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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社会科学院历史所原副所长、著名史学家、本刊顾问唐振常先生，因病于2002年元月27日在上海逝世。本刊特邀上海社科院历史所研究员熊月之先生撰文，以志悼念。
尽管唐先生身染沉疴，住院年余，体弱神衰，但是，饮食尚可，睡眠尚可，神志也算清醒，特别是前一段时间回到家里，竟然可以室内行走，桌前阅报，接打长途电话，我们都以为他的病情稳中转好。所以，先生去世的噩耗传来，大家无不愕然，继而默然、黯然，止不住悲从中来。
由于亲属力主，先生丧事至为简朴，不设治丧委员会，不开追悼会，不搞遗体告别仪式，也不接受一般的吊唁，甚至报纸中缝上的讣告，也是亲属出钱登的。这在先生亲属，自是为了避免打扰别人，但先生的诸多友朋，则不知情，纷纷来电询问、责问：名气那么大的人走了，怎么连一点声音都没有？
是的，先生是不应该被忘记的，也不可能被忘记的。
先生出生于四川成都，祖籍湖南衡阳，其祖父辈迁贵阳，再迁四川，遂为川人。祖父讳家驹，字直夫，光绪二年进士，由工部主事外放四川荣县知县，有政声。唐氏家族亦由此成为成都大户。成都有“南唐北李”之说，“北李”指城北李家，即巴金之家；“南唐”即指先生家族，居成都南城文庙后街，四进大宅，高墙深院，大小房屋六十余间。能与写《家》、《春》、《秋》的巴金之家族并提，可以想见唐家当年气象。先生父亲讳仲威，清末纳资为候补道，未实授，中年以后长病无业。母亲龚氏，出身书香门第，受过良好教育，能写一手好字，有才名，其父兄均为四川文化教育界名人。
先生幼年在家，由父母延师来家课馆。塾师学问极好，督责严厉，每因细故而痛殴学生。一次，先生因擅游公园，被发觉后，一顿痛打，乃至遍体鳞伤，在家躺了好些日子。先生十岁时插班建本小学四年级，学校设在孔庙，毕业后进入大成中学。由幼年而少年，由家馆而学校，先生所习尽为传统文化一路，由《三字经》、《论语》、《孟子》，而《左传》、《史记》、《资治通鉴》，而《诗经》、《礼记》。先生开始接受教育的时期，新文化运动已在中国激荡磅礴多年，但成都内地，风气未开，加上诗礼传家的家族传统，使得先生所受教育，与上海等沿海开放城市路径迥异。那时的学习方法，除了阅读、理解，背诵是重要一途。背书虽苦，也极枯燥，但由此打下了坚实的国学根底，培养了先生对史学的兴趣，也锻炼了先生的古文写作能力。先生日后为文快捷，倚马千言，征引古文，便便腹笥，信手拈来，与其早年特殊的教育路径大有关系。
先生天性活跃，亦富主见，在大成中学读了一年以后，便讨厌那里沉闷的空气，毅然放弃一年的学历，于1935年考入成都县立中学。这里管理严格，空气清新，课程齐全，尤重英语，也能读到不少新文学书刊。高中时期，第一年在成都私立蜀华中学，第二年转光华大学附属中学。光华附中是从上海内迁成都的学校，学生大部分是外省逃难到内地的富家子弟，风气开通，比较自由。此时，先生已因父亲病、家道衰而渐渐理解人世的艰辛，懂得勤奋的重要，因此，谨遵母训，发奋读书。先生天资聪颖，一表人才，慧中秀外，品学兼优，同时受到英文和国文老师的赏识，被寄予厚望。中学毕业后，以高材生而免试升入重庆中央大学农艺系。先生是那种豪放有余而耐心不足的人，进入中央大学半年不到，就对那些狗啊、猫啊、花呀、草呀之类的动、植物课程不耐烦了。也许命运使然，就在这时，他的舅父去世，他借口奔丧而辍学。第二年，考入设在成都的燕京大学。时为1942年夏天。
