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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文选》“乐器赋”在整本著作中以其特殊的艺术美感占有独特的地位。本文选取《文选》中四篇专门描写“乐器”的赋篇，从表现手法和思想内容方面探析“乐器赋”的文化意蕴和文化情感，从而进一步探究乐器赋对之后的音乐艺术的描写的积累和奠基。
关键词：《文选》 “乐器赋” 两汉 魏晋
《文选》作为我国现存最早的一部诗文总集，由南朝梁武帝萧衍之子萧统组织文人编纂，收录赋五十六篇，十五类。在《文选》中，涉及乐器描写的赋篇众多，专门的乐器赋仅四篇，包括在“音乐”类之中，分别是王褒《洞箫赋》、马融《长笛赋》、嵇康《琴赋》以及潘岳《笙赋》。四篇“乐器赋”创作于两汉以及魏晋时期。其中王褒大约活跃于西汉昭帝、宣帝时期，马融生活在东汉汉章帝至汉桓帝时期，嵇康生活于三国魏，潘岳活跃于西晋晋武帝晋惠帝时期。四篇赋前后跨度近两百年，其中表达的思想受当时社会风气的影响，在赋篇中多有体现。本文从表现手法和思想内容两方面试论《文选》中的“乐器赋”。
一、《文选》“乐器赋”的表现手法
纵观四篇“乐器赋”，在写作程式上，都是先写制作乐器原材料的生长环境，然后是乐器的演奏，最后是乐器对人的感化作用。作为专门描写乐器的赋来说，作者在描写乐器形成演奏的同时，极善于表现乐器发出的声音与人的思想感情的契合，或悲伤，或高亢，或柔和，乐音产生的效果由人的心境而定。
对于乐器赋表现手法，具体说来，笔者认为最显著的特点首先是渲染。作为“赋”这种独特的文体，无论是西汉大赋抑或东汉抒情小赋都离不开作者本身情感的饱满，体现在文学作品中则是将渲染的手法表现到极致。在乐器赋中，具体表现为极力运用渲染表现乐器声音特点：“故听其巨音，则周流泛滥，并包吐含，若慈父之畜子也。”（王褒《洞箫赋》）作者将洞箫的“巨音”以及“妙声”比作慈父对子女的养育与孝子对亲人的侍奉。马融在《长笛赋》中用众鸟鸣叫形容长笛的声音，用雷声形容乐器声音之宏大。
嵇康在《琴赋》中将琴音比作离群之雁，并借用微风余音写出琴音的和欢轻飘。潘岳在《笙赋》中描写乐器声音时，善于运用比喻的手法将乐器声音比作“离鸿之鸣子”或者“群雏之从母”，在种种渲染中突出乐器的声音特点。
作者极力铺陈，充分运用表现手法，通过对或悲壮或凄婉的声音的渲染，使读者能够更加直观和深切地体会到乐器的声音特点以及在特定情境之下所发出的各种声音。
除了渲染声音之外，作者还运用渲染手法表现乐器原材料的生长环境。在四篇“乐器赋”的第一部分，皆是对乐器原材料生长环境的描写，文章作者皆运用渲染笔法，对环境的恶劣或者美好进行描绘。以王褒《洞箫赋》为例，作者没有直接描写竹的生长环境，而是从周围山势的陡峭，禽鸟、秋蝉、猿等鸟兽的状态来表现青竹险恶的生存状态，从而进一步表现青竹甘心寂寞，喜清闲厌喧嚣的特征。
另如嵇康《琴赋》，也没有直接表达制作琴的梧桐木的稀缺，而是借梧桐生长山川之崎岖惊险，河流之湍急，以及围绕梧桐布散的宝石美玉等等周围环境的奇险壮丽，从而间接体现梧桐之珍贵，为之后琴音的悠扬和变化无穷做铺垫。
