U2 乐队主唱波诺对比尔·盖茨说：“我的乐队没空缺了。”斯皮尔伯格则说：“比尔，（表演）天赋有钱也买不到啊！”希拉里：“比尔，我认为你不适合从政。”……万般无奈。从微软即将退休的威廉·亨利·盖茨不得不面对转型为乐队成员、电影演员或者是脱口秀主持人或者副总统（如果希拉里能成功当选的话）均遭“婉拒”的尴尬场面。这是比尔在2008年度消费电子展(CES)上展示的“小视频”。比尔·盖茨除了他的盖茨-美琳达基金会，好像没有其他去处了。基金会属非营利性质，旨在促进全球卫生和教育领域的平等。
　　阿拉善SEE协会的首任会长刘晓光在2004年来到阿拉善。那是一片茫茫沙海。刘晓光被深深震撼，“在夜色中跪问苍天。之后一个大胆的想法就出现在脑海里：治沙。”
　　事实上，如果刘晓光们仅仅是从自己的财富里“挤”那么一点点钱，撒向阿拉善，那么这无疑会成为“企业社会责任”洪流中的一支而已。
　　“治沙，既要治自然的沙，更要治心灵的沙。”这个协会的一位成员，东亚包装实业有限公司董事长杨利川说。这种认知的结局是“内生式社区发展项目模式”的诞生。所谓“以当地人为主体，将社区内的组织资源、物质资源、文化资源全部动用起来，用村民自治的方式，唤醒当地村民的环境保护意识。而协会对有助于环境保护的相关项目也会予以资金支持”。
　　这是中国企业家阶层参与社会事务的一个标签。企业社会责任的主演是企业，而企业家直面社会事务的时候是坐拥千金的企业家群体。巨额财富所带来的兴奋感边际递减的速度非常之快，被广泛传播的一句箴言是：“当你有了1亿美元的时候，你就明白钱不过是一种符号，简直毫无意义。”
　　企业家们，在履行了财富创造的使命之后，开始拓展新的空间，以期待更多地自我实现。这些行为的驱动来自哪里？他们是否该“战战兢兢，如履薄冰”，谨小慎微地选择与企业并无直接利益攸关的社会事务？他们究竟应该以何种姿态参与到这些事务中去？
　　
　　社会理想辨识
　　在社会学家那里，你听不到一个相同的关于社会的界定，就像你不可能从管理学家或者经济学家或者政治学者那里听到关于管理、经济或者政治的同一的界定一样。不过，我们可以笼统地说，社会是人们根据其谋生的方式（生产力和生产关系）建立起来的人际关系。或者“一般是指由自我繁殖的个体构建而成的群体，占据一定的空间，具有其独特的文化和风俗习惯”。
　　


　　美国社会学家伦斯基（Gerhard Lenski）根据科技、信息交流和经济几个方面把社会分类为：①捕猎社会；②低级农业社会；③高级农业社会；④工业社会。捕猎和采集为主的部落定居下来成为农耕村镇，而村镇又会逐渐发展为城市，城市最终成为城邦，或者国家。这种分类与人类学家Morton H. Fried 和综合理论家Elman Service的早期分类相似。而后者又根据社会不平等的变革和国家制度的地位，创建了人类文明通用的社会分类系统。这个分类系统分为以下几个类别：
　　●捕猎采集者的组合，通常人人平等。
　　●部落或种族形式，有一定地位权力的高低分别。
　　●有首领的分级形式。
　　●文明社会，拥有不同级别的政府机关和制度，复杂的组织和级别。
　　●人性社会，建立在人类本身之上的社会，包括信仰。
　　总而言之，如果我们按照泛社会理解方式，那么社会这个概念的外延是极其丰富的。它可能包含以下诸多的要素：①人们如何谋生并为此付出何种代价（生活方式+生产方式）；②人借助于同类的方式以及付出的代价—究竟是剥夺还是交换（涉及社会地位、平等程度、公平）？③对于弱势群落的关心机制；④人们如何思考自然现象和社会现象的来龙去脉，等等。必须强调的是，社会之所以重要在于它使得人们在社会中比独来独往获得更多的帮助和愉悦感。