燕京大学是中国最著名的教会大学之一，先生在那里学习首尾五年，第一年在外文系，翌年转新闻系，副修历史，也选听中文系课程。燕大名师如云，风气开放。先生如鱼得水，如蜂采蜜，从张琴南习新闻学，从吴宓习西洋文学史，从李方桂习语言学，眼界大开，学业猛进。他曾选修陈寅恪先生的历史课，受益终身。燕京是很西化的学校，先生日后西装革履、讲究衣着，与校风熏陶大有关系。先生活跃、多才，学习之余，主编校报《燕京新闻》，组织海燕剧团，自任团长，宣传民主，反对独裁，是学生运动的活跃分子，名闻遐迩，几乎每次燕大学生宣言，均由先生执笔。先生曾在中共地下党领导的进步报纸《华西晚报》上发表小说、散文、译文、杂文多篇，结识了在那里工作的共产党人黎澍、陈白尘等，加入了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成都分会和民主同盟，由此走上了当时许多热血青年所走的民主革命道路。
1946年，先生自燕京毕业，入上海《大公报》工作，初任国际版助理编辑，后当外勤记者。1948年10月走香港，任《大公报》编辑。翌年6月回上海，任《大公报》采访主任、编辑，主写社论，兼编戏剧与电影周刊，一度在圣约翰大学新闻系兼课，讲授《新闻采访通讯与写作》。1952年底随《大公报》迁天津，因不适应编辑方针的改变，加上夫妻两地分居，于1953年5月调回上海，进电影创作所工作。先生在《大公报》首尾七年，由上海而香港而上海而天津，由编辑而记者而采访主任，涉及领域由国际而政治而文教而文艺，开阔了视野，增长了见识，锻炼了能力，走出去能采访，坐下来能作文，特别是上海解放初期那一阵子，热情高涨，精神抖擞，笔走龙蛇，文采焕然，每每工作到深夜而不知疲倦。
在上海电影创作所（后并入上海电影制片厂），先生第一年受组织安排，在编辑室做行政工作，担任副主任，第二年开始做专职编剧，写过反映大学教授思想改造问题的剧本《日月光华》，修改过反映农村题裁的剧本，其中关于体育题裁的《球场风波》曾正式发表，并被拍成电影，先生也为此被批判多年，理由是思想右倾。先生自1949年就要求加入中国共产党，也努力以党员的标准要求自己，但迟迟没能如愿。其中原因，我们从他一次又一次的 “思想汇报”中可以看出端倪，一个是他的家庭出身，再就是所谓的“自由主义”、“个人主义”、“骄傲自大”之类缺点。那时，先生像许多热切追求进步的知识分子一样，不断地改造思想，不断地批判自己，不断地追随时代的步伐，参加各种各样的运动。1957年1月，经王世桢、石方禹介绍，先生终于加入中国共产党。
1958年以后，先生调《文汇报》工作，任文艺部主任，在那特殊的年代，以先生的个性，要想有所作为也难。“文化大革命”爆发后靠边站，曾在新闻出版干校劳动，1975年至1977年在上海戏剧学院图书馆工作，牢骚腹诽不少，读书也不少。1978年以后，入上海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工作，1980年评为研究员，历任古代史研究室主任、上海史研究室主任、副所长，1993年退休。
先生后半生的专业主要是历史。他曾自述由文转史的原因，是出于对那场空前浩劫的反思，以为“不学史无以知今”。先生第一篇史学长文是《论章太炎》，发表在1978年第一期《历史研究》上。那时严冬刚过，百废待兴，先生一反“文革”中的章太炎“法家”说、“批孔”说，用弘取精，自成新说，逻辑谨严，尖锐老辣，直刺影射史学的要害。宏文一出，史坛震动。此前，先生的名气主要在文艺、新闻两界，史学界多不知“唐振常”为何人，此后，先生成了新加盟的史坛老将，拨乱反正的先锋。