其次，表现手法第二个显著特征是想象。这也是赋文体最显著的特征，表现在“乐器赋”中，作者亦充分运用想象的手法，使乐器的表达更为丰满。王褒在《洞箫赋》中将洞箫的声音想象成人在表演武艺或者长河流水。另在《琴赋》中，嵇康想象出几种抚琴的情境，或在高楼广厦，或在郊外远足，不同的情境下抚琴人心境不同，从而琴音各异。潘岳《笙赋》中亦想象在春暖花开，水边相送的情景，笙曲也在此时最相宜。作者想象各种与乐器有关的人或者事物，旨在更加丰富地表现乐器的声音特点以及制作材料的生长环境，使读者在欣赏体味乐器独特声音的同时更加全面地领会其声音特点。
如上所述，《文选》“乐器赋”的表现手法最显著体现在渲染以及想象两点。两汉魏晋时期的作者，身处不同的时代背景，汉代国势强盛，魏晋社会动荡。在不同的社会背景之下作“乐器赋”，给予读者最直观的感受，使读者对吹奏乐器如洞箫、长笛、笙，和弹奏乐器如琴的声音特点都有身临其境的体验。在渲染中将乐器的声音特色发挥到极致，在想象中将乐器的使用场景进行大胆的假设，极大地发挥了用语言艺术表现听觉艺术的表现手法。
二、《文选》“乐器赋”的文化意蕴
李泽厚在《美的历程》中谈到，楚汉浪漫主义是主宰两汉艺术的美学思潮。汉赋如壁画等工艺品，是一个琳琅满目的世界，这主要体现在汉赋的极力铺陈，“赋体物而浏亮”。儒学和经学是两汉时期重要的思想基础，到汉武帝时期，董仲舒“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使得儒学的官学地位得到巩固，所以在王褒《洞箫赋》以及马融《长笛赋》中，可以看到儒家思想的影子。
比如王褒《洞箫赋》中，“慈父”“孝子”“从容中道”等语句多少体现出儒家的长幼尊卑的秩序要求以及“中庸”的处世之道。马融《长笛赋》虽未直接体现，却隐约中契合儒家“和”的思想，文中提及笛声义理如孔孟德行，也表明作者认可儒家的思想传统。
魏晋时期是一个相对动荡的时期，门阀士族阶级占据了舞台中心。在社会战乱频繁的时代，许多士人阶层选择避世的态度，实则是一种更为超脱自在的选择。李泽厚先生将这种状态或者说产生这种情况的原因总结为“人的自觉”，“他恰好成为从两汉时代逐渐脱身出来的一种历史前进的音响”{1}，魏晋风度使得当时士人阶层更多地关心人自身，所以更多的是对生死的感慨和对生活的极力追求。嵇康《琴赋》以及潘岳《笙赋》在极力铺陈琴音、笙音美妙之余，其中各种语句也可以体现出作者受当时风气的影响。
从“乐器赋”体现出的音乐美学看，王褒《洞箫赋》体现出“以悲为美”的美学思想是对传统美学的突破，钱钟书在《管锥编》中提到：“曰‘悲’曰‘哀’，非谓如怨如慕如泣如诉，只谓声‘和’音‘好’。”{2}旨在说明美的感受对人的影响。除此之外，王褒强调音乐对人心的净化作用，“是以伯夷以之廉，颜回以之仁，比干以之忠，尾生以之信，惠施以之辩给，万石以之讷慎”。马融《长笛赋》强调人从音乐中领略法度的存在，提出“敦风美俗”的教化问题。基于两汉时期的文化背景，作者在受儒家“厚人伦，美教化”思想影响的同时，又没有完全沦为儒学的盲目追随者，一方面秉承儒学观念，另一方面没有受儒家狭隘功利主义的束缚，在乐器赋中体现更为飘逸的世界观。嵇康《琴赋》标榜远离世俗的深沉琴德，认为琴音可以作为自己情感宣泄的途径。潘岳《笙赋》体现在“满堂饮酒”与“临川送离”之时笙音的重要性。在表现乐器教化作用的同时，文章还体现出作者自己的心情，在作品中流露自己的志向。“乐器赋”集中表现了乐器声音给人的教化作用，并作为作者本身情感宣泄的方式使得自己的意愿得以阐释。