　　幸运的是，我们不必这么大费周章地来定义“理想”—它的含义是显而易见的：包含着对由历史演化而来的现在的不满以及足以消除这种不满的可能方案—这个方案是结果性的而不是过程性的。必须强调的是，由于社会阶级和社会阶层的分化，各个阶级和阶层对于不满的程度分配是不均衡的。有的不满可能来自于同类，而有的不满来自于异类。比如说，我们可能都期待回返到那个有华南虎的年代，这就是为什么整个社会都对陕西农民周正龙以及陕西林业厅的行为极其关注的一个原因—尽管可能包含了对欺骗和作假的不满。
　　事实上，也正是这种分化，才使得社会理想的话题更加迷人。也许有的领袖认为要建成一种理想的社会，必须通过某种方式来改变一个社会范畴内的人的性格：包括他们的欲求、信仰、关于生与死的隐喻等等。宗教就是一个范例。不过有的时候，人们拥有共同的社会理想，但是在如何实现之的问题上争得不可开交。主流经济学家可能认为建立一个趋向于完全竞争的社会是实现平等和帕累托效应（即除非损人，否则不能利己）的根本之道，而且他们借重数学的逻辑，证明了这一点的可行性。但是，在另外一些人眼里，也许选择一个卓越的领袖（比如青天或者明主）才具有釜底抽薪的功效。
　　


　　不过，我们相信，社会理想绝对不是精英群体的专利—精英中也大量存在那种全然的个人主义者（尽管个人主义本身也是一种社会理想）。我们强调过，社会理想是一种对生活和生产、人际关系以及思维方式等的不满所衍生出来的替代方案。只要你对社会有不满以及替代，你就是一个有社会理想的人。我们才不管你到底是个韬光养晦的干部还是摩拳擦掌的愤怒青年，是个愤懑不已的失业者还是个耀武扬威的经理，是个吊儿郎当的花花公子还是一个中规中矩的白面书生，是个仗义执言的侠客还是在门槛上晒着“无新事”之上的太阳的犬儒主义者，是个头包黄巾、眉着赤色的绿林好汉，还是无所事事的阿Q……这些都不重要和关键。关键的问题是，首先，你对社会的不满所构架的替代方案到底是一步到位、一蹴而就的空想还是循序渐进、稳扎稳打的理想？其次，你的社会理想构架能获得其他成员的多少认同，他们是否愿意为变革做出积极的回应？再次，反对者准备如何跟你较劲？
　　不过，我们要格外关注的是，社会的精英群体（不是权势群体）的社会理想所蕴含的意义。社会精英，可能在智力、取舍的智慧与魄力、知识的积累与力透纸背的感染力、穿透力等方面超出常人一大截。他们的社会理想具有更大的广泛性和更小的个人色彩—比如下岗工人对社会保障体系的不满可能仅仅来自于本身所遭遇的不幸以及不幸未能得到及时的救助，但是一个政治家领袖或者一个大师，关注社会保障体系就可能出于一个普世的心态和博爱的情怀。显而易见，前者紧迫，后者魅惑。
　　那么企业家，作为“创造性破坏”精神的中枢皈依的、在社会财富的创造和就业、甚至社会经济发展中功勋卓著的群体，他们的社会理想呢？
　　
　　


　　企业家的社会理想：动机