先生治史，信奉陈寅恪先生“以小见大”、“在历史中求史识”的原则，撰文写书，均努力于具体历史事件中探求其普遍的意义。他晚年自称平生研究过三个半历史人物，即章太炎、蔡元培、吴虞，半个指吴稚晖。他写章太炎，既写其早年的革命贡献，也不为其晚年尊孔、反共讳；写蔡元培，既写其倡导新文化、改造北大的不朽功勋，也不为其“清党”事讳；写吴虞，那是他的太老师，既写其“只手打孔家店”的文化贡献，也不为其日常生活中维护封建等级制种种行为讳；写日后成为反共老手的吴稚晖，而为其早年所谓“献策”事辩诬，所有这些，都是有所为而作，为的是全面、客观、公正评价历史人物，不因个人感情好恶而任意臧否损益。用先生自己的话，就是“为个人辩诬之意义小，求历史公正之意义大”。先师陈旭麓先生评论唐先生《蔡元培传》是“实笔写真人”，这个“实笔”，就是唐先生自己说的公正之笔，也就是文天祥《正气歌》中所说的“在齐太史简，在晋董狐笔”的正气之笔，是凝结着浩然之气的中华优秀史学传统的刚正之笔。
上海史是先生治史的一大领域。他从70年代末开始为上海史研究鼓与呼，80年代承担国家重点项目《上海史》的编写，带领包括后学如我在内的一批年轻人，设计提纲，组织队伍，筚路蓝缕，创榛辟莽，终于在1989年圆满完成。在实施过程中，他大胆使用年轻人，在学术上一秉独立自由之原则，力主客观评价租界作用，支持租界双重影响论，为上海史研究向纵深发展作出了重大贡献。先生长期兼任上海史志研究会副会长，实际主持研究会工作，编通讯，做调研，审稿件，开协调会议，为上海新修地方志的工作，作出了卓越的贡献。上海史研究能有今天的气象，上海学能成为公认的显学，唐先生辟路前驱，大功不朽！
先生治学不囿一隅，无古今之界限，无文史之畛域。他早年爱好隋唐史，晚年重理旧业，轻车熟路，佳作迭出，评韩柳关系，论排佛老之议，讨论历史上党锢派系特点，特别是为陈寅恪先生《唐代政治史述论》写导读文字（先生自谦为“学习笔记”），述事论人，考镜源流，融会贯通，纯熟老道，读后不能不佩服先生学问的博大精深。先生晚年在人物研究方面下过很深功夫，除了论章太炎、蔡元培，说吴虞，还对曾国藩、李鸿章、左宗棠、张之洞、黄远庸、张东荪等诸多历史名人作过研究，所论多大处落墨，高屋建瓴，卓识纷呈，能见人所未见。他曾多次到美国、日本、澳大利亚、台湾讲学，特别是香港，改革开放以后几乎年必一至，或一年数至，所讲或为上海史，或为近代人物，或为隋唐历史。
先生才华横溢，文备多手，能作气势磅礴的宏观大论，也能作细致缜密的微观考据；能作言必有征的学术论文，也能作汪洋恣肆的抒情散文。其思想与时俱进，其文风越老越绚丽多姿，其意境越老越醇厚頬郁。八九十年代的上海滩，大报小报，广播电视，隔三岔五地总能看到唐振常的大名，听到唐振常的宏亮声音，看到唐振常的潇洒形象。他的著作也成批推出，有精雕细琢的《章太炎吴虞论集》、《蔡元培传》、《史海寻渡》、《识史集》、《承传立新》、《当代学者自选文库·唐振常卷》，也有轻松俊逸的《唐振常散文》、《川上集》、《饔飧集》、《俗轻集》、《澳洲见闻》。先生的影响，先生的贡献，早已越出史学、文学的领域，惠及整个社会。
作为富户少爷，先生自小衣来伸手，饭来张口，成年以后，依然不大懂得治理生计，有钱就花，大手大脚，好烟、好茶、好酒、好饭菜。钱来得快，去得也快。最妙的是，他能将饮食与文化结合起来，能够吃出道道，说出名堂，什么川菜不等于辣，火锅为什么会起源于重庆，正宗的狮子头应该怎么烧法，都能如数家珍，娓娓道来。他的作品中就有一部分是关于饮食文化的，因此有“美食家”之誉，被推为美食家学会会长，吃遍上海名馆，还到台湾去进行一次美食交流。上海一些名饭店也以能够得到先生好评为无形资本。每到逢年过节，就会有一些名店名厨给他家里送来上好菜肴。但先生会说会吃不会做，师母的烹饪手艺自然比不上名店名厨，在此情况下，先生倒也能伸能屈。我到他家里去，看他上次是一碗辣酱面，这次是辣酱面一碗，但先生甘之如饴，并无怨言。
