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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有关迟子建小说的研究与其小说创作可以说是同步进行的，迟子建小说研究大致可分为20世纪80、90年代和2000年以后两个阶段。在前一个阶段，评论界将关注的目光集中在迟子建的整体创作上；而2000年以后，由于批评方法的多样性和切入角度的灵活性，学界对迟子建小说思想内涵和艺术容量等方面的研究有了较大的开掘和拓展，其小说的内蕴和价值也在多重解读中得以凸显。当然，研究中有关作家在中国当代文学史的地位，除代表作以外的其他小说的关注度，作品中的爱情主题等领域仍有待挖掘和突破。
[关键词] 迟子建；小说；研究综述
[中图分类号]I206.7[文献标志码]A[文章编号]1003-6121（2017）06-0000-03
文章编号：1003-6121（2018）03-0078-07
迟子建是当前代表东北文学最高成就的实力派女作家之一，她18岁就开始文学创作，至今已经发表了500多万字的作品。迟子建也可称为当代文坛小说写作的多面手，在中国文坛的小说写作中，短中长篇齐头并进者不少，但像迟子建这样均获得成功的并不多。迟子建不追赶潮流，执著地坚持自己的艺术个性和风格特色，也正是因此，对这位颇有才华的女作家，评论界从其发表作品之初就给予了较多关注。可以说，迟子建的研究是与其创作同步进行的。梳理有关其小说的研究发现，在20世纪80、90年代，迟子建虽然在中短篇小说领域创作颇丰，并且有《树下》《晨钟响彻黄昏》《热鸟》等3部长篇问世，但研究者主要是对其整体创作予以关注，是在宏观上的把握。而从2000年至今，研究者在对其创作宏观把握的基础上，逐渐加强对文本的深入分析，特别是2000年之后，其长篇《伪满洲国》《额尔古纳河右岸》的发表和2015年长篇《群山之巅》的问世，更是给文坛带来不小冲击。以下将其研究大致分为两个阶段进行具体分析，以期对迟子建小说有一个整体性了解和全面的把握。
一、20世纪80、90年代迟子建小说研究
迟子建的处女作《那丢失的……》发表时，评论界并未予以较多关注，包括之后的《沉睡的大固其固》《旧土地》等小说也少有人论及，直到其代表作中篇小说《北极村的童话》问世，评论界才将关注的目光投向这位初登文坛的东北少女。“翻开迟子建的一篇篇作品，总是给人这样一种深刻的印象：作家有较真切而深沉的生活体验和感受，仿佛是历尽沧桑，坎坷挫折，多见不平而复杂的人情世态，胸中颇有隐忍难平之气，因此作品常常流露出一股辛酸之味，苦涩之情，促使人产生许多联想和回味。”[1]评论界在这一阶段对迟子建的作品主要是整體性的关照，对文本细读这一环节相对薄弱。在张红萍的《论迟子建的小说创作》中，论者把迟子建的小说创作分为前后两个时期，前期小说所展现的是一派纯净而不乏忧伤的“童话世界”；后期小说则是以追忆怀想、表现世相和探索心灵为主要内容的“神话世界”，[2]这样对迟子建小说的创作进行分期是比较准确的。迟子建的前期作品主要以儿童的视角描写东北边陲“北极村”的童话、自然景物与乡镇生活，作品充满了浓郁的生活气息。而进入后期，作品由于神话传说的添加，在凸显地域风貌的同时，也将更多笔触放在表现人物的生命意识上。刘传霞的《迟子建小说创作论》从美学意义上对迟子建的小说进行审美概括，指出“宁静”“纯净”“悲悯情怀”是迟子建小说醒目的三个美学特征，认为“迟子建是一个清醒而朴素的现实主义者，又是一个飞舞的精灵，她经常以诗性的目光来发现和预设生活中的人性之美，又在想象中消融其中不连贯的部分，使其进入妖娆妩媚的艺术世界。”[3]而将关注目光投向迟子建中篇小说的，是焦会生的《迟子建中篇小说论》，文章从叙述视角、叙述内容和叙述话语等方面，对迟子建的中篇小说进行分析，以此来探讨她创作的成败得失。[4]论者认为，迟子建中篇小说的文化视角是一个普通知识女性从人文立场观察和表现生活，她所叙述的事件往往是丰富繁杂并能表现诗意和情趣的；她所用的叙述话语是清新流畅的，同时在叙述顺序上多有变化。但是，论者也指出，她的某些作品叙述事件杂芜，让人读起来有凌乱感和沉重感。由此而知，从叙述学角度对迟子建小说的阐述无疑丰富了切入角度的多样性和灵活性。