　　首先，请允许我们摒弃那种道德至上的论调。这种论调无非是说企业家们存在着“原罪”（original sin）—或者认为人之行为，每一根汗毛都透着道德的滋味，无论是目的还是手段都必须首先接受道德的检验。因此，他们相信企业家之所以关注社会现状的改观仅仅是出于“赎罪”。因为，他们创造大量财富的过程，充斥着掠夺、寻租、欺骗、剥削、背信弃义甚至犯罪行为。尽管企业家的社会理想存在着这种动机，甚至它还有很大的“市场”，但是，我们坚信，要详细剖析这个问题，绝不是那些泛道德论者对“世风日下”的愤懑那么简单—它必需汇聚更多的声音，包含了企图分羹而不得的嫉妒、道德家的痛心疾首、体制本身的虚构性、权力扁平化过程的必然性、精英分子遭遇压抑等诸多因素。正如张维迎所说：“我自己想强调的一点，就是从社会人力资源的配置变化来讲，是企业家的出现和成长改变了中国。我一直认为，发达国家和落后国家的区别就在于社会中最优秀的人做的事不一样。发达国家之所以发达，是因为它有一个好的制度环境，使得社会中最优秀的人去创业；而在落后国家，往往是最优秀的人去做官。”
　　


　　有一种颇具有影响力的看法是，社会理想是功利主义的。即，企业家所做的一切要么为了树立企业的形象，要么是为自己贴金。正所谓“没有无缘无故的爱”或者“天下没有免费的午餐”。因此，我们必须旗帜鲜明地指出，企业家的社会理想中包含自利的成分—即使它占据了关键的地位也无关紧要。优秀的企业家，即使仅仅专注于利润这个在马克思眼里有些龌龊不堪的目标，也会极大地影响利益相关者网络的社会关系结构。况且，企业家已经开始专注于一个目标集。企业家作为社会成员，如果其自利是在追求精神层面上的自我“救赎”，在茫茫历史和浩渺宇宙的世界观基石之上，寻求自我实现这根人生价值的稻草，那么这种自利应该得到拍手称赞而不是冷嘲热讽。柳传志在接受采访时曾感喟：“中国拥有很多优秀的企业家，但是大多只顾挣钱，斗争。”
　　当然，企业家的主要职责是创造价值，表现形式正是赚钱。肯定这一点，就是毫不客气地回应某种可笑的论调。这种看法是，既然企业家有社会理想，就应收取更低的利益，不应该寻求在行业的垄断地位。比如，盖茨就应该完全公布微软的源代码，游戏提供商就应该承认私服的合法性，这才是真正对社会负责的表现。
　　那么，企业家通过非企业经营手段参与社会事务的动机究竟何在？
　　“包括企业家在内的每个人都有社会理想，比如你和我，在走出校门之前，我们都会憧憬社会是什么样子的，迫切想知道它和我理想中的社会有什么区别。”旨在培养现代企业家的蒙代尔国际企业家大学董事长吴姝在接受《管理学家》采访时这样阐述社会理想的先天性。
　　子曰：“各美其美，美人之美，美美与共，天下大同。”在孔孟儒学的影响下，天下大同，一直是中国人最高的社会理想。无论是治国平天下的豪迈，还是达则兼济天下的壮志，都是社会理想闪耀的光芒。在危急关头，救亡图存、精兵强国凸显为主题。在和平年代，发展经济，惠及一方百姓；开拓产业，实现中国从无到有，从弱到强；创立品牌，走向世界；提升品质，切实改善民众生活质量等都是被积极提倡的典型。
　　三字经曰，人之初，性本善。孟子等圣贤相信人的天性具备善良的种子，并且致力于开发善良天性。通过什么来开发呢？通常的做法是教育，让人们意识到应该与人为善，仁者爱人。教育将伦理规范内化为人的认知，促使人们的自我约束，形成道德社会。
　　企业家的社会理想可以追溯到洋务运动时期的实业报国，这股精神的薪继火传影响了一大批中国人，对于他们来说，向往成为企业家，除了赚钱这个原始目的外，影响国家、影响世人更是孜孜追求的目标。但是，处于初始阶段的市场经济，毕竟鱼龙混杂、泥沙俱下，制假卖假、以次充好、欺行霸市、黑砖窑类的新闻层出不穷，有些企业家未能清楚地知悉财富带给个人的兴奋极点的位置，挣了大钱后空虚烦闷。在物欲横流的现实面前，有理想俨然成了假大空的代表性词语，但是，经济的可持续发展需要中流砥柱式的人站出来，守护秩序和道义。
