来的温州了。直到我们在五马街口下车，小陈还轻轻地叹了口气：“我们家的厂子要不了多久可能也要关门了。”
在每个人都忙着做生意的温州，神色黯然的小陈只是熙嚷人流中的一个代表。最近几个月来，以精明著称的温州人突然看到厄运正在逼近：成千上万家企业倍感压力增大，加工订单明显减少，销售和效益都停滞不前，甚至迅速下滑。按照温州中小企业促进会会长周德文的说法，有20％的中小企业面临停产或半停产。
政府转变姿态
“形势的确非常严峻”，温州市外经贸局副局长潘平平把来自各方面的这些压力概括为架在企业家脖子上的“五把刀”：原材料涨价，人民币升值，出口退税调整，从紧的货币政策和劳动用工成本的提高。潘平平认为，这些前所未有的压力对全国所有企业都一视同仁，只是总是走运的温州这一次并没能独善其身。
由于其独特的发展模式，面对巨大的外部压力，一路凯歌的温州所暴露出的问题更加显眼。在潘看来，如果不是发生了汶川大地震，李克强副总理等高层领导到温州调研的时间很可能不会是７月，而应该更早一点，因为温州面临的困难在年初就已露端倪。
实际上，在此前的几月，温州市的主要官员即亲自挂帅，深入企业，进行了大量的调查研究和座谈讨论工作，开始酝酿后来被民间解读为“温州拯救计划”的企业服务年活动，其主旨就是“政企联动、攻坚克难”。温州市委办公室、市政府办公室并于６月４日以文件的形式向外公开了企业服务年活动的实施意见。
６月５日，市委、市政府就紧锣密鼓召开了企业服务年活动千人动员大会。据一位当时在现场的企业家说，市委书记邵占维在动员报告中表现出了少见的急切和坦诚：“企业服务年活动的目的就是政府为企业服务，实实在在地帮助企业解决面临的主要困难和突出问题，大力支持企业创业创新，促进企业转型提升、产业优化升级。”有人做了个统计，邵占维在谈到政府如何为企业服务、实现政企联动的具体举措时，竟然超过20次的使用了“千方百计”这个成语。
对于与企业经营活动始终小心翼翼地保持着距离的温州政府来说，已经进行得如火如荼的企业服务年活动的确显得异乎寻常。温州市经贸委一位干部告诉《百姓》，所谓“政府无为而治”的主张在今天的温州已经没有市场，现在在温州最难找的是政府领导，最容易找的是企业家，因为政府领导很大一部分时间都泡在企业里，而处境艰难的企业家往往为及时解决突如其来的燃眉之急而不得不以厂为家。
为建立全市机关中层干部“好办事、办成事”服务基层的工作机制，温州甚至向社会公开了40个市直部门近600名机关干部的工作电话、办事服务热线以及行政审批管理中心各办事窗口的电话，这40个市直部门都直接服务企业、群众，履行行政审批、执法职责。与此同时，温州市作风办还向社会公布了投诉举报方式，强化监督问责。
温州走到十字路口
让许多温州专家感到惊讶的是，一向只对金钱感兴趣的温州人在这股经济寒潮降临的时候，竟然也热情的拥抱了政府提供的各种无微不至的关怀。温州模具行业协会的一位秘书长对此深有感触：“温州政府在变，行业在变，企业家也在变，政府和企业原有的那种不冷不热的关系也有可能发生较大的改变。”
爱财如命的传统曾经为温州创业精神的发育提供了肥沃的土壤，由此带来的爆炸式财富增长，使温州这个海边小镇迅速成为了中国最繁华最富有的城市之一。但是，温州要想安然无恙的经受住面前这场不知会持续多久的风暴，需要的不仅仅是智慧和运气，还有永不衰竭的创业精神和不断求变的企业家心态。
“温州正站在一个革新变化即将到来的关键时刻。”浙江大学经济学院副院长史晋川教授认为，1995年之后，温州几乎没有带来任何制度上的创新，反而在慢慢失去那些最宝贵的东西。今天这个前途未卜的困难时期，有可能成为温州脱胎换骨的契机。
