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摘要：本文基于中国家庭营养健康调查数据库（CHNS），通过建立计量经济学理论模型，对生活习惯对个体收入的影响程度与机制进行了实证探究。研究发现，个体生活习惯对收入产生较大影响，且不同生活习惯的影响趋势和程度不同。
关键词：生活习惯；个体收入；计量模型
一、引言
个体收入一直处于社会和个人关注的焦点，所有人都希望自己能取得一个较高的收入，提高生活质量。我们知道，很多因素均会对个体收入造成影响，如教育年限、工作经历、个体的智商情商等。除了这些无法轻易改变的既定影响因素以外，生活习惯是否也会对个体收入产生影响呢？会产生怎样的影响呢？尹志超、甘犁（2010）指出，吸烟并没有正的市场回报，而饮酒对收入有正向的影响。Bertera（1991）发现由于吸烟引起的疾病导致吸烟者平均每年减少一个工作日。有很多外国文献发现，适量的饮酒将引起收入的提高（Cook，1991；Heien，1996；MacDonald &Shields，2001）。付光伟（2012）发现，城镇有正规工资收入的在业妇女参加家务劳动的时间与其工资收入之间存在显著的负向影响关系。目前关于生活习惯对个体收入的影响研究还相对较少，且大都比较分散。本文通过建立计量经济学模型，实证探究生活习惯对个体收入的影响程度与机制，并根据所得结果给出追求高收入的可行性建议。
二、模型设定
（一）生活习惯定义
生活习惯有许多方面，需要首先进行抽象概念具体化以便于对其进行计量经济学模型分析研究。本文将生活习惯分为四类：睡眠、家务、饮酒、吸烟，分别进行实证研究。
（二）理论模型设定
理论模型以个体收入水平作为被影响因变量。为探究最优生活习惯建议值，本文对四类生活习惯研究自变量建立二次方程模型。并加入其它影响自变量教育与健康，避免因遗漏变量造成偏差。对非主要研究自变量进行简化，建立线性关系模型：
wage=β0+β1edu+β2health+β3sleeping+β′3sleeping2+β4housework+β′4housework2+β5drinking+β′5drinking2+β6smoking+β′6smoking2+u
三、数据来源与描述统计
（一）数据来源
本文研究所使用的中国家庭营养健康调查数据库（CHNS）来自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营养与食品安全所与美国北卡罗来纳大学人口中心合作的追踪调查项目，范围覆盖了9个省的城市和农村地区。为保证数据完整性和准确性，本文选取2006年中国健康与营养调查问卷，建立横截面分析模型。
（二）数据预处理
为保证研究数据的一致性和准确性，本文对原始数据进行如下所述数据预处理：①重新定义health（健康）变量的规模，衡量与同龄人相比个体健康状况，用1～4表示：1表示很差，2表示一般，3表示良好，4表示优秀；②housework（家务）变量的获取是通过加总原始数据中所有分散的具体家务劳动时间；③drinking（饮酒）变量被量化为每月饮酒次数而非虚拟变量；④去除原始数据中的数据不完整个体。
（三）描述统计
从研究变量描述性统计中可以看出，经过预处理后的数据比较符合实际情况，且无异常值出现，可以用于理论模型实证探究。
四、生活习惯对个体收入的影响效果
（一）理论模型实证结果
通过前述理论模型设定，对所得预处理后的数据进行最小二乘法（OLS）估计，得出理论模型实证结果为：
wage=5298.86+63.18edu-72.36health-1074.27sleeping+
（1792.79）（20.57） （101.68） （393.56）
54.06sleeping2-0.81housework+0.0084housework2+
（25.74） （5.14） （0.0166）
40.84drinking-0.93drinking2-16.02smoking+
（24.06） （0.73） （34.33）
0.51smoking2+u
（0.90）
（注：括号中数据表示相关系数的标准差）
从模型结果中分析可知，教育年限与个体收入水平呈现正相关关系，但个体健康状况与收入水平呈现负相关关系，这可能是因为高收入工作大多伴随高负荷。生活习惯与个体收入呈现模型假设的二次函数关系：①睡眠时间增加会导致个体收入降低，直至睡眠时间增加到约9.94小时每天后，睡眠时间与个体收入呈现正相关关系。②家务时间增加会导致个体收入降低，直至家务时间增加到约48.21分钟每天后，家务时间与个体收入呈现正相关关系。③饮酒频率增加会导致个体收入增加，直至饮酒频率增加到约21.96次每月时，饮酒频率与个体收入呈现负相关关系；④吸烟频率增加会导致个体收入减少，直至吸烟频率增加到15.71根烟每天时，吸烟频率与个体收入呈现正相关关系。
模型结果在一定程度上是符合现实的，如睡眠时间的增加会导致工作时间的减少，从而造成个体收入的下降，但若被调查者从事教高层工作，则可能会出现休息时间充裕且个体收入较高的情况。又如由于个体收入较高者多有商务应酬，饮酒频率在一定程度上与个体收入呈现正相关关系，但当饮酒频率太大后，可能对个体的身体健康、精神状态等造成伤害，反而降低个体收入。
（二）稳健性分析
尽管计量理论模型能够较好地反映出个体各生活习惯与其收入的关系，本文对理论模型进行了稳健性分析，探究结果的显著性与异方差性等。