　　企业家的社会理想和善良的天性一样，天然存在于人们的心里，但是，它经常会被现实所蒙蔽。吴姝表示，理想和现实肯定存在差距，否则就不会出现理想这个词，有些人一开始是非常有理想的，但是，当社会环境还不是那么光明时，理想主义的做法会栽跟头，就可能会放弃理想。对于企业家来说，每天都要面临各种具体的经营管理问题，怎么营销，怎么进行渠道建设，怎样管理员工，尤其是创业期和转型期的企业，背着业绩的沉重包袱，根本就没有精力来谈理想。即使在谈，也可能只是空谈。
　　企业家对社会理想的认知是有阶段的，境界也有高低之分。当企业家的精力还主要集中在企业的生死存亡时，他没有能力参与解决社会问题的行动，但是当财富集中到一定程度时，企业家就必然会思考如何更合理地使用财富，不可能全用于企业家的日常消费。企业是社会经济生活的主体，和社会、时代紧密相关，企业不能脱离社会存在，不参与到社会生活中的企业没有价值，也做不久。对于企业家来说，社会理想不是抽象的、虚无缥缈的概念，也并非遥不可及，社会理想的外化形式就是承担社会责任。守法经营、兑现承诺都可以被看做是有理想和信念的表现。
　　


　　吴姝认为媒体有探讨企业家的社会理想的必要。据她介绍，目前已经有一批有实力的企业家自觉地行动起来，蒙代尔国际企业家大学多次组织企业家参与公益事业。“这些人会在百忙之中放下手头的事情，开七八个小时的车到受捐的山区。当地的住宿和生活条件都很差，没有人会抱怨，他们自愿来做这个事情。”事实表明企业家是有社会理想的群体，也有参与解决社会问题的热情。媒体的宣传可以促进更多的企业修正自己的路线，我们期待有一天，大家都讲诚信，合法经商，以诚待人，乐于帮困，那样社会就真地和谐起来。
　　
　　草莽时代的终结：社会理想与伟大的企业
　　企业家的社会理想会不会成为企业做大做久的灯塔？
　　作为快公司的长期关注者，王涌的观察很有意思：“掌握和迸发自己激情的人的思维路径是：改变世界并赚点钱，结果改变了世界也赚了大钱，甚至创造了历史；而模仿别人激情的人的思维路径是：世界在变能赚大钱，结果可能也赚着了钱但也会过眼云烟。”他认为，YouTube，Google，myspace和Second Life等公司那些年轻人在创业时的故事，他们的激情，让他们开始时考虑的不是风险投资、不是商业模式，他们只是用自己的激情去做一件自己喜欢的事，他们只是在想着他们所做的事也许或必定能改变世界。
　　如果回溯一下我国企业家的历史，他们一开始创办企业的冲动来自缺乏渠道宣泄自己的才华和激情。柳传志就是一个典型。1944年出生的柳传志看起来已经不可能成为一个卓越的科学家—成为科学家似乎也并不是他的个人的理想。他对政治的兴趣远远大于程序，虽然这是那个时代的人的“通病”。这也就是为什么他能从《人民日报》刊登养猪的报道看出时代变革的契机。不过，这种纯粹只是为了寻找一种新的渠道以实现个人价值的草创年代已经不是那么显赫了。即便如此，第一代企业家们在创办企业的时候，也绝不单纯地只是期待获得个人的成就。多年的教育使得他们对个人与集体的关系的认知是刻骨铭心，华为，“中华有为”。这也是更加成熟的政治观察家所愿意看到的，如果你憎恨那个国家，就建立一个优秀的企业超过那个国家的优秀企业，就像三星超越索尼一样。