邵占维作为这个滨海城市的领导人，他从自己的角度也看清了这一点：“克服发展中遇到的困难，怨天尤人没用，关键要振奋精神，把困境转化为发展机遇。”他分析说，要把困境转化为增强优势的动力，转化为挖潜降耗的动力，转化为淘汰落后的动力，利用宏观调控的“倒逼”机制，下决心淘汰一批落后的生产力，淘汰一批高污染、高能耗、低附加值的企业，鼓励企业进行重组整合，走依靠资本市场和科技进步的发展之路。
比较了解邵占维的一位专家说，邵占维的想法并不复杂，在这个特殊困难阶段，通过制定政府与企业联动的地方政策，倾向于倡导一种更为高效的企业行为，从而释放出温州企业的创新精神与发展活力。
即使是富有营商经验的地方官员在面对企业的时侯，也并不总是如愿以偿。私营经济极其发达的温州尽管企业众多，民间资本异常丰富，但在这一代企业家中，出于强烈的赚钱欲望，其中很大一部分从来就不习惯追求基业长青。他们往往不是在做企业，更多的是在做生意。不断地赚钱，赚快钱——孜孜不倦的追逐投机生意，已经成为这个浮躁城市的至爱。
据温州中小企业促进会会长周德文估算，温州的民间资本至少有6000亿元人民币。正是这笔庞大资金让温州“炒客”名满天下，超过1000亿元的温州资金在全国许多城市的地产行业一度卷起惊涛骇浪；2001年，全国能源短缺，煤炭价格飞涨，温州资金立即转向煤矿，山西省60％的中小煤矿一度掌握在温州人手中；2005年，股市回暖，将近千亿的温州资金再度介入，数以百计的温州炒客在资本市场是硕果累累；接着是炒棉，炒国企，凡是利润丰厚的投机生意，都会有温州人络绎不绝的身影。
有关专家估计，最近５年来，温州“炒客”的巨大成功使温州一半以上的企业都或多或少的介入了投机生意，更为严重的是，数额惊人的产业和工业资本一度源源不断的流向投机领域。这样的财富效应无疑造就了成千上万的有钱人，也正是这种诱惑在浑然不觉中慢慢浸蚀着曾经为温州带来无尽活力的创业精神——如果企业只关注赚快钱，那就既不会有伟大的企业，也不可能产生卓越的企业家。
寻求突围路径
资金短缺和全球市场的萎靡不振的确让很多温州企业举步维艰，但也是温州和温州企业家们重塑自我的一次机会。
“目前的困难对温州的品牌企业和品牌产品的冲击相对较小。”温州市服装商会会长郑晨爱认为，温州完全有条件培育出具有全球竞争力的品牌企业，需要的是在全球视野下的品牌战略。以服装为例，目前国际著名的服装品牌几乎都在中国生产，温州服装企业夏梦、报喜鸟、法派、庄吉、华士、百先得，都在为国际一流品牌做贴牌加工，这足以说明温州服装企业在工艺、设计开发水平上已拥有世界级制造能力，这将为温州自主品牌的崛起打下坚实的基础。
对于温州正泰、人民电器、奥康和森马这些民营巨人来说，他们则在寻求另一次蜕变。由家族企业转变为集团企业是一次蜕变；成立股份公司并实现所有权与经营权分离是第二次蜕变；实现股权分散乃至真正成为大众公司——这是一大批温州企业家正梦寐以求的第三次蜕变。
“企业只有学会资本运作才能做大做强，才有足够的能力抗拒打击。”鞋业大王奥康总裁王振滔告诉记者，他对鞋类企业百丽国际控股公司的成功上市至今都念念不忘。2007年５月９日，百丽全球招股，５月23日挂牌上市，上市后百丽总市值达523.5亿港元，一举成为港交所市值最大的内地零售类上市公司。“如果没有产业经营和资本经营的并用，温州的任何企业都不可能产生这样的成功故事。”王振滔说。
谢浩是温州市政府副秘书长，也是全国知名的区域经济专家，在他看来，中国已经快速进入一个资本时代，但多数人还只是“资本学校”的小学生。在2006年以前，整个温州的上市公司几乎是一片空白，直到最近两年，才有华峰氨纶、瑞立集团、华仪电气、报喜鸟等４家民营企业先后上市，与苏南的江阴市相比更是望尘莫及——仅仅一个县级市，上市公司迄今已达22家。
著名投行科尔尼大中华区主席深泽政彦向记者表示，温州民营企业具有良好的市场合作基础，借上市走向国际化，并做大做强，这应该成为温州今日民营企业家的共识。