先生富才气，也有些傲气，但没有霸气，治学求是，尚理服理，从善如流。记得他论章太炎的大作发表以后，有人指出其论文中有一副对联是伪作，他在出论文集时便作了删节。后来又有人指出那副对联是真的，他经过研究，乃恢复先前的说法，并在《自传》中对此详加剖析，说明何以变来变去。先生之率真择善由此可见一斑。为学如此，为人亦如此，服理不服人。无理，虽权贵，不折腰；有理，虽后生，悦服。尚理，因此他爱才、惜才。他晚年交往圈子中，每多青年才俊，忘年之交成群。尚理，因此他身上留有可贵的侠气，路见不平，拔刀相助，事见不公，拍案而起，仗义执言，全无顾忌，为弱势者撑腰，让当局者难堪。也因此，有人说他火气大，有人说他热心肠。先生重感情，无城府，不掩饰，喜怒皆形于色，喜则畅怀大笑，怒则破口大骂，悲则放声大哭。先生最大的本领，在于没有心思，愁过、骂过，一会儿就烟消云散。我多次岁先生外出开会，晚间同处一室，联床夜话，说着说着，他的话声就变成鼾声了。有人曾戏评上海学术界名人，称某为才儒，某为傲儒，某为酸儒，某为商儒，唐先生则被评为“侠儒”，真是传神之评。
先生生于1922年10月7日，2000年8月因肺癌住院，2002年元月27日逝世，享年80。有方人、唐致、胥庶、龚子游等笔名。妻陶慧华，为其燕京同班同学，现77岁，已退休。子二女一，均已成人自立。
先生善作人物传记，哭黎澍，忆旭麓，祭谭公，悼云溥，为其名篇，状事摹人，寥寥数笔，形神毕现，一文既出，传诵遐迩，有太史公笔法。我有幸随先生治学多年，今作此文，一则以悲，一则以愧。对于先生的学问，我未窥其堂奥；对于先生的笔力，更未得其万一，置评少识，遣笔乏词。好在先生名满天下，功在中华文化，日后为先生立传者自不乏人。先生于九泉之下，当会以月之之诚挚真情，而谅月之之愚钝无文。
(责任编辑：萧 辰)
尽管唐先生身染沉疴，住院年余，体弱神衰，但是，饮食尚可，睡眠尚可，神志也算清醒，特别是前一段时间回到家里，竟然可以室内行走，桌前阅报，接打长途电话，我们都以为他的病情稳中转好。所以，先生去世的噩耗传来，大家无不愕然，继而默然、黯然，止不住悲从中来。
由于亲属力主，先生丧事至为简朴，不设治丧委员会，不开追悼会，不搞遗体告别仪式，也不接受一般的吊唁，甚至报纸中缝上的讣告，也是亲属出钱登的。这在先生亲属，自是为了避免打扰别人，但先生的诸多友朋，则不知情，纷纷来电询问、责问：名气那么大的人走了，怎么连一点声音都没有？
是的，先生是不应该被忘记的，也不可能被忘记的。
先生出生于四川成都，祖籍湖南衡阳，其祖父辈迁贵阳，再迁四川，遂为川人。祖父讳家驹，字直夫，光绪二年进士，由工部主事外放四川荣县知县，有政声。唐氏家族亦由此成为成都大户。成都有“南唐北李”之说，“北李”指城北李家，即巴金之家；“南唐”即指先生家族，居成都南城文庙后街，四进大宅，高墙深院，大小房屋六十余间。能与写《家》、《春》、《秋》的巴金之家族并提，可以想见唐家当年气象。先生父亲讳仲威，清末纳资为候补道，未实授，中年以后长病无业。母亲龚氏，出身书香门第，受过良好教育，能写一手好字，有才名，其父兄均为四川文化教育界名人。