　　社会发展的一个重要指标就是人们生活的去政治化—他们开始关注更加五彩纷呈的美好生活，而不是整天对政治高谈阔论，成熟社会的政治是专业人才领导的专业公共服务人员。政治前途不再是许多青年人惟一的梦想和不解的心结。社会多元化了，价值多元化了。精英分子必须抉择。毫无疑问，企业家们必须深入到社会中，才可能找到商机。
　　如果一个企业经营者只被坐拥千金的眩晕感、驾驶宝马的潇洒、成为企业家俱乐部会员时的成就感或者对敲响纳斯达克开市钟声深深陶醉、甚至对颐指气使偏好浓厚，他会成为优秀的企业家吗？也许，这种激励未尝不是一种“催化剂”—这种个人的自得和满足难道不能激发他更加详细地研究市场并设计更加适销对路的产品吗？一方面，我们应该避免把拥有社会理想的企业家看做是毫无个人理想的企业家，但是另一方面，这些被传为轶闻的“花絮”难道真是全部吗？
　　


　　的确，强调社会理想与企业目标看似在无聊地强调了解社会需求、社会心理与企业战略之间的关系。这使得社会理想的功利主义观点是完全合理的。“让每人的桌上都有一台电脑”，“每天一斤奶，强壮中国人”，不仅仅是一个口号而是行动的指南。没有这种气魄，没有这种宽阔的眼界，是难以让追随者们信服的；如果企业家只是个人理想的沉醉者，他们最终会在他们的属下面前“露出马脚”而从道德型领导者“堕落”为交易型领导者。交易型领导者是指领导者和追随者之间是一种资源的交换关系，追随不以信任、人格魅力等为基础，是不可靠、容易瓦解的。这不利于伟大企业的建立。稻盛和夫在创建DDI（后来为KDDI）之前，深思了半年。他问自己，是为了出风头或者因私心才做出这个决定的吗？他在肯定是为了使京都的人们能够享受更低廉的移动电话使用费时，才下决心“大干一场”。
　　


　　彼得·德鲁克在《管理：任务、责任、实践》中提出，工商管理是20世纪的成功事迹。在自己的领域，它取得了成效。它所提供的经济商品和服务，是1900年那一代人所无法想象的。而且，虽然存在着世界大战、经济衰退和专制，但它还是有效地发挥着自己的作用。在工商管理方面所取得的成就，使我们现在有能力预言—也许还言之尚早（而且肯定也是过于轻率的）—我们将消灭世代以来人们命运中的极端贫困。今天的发达社会能够提供大量的高等教育，主要应该归功于工商管理方面的成就。工商企业既为支持这种昂贵的事业提供了经济手段，又提供了使知识转化为生产力并取得报酬的各项工作。正是由于我们在绩效方面的进步，即工商管理方面的绩效，才使我们现在认识到：因阶级和出身的不同而对人们的机会和工作进行限制，实际上是一种社会缺陷和社会瑕疵。而这种限制在过去是自然而然的，是人类无法逃避的宿命。在一个政治上日益分崩离析并纠缠于民族主义的世界中，企业是少数能够超越国界的机构之一。
　　跨国公司把来自许多国家的、具有不同语言、文化、传统和价值观的管理者召集起来，并使他们在同一个公司以同一个目标为纽带联合起来。可以说，它是世界上在世界观、价值观和决策方面不奉行民族主义的极少数机构之一。
　　在一个转型社会，李丰华的做法让人感叹。尽管在1月8日的股东投票中，东方航空向新加坡航空以及淡马锡定向增发新股的议案被否决。但是，东方航空的董事长李丰华此前在接受吴晓波采访时表示，不会接受“搅局者”—国航有限的方案。理由一方面是，“我们过去生产解放牌，也生产东风车，难道这两个车加起来就是奔驰车，肯定不是”；另一方面，则是“我更多的是对东航负责，还有向国家的市场经济格局负责。这就是我追求的一个目标”。观察家的确认为国航“搅局”的一个重要目的就是回复到垄断结构中去。而来自金融时报的观察家相信，“东新恋”破局的最大输家是“中国将成为最大的输家。特别是随着北京奥运会的临近，中国最不希望看到的，是一家行动迟缓的国有航空公司把持关键航空枢纽的局面”。