首先，对数据的异方差性进行检验。通过B-P检验和怀特检验，均得出研究数据不存在异方差的结论，说明研究数据较为稳健。 接下来，通过对单个自变量进行T检验，得出教育年限、睡眠时间、饮酒频率等均在5%水平上显著，说明所选自变量对个体收入确实会造成影响。最后，对生活习惯的所有自变量系数做F联合检验，得出生活习惯的所有自变量系数在5%水平上联合显著。可以看出，生活习惯确实会对个体收入产生影响，且此影响效果较为稳健。
五、结论与建议
本文采用中国家庭营养健康调查数据库（CHNS），通过建立计量经济学理论模型，对生活习惯对个体收入的影响程度与影响机制进行实证研究。根据本文的研究，生活习惯的确会对个体收入产生较为稳健且较为显著的影响。影响机制随生活习惯类别的不同而变化。其中，睡眠时间、家务时间和吸烟频率与个体收入均呈现开口向上的二次函数形式且使得个体收入最小的自变量值较大，追求高收入的个体应该在可能的情况下尽量减少这三项生活习惯的花费时间与频率。但饮酒频率与个体收入呈现开口向下的二次函数形式，且峰值点的饮酒频率也较大，说明追求高收入的个体除了在多花时间工作外，也应该学会“千杯不醉”的艺术。最后，本文通过稳健性检验，得出本文实证探究的结果稳健性比较强，所得结果进一步支持了本文的研究结论。
参考文献：
[1] 尹志超，甘犁.香烟、美酒和收入[J].经济研究，2010，10：90-100+160.
[2] Bertera，Robert LA.，1991，”The Effects of Behavioral Risks or Absenteeism and Health-Care Costs in the Workplace”，Journal of Occupational Medicine，Vol.53，No.11 （November），pp.1119-23.
[3] Cook，Phillip.，1991，“The Social Costs of Drinking”，In Expert Meeting on Negative Social Consequences of Alcohol Use.Oslo：Norwegian Ministry of Health and Social Affairs.
[4] Heien，D.，1996，“Do Drinkers Earn Less？”，Southern Economic Journal，63，pp.60-68.
[5] MacDonald，Ziggy and Michael Shields，2001，“The Impact Of Alcohol Use on Occupational Attainment and Wages”，Economica，68（271），pp.427-53.
[6] 付光伟.城镇正规就业女性家务劳动与工资收入关系研究[J].山东女子学院学报，2012，02：23-27.
关键词：生活习惯；个体收入；计量模型
一、引言
个体收入一直处于社会和个人关注的焦点，所有人都希望自己能取得一个较高的收入，提高生活质量。我们知道，很多因素均会对个体收入造成影响，如教育年限、工作经历、个体的智商情商等。除了这些无法轻易改变的既定影响因素以外，生活习惯是否也会对个体收入产生影响呢？会产生怎样的影响呢？尹志超、甘犁（2010）指出，吸烟并没有正的市场回报，而饮酒对收入有正向的影响。Bertera（1991）发现由于吸烟引起的疾病导致吸烟者平均每年减少一个工作日。有很多外国文献发现，适量的饮酒将引起收入的提高（Cook，1991；Heien，1996；MacDonald &Shields，2001）。付光伟（2012）发现，城镇有正规工资收入的在业妇女参加家务劳动的时间与其工资收入之间存在显著的负向影响关系。目前关于生活习惯对个体收入的影响研究还相对较少，且大都比较分散。本文通过建立计量经济学模型，实证探究生活习惯对个体收入的影响程度与机制，并根据所得结果给出追求高收入的可行性建议。
二、模型设定
（一）生活习惯定义
生活习惯有许多方面，需要首先进行抽象概念具体化以便于对其进行计量经济学模型分析研究。本文将生活习惯分为四类：睡眠、家务、饮酒、吸烟，分别进行实证研究。
（二）理论模型设定
理论模型以个体收入水平作为被影响因变量。为探究最优生活习惯建议值，本文对四类生活习惯研究自变量建立二次方程模型。并加入其它影响自变量教育与健康，避免因遗漏变量造成偏差。对非主要研究自变量进行简化，建立线性关系模型：
wage=β0+β1edu+β2health+β3sleeping+β′3sleeping2+β4housework+β′4housework2+β5drinking+β′5drinking2+β6smoking+β′6smoking2+u
三、数据来源与描述统计
（一）数据来源
本文研究所使用的中国家庭营养健康调查数据库（CHNS）来自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营养与食品安全所与美国北卡罗来纳大学人口中心合作的追踪调查项目，范围覆盖了9个省的城市和农村地区。为保证数据完整性和准确性，本文选取2006年中国健康与营养调查问卷，建立横截面分析模型。
（二）数据预处理
为保证研究数据的一致性和准确性，本文对原始数据进行如下所述数据预处理：①重新定义health（健康）变量的规模，衡量与同龄人相比个体健康状况，用1～4表示：1表示很差，2表示一般，3表示良好，4表示优秀；②housework（家务）变量的获取是通过加总原始数据中所有分散的具体家务劳动时间；③drinking（饮酒）变量被量化为每月饮酒次数而非虚拟变量；④去除原始数据中的数据不完整个体。