由此观之，“乐器赋”表现的文化意蕴一方面受作者所处时代的影响，从而表现出与当时相契合的思想倾向；另一方面，就“乐器赋”本身而言，不同赋篇表现出不同的音乐美学，或“以悲为美”，或表达“中和”之美，此外，还都不同程度地表现出乐器的教化作用，既有儒学的经世之道，又有道家的洒脱飘逸之感。
通过对《文选》“乐器赋”表现手法和文化意蕴的简要分析，可以大致看出“乐器赋”由于成文于不同的时期，处于两汉时期的王褒《洞箫赋》、马融《长笛赋》受汉代儒家思想的影响，加之汉代谶纬以及经学兴盛的原因，在此两赋篇中集中体现出赋作为教化的工具的存在。乐教同诗教，亦讲求“温柔敦厚”。成文于魏晋时期的嵇康的《琴赋》以及潘岳的《笙赋》，则体现出更多文人自己的心理状态。极力讲求铺陈，抒发情感。这又与“情之所钟，正在我辈”的魏晋风度相契合。
赋作为一种极为特殊的文体，极力铺叙的笔法使得器物的特征在文人的笔下发挥到极致，文人在抒发中得到自我的肯定，又在艺术的满足中升华自己的人格魅力。而乐器作为文人笔下的描写对象，通过描摹乐器的声音，将人的喜怒哀乐与乐器的声音融合，“乐器赋”作为音乐文学作品，反映了汉魏音乐艺术的发达，同时也为后来文学作品对音乐艺术的描写积累了艺术经验。
{1} 李泽厚：《美的历程》，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第122页。
{2} 钱钟书：《管锥编》，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7年版，第1508页。
参考文献：
[1] 周振甫.文心雕龙今译.[M].北京：中华书局，1986.
[2] 李泽厚.美的历程[M].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1.
[3] 陈宏大，赵福海等.昭明文选译注[M].长春：吉林文史出版社，2007.
[4] 钱钟书.管锥编[M].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7.
关键词：《文选》 “乐器赋” 两汉 魏晋
《文选》作为我国现存最早的一部诗文总集，由南朝梁武帝萧衍之子萧统组织文人编纂，收录赋五十六篇，十五类。在《文选》中，涉及乐器描写的赋篇众多，专门的乐器赋仅四篇，包括在“音乐”类之中，分别是王褒《洞箫赋》、马融《长笛赋》、嵇康《琴赋》以及潘岳《笙赋》。四篇“乐器赋”创作于两汉以及魏晋时期。其中王褒大约活跃于西汉昭帝、宣帝时期，马融生活在东汉汉章帝至汉桓帝时期，嵇康生活于三国魏，潘岳活跃于西晋晋武帝晋惠帝时期。四篇赋前后跨度近两百年，其中表达的思想受当时社会风气的影响，在赋篇中多有体现。本文从表现手法和思想内容两方面试论《文选》中的“乐器赋”。
一、《文选》“乐器赋”的表现手法
纵观四篇“乐器赋”，在写作程式上，都是先写制作乐器原材料的生长环境，然后是乐器的演奏，最后是乐器对人的感化作用。作为专门描写乐器的赋来说，作者在描写乐器形成演奏的同时，极善于表现乐器发出的声音与人的思想感情的契合，或悲伤，或高亢，或柔和，乐音产生的效果由人的心境而定。
对于乐器赋表现手法，具体说来，笔者认为最显著的特点首先是渲染。作为“赋”这种独特的文体，无论是西汉大赋抑或东汉抒情小赋都离不开作者本身情感的饱满，体现在文学作品中则是将渲染的手法表现到极致。在乐器赋中，具体表现为极力运用渲染表现乐器声音特点：“故听其巨音，则周流泛滥，并包吐含，若慈父之畜子也。”（王褒《洞箫赋》）作者将洞箫的“巨音”以及“妙声”比作慈父对子女的养育与孝子对亲人的侍奉。马融在《长笛赋》中用众鸟鸣叫形容长笛的声音，用雷声形容乐器声音之宏大。