在这一时期，研究迟子建的论文中有两篇颇具学术价值内涵的文章，即著名评论家谢有顺的《忧伤而不绝望的写作——我读迟子建的小说》和戴锦华的《极地之女》。谢有顺肯定了迟子建作为一名优秀作家应该具备的素质，即“在表达上倾向朴素，在感受上则充满浪漫。”看到了迟子建小说中的“理想、美、缅怀、忧伤、幸福等。但我们看不到绝望。”[5]这正是迟子建作为一名作家所应遵循的使命和艺术良知。戴锦华的学术论文则从“生之行板、伤残生命、成长与女人、丰饶与贫瘠、女性与写作者”等5方面对迟子建小说进行了详细的评述，并指出，“在九十年代的文坛上，迟子建是一个老资格的年轻作家。她并不追随他人的写作，构成了九十年代文学景观中的另一道风景，一份并不刻意的强调，但渐趋清晰的女性写作脉络。”[6]这两篇学术研究在20世纪80、90年代的评论文章中极具影响力。也正是在这种综合研究中，迟子建小说中的深层艺术内涵被逐层挖掘出来。
从20世纪80、90年代的批评研究来看，评论界主要将目光投向迟子建小说的整体创作，因此处于相对薄弱的时期。但令人欣喜的是，这种情况到2000年以后的批评中得到极大改善。
二、2000年以后的迟子建小说研究
随着作家创作的不断深入，21世纪初期迟子建的作品无论在思想内涵上还是艺术容量上都得到较大的提高。与此同时，评论界对迟子建小说的研究也在批评方法和角度上较此前多样、灵活，且呈现出一派异彩纷呈，绚丽多姿的局面。在这种背景下，迟子建小说的艺术价值得到极大的彰显。
2000年，迟子建的长篇力作《伪满洲国》问世；2005年，长篇小说《额尔古纳河右岸》发表，这两部作品在当代文坛引起喧哗与骚动。迟子建把伪满这段历史写得从容不迫、游刃有余，用其独特的历史观艺术地再现了其间的人生百态。有关这方面的研究文章，主要有关峰的《民间策略的意义生成——评迟子建的长篇小说〈伪满洲国〉》、巫晓燕的《历史叙事中的审美想象——评迟子建长篇小说〈伪满洲国〉》等。《额尔古纳河右岸》继承了迟子建对历史的书写，这部小说以鄂温克民族的百年历史为题材，讲述了一个大家陌生的族群生活，主题波澜壮阔，笔法却细腻轻灵。正如周景雷在《挽歌从历史密林中升起——读迟子建的〈额尔古纳河右岸〉》中所言：“轻灵与凝重是她看待历史的独特视角。”[7]继《额尔古纳河右岸》之后，迟子建又一部长篇《白雪乌鸦》于2010年问世，直到写罢这部长篇，迟子建终于完成了更贴近自己灵魂深处的创作。小说特别着力表现普通民众的日常生活，犹如一幅风俗画，充满了小人物的喜怒哀乐。付艳霞在《灾难中的日常美学——由〈白雪乌鸦〉论迟子建创作》中认为：“从《伪满洲国》到《额尔古纳河右岸》，再到新近的《白雪乌鸦》她都保持着一种静观默察的状态，而她赖以观察的全部视阈都来自对日常生活的永恒性认知。”[8]2015年的《群山之巅》则是迟子建暌违5年之后的最新长篇小说，她再度将深情悲悯的目光投向心中的故乡，讲述发生在那里动人心魄的人间故事。作品也保持了迟子建创作的一贯特色，即关注底层民众的世事沧桑。“小说无论是对边地民间小人物人性亮色的耐心打捞，还是对社会现实的锋锐批判，抑或是对乡村传统文化大的哀婉回望，都依然延续着迟子建长篇小说的一贯主旨；但如果从艺术追求来看，《群山之巅》开启的屏风式结构、块茎式人物群像以及强化的意象叙事等，显示了迟子建长篇小说的艺术新项，而且是古典美学的现代镀亮。”[9] 以上是对迟子建2000年以后所写4部长篇小说的批评情况的简单梳理。在当代文坛小说创作中，迟子建的中、短篇小说也是卓尔不群，独具一格的。以下主要从四方面对迟子建2000年以后的中、短篇创作的研究状况进行整理、叙述。
（一）浓郁的地域文化色彩
