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德纲又火了，之所以是“又”，而不是“更”，因为前者是有跌宕起伏的，后者则是一路的小阳线飙生K线图。而这次火，是因为央视3·15晚会，郭德纲沾边儿了。于是乎，全国上下一片讨伐声——有什么了不起的，你还别矫情，你要是敢死，全国13亿人，12.9亿人敢埋你。有道是“床前明月光，疑是撒砒霜。举头瞧电视，毁我郭德纲?”
　　过去说郭德纲火，是因为他找到了相声艺术的病因，击中了当下我们的相声演员实施“圈养体制”的命门：在国内，愈是那些有实力的相声演员，愈会被官办文工团等机构招至麾下，在经济待遇上采取“月供”的形式，把这些实力派相声演员“包养”起来。远了，底层意识不见了，人文关怀没有了，再也写不出有深厚生活积淀和深层关怀的作品来。如此一来，相声艺术不再被群众欢迎，进而逐渐没落，也就不可避免了。
　　而这次郭德纲火，从他的行为来说，拒绝春晚、敢跟央视叫板是他火起来的第一要质——个性。甭管是谁，想火一把，可以什么都没有，就是不能没有个性。杨丽萍火，是因为她扎在云南数年，搞出个《云南印象》，风格独特，绝无仅有；刀郎火了，是因为他扎在新疆不出来，一张嘴，就是极赋个性的歌；郭德纲则依靠他的个性或者说是格涩，让大伙眼睛一亮，还有这么一位爷，还能在这么尴尬的境地，说出那么幽默且别样的声明或解释：“谁说‘藏秘排油’是假的?卖了好几年也没人管，央视这不是抽政府监察部门的嘴吗?”
　　其实这个性也不是郭德纲首创的，老天桥的艺人们大都具备这样的素质。诚如民俗学前辈李景汉先生所说：“天桥的人们比别处百姓更显露原形了，在态度、情感、思想和智力等方面。在那儿就可以看出他们是如何的真吃、真喝、真玩儿、真乐、真说、真笑、真怒骂、真瞪眼、真吵、真闹、真斗心眼儿，也真大方、真慷慨解囊、真拔刀相助。”李先生继而以“大兵黄”的“不怕天不怕地专骂贪官与污吏”为例，指出：“我们得从平易中、微细的事物中、粗俗朴素的形式中、牛鬼蛇神的形象中，来认识天桥社区的内容和本质，从活生生的客观现实生活中来透视天桥艺人的伟大之处。”
　　作为上世纪三四十年代公认的天桥“八大怪”之一，“大兵黄”本名黄才贵，字治安，曾为清兵，参加过甲午之役，后又为张勋的辫子兵，退伍后为生计所迫，到天桥卖糖丸，别无所长，便以骂街招徕看客。当是时也，污言秽语排山倒海，围观者里三层、外三层，喝彩之声不绝，街巷为之阻塞。转眼之间，“大兵黄”名扬京师，一时间，逛天桥未能一睹其风采者，引为憾事。
　　您瞧瞧，“大兵黄”这种有素质没文化的人为什么火，因为他肚子里有活儿，参加过甲午海战，又当过张勋的辫子兵，丰富的人生经历，张嘴就有，这是一个人要火的第二大要素。
　　郭德纲就具备这样的素质，不用装孙子就敢上台。传统相声1000多段，他能说100多段，在德云社众师徒的努力之下，“现在相声基本失传了”。多损，手榴弹就是100块钱一个，我也扔他1万块钱的。现在相声重生，算是惊天动地的喜事，老百姓反应还慢点，文艺青年早已按捺不住欢呼了起来，网络作为民间媒体，造起势来汹涌澎湃，郭德纲算是赶上了。更早的时候，单田芳加盟廊坊电台，用力过猛，资源短缺，沦为平民百姓娱乐批发中心，但对挽救传统文艺仍然是功不可没。郭德纲和单田芳一样，节目良莠不齐，一个是还小，先天不足；一个是老了，体力透支，要不是时代的呼唤，恐怕不至于如此普及。应该说，此时此刻，艺术是次要的，态度才最要紧。没有郭德纲公然挑战卑琐死板的现实，相声只好死不瞑目。
　　一个人要火，还得具备第三大要素，就是胆子得够大，敢于对传统说不，对主流说不。马丁·路德宗教改革学说的核心就是“因信称义”，他的新教神学有别于传统之处就在于强烈的个人主义及反传统教权思想。从郭德纲那儿不难看出，没有水平也可以，没有长相也可以，但是一定要胆子大，要经常爆料，要批得够狠，要经常乱说，这就具备了火的第三素质——斗胆。其实，电视台的大嘴，天天说这个说那个，郭德纲的声音小得多，没那么大的号召力、影响力，但是要火一把已经够用了。
　　这一招，郭德纲又相形见绌了，比起他的师傅“大兵黄”骂街，那可差远了!你敢骂同行、骂贪官污吏、骂时政、骂日本人吗?就您这点儿小骂，还幸亏有法律管着，要不，早被人打闷棍了。
　　别笑，笑，让人觉得你透着傻气。
　　“大兵黄”就敢!