嵇康在《琴赋》中将琴音比作离群之雁，并借用微风余音写出琴音的和欢轻飘。潘岳在《笙赋》中描写乐器声音时，善于运用比喻的手法将乐器声音比作“离鸿之鸣子”或者“群雏之从母”，在种种渲染中突出乐器的声音特点。
作者极力铺陈，充分运用表现手法，通过对或悲壮或凄婉的声音的渲染，使读者能够更加直观和深切地体会到乐器的声音特点以及在特定情境之下所发出的各种声音。
除了渲染声音之外，作者还运用渲染手法表现乐器原材料的生长环境。在四篇“乐器赋”的第一部分，皆是对乐器原材料生长环境的描写，文章作者皆运用渲染笔法，对环境的恶劣或者美好进行描绘。以王褒《洞箫赋》为例，作者没有直接描写竹的生长环境，而是从周围山势的陡峭，禽鸟、秋蝉、猿等鸟兽的状态来表现青竹险恶的生存状态，从而进一步表现青竹甘心寂寞，喜清闲厌喧嚣的特征。
另如嵇康《琴赋》，也没有直接表达制作琴的梧桐木的稀缺，而是借梧桐生长山川之崎岖惊险，河流之湍急，以及围绕梧桐布散的宝石美玉等等周围环境的奇险壮丽，从而间接体现梧桐之珍贵，为之后琴音的悠扬和变化无穷做铺垫。
其次，表现手法第二个显著特征是想象。这也是赋文体最显著的特征，表现在“乐器赋”中，作者亦充分运用想象的手法，使乐器的表达更为丰满。王褒在《洞箫赋》中将洞箫的声音想象成人在表演武艺或者长河流水。另在《琴赋》中，嵇康想象出几种抚琴的情境，或在高楼广厦，或在郊外远足，不同的情境下抚琴人心境不同，从而琴音各异。潘岳《笙赋》中亦想象在春暖花开，水边相送的情景，笙曲也在此时最相宜。作者想象各种与乐器有关的人或者事物，旨在更加丰富地表现乐器的声音特点以及制作材料的生长环境，使读者在欣赏体味乐器独特声音的同时更加全面地领会其声音特点。
如上所述，《文选》“乐器赋”的表现手法最显著体现在渲染以及想象两点。两汉魏晋时期的作者，身处不同的时代背景，汉代国势强盛，魏晋社会动荡。在不同的社会背景之下作“乐器赋”，给予读者最直观的感受，使读者对吹奏乐器如洞箫、长笛、笙，和弹奏乐器如琴的声音特点都有身临其境的体验。在渲染中将乐器的声音特色发挥到极致，在想象中将乐器的使用场景进行大胆的假设，极大地发挥了用语言艺术表现听觉艺术的表现手法。
二、《文选》“乐器赋”的文化意蕴
李泽厚在《美的历程》中谈到，楚汉浪漫主义是主宰两汉艺术的美学思潮。汉赋如壁画等工艺品，是一个琳琅满目的世界，这主要体现在汉赋的极力铺陈，“赋体物而浏亮”。儒学和经学是两汉时期重要的思想基础，到汉武帝时期，董仲舒“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使得儒学的官学地位得到巩固，所以在王褒《洞箫赋》以及马融《长笛赋》中，可以看到儒家思想的影子。
比如王褒《洞箫赋》中，“慈父”“孝子”“从容中道”等语句多少体现出儒家的长幼尊卑的秩序要求以及“中庸”的处世之道。马融《长笛赋》虽未直接体现，却隐约中契合儒家“和”的思想，文中提及笛声义理如孔孟德行，也表明作者认可儒家的思想传统。
魏晋时期是一个相对动荡的时期，门阀士族阶级占据了舞台中心。在社会战乱频繁的时代，许多士人阶层选择避世的态度，实则是一种更为超脱自在的选择。李泽厚先生将这种状态或者说产生这种情况的原因总结为“人的自觉”，“他恰好成为从两汉时代逐渐脱身出来的一种历史前进的音响”{1}，魏晋风度使得当时士人阶层更多地关心人自身，所以更多的是对生死的感慨和对生活的极力追求。嵇康《琴赋》以及潘岳《笙赋》在极力铺陈琴音、笙音美妙之余，其中各种语句也可以体现出作者受当时风气的影响。