从20世纪80年代步入文坛直到今天，迟子建一直在其小说创作中描写故乡东北漠河的“原始风景”——皑皑雪野、灰色的木刻楞房屋、茂密的原始森林、奇异的白夜、神奇的极光……，这些极富地域色彩的景致把读者带进梦幻般的“北极村世界”。正是这种执着的书写，使其小说充满浓郁的地域文化特色。
陈林瑶在《论迟子建小说中的地域文化特色》中指出，自文学创作以来，“迟子建执着地书写着她熟稔的黑土故乡。绘画般的自然景观描写，饶有风味的奇风异俗叙述，满是人间烟火气息的人物刻画，释放出浓浓的地域文化特色。”[10]郭亚明在《论迟子建小说创作中的地域文化色彩》中也称迟子建从初登文坛直到今天，一直书写着她的故乡“北极村”的山水风物，从而构成迟子建小说一种鲜明独特的、富有地域文彩的美学特质，使其小说创作成为一种“别有韵味的叙说”。[11]中国东北地区是地域性特点极强的区域，特殊的地域与人的融合顺理成章地形成了地域文化。金钢在《论迟子建小说的地域文化特征》中称，作为当代东北作家的主将，迟子建的创作具有浓厚的地域文化特色。“她对东北地域文化的表现，既有温婉和灵动，又有深入和厚重，这使得她的作品散发出一种独特的魅力。”[12]众所周知，每位作家都无法逃脱时代、环境等因素对其创作的影响，它们会在人的审美心理上产生影响。李枫在《迟子建“故乡小说”深层文化探析》中详尽分析了迟子建作品中故乡情结形成的三方面原因，即：心理方面，来自“人类精神溯源性”；美学方面，来自“作家审美理想的唯美主义”；文化方面，来自“作家对现代文明的疏离感”。[13]而陈颖在《迟子建的地域情结——试析黑土地文化对迟子建及其小说创作的影响》中，从内在动机、创作背景、情感态度以及叙事特征等方面来探寻东北地域文化对迟子建创作的影响。[14]
在迟子建的小说中展现出的东北边陲美景和各种民俗形态，给读者带来了无限的想象空间。正是因为有了迟子建，我们才能走进漠河人迹罕至，常年被冰雪覆蓋的沃土。
（二）温情笼罩下的人性之美
迟子建的创作始终关注底层人物的生活和命运，作家在那些善良淳朴不断遭受命运打击的普通人身上倾注着深深的同情。因此，在迟子建的小说中对人性之美的细腻描绘是她始终表现的主要内容，她试图通过对美好人性的挖掘来对抗人生的艰辛。
吴艳芳、高旭国认为，迟子建自踏入当代文坛起，就致力于描写民间的人性之美，力图追寻人物在生存困境中所表现出的坚韧顽强。她“以其对生命的人文关怀，对生存的忧患意识以及对生活的温情主义，实现了对人性美的追寻。”[15]黄明智在《苦难的温情书写与其困境——论迟子建小说创作》中则认为，作家深情抒写了“民众在面对生活磨难和命运打击时表现出的坚忍和顽强以及他们在人生灰暗情境中生存方式和深层人性的变化，特别是其中闪烁的人性光辉。”[16]迟子建的小说中弥漫着生活的美好和自然的美妙，“迟子建永远用孩子似的眼睛打量这个世界，永远都赋予她笔下的生命一份美丽、柔软和湿润。”[17]程荣晖在《浅析迟子建的〈亲亲土豆〉兼及其他中短篇小说》中认为，迟子建对人性善良、悲悯温婉的肯定，恰恰是通过人性中的诗意之美、伤怀之美来体现的。[18]荣获第二届“鲁迅文学奖”的《清水洗尘》，故事情节虽然简单，却让我们读后意犹未尽。任雅玲认为，其秘诀在于“作者集中笔墨开掘人物内心世界的细微隐秘，着力于表现最真纯的人性之美，即对文明与美的渴求。”[19]这方面的研究还有欧阳颖戈的《迟子建作品中的和谐美》，论者认为和谐美是迟子建作品主要的美学特征，她那些富有地域色彩的小说充满着自然与人性的美。她朴实地诉说着发生在黑土地上的平凡琐事，执着于挖掘被原始落后所遮蔽的人性美和人情美。[20]
简言之，迟子建的小说创作始终坚持在历史和现实的文学叙写中发掘人性，思考人的生存和生命价值，美好的人性已经成为迟子建一种执著的叙述信仰。
（三）伤感而不绝望的死亡意识
描写死亡是文学永恒的母题。死亡既是一种自然现象，又是一种社会现象，是人类共同面对而又无法回避的客观现实。迟子建在她的作品中热情地述说死亡：形形色色人的逝去、生者与亡灵的对话、对已逝人的怀想……充斥着大部分篇章，对于死亡的关注和书写表达着迟子建对生命价值与意义的思考与探索。