面对温州民企上市之路的犹豫不决，周德文的见解可能更接近事实。温州最早一批民营企业，公司治理结构大都不怎么规范，上市之后还要受人监管，这难免让他们进退维谷。
有观察家认为，这实际上还是体现了家族企业的思路，是温州民营企业家最急需破解的一个心理障碍。要上市，家族企业就不能总认为自己持有的股份越多，公司才是自己的，降低了持股比例就害怕丧失对公司的控制权。
据了解，在整个温州，除了奥康、正泰集团、人民电器、美特斯邦威、伟明环保、红蜻蜓集团、森马公司等已经正式启动上市进程外，目前已经与券商签订保荐协议的企业也已经达到５家。温州上市办公室的一位负责人表示，根据温州市政府规划，2009年、2010年两年内，要确保温州30家企业实现境内外上市，65家企业进入上市辅导。
温州市委政研室的一位专家说，积极上市固然是温州民营企业重拾自信、获得核心竞争力的必由之路，另一些企业所进行的分散股权的实验同样值得关注。一个典型的事件是：温州夏梦集团与意大利杰尼亚服饰集团公司成立各持股50％的合资服装企业，夏梦集团董事长陈孝祥主动放弃合资公司总裁职位；在制锁行业内，温州当地８家企业成立强强制锁集团。这个企业的可贵之处就在于彻底颠覆了家族企业的构架，８家出资公司各派一人进入董事会。这种股权分散和合理的董事会人数既保证了决策的民主与科学，也根除了家族企业根深蒂固的感情用事。
实际上，无论是积极“上市”还是磕磕碰碰的“分散股权”，这样的字眼显然都不能完整地描述温州企业所必须选择的突围路径。对于温州政府而言，转型不仅意味着改变曾经卓有成效的发展模式，还将意味着学会如何减轻巨大的经济社会难题所带给民营企业的伤痛。
还有永不衰竭的创业精神和不断求变的企业家心态
坐上小陈的出租车开始，这位年轻精干的温州小伙子就一直在抱怨，油价涨了，生意难做，现在的温州已经不是原来的温州了。直到我们在五马街口下车，小陈还轻轻地叹了口气：“我们家的厂子要不了多久可能也要关门了。”
在每个人都忙着做生意的温州，神色黯然的小陈只是熙嚷人流中的一个代表。最近几个月来，以精明著称的温州人突然看到厄运正在逼近：成千上万家企业倍感压力增大，加工订单明显减少，销售和效益都停滞不前，甚至迅速下滑。按照温州中小企业促进会会长周德文的说法，有20％的中小企业面临停产或半停产。
政府转变姿态
“形势的确非常严峻”，温州市外经贸局副局长潘平平把来自各方面的这些压力概括为架在企业家脖子上的“五把刀”：原材料涨价，人民币升值，出口退税调整，从紧的货币政策和劳动用工成本的提高。潘平平认为，这些前所未有的压力对全国所有企业都一视同仁，只是总是走运的温州这一次并没能独善其身。
由于其独特的发展模式，面对巨大的外部压力，一路凯歌的温州所暴露出的问题更加显眼。在潘看来，如果不是发生了汶川大地震，李克强副总理等高层领导到温州调研的时间很可能不会是７月，而应该更早一点，因为温州面临的困难在年初就已露端倪。
实际上，在此前的几月，温州市的主要官员即亲自挂帅，深入企业，进行了大量的调查研究和座谈讨论工作，开始酝酿后来被民间解读为“温州拯救计划”的企业服务年活动，其主旨就是“政企联动、攻坚克难”。温州市委办公室、市政府办公室并于６月４日以文件的形式向外公开了企业服务年活动的实施意见。
６月５日，市委、市政府就紧锣密鼓召开了企业服务年活动千人动员大会。据一位当时在现场的企业家说，市委书记邵占维在动员报告中表现出了少见的急切和坦诚：“企业服务年活动的目的就是政府为企业服务，实实在在地帮助企业解决面临的主要困难和突出问题，大力支持企业创业创新，促进企业转型提升、产业优化升级。”有人做了个统计，邵占维在谈到政府如何为企业服务、实现政企联动的具体举措时，竟然超过20次的使用了“千方百计”这个成语。