　　“大兵黄”骂街卖糖丸的地方，在如今自然博物馆路东偏南一点儿。“大兵黄”是全天桥唯一一位“不请人”的卖艺者。所谓“不请人”，就是说他不用“圆粘子”——招徕观众。每日下午1时许，在“大兵黄”每天出现的地界，早已有看客恭候。不知就里者看到那块场子围了一圈又一圈的人，还以为正有什么好把戏。其实并无表演，是人们虚位以待“大兵黄”驾临。1点多钟，“大兵黄”来了，围观者纷纷吆喝：“来了!来了!闪开道儿，闪开道儿!”
　　“大兵黄”还是坐洋车来的，这气派就不小。只见他提着那根本色的木棍分开众人，走到中间。此公70岁上下，高个头，不胖不瘦，连鬓的花白胡子，头戴硬壳平顶六瓣瓜皮帽，帽顶上一个大大的红丝线疙瘩，帽额前钉着一块玉石帽正，后脑勺拖着一根不粗不长的辫子，他有时则将辫子盘上头顶，刚好盘了一圈。“大兵黄”的上衣永远是一件马褂，有时是黑色的，上有凸现的万字不到头的暗花，因年代久远，衣料的布丝已经显现，有时则是紫马褂或者是土黄色的马褂。下身是一件和上衣差色儿的浅绛色或浅驼黄色的大下摆袍子。脚穿白布袜，蹬夫子履，鞋面上挂着圆寿字轧花。老头儿的左肩挎着一个丝绸的“弹子兜”，兜底短穗抖动，兜里鼓鼓囊囊装满了他要卖的药糖。
　　“大兵黄”入场伊始，先将手中那根木棍挑在裆前，形象殊为不雅，他将那木棍左扫右扫，扫得看客纷纷退避，很快便清出一块丈把见方的场子。这招数和用开路叉打场子是一个意思，不过在“村”“野”上更有“大兵黄”特色便是。场子既开，骂街便也开始了。三皇五帝他爹、达官显贵他妈、前届总统他姐、无耻小人他妹，唾沫横飞，一泻千里。这位“大兵黄”尽管口口不离“他妈的…小舅子”，让人觉得不堪入耳、心惊胆寒，细细听来，却能发现此公是非善恶泾渭分明，他传递的是普通百姓的价值观、伦理观。比如他骂八国联军、骂瓦德西、骂军阀混战、骂贿选总统……围观的芸芸众生当然齐声喝彩，一吐为快。在放荡不羁的外表下，“大兵黄”又深藏着足够的北京平民的智慧——他的开骂，从来不涉及当时的掌政者，凡到此处，或暗示、或迂回、或借古讽今，因此，虽然出语惊人，却又能不招惹麻烦，久演不衰。当然，老头子也有金刚怒目、忍无可忍的时候。大概因为此公甲午战争时曾经“伯也执殳，为王前驱”，和日本人交过手，所以对家国兴之更有刻骨之痛吧!日伪时期，他有几次居然破口大骂起日本人来，其胆量和气魄，一时传为佳话。
　　等“大兵黄”骂得四脖子汗流，骂得群情亢奋、同声喝彩的时候，他就开始卖他的“药糖”了。他将手头那根木棍儿狠狠往地上一摔，吼一声国骂!这便是骂街暂告段落，卖“药糖”开始的信号。“大兵黄”的“药糖”大小如蚕豆，几块一包，以白报纸包之，每包卖一大枚。看客们从他的骂街中过了瘾，解了气，当然也乐意帮他，纷纷解囊，买下一包药糖。卖完了这一拨儿，又有一拨人围将上来，“大兵黄”又开始了新的一轮国骂。
　　您还别说，这老爷子当年可是个大明星，那知名度不让今儿的郭德纲，你才当了一个多礼拜的明星，人家可是当了好几十年的腕儿!当然他可赶不上现如今的郭德纲这么阔，你有“13门的卡迪拉克”，那老爷子也只是坐洋车去卖糖丸、骂大街，别看坐洋车，在当年已经不得了了，可最后还是不知终老何方!
　　听过郭德纲的几段录音，在不伤大雅的前提下，他多少有一点“荤口”，当场抓的“现挂”里，有的也有点儿伤人。我想，在现场上下互动热烈的氛围里，这就是一个稍嫌过火的玩笑，也无可非议，但要是离开那个语境，别人就有话说了。现在郭德纲在反“三俗”的《倡议书》上签了字，以后嘴上是不是得多个把门儿的?不是说不俗就说不了相声，你要知道，郭德纲不是一个有才华的艺术家，但他是一个战士。人民需要郭德纲这样的战士，需要他们去饭馆、公园、网络，去最粗俗最智慧最自由也最泥沙俱下的生活里自力更生；人民需要自己的文化，是自下而上的，从文联和文艺团体中越狱的文化；人民需要娱乐自己。
　　其实，郭德纲也不必郁闷，不必解释，让人们说去，你回德云社说你的相声，只要兄弟们都在，你不是照样挣钱?禅僧良宽说过：“逢难之时当逢难，死亡之际当死亡，或苦或喜或悲，有则当受，雨过必天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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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王文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