刘艳红在《浅析迟子建作品中的死亡意识》中，主要从温情、死亡的意蕴、生活经历等3方面论述作品中的死亡意识。但是，迟子建对死亡的艺术处理不同于先锋小说。在先锋小说中，我们看到的是对死亡细节的精心描绘，感受到的是充斥着血腥的冷漠与残酷，而迟子建作品中的死亡气息却不阴森恐怖。死亡是人生命的另一种形式，死者虽然离开了自己的亲人，却以其他方式与亲人保持着精神上的联系。[21]迟子建的笔下，死亡并没有给人留下悲观绝望的灰色情调，而是给人以启迪，燃起对生的希望。闫秋红在《论迟子建小说的“死亡”艺术》时就称，自“北极村童话”开始，她就不断倾心于对死亡的描述，在她的小说世界中有一种浓得化不开的“死亡情结”。“死亡在迟子建的笔下熠熠生辉光彩照人，展现了人性和亲情最神圣最灿烂动人之处，一扫死亡惯常留给人们那种沉重、恐怖和绝望的印象。”[22]李爱红认为，迟子建小说中，人的死亡是生命的另一种体验方式，小说叙述了很多死亡事件，但表达的却是死亡对生者的意义；不是生命的结束，而是生命以另一种存在方式的开始。“在迟子建这里，死亡是轮回，所以坦然；是超越，所以充满神奇；是升华，所以让人‘悲而不伤’。”[23]研究者除了关注迟子建作品中频频出现的死亡现象，还分析了作家如此描写死亡的原因。田媛在《萨满教对迟子建小说死亡意识的影响》中指出，萨满教的死亡观对迟子建的创作必然产生很大影响，所以在她的作品中“常常出现死亡，出现人灵魂的影子，在人与‘灵’之间、生与死之间，她的作品愈显深刻，反衬出生存的艰辛，也折射出人性的美好。”[24]许雪姣在《论迟子建小说中的死亡美学》中认为，死亡情结是迟子建无法回避的情感态度，探究其成因，主要有“萨满教原始思维的浸淫、道家的人生哲学和以神话为前提的多元艺术融合。”[25]张进则从“父亲之死”解读迟子建小说中的死亡现象。文章称迟子建小说中的常见情节“父亲之死”源于作者实际生活中的真实心理情结，并以“父亲之死”为线索来解读其小说中浓重的死亡意识、“灵魂”的频频出现，以及小说中传达出的富有悲剧感的幸福观。[26] 萨满教是东北地区原始宗教之一，因此其中的死亡观、魂灵观对迟子建的影响是必然的。迟子建的父亲曾是她生命的依托和向导，而父亲的去世对迟子建的伤害是很大的，直接造成作家对死亡的认识和感受。
（四）散文化的结构，诗化的语言
2003年3月，迟子建获得澳大利亚“悬念句子文学奖”，该奖项对她作品的评语是“具有诗的意蕴”。的确，迟子建的小说往往疏于生动情节的经营和典型人物的塑造，小说几乎没有贯穿全篇的完整结构，而习惯于以故事片断和场景结构文章，带有明显的散文化倾向。
李哲在《迟子建散文化小说的诗意建构》中认为，迟子建对叙事视角的成功运用使其小说呈现出诗意的抒情氛围和散文化的叙事特征。“迟子建的小说一直延续着散文化的创作倾向，在追忆、梦境、民俗中建构诗意的散文化小说。”[27]李博微在《迟子建小说美学特征探析》中称，“迟子建的小说结构追求的是一种简单自然的形式，往往疏于编织故事情节的曲折完整和人物性格的多元化塑造。”[28]陈昕在《独特的视角 诗意的守望——论迟子建小说创作》中则认为，迟子建喜欢用儿童的眼光观察和描摹世态人生，儿童视角成为迟子建小说独特的话语言说方式。而对于这种叙述视角的准确把握，为她的小说带来“朴素明朗、真率灵动的叙述语言和行云流水般自然的散文化结构。”[29]孙丽玲也认为，迟子建的小说不像传统意义上的小说，反倒更像“极具抒情意味的散文或散文诗，散发着比‘像’一部小说更为诱人的美。”[30]