先生幼年在家，由父母延师来家课馆。塾师学问极好，督责严厉，每因细故而痛殴学生。一次，先生因擅游公园，被发觉后，一顿痛打，乃至遍体鳞伤，在家躺了好些日子。先生十岁时插班建本小学四年级，学校设在孔庙，毕业后进入大成中学。由幼年而少年，由家馆而学校，先生所习尽为传统文化一路，由《三字经》、《论语》、《孟子》，而《左传》、《史记》、《资治通鉴》，而《诗经》、《礼记》。先生开始接受教育的时期，新文化运动已在中国激荡磅礴多年，但成都内地，风气未开，加上诗礼传家的家族传统，使得先生所受教育，与上海等沿海开放城市路径迥异。那时的学习方法，除了阅读、理解，背诵是重要一途。背书虽苦，也极枯燥，但由此打下了坚实的国学根底，培养了先生对史学的兴趣，也锻炼了先生的古文写作能力。先生日后为文快捷，倚马千言，征引古文，便便腹笥，信手拈来，与其早年特殊的教育路径大有关系。
先生天性活跃，亦富主见，在大成中学读了一年以后，便讨厌那里沉闷的空气，毅然放弃一年的学历，于1935年考入成都县立中学。这里管理严格，空气清新，课程齐全，尤重英语，也能读到不少新文学书刊。高中时期，第一年在成都私立蜀华中学，第二年转光华大学附属中学。光华附中是从上海内迁成都的学校，学生大部分是外省逃难到内地的富家子弟，风气开通，比较自由。此时，先生已因父亲病、家道衰而渐渐理解人世的艰辛，懂得勤奋的重要，因此，谨遵母训，发奋读书。先生天资聪颖，一表人才，慧中秀外，品学兼优，同时受到英文和国文老师的赏识，被寄予厚望。中学毕业后，以高材生而免试升入重庆中央大学农艺系。先生是那种豪放有余而耐心不足的人，进入中央大学半年不到，就对那些狗啊、猫啊、花呀、草呀之类的动、植物课程不耐烦了。也许命运使然，就在这时，他的舅父去世，他借口奔丧而辍学。第二年，考入设在成都的燕京大学。时为1942年夏天。
燕京大学是中国最著名的教会大学之一，先生在那里学习首尾五年，第一年在外文系，翌年转新闻系，副修历史，也选听中文系课程。燕大名师如云，风气开放。先生如鱼得水，如蜂采蜜，从张琴南习新闻学，从吴宓习西洋文学史，从李方桂习语言学，眼界大开，学业猛进。他曾选修陈寅恪先生的历史课，受益终身。燕京是很西化的学校，先生日后西装革履、讲究衣着，与校风熏陶大有关系。先生活跃、多才，学习之余，主编校报《燕京新闻》，组织海燕剧团，自任团长，宣传民主，反对独裁，是学生运动的活跃分子，名闻遐迩，几乎每次燕大学生宣言，均由先生执笔。先生曾在中共地下党领导的进步报纸《华西晚报》上发表小说、散文、译文、杂文多篇，结识了在那里工作的共产党人黎澍、陈白尘等，加入了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成都分会和民主同盟，由此走上了当时许多热血青年所走的民主革命道路。
1946年，先生自燕京毕业，入上海《大公报》工作，初任国际版助理编辑，后当外勤记者。1948年10月走香港，任《大公报》编辑。翌年6月回上海，任《大公报》采访主任、编辑，主写社论，兼编戏剧与电影周刊，一度在圣约翰大学新闻系兼课，讲授《新闻采访通讯与写作》。1952年底随《大公报》迁天津，因不适应编辑方针的改变，加上夫妻两地分居，于1953年5月调回上海，进电影创作所工作。先生在《大公报》首尾七年，由上海而香港而上海而天津，由编辑而记者而采访主任，涉及领域由国际而政治而文教而文艺，开阔了视野，增长了见识，锻炼了能力，走出去能采访，坐下来能作文，特别是上海解放初期那一阵子，热情高涨，精神抖擞，笔走龙蛇，文采焕然，每每工作到深夜而不知疲倦。
在上海电影创作所（后并入上海电影制片厂），先生第一年受组织安排，在编辑室做行政工作，担任副主任，第二年开始做专职编剧，写过反映大学教授思想改造问题的剧本《日月光华》，修改过反映农村题裁的剧本，其中关于体育题裁的《球场风波》曾正式发表，并被拍成电影，先生也为此被批判多年，理由是思想右倾。先生自1949年就要求加入中国共产党，也努力以党员的标准要求自己，但迟迟没能如愿。其中原因，我们从他一次又一次的 “思想汇报”中可以看出端倪，一个是他的家庭出身，再就是所谓的“自由主义”、“个人主义”、“骄傲自大”之类缺点。那时，先生像许多热切追求进步的知识分子一样，不断地改造思想，不断地批判自己，不断地追随时代的步伐，参加各种各样的运动。1957年1月，经王世桢、石方禹介绍，先生终于加入中国共产党。