　　当下的中国，对创新和自主知识产权的渴望是不遗余力的。在这种对中国制造的现状的不满和对创新型中国的未来图谱的期待中，一大批优秀的企业建立，同时，他们也获得了国家科技部以及地方政府的支持，中星微就是一个最为成功的例子。
　　
　　通向社会理想之路
　　人的行为受动机的影响，动机的强度决定行动的速度。社会理想虽然不容易捉摸，但在影响企业家的行为上并不逊色于商业梦想。搜狐和盛大是截然不同的网络公司，如果要对张朝阳和陈天桥进行对比分析，理想和信念是很难被完全抛到一边的考察尺度，当然，社会理想可能只是占比重很小的因素，但是在变化的社会中，其比重在未来是否扩大也是很难回答的问题。社会理想对企业家的影响会表现在六个方面。
　　积极地进入社会公共领域。大午集团创始人孙大午坦言他十分珍惜各种发言机会。1998年12月14日，孙大午去北京参加国家内贸局召开的“开拓农村市场干部研讨会”，会议在中南海的国务院第三会议室召开。领导点名让基层的乡镇长先发言，孙大午递了条子，说明自己来自农村，了解农村情况，要求发言。这样，他得以在第四个发言。孙大午的发言集中在以下几点：①开发农村市场应让农民增收，增收的途径在于生产加工经营，而不能在增加产量上下功夫，不能再依靠国家提高农副产品的价格，更不能依靠政府的投入支持。②实现农业产业化，必须依靠国家大的政策出台，打破原来的计划经济体制、废除条块分割。③对农村多出政策，少出口号。
　　孙大午的发言和大午集团固然有内在的联系，但没有直接关系。像孙大午这样在公共领域建言献策的企业家不在少数，而且中国有鼓励机制—每年两会，企业家代表都会有很多提案发表。
　　捐资和公益投资。拥有大量的物质财富是企业家的特征，在贫富差距扩大后，财富急剧集中。名目繁多的财富榜上的天文数字不仅让公众眼晕，就是企业家本人也有高处不胜寒的烦恼。钱应该怎么花，幸福的定义是什么？当财富积累到一定程度时，企业家会不由自主思考这样的问题。在我们平常人看来，财富是企业家经营的回馈，他有权用于奢侈的私生活，我们甚至很难理解比尔·盖茨捐出那么一大笔钱，少量的捐献也许有博取美誉度的嫌疑，但是捐出几乎所有的财富就不单是开支打造公众形象的成本那么简单。企业家捐钱是在社会理想影响下最可能做出的决策，因为他们实在太有实力来帮助别人了。
　　还有一些人会进行公益投资，比如开发荒山。相比捐助，公益投资更难，会花费企业家的心血。毕竟捐钱可能只是一瞬间的事情，但公益投资就要考虑回报，荒山的绿化可能是二十年长期工程，如何减少成本，实现效益最大化，如何体现社会价值，这些因素都要考虑。公益项目不会因为出发点的崇高就会容易实现，一些在商业项目上游刃有余的企业家甚至栽了跟头。
　　建立伟大的企业。畅销书《基业长青》列举了这样一些名言。惠普前任CEO说：我们的基本原则，从创办人构思出来后一直维持不变，我们把核心价值观和实务分得清清楚楚，核心价值观不改变，但是实务做法可以改变。我们也清楚地表明，利润虽然重要，却不是惠普存在地原因，公司是为了更基本的原因而存在。默克公司说：我们做的是挽救和改善生命的事业，所有的行动，都必须以能圆满实现这个目标为衡量标准。福特公司前任CEO说：把利润放在人和产品之后是福特公司造就的奇迹。