阅读迟子建的小说，仿佛置身于清纯、质朴的唯美世界，令人心旷神怡，而这种温情的诗意氛围是靠语言来完成的。迟子建的小说语言感情激越，清新细腻，蕴含诗美的律动。作家是通过意境营造，新奇的比喻、拟人、通感及幻觉等手法的运用来完成这种诗意精美的风格。张昕在《试论迟子建中短篇小说的诗意美》中认为，当代女作家迟子建小说的语言风格朴实大方，简练凝重，文笔流畅，语气舒缓，极富诗意美。其作品多以乡村生活为题材，表达感情“细腻又不乏豪爽之气”。[31]方守金、赵国宏在《论迟子建小说语言的艺术特色》中发现迟子建的小说具有浓郁的诗意，这在很大程度上归因于她出色的语言功力，她的小说在语言上倾向于诗化的表达。“所谓小说语言的诗化，不仅指修辞层面上对节奏、声韵的美的追求，还包括作家遵循情感逻辑，通过语言叙述使读者在想象空间里进入诗的境界，在心里体验到一种诗意萦绕的美妙感受。”[32]杨简则认为，《逝川》这部佳作，对平凡人生的诗意发现，对人性美好的咏叹，对沉重生命的超脱，以及诗化的叙述结构和语言，使它具有“一种诗歌般唯美忧伤的气质”。[33]迟子建和萧红因为地缘和性别等缘故常被用来作对比研究，但就两位作家小说语言风格来讲，既不存在水平的高低亦没有先后的继承关系，所呈现出的是各有千秋的语言美。刘永泽在把迟子建和萧红进行比较之后发现，迟子建在作品中有意淡化现实生活的当下性和故事性，而追求语言叙述的诗情画意，与萧红作品的语言相比，“更精美、更纯熟、更有韵味，别有一番古典诗词的典雅清丽”。[34]
值得一提的是，在这一时期出现了两部关于迟子建小说研究的专著，分别是方守金的《北国的精灵——迟子建论》和管怀国的《迟子建艺术世界中的关键词》。在《北国的精灵——迟子建论》中，方守金分十三章论述了作家的生活经历，和在作品中表现出来的思想内涵及独特的艺术内蕴，为多侧面、多角度了解迟子建提供了一个范本。[35]管怀国的《迟子建艺术世界中的关键词》，则是在阅读了迟子建全部作品和掌握迟子建研究的既有成果后，对其创作加以细致解读。他严格地从文本出发，并结合迟子建的人生历程与创作心理，为读者呈现出作家丰富而又独特的艺术世界。[36]这部著作目前处于迟子建研究的最前沿位置，对人们全面了解并深入认识迟子建的艺术价值是必不可少的。
从对上述文章的梳理中可以明显看出，2000年以后，迟子建小说研究切入角度呈不断变化的趋势，批评方法也日趋多样化。正是在这样的多重解读中，读者看到了迟子建小说内蕴的日益深厚和艺术手法的日渐丰富。
三、研究中存在的缺憾与不足
由上可知，研究迟子建的文章取得了显著成绩，但是，不可否认的是，其中仍存在缺憾，和有待发掘和突破的地方。例如，研究者沒有充分认识到迟子建在中国当代文学史的地位，对于将作家放到文学史的长河中来看待其创作意义等方面的研究不够深入；对于除代表作以外的其他小说，也少有提及，如长篇《热鸟》《晨钟响彻的黄昏》《越过云层的晴朗》的关注程度，远不及《伪满洲国》《额尔古纳河右岸》和《群山之巅》，造成了研究的片面性；有关迟子建作品中的爱情主题研究相对薄弱，此外，从民俗学、生态学、文化学角度切入迟子建笔下的黑土地文学也有待挖掘和突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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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李献英
[关键词] 迟子建；小说；研究综述
[中图分类号]I206.7[文献标志码]A[文章编号]1003-6121（2017）06-0000-03
文章编号：1003-6121（2018）03-0078-07
迟子建是当前代表东北文学最高成就的实力派女作家之一，她18岁就开始文学创作，至今已经发表了500多万字的作品。迟子建也可称为当代文坛小说写作的多面手，在中国文坛的小说写作中，短中长篇齐头并进者不少，但像迟子建这样均获得成功的并不多。迟子建不追赶潮流，执著地坚持自己的艺术个性和风格特色，也正是因此，对这位颇有才华的女作家，评论界从其发表作品之初就给予了较多关注。可以说，迟子建的研究是与其创作同步进行的。梳理有关其小说的研究发现，在20世纪80、90年代，迟子建虽然在中短篇小说领域创作颇丰，并且有《树下》《晨钟响彻黄昏》《热鸟》等3部长篇问世，但研究者主要是对其整体创作予以关注，是在宏观上的把握。而从2000年至今，研究者在对其创作宏观把握的基础上，逐渐加强对文本的深入分析，特别是2000年之后，其长篇《伪满洲国》《额尔古纳河右岸》的发表和2015年长篇《群山之巅》的问世，更是给文坛带来不小冲击。以下将其研究大致分为两个阶段进行具体分析，以期对迟子建小说有一个整体性了解和全面的把握。