1958年以后，先生调《文汇报》工作，任文艺部主任，在那特殊的年代，以先生的个性，要想有所作为也难。“文化大革命”爆发后靠边站，曾在新闻出版干校劳动，1975年至1977年在上海戏剧学院图书馆工作，牢骚腹诽不少，读书也不少。1978年以后，入上海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工作，1980年评为研究员，历任古代史研究室主任、上海史研究室主任、副所长，1993年退休。
先生后半生的专业主要是历史。他曾自述由文转史的原因，是出于对那场空前浩劫的反思，以为“不学史无以知今”。先生第一篇史学长文是《论章太炎》，发表在1978年第一期《历史研究》上。那时严冬刚过，百废待兴，先生一反“文革”中的章太炎“法家”说、“批孔”说，用弘取精，自成新说，逻辑谨严，尖锐老辣，直刺影射史学的要害。宏文一出，史坛震动。此前，先生的名气主要在文艺、新闻两界，史学界多不知“唐振常”为何人，此后，先生成了新加盟的史坛老将，拨乱反正的先锋。
先生治史，信奉陈寅恪先生“以小见大”、“在历史中求史识”的原则，撰文写书，均努力于具体历史事件中探求其普遍的意义。他晚年自称平生研究过三个半历史人物，即章太炎、蔡元培、吴虞，半个指吴稚晖。他写章太炎，既写其早年的革命贡献，也不为其晚年尊孔、反共讳；写蔡元培，既写其倡导新文化、改造北大的不朽功勋，也不为其“清党”事讳；写吴虞，那是他的太老师，既写其“只手打孔家店”的文化贡献，也不为其日常生活中维护封建等级制种种行为讳；写日后成为反共老手的吴稚晖，而为其早年所谓“献策”事辩诬，所有这些，都是有所为而作，为的是全面、客观、公正评价历史人物，不因个人感情好恶而任意臧否损益。用先生自己的话，就是“为个人辩诬之意义小，求历史公正之意义大”。先师陈旭麓先生评论唐先生《蔡元培传》是“实笔写真人”，这个“实笔”，就是唐先生自己说的公正之笔，也就是文天祥《正气歌》中所说的“在齐太史简，在晋董狐笔”的正气之笔，是凝结着浩然之气的中华优秀史学传统的刚正之笔。
上海史是先生治史的一大领域。他从70年代末开始为上海史研究鼓与呼，80年代承担国家重点项目《上海史》的编写，带领包括后学如我在内的一批年轻人，设计提纲，组织队伍，筚路蓝缕，创榛辟莽，终于在1989年圆满完成。在实施过程中，他大胆使用年轻人，在学术上一秉独立自由之原则，力主客观评价租界作用，支持租界双重影响论，为上海史研究向纵深发展作出了重大贡献。先生长期兼任上海史志研究会副会长，实际主持研究会工作，编通讯，做调研，审稿件，开协调会议，为上海新修地方志的工作，作出了卓越的贡献。上海史研究能有今天的气象，上海学能成为公认的显学，唐先生辟路前驱，大功不朽！
先生治学不囿一隅，无古今之界限，无文史之畛域。他早年爱好隋唐史，晚年重理旧业，轻车熟路，佳作迭出，评韩柳关系，论排佛老之议，讨论历史上党锢派系特点，特别是为陈寅恪先生《唐代政治史述论》写导读文字（先生自谦为“学习笔记”），述事论人，考镜源流，融会贯通，纯熟老道，读后不能不佩服先生学问的博大精深。先生晚年在人物研究方面下过很深功夫，除了论章太炎、蔡元培，说吴虞，还对曾国藩、李鸿章、左宗棠、张之洞、黄远庸、张东荪等诸多历史名人作过研究，所论多大处落墨，高屋建瓴，卓识纷呈，能见人所未见。他曾多次到美国、日本、澳大利亚、台湾讲学，特别是香港，改革开放以后几乎年必一至，或一年数至，所讲或为上海史，或为近代人物，或为隋唐历史。