从“乐器赋”体现出的音乐美学看，王褒《洞箫赋》体现出“以悲为美”的美学思想是对传统美学的突破，钱钟书在《管锥编》中提到：“曰‘悲’曰‘哀’，非谓如怨如慕如泣如诉，只谓声‘和’音‘好’。”{2}旨在说明美的感受对人的影响。除此之外，王褒强调音乐对人心的净化作用，“是以伯夷以之廉，颜回以之仁，比干以之忠，尾生以之信，惠施以之辩给，万石以之讷慎”。马融《长笛赋》强调人从音乐中领略法度的存在，提出“敦风美俗”的教化问题。基于两汉时期的文化背景，作者在受儒家“厚人伦，美教化”思想影响的同时，又没有完全沦为儒学的盲目追随者，一方面秉承儒学观念，另一方面没有受儒家狭隘功利主义的束缚，在乐器赋中体现更为飘逸的世界观。嵇康《琴赋》标榜远离世俗的深沉琴德，认为琴音可以作为自己情感宣泄的途径。潘岳《笙赋》体现在“满堂饮酒”与“临川送离”之时笙音的重要性。在表现乐器教化作用的同时，文章还体现出作者自己的心情，在作品中流露自己的志向。“乐器赋”集中表现了乐器声音给人的教化作用，并作为作者本身情感宣泄的方式使得自己的意愿得以阐释。
由此观之，“乐器赋”表现的文化意蕴一方面受作者所处时代的影响，从而表现出与当时相契合的思想倾向；另一方面，就“乐器赋”本身而言，不同赋篇表现出不同的音乐美学，或“以悲为美”，或表达“中和”之美，此外，还都不同程度地表现出乐器的教化作用，既有儒学的经世之道，又有道家的洒脱飘逸之感。
通过对《文选》“乐器赋”表现手法和文化意蕴的简要分析，可以大致看出“乐器赋”由于成文于不同的时期，处于两汉时期的王褒《洞箫赋》、马融《长笛赋》受汉代儒家思想的影响，加之汉代谶纬以及经学兴盛的原因，在此两赋篇中集中体现出赋作为教化的工具的存在。乐教同诗教，亦讲求“温柔敦厚”。成文于魏晋时期的嵇康的《琴赋》以及潘岳的《笙赋》，则体现出更多文人自己的心理状态。极力讲求铺陈，抒发情感。这又与“情之所钟，正在我辈”的魏晋风度相契合。
赋作为一种极为特殊的文体，极力铺叙的笔法使得器物的特征在文人的笔下发挥到极致，文人在抒发中得到自我的肯定，又在艺术的满足中升华自己的人格魅力。而乐器作为文人笔下的描写对象，通过描摹乐器的声音，将人的喜怒哀乐与乐器的声音融合，“乐器赋”作为音乐文学作品，反映了汉魏音乐艺术的发达，同时也为后来文学作品对音乐艺术的描写积累了艺术经验。
{1} 李泽厚：《美的历程》，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第122页。
{2} 钱钟书：《管锥编》，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7年版，第1508页。
参考文献：
[1] 周振甫.文心雕龙今译.[M].北京：中华书局，1986.
[2] 李泽厚.美的历程[M].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1.
[3] 陈宏大，赵福海等.昭明文选译注[M].长春：吉林文史出版社，2007.
[4] 钱钟书.管锥编[M].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