一、20世纪80、90年代迟子建小说研究
迟子建的处女作《那丢失的……》发表时，评论界并未予以较多关注，包括之后的《沉睡的大固其固》《旧土地》等小说也少有人论及，直到其代表作中篇小说《北极村的童话》问世，评论界才将关注的目光投向这位初登文坛的东北少女。“翻开迟子建的一篇篇作品，总是给人这样一种深刻的印象：作家有较真切而深沉的生活体验和感受，仿佛是历尽沧桑，坎坷挫折，多见不平而复杂的人情世态，胸中颇有隐忍难平之气，因此作品常常流露出一股辛酸之味，苦涩之情，促使人产生许多联想和回味。”[1]评论界在这一阶段对迟子建的作品主要是整體性的关照，对文本细读这一环节相对薄弱。在张红萍的《论迟子建的小说创作》中，论者把迟子建的小说创作分为前后两个时期，前期小说所展现的是一派纯净而不乏忧伤的“童话世界”；后期小说则是以追忆怀想、表现世相和探索心灵为主要内容的“神话世界”，[2]这样对迟子建小说的创作进行分期是比较准确的。迟子建的前期作品主要以儿童的视角描写东北边陲“北极村”的童话、自然景物与乡镇生活，作品充满了浓郁的生活气息。而进入后期，作品由于神话传说的添加，在凸显地域风貌的同时，也将更多笔触放在表现人物的生命意识上。刘传霞的《迟子建小说创作论》从美学意义上对迟子建的小说进行审美概括，指出“宁静”“纯净”“悲悯情怀”是迟子建小说醒目的三个美学特征，认为“迟子建是一个清醒而朴素的现实主义者，又是一个飞舞的精灵，她经常以诗性的目光来发现和预设生活中的人性之美，又在想象中消融其中不连贯的部分，使其进入妖娆妩媚的艺术世界。”[3]而将关注目光投向迟子建中篇小说的，是焦会生的《迟子建中篇小说论》，文章从叙述视角、叙述内容和叙述话语等方面，对迟子建的中篇小说进行分析，以此来探讨她创作的成败得失。[4]论者认为，迟子建中篇小说的文化视角是一个普通知识女性从人文立场观察和表现生活，她所叙述的事件往往是丰富繁杂并能表现诗意和情趣的；她所用的叙述话语是清新流畅的，同时在叙述顺序上多有变化。但是，论者也指出，她的某些作品叙述事件杂芜，让人读起来有凌乱感和沉重感。由此而知，从叙述学角度对迟子建小说的阐述无疑丰富了切入角度的多样性和灵活性。
在这一时期，研究迟子建的论文中有两篇颇具学术价值内涵的文章，即著名评论家谢有顺的《忧伤而不绝望的写作——我读迟子建的小说》和戴锦华的《极地之女》。谢有顺肯定了迟子建作为一名优秀作家应该具备的素质，即“在表达上倾向朴素，在感受上则充满浪漫。”看到了迟子建小说中的“理想、美、缅怀、忧伤、幸福等。但我们看不到绝望。”[5]这正是迟子建作为一名作家所应遵循的使命和艺术良知。戴锦华的学术论文则从“生之行板、伤残生命、成长与女人、丰饶与贫瘠、女性与写作者”等5方面对迟子建小说进行了详细的评述，并指出，“在九十年代的文坛上，迟子建是一个老资格的年轻作家。她并不追随他人的写作，构成了九十年代文学景观中的另一道风景，一份并不刻意的强调，但渐趋清晰的女性写作脉络。”[6]这两篇学术研究在20世纪80、90年代的评论文章中极具影响力。也正是在这种综合研究中，迟子建小说中的深层艺术内涵被逐层挖掘出来。
从20世纪80、90年代的批评研究来看，评论界主要将目光投向迟子建小说的整体创作，因此处于相对薄弱的时期。但令人欣喜的是，这种情况到2000年以后的批评中得到极大改善。
二、2000年以后的迟子建小说研究
随着作家创作的不断深入，21世纪初期迟子建的作品无论在思想内涵上还是艺术容量上都得到较大的提高。与此同时，评论界对迟子建小说的研究也在批评方法和角度上较此前多样、灵活，且呈现出一派异彩纷呈，绚丽多姿的局面。在这种背景下，迟子建小说的艺术价值得到极大的彰显。