先生才华横溢，文备多手，能作气势磅礴的宏观大论，也能作细致缜密的微观考据；能作言必有征的学术论文，也能作汪洋恣肆的抒情散文。其思想与时俱进，其文风越老越绚丽多姿，其意境越老越醇厚頬郁。八九十年代的上海滩，大报小报，广播电视，隔三岔五地总能看到唐振常的大名，听到唐振常的宏亮声音，看到唐振常的潇洒形象。他的著作也成批推出，有精雕细琢的《章太炎吴虞论集》、《蔡元培传》、《史海寻渡》、《识史集》、《承传立新》、《当代学者自选文库·唐振常卷》，也有轻松俊逸的《唐振常散文》、《川上集》、《饔飧集》、《俗轻集》、《澳洲见闻》。先生的影响，先生的贡献，早已越出史学、文学的领域，惠及整个社会。
作为富户少爷，先生自小衣来伸手，饭来张口，成年以后，依然不大懂得治理生计，有钱就花，大手大脚，好烟、好茶、好酒、好饭菜。钱来得快，去得也快。最妙的是，他能将饮食与文化结合起来，能够吃出道道，说出名堂，什么川菜不等于辣，火锅为什么会起源于重庆，正宗的狮子头应该怎么烧法，都能如数家珍，娓娓道来。他的作品中就有一部分是关于饮食文化的，因此有“美食家”之誉，被推为美食家学会会长，吃遍上海名馆，还到台湾去进行一次美食交流。上海一些名饭店也以能够得到先生好评为无形资本。每到逢年过节，就会有一些名店名厨给他家里送来上好菜肴。但先生会说会吃不会做，师母的烹饪手艺自然比不上名店名厨，在此情况下，先生倒也能伸能屈。我到他家里去，看他上次是一碗辣酱面，这次是辣酱面一碗，但先生甘之如饴，并无怨言。
先生富才气，也有些傲气，但没有霸气，治学求是，尚理服理，从善如流。记得他论章太炎的大作发表以后，有人指出其论文中有一副对联是伪作，他在出论文集时便作了删节。后来又有人指出那副对联是真的，他经过研究，乃恢复先前的说法，并在《自传》中对此详加剖析，说明何以变来变去。先生之率真择善由此可见一斑。为学如此，为人亦如此，服理不服人。无理，虽权贵，不折腰；有理，虽后生，悦服。尚理，因此他爱才、惜才。他晚年交往圈子中，每多青年才俊，忘年之交成群。尚理，因此他身上留有可贵的侠气，路见不平，拔刀相助，事见不公，拍案而起，仗义执言，全无顾忌，为弱势者撑腰，让当局者难堪。也因此，有人说他火气大，有人说他热心肠。先生重感情，无城府，不掩饰，喜怒皆形于色，喜则畅怀大笑，怒则破口大骂，悲则放声大哭。先生最大的本领，在于没有心思，愁过、骂过，一会儿就烟消云散。我多次岁先生外出开会，晚间同处一室，联床夜话，说着说着，他的话声就变成鼾声了。有人曾戏评上海学术界名人，称某为才儒，某为傲儒，某为酸儒，某为商儒，唐先生则被评为“侠儒”，真是传神之评。
先生生于1922年10月7日，2000年8月因肺癌住院，2002年元月27日逝世，享年80。有方人、唐致、胥庶、龚子游等笔名。妻陶慧华，为其燕京同班同学，现77岁，已退休。子二女一，均已成人自立。
先生善作人物传记，哭黎澍，忆旭麓，祭谭公，悼云溥，为其名篇，状事摹人，寥寥数笔，形神毕现，一文既出，传诵遐迩，有太史公笔法。我有幸随先生治学多年，今作此文，一则以悲，一则以愧。对于先生的学问，我未窥其堂奥；对于先生的笔力，更未得其万一，置评少识，遣笔乏词。好在先生名满天下，功在中华文化，日后为先生立传者自不乏人。先生于九泉之下，当会以月之之诚挚真情，而谅月之之愚钝无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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