　　有迹象表明，很多企业家主动地往理想主义上靠拢，如果我们无视这一点，就无法解释他们的一些行为。1916年，亨利·福特说：“我认为我们的汽车不应该赚这么惊人的利润，合理的利润完全正确，但是不能太高，我主张最好用合理的小额利润，销售大量的汽车……因为这样可以让更多的人买得起，享受使用汽车的乐趣；还因为这样可以让更多的人就业，得到不错的工资。这是我一生的两个目标。”
　　1908年到1916年间，福特汽车的价格降低了58％。当时福特的订单超过产能，按照价格规律，本来可以提高价格，但是福特先生却不断降价，他的举动甚至遭到了一位股东的诉讼。同一期间，福特公司采用了工人日工资5美元的制度，是业界标准薪资的两倍，引发了产业界的争论。
　　作者指出，使命是公司除了赚钱之外存在的根本原因，高瞻远瞩的公司能够体会和达成这样的使命，他们会持续不断地追求其使命。但是，所有公司的使命都不是通过明白而正式的形式进行表达，它们是潜在的，你很难看到，但是的确存在。通常，我们称这些企业是理想主义者，如果选择人作为理想的主体，企业家是最好的答案。我们可以说，那些高瞻远瞩的公司或者说是伟大的公司，都有一些富有社会理想的企业家在主导。
　　社会企业家。商业评论吴晓波感叹，在过去的两年里，“社会责任”成为最热烈的话题，如果不被“异化”的话，它可能成为中国企业家向上成长的台阶之一。形而下的社会责任会被异化，我们无法不担心形而上的社会理想更可能被异化的命运。
　　现阶段到了讨论企业家的社会理想的阶段了吗？毕竟中国的改革开放才过去三十年，企业家只不过是刚萌芽不久的群体。我们的讨论会不会起到揠苗助长的反作用？当接触到彼得·德鲁克管理学院院长杜绍基先生时，疑虑才有所打消。生长于香港的杜先生放弃了在美国发展顺利的物流事业，回到中国内地宣传社会企业家的理念。杜绍基先生对社会企业家的定义是：具有企业家精神的人，通过企业模式运作，以有效管理和绩效考核带来盈利，并解决社会问题。社会企业家以解决社会问题为目的，商业运作是手段，比我们所提倡的企业家明晰并努力实现社会理想的观念更进一步。
　　社会企业家代表孟加拉经济学教授穆罕默德·尤努斯的“微贷”事业正在以成功的商业运作计划在全世界范围内消灭贫穷。尤努斯的项目遍及100个国家，累计为400万穷人放贷53亿美元。他说：“我认为如果你用商业手法来处理这些事，它的规模可以如你设想般巨大。因为你所挣的钱足够支付你的所有成本。你不用依靠任何人。”2004年，尤努斯甚至向26000位乞丐放贷，每人9美元—这点钱可以让一个乞丐开始贩卖糖果等小生意，而不是沿街乞讨。2006年，尤努斯获颁诺贝尔和平奖。
　　社会企业家对社会有重大意义。美国作家戴维·伯恩斯坦在其著作《如何改变世界—社会企业家与新思想的威力》一书提出：“商业企业家对经济而言意味着什么，那么社会企业家对社会变革而言就意味着什么。”
　　多次深入公益事业一线的杜绍基先生不无遗憾地表示，目前中国的社会企业还处于发展的初级阶段。如何找到可行的操作模式？困难很大。按照现行法律，社会企业和普通企业一样通过工商局登记，没有专门针对社会企业的法律和制度。中国没有对社会企业的优惠政策，如果社会企业挣了很多钱，企业家本人受不住诱惑改变初衷，也没有有效的制约手段。