2000年，迟子建的长篇力作《伪满洲国》问世；2005年，长篇小说《额尔古纳河右岸》发表，这两部作品在当代文坛引起喧哗与骚动。迟子建把伪满这段历史写得从容不迫、游刃有余，用其独特的历史观艺术地再现了其间的人生百态。有关这方面的研究文章，主要有关峰的《民间策略的意义生成——评迟子建的长篇小说〈伪满洲国〉》、巫晓燕的《历史叙事中的审美想象——评迟子建长篇小说〈伪满洲国〉》等。《额尔古纳河右岸》继承了迟子建对历史的书写，这部小说以鄂温克民族的百年历史为题材，讲述了一个大家陌生的族群生活，主题波澜壮阔，笔法却细腻轻灵。正如周景雷在《挽歌从历史密林中升起——读迟子建的〈额尔古纳河右岸〉》中所言：“轻灵与凝重是她看待历史的独特视角。”[7]继《额尔古纳河右岸》之后，迟子建又一部长篇《白雪乌鸦》于2010年问世，直到写罢这部长篇，迟子建终于完成了更贴近自己灵魂深处的创作。小说特别着力表现普通民众的日常生活，犹如一幅风俗画，充满了小人物的喜怒哀乐。付艳霞在《灾难中的日常美学——由〈白雪乌鸦〉论迟子建创作》中认为：“从《伪满洲国》到《额尔古纳河右岸》，再到新近的《白雪乌鸦》她都保持着一种静观默察的状态，而她赖以观察的全部视阈都来自对日常生活的永恒性认知。”[8]2015年的《群山之巅》则是迟子建暌违5年之后的最新长篇小说，她再度将深情悲悯的目光投向心中的故乡，讲述发生在那里动人心魄的人间故事。作品也保持了迟子建创作的一贯特色，即关注底层民众的世事沧桑。“小说无论是对边地民间小人物人性亮色的耐心打捞，还是对社会现实的锋锐批判，抑或是对乡村传统文化大的哀婉回望，都依然延续着迟子建长篇小说的一贯主旨；但如果从艺术追求来看，《群山之巅》开启的屏风式结构、块茎式人物群像以及强化的意象叙事等，显示了迟子建长篇小说的艺术新项，而且是古典美学的现代镀亮。”[9] 以上是对迟子建2000年以后所写4部长篇小说的批评情况的简单梳理。在当代文坛小说创作中，迟子建的中、短篇小说也是卓尔不群，独具一格的。以下主要从四方面对迟子建2000年以后的中、短篇创作的研究状况进行整理、叙述。
（一）浓郁的地域文化色彩
从20世纪80年代步入文坛直到今天，迟子建一直在其小说创作中描写故乡东北漠河的“原始风景”——皑皑雪野、灰色的木刻楞房屋、茂密的原始森林、奇异的白夜、神奇的极光……，这些极富地域色彩的景致把读者带进梦幻般的“北极村世界”。正是这种执着的书写，使其小说充满浓郁的地域文化特色。
陈林瑶在《论迟子建小说中的地域文化特色》中指出，自文学创作以来，“迟子建执着地书写着她熟稔的黑土故乡。绘画般的自然景观描写，饶有风味的奇风异俗叙述，满是人间烟火气息的人物刻画，释放出浓浓的地域文化特色。”[10]郭亚明在《论迟子建小说创作中的地域文化色彩》中也称迟子建从初登文坛直到今天，一直书写着她的故乡“北极村”的山水风物，从而构成迟子建小说一种鲜明独特的、富有地域文彩的美学特质，使其小说创作成为一种“别有韵味的叙说”。[11]中国东北地区是地域性特点极强的区域，特殊的地域与人的融合顺理成章地形成了地域文化。金钢在《论迟子建小说的地域文化特征》中称，作为当代东北作家的主将，迟子建的创作具有浓厚的地域文化特色。“她对东北地域文化的表现，既有温婉和灵动，又有深入和厚重，这使得她的作品散发出一种独特的魅力。”[12]众所周知，每位作家都无法逃脱时代、环境等因素对其创作的影响，它们会在人的审美心理上产生影响。李枫在《迟子建“故乡小说”深层文化探析》中详尽分析了迟子建作品中故乡情结形成的三方面原因，即：心理方面，来自“人类精神溯源性”；美学方面，来自“作家审美理想的唯美主义”；文化方面，来自“作家对现代文明的疏离感”。[13]而陈颖在《迟子建的地域情结——试析黑土地文化对迟子建及其小说创作的影响》中，从内在动机、创作背景、情感态度以及叙事特征等方面来探寻东北地域文化对迟子建创作的影响。[14]
在迟子建的小说中展现出的东北边陲美景和各种民俗形态，给读者带来了无限的想象空间。正是因为有了迟子建，我们才能走进漠河人迹罕至，常年被冰雪覆蓋的沃土。