对于与企业经营活动始终小心翼翼地保持着距离的温州政府来说，已经进行得如火如荼的企业服务年活动的确显得异乎寻常。温州市经贸委一位干部告诉《百姓》，所谓“政府无为而治”的主张在今天的温州已经没有市场，现在在温州最难找的是政府领导，最容易找的是企业家，因为政府领导很大一部分时间都泡在企业里，而处境艰难的企业家往往为及时解决突如其来的燃眉之急而不得不以厂为家。
为建立全市机关中层干部“好办事、办成事”服务基层的工作机制，温州甚至向社会公开了40个市直部门近600名机关干部的工作电话、办事服务热线以及行政审批管理中心各办事窗口的电话，这40个市直部门都直接服务企业、群众，履行行政审批、执法职责。与此同时，温州市作风办还向社会公布了投诉举报方式，强化监督问责。
温州走到十字路口
让许多温州专家感到惊讶的是，一向只对金钱感兴趣的温州人在这股经济寒潮降临的时候，竟然也热情的拥抱了政府提供的各种无微不至的关怀。温州模具行业协会的一位秘书长对此深有感触：“温州政府在变，行业在变，企业家也在变，政府和企业原有的那种不冷不热的关系也有可能发生较大的改变。”
爱财如命的传统曾经为温州创业精神的发育提供了肥沃的土壤，由此带来的爆炸式财富增长，使温州这个海边小镇迅速成为了中国最繁华最富有的城市之一。但是，温州要想安然无恙的经受住面前这场不知会持续多久的风暴，需要的不仅仅是智慧和运气，还有永不衰竭的创业精神和不断求变的企业家心态。
“温州正站在一个革新变化即将到来的关键时刻。”浙江大学经济学院副院长史晋川教授认为，1995年之后，温州几乎没有带来任何制度上的创新，反而在慢慢失去那些最宝贵的东西。今天这个前途未卜的困难时期，有可能成为温州脱胎换骨的契机。
邵占维作为这个滨海城市的领导人，他从自己的角度也看清了这一点：“克服发展中遇到的困难，怨天尤人没用，关键要振奋精神，把困境转化为发展机遇。”他分析说，要把困境转化为增强优势的动力，转化为挖潜降耗的动力，转化为淘汰落后的动力，利用宏观调控的“倒逼”机制，下决心淘汰一批落后的生产力，淘汰一批高污染、高能耗、低附加值的企业，鼓励企业进行重组整合，走依靠资本市场和科技进步的发展之路。
比较了解邵占维的一位专家说，邵占维的想法并不复杂，在这个特殊困难阶段，通过制定政府与企业联动的地方政策，倾向于倡导一种更为高效的企业行为，从而释放出温州企业的创新精神与发展活力。
即使是富有营商经验的地方官员在面对企业的时侯，也并不总是如愿以偿。私营经济极其发达的温州尽管企业众多，民间资本异常丰富，但在这一代企业家中，出于强烈的赚钱欲望，其中很大一部分从来就不习惯追求基业长青。他们往往不是在做企业，更多的是在做生意。不断地赚钱，赚快钱——孜孜不倦的追逐投机生意，已经成为这个浮躁城市的至爱。
据温州中小企业促进会会长周德文估算，温州的民间资本至少有6000亿元人民币。正是这笔庞大资金让温州“炒客”名满天下，超过1000亿元的温州资金在全国许多城市的地产行业一度卷起惊涛骇浪；2001年，全国能源短缺，煤炭价格飞涨，温州资金立即转向煤矿，山西省60％的中小煤矿一度掌握在温州人手中；2005年，股市回暖，将近千亿的温州资金再度介入，数以百计的温州炒客在资本市场是硕果累累；接着是炒棉，炒国企，凡是利润丰厚的投机生意，都会有温州人络绎不绝的身影。
有关专家估计，最近５年来，温州“炒客”的巨大成功使温州一半以上的企业都或多或少的介入了投机生意，更为严重的是，数额惊人的产业和工业资本一度源源不断的流向投机领域。这样的财富效应无疑造就了成千上万的有钱人，也正是这种诱惑在浑然不觉中慢慢浸蚀着曾经为温州带来无尽活力的创业精神——如果企业只关注赚快钱，那就既不会有伟大的企业，也不可能产生卓越的企业家。