　　“企业家大学”。这种形式的出现在很大程度上是对目前商学院教育的不满，商学院在培养具有兼具魄力和商业知识的企业经营人才上颇受非议。国内企业家牛根生、严介和以及郭凡生等均表示退休后会对“现身说法”地“手把手地”教育下一代企业家有浓厚兴趣。在国际上，稻盛和夫是一个非常典型的例子。稻盛和夫，技术人员出身，但是在四十年间从无到有、从小到大铸造了两个世界500强企业—京瓷和KDDI（相当于中国联通）。在此间，他总结了大量具有案例支持的企业和企业领袖的成功法则，最为知名的就是他的“经营12法”。他期待把青年企业家能够传承这些知识和经验，期待后起之秀更新和发展他的经营思想和理念。
　　积极参与公共环境净化。“支持政府搞廉政，官员到此莫伸手”。云南红董事长武克钢因为这个挂在办公室在条幅而广受关注：理解、尊敬和不屑一顾混杂其间。此一叶体现的是他建设现代商业文明的梦想。许多企业家向武请教敢于与官员顶牛的经验。他说：“第一，你企业自己要坐得正，要照章纳税，不能授人以柄；第二，你要有腰杆，有底气，你就要敢跟他‘顶’。”武克钢有两句口头禅：一是“不要惯坏了公务员”；二是“贪官是我们喂出来的，受贿是我们行出来的”。他还说：“工商文明不是不要官了，而是让官来适应工商文明的基本原则—契约、平等、法治、自由、主权在民……我们这些企业家，必须去跟官僚阶层形成某种起码的、底线的共识，保护生产力，保护发展生产力的所有人，大家一起来发展最具生产力的工商文明。”武克钢只是一个例子。
　　
　　游离不定的诱惑
　　企业家=弃业家？
　　我们应该向比尔·盖茨学习吗？放弃自己已经坚持了大半辈子的主业，而专注于社会慈善事业？这取决于企业家的愿望和企业经营的有序程度。参与社会事务和践行社会理想是一种诱惑，这种诱惑也许和当年对财富的渴望相仿，也许和在高尔夫球场上的进步相近。担忧智慧的企业家会舍本逐末显然是杞人忧天。不过，我们还是想提醒：社会理想固然值得尊敬，但是在实现社会理想的时候，我们不得不洞若神明地看到社会理想的边界和诸多的雷区。
　　“在商言商”是企业界的一个共识。这个教训的源泉是1980年代有太多的企业家“在商言政”并因此而销声匿迹。冯仑在《野蛮生长》里写道：“政治情结、江湖大哥、民间智慧、合理的商业想象力，以及我们有限的体制空间，塑造了牟其中这样一个形象。现在没有此类人物了。”即使在新的时代，“这是最好的时代，也是最坏的时代”，我们也要警惕社会理想的边界。
　　的确，我们也许应该为了市场经济格局、为了人们的福祉而苦苦争斗，甚至不惜触摸体制的电门，与“蛮横”的国老大们暗中较劲和博弈，我们极力地呼吁某些垄断行业降低民资的进入门槛。但是，我们应该明白，如果太多是出于个体的利益驱动，我们就会显得底气不足，我们就会在强硬的阻碍面前退缩。
　　我们认为以下原则具有可持续发展企业家的社会理想：利基原则、建设而非博弈（对抗）原则、实验性、量力而行原则、非功利主义原则。如果说精英分子最大的不同就是“带着脚镣翩翩起舞”，那么他们的最大困难也正是“在夹缝里坚强地生存”。企业家与纯粹知识分子的最大区别在于他们是一种实实在在的力量，他们的依附性整体上低于前者—尽管我们期待知识分子表现出极端的独立性，这也是一个理想而不是现实。但是，铜板有两面。这也正是其弱点所在。毋庸讳言，公共环境的净化是大势所趋，现代商业文明的建立也是必由之路。但是，我们仍然一如既往地如履薄冰、战战兢兢前行。其中的利弊权衡，由企业家本身的远见、洞察力以及对社会进步速度的信念和信心甚至由自己的社会交际关系（guanxi）共同决定。商业、企业本身蕴含的“富有激情的建设性”，使得我们必须谨小慎微而不是想当然地、充满自我陶醉地践行我们的社会理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