（三）描述统计
从研究变量描述性统计中可以看出，经过预处理后的数据比较符合实际情况，且无异常值出现，可以用于理论模型实证探究。
四、生活习惯对个体收入的影响效果
（一）理论模型实证结果
通过前述理论模型设定，对所得预处理后的数据进行最小二乘法（OLS）估计，得出理论模型实证结果为：
wage=5298.86+63.18edu-72.36health-1074.27sleeping+
（1792.79）（20.57） （101.68） （393.56）
54.06sleeping2-0.81housework+0.0084housework2+
（25.74） （5.14） （0.0166）
40.84drinking-0.93drinking2-16.02smoking+
（24.06） （0.73） （34.33）
0.51smoking2+u
（0.90）
（注：括号中数据表示相关系数的标准差）
从模型结果中分析可知，教育年限与个体收入水平呈现正相关关系，但个体健康状况与收入水平呈现负相关关系，这可能是因为高收入工作大多伴随高负荷。生活习惯与个体收入呈现模型假设的二次函数关系：①睡眠时间增加会导致个体收入降低，直至睡眠时间增加到约9.94小时每天后，睡眠时间与个体收入呈现正相关关系。②家务时间增加会导致个体收入降低，直至家务时间增加到约48.21分钟每天后，家务时间与个体收入呈现正相关关系。③饮酒频率增加会导致个体收入增加，直至饮酒频率增加到约21.96次每月时，饮酒频率与个体收入呈现负相关关系；④吸烟频率增加会导致个体收入减少，直至吸烟频率增加到15.71根烟每天时，吸烟频率与个体收入呈现正相关关系。
模型结果在一定程度上是符合现实的，如睡眠时间的增加会导致工作时间的减少，从而造成个体收入的下降，但若被调查者从事教高层工作，则可能会出现休息时间充裕且个体收入较高的情况。又如由于个体收入较高者多有商务应酬，饮酒频率在一定程度上与个体收入呈现正相关关系，但当饮酒频率太大后，可能对个体的身体健康、精神状态等造成伤害，反而降低个体收入。
（二）稳健性分析
尽管计量理论模型能够较好地反映出个体各生活习惯与其收入的关系，本文对理论模型进行了稳健性分析，探究结果的显著性与异方差性等。
首先，对数据的异方差性进行检验。通过B-P检验和怀特检验，均得出研究数据不存在异方差的结论，说明研究数据较为稳健。 接下来，通过对单个自变量进行T检验，得出教育年限、睡眠时间、饮酒频率等均在5%水平上显著，说明所选自变量对个体收入确实会造成影响。最后，对生活习惯的所有自变量系数做F联合检验，得出生活习惯的所有自变量系数在5%水平上联合显著。可以看出，生活习惯确实会对个体收入产生影响，且此影响效果较为稳健。
五、结论与建议
本文采用中国家庭营养健康调查数据库（CHNS），通过建立计量经济学理论模型，对生活习惯对个体收入的影响程度与影响机制进行实证研究。根据本文的研究，生活习惯的确会对个体收入产生较为稳健且较为显著的影响。影响机制随生活习惯类别的不同而变化。其中，睡眠时间、家务时间和吸烟频率与个体收入均呈现开口向上的二次函数形式且使得个体收入最小的自变量值较大，追求高收入的个体应该在可能的情况下尽量减少这三项生活习惯的花费时间与频率。但饮酒频率与个体收入呈现开口向下的二次函数形式，且峰值点的饮酒频率也较大，说明追求高收入的个体除了在多花时间工作外，也应该学会“千杯不醉”的艺术。最后，本文通过稳健性检验，得出本文实证探究的结果稳健性比较强，所得结果进一步支持了本文的研究结论。
参考文献：
[1] 尹志超，甘犁.香烟、美酒和收入[J].经济研究，2010，10：90-100+160.
[2] Bertera，Robert LA.，1991，”The Effects of Behavioral Risks or Absenteeism and Health-Care Costs in the Workplace”，Journal of Occupational Medicine，Vol.53，No.11 （November），pp.1119-23.
[3] Cook，Phillip.，1991，“The Social Costs of Drinking”，In Expert Meeting on Negative Social Consequences of Alcohol Use.Oslo：Norwegian Ministry of Health and Social Affairs.
[4] Heien，D.，1996，“Do Drinkers Earn Less？”，Southern Economic Journal，63，pp.60-68.
[5] MacDonald，Ziggy and Michael Shields，2001，“The Impact Of Alcohol Use on Occupational Attainment and Wages”，Economica，68（271），pp.427-53.
[6] 付光伟.城镇正规就业女性家务劳动与工资收入关系研究[J].山东女子学院学报，2012，02：23-2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