寻求突围路径
资金短缺和全球市场的萎靡不振的确让很多温州企业举步维艰，但也是温州和温州企业家们重塑自我的一次机会。
“目前的困难对温州的品牌企业和品牌产品的冲击相对较小。”温州市服装商会会长郑晨爱认为，温州完全有条件培育出具有全球竞争力的品牌企业，需要的是在全球视野下的品牌战略。以服装为例，目前国际著名的服装品牌几乎都在中国生产，温州服装企业夏梦、报喜鸟、法派、庄吉、华士、百先得，都在为国际一流品牌做贴牌加工，这足以说明温州服装企业在工艺、设计开发水平上已拥有世界级制造能力，这将为温州自主品牌的崛起打下坚实的基础。
对于温州正泰、人民电器、奥康和森马这些民营巨人来说，他们则在寻求另一次蜕变。由家族企业转变为集团企业是一次蜕变；成立股份公司并实现所有权与经营权分离是第二次蜕变；实现股权分散乃至真正成为大众公司——这是一大批温州企业家正梦寐以求的第三次蜕变。
“企业只有学会资本运作才能做大做强，才有足够的能力抗拒打击。”鞋业大王奥康总裁王振滔告诉记者，他对鞋类企业百丽国际控股公司的成功上市至今都念念不忘。2007年５月９日，百丽全球招股，５月23日挂牌上市，上市后百丽总市值达523.5亿港元，一举成为港交所市值最大的内地零售类上市公司。“如果没有产业经营和资本经营的并用，温州的任何企业都不可能产生这样的成功故事。”王振滔说。
谢浩是温州市政府副秘书长，也是全国知名的区域经济专家，在他看来，中国已经快速进入一个资本时代，但多数人还只是“资本学校”的小学生。在2006年以前，整个温州的上市公司几乎是一片空白，直到最近两年，才有华峰氨纶、瑞立集团、华仪电气、报喜鸟等４家民营企业先后上市，与苏南的江阴市相比更是望尘莫及——仅仅一个县级市，上市公司迄今已达22家。
著名投行科尔尼大中华区主席深泽政彦向记者表示，温州民营企业具有良好的市场合作基础，借上市走向国际化，并做大做强，这应该成为温州今日民营企业家的共识。
面对温州民企上市之路的犹豫不决，周德文的见解可能更接近事实。温州最早一批民营企业，公司治理结构大都不怎么规范，上市之后还要受人监管，这难免让他们进退维谷。
有观察家认为，这实际上还是体现了家族企业的思路，是温州民营企业家最急需破解的一个心理障碍。要上市，家族企业就不能总认为自己持有的股份越多，公司才是自己的，降低了持股比例就害怕丧失对公司的控制权。
据了解，在整个温州，除了奥康、正泰集团、人民电器、美特斯邦威、伟明环保、红蜻蜓集团、森马公司等已经正式启动上市进程外，目前已经与券商签订保荐协议的企业也已经达到５家。温州上市办公室的一位负责人表示，根据温州市政府规划，2009年、2010年两年内，要确保温州30家企业实现境内外上市，65家企业进入上市辅导。
温州市委政研室的一位专家说，积极上市固然是温州民营企业重拾自信、获得核心竞争力的必由之路，另一些企业所进行的分散股权的实验同样值得关注。一个典型的事件是：温州夏梦集团与意大利杰尼亚服饰集团公司成立各持股50％的合资服装企业，夏梦集团董事长陈孝祥主动放弃合资公司总裁职位；在制锁行业内，温州当地８家企业成立强强制锁集团。这个企业的可贵之处就在于彻底颠覆了家族企业的构架，８家出资公司各派一人进入董事会。这种股权分散和合理的董事会人数既保证了决策的民主与科学，也根除了家族企业根深蒂固的感情用事。
实际上，无论是积极“上市”还是磕磕碰碰的“分散股权”，这样的字眼显然都不能完整地描述温州企业所必须选择的突围路径。对于温州政府而言，转型不仅意味着改变曾经卓有成效的发展模式，还将意味着学会如何减轻巨大的经济社会难题所带给民营企业的伤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