（二）温情笼罩下的人性之美
迟子建的创作始终关注底层人物的生活和命运，作家在那些善良淳朴不断遭受命运打击的普通人身上倾注着深深的同情。因此，在迟子建的小说中对人性之美的细腻描绘是她始终表现的主要内容，她试图通过对美好人性的挖掘来对抗人生的艰辛。
吴艳芳、高旭国认为，迟子建自踏入当代文坛起，就致力于描写民间的人性之美，力图追寻人物在生存困境中所表现出的坚韧顽强。她“以其对生命的人文关怀，对生存的忧患意识以及对生活的温情主义，实现了对人性美的追寻。”[15]黄明智在《苦难的温情书写与其困境——论迟子建小说创作》中则认为，作家深情抒写了“民众在面对生活磨难和命运打击时表现出的坚忍和顽强以及他们在人生灰暗情境中生存方式和深层人性的变化，特别是其中闪烁的人性光辉。”[16]迟子建的小说中弥漫着生活的美好和自然的美妙，“迟子建永远用孩子似的眼睛打量这个世界，永远都赋予她笔下的生命一份美丽、柔软和湿润。”[17]程荣晖在《浅析迟子建的〈亲亲土豆〉兼及其他中短篇小说》中认为，迟子建对人性善良、悲悯温婉的肯定，恰恰是通过人性中的诗意之美、伤怀之美来体现的。[18]荣获第二届“鲁迅文学奖”的《清水洗尘》，故事情节虽然简单，却让我们读后意犹未尽。任雅玲认为，其秘诀在于“作者集中笔墨开掘人物内心世界的细微隐秘，着力于表现最真纯的人性之美，即对文明与美的渴求。”[19]这方面的研究还有欧阳颖戈的《迟子建作品中的和谐美》，论者认为和谐美是迟子建作品主要的美学特征，她那些富有地域色彩的小说充满着自然与人性的美。她朴实地诉说着发生在黑土地上的平凡琐事，执着于挖掘被原始落后所遮蔽的人性美和人情美。[20]
简言之，迟子建的小说创作始终坚持在历史和现实的文学叙写中发掘人性，思考人的生存和生命价值，美好的人性已经成为迟子建一种执著的叙述信仰。
（三）伤感而不绝望的死亡意识
描写死亡是文学永恒的母题。死亡既是一种自然现象，又是一种社会现象，是人类共同面对而又无法回避的客观现实。迟子建在她的作品中热情地述说死亡：形形色色人的逝去、生者与亡灵的对话、对已逝人的怀想……充斥着大部分篇章，对于死亡的关注和书写表达着迟子建对生命价值与意义的思考与探索。
刘艳红在《浅析迟子建作品中的死亡意识》中，主要从温情、死亡的意蕴、生活经历等3方面论述作品中的死亡意识。但是，迟子建对死亡的艺术处理不同于先锋小说。在先锋小说中，我们看到的是对死亡细节的精心描绘，感受到的是充斥着血腥的冷漠与残酷，而迟子建作品中的死亡气息却不阴森恐怖。死亡是人生命的另一种形式，死者虽然离开了自己的亲人，却以其他方式与亲人保持着精神上的联系。[21]迟子建的笔下，死亡并没有给人留下悲观绝望的灰色情调，而是给人以启迪，燃起对生的希望。闫秋红在《论迟子建小说的“死亡”艺术》时就称，自“北极村童话”开始，她就不断倾心于对死亡的描述，在她的小说世界中有一种浓得化不开的“死亡情结”。“死亡在迟子建的笔下熠熠生辉光彩照人，展现了人性和亲情最神圣最灿烂动人之处，一扫死亡惯常留给人们那种沉重、恐怖和绝望的印象。”[22]李爱红认为，迟子建小说中，人的死亡是生命的另一种体验方式，小说叙述了很多死亡事件，但表达的却是死亡对生者的意义；不是生命的结束，而是生命以另一种存在方式的开始。“在迟子建这里，死亡是轮回，所以坦然；是超越，所以充满神奇；是升华，所以让人‘悲而不伤’。”[23]研究者除了关注迟子建作品中频频出现的死亡现象，还分析了作家如此描写死亡的原因。田媛在《萨满教对迟子建小说死亡意识的影响》中指出，萨满教的死亡观对迟子建的创作必然产生很大影响，所以在她的作品中“常常出现死亡，出现人灵魂的影子，在人与‘灵’之间、生与死之间，她的作品愈显深刻，反衬出生存的艰辛，也折射出人性的美好。”[24]许雪姣在《论迟子建小说中的死亡美学》中认为，死亡情结是迟子建无法回避的情感态度，探究其成因，主要有“萨满教原始思维的浸淫、道家的人生哲学和以神话为前提的多元艺术融合。”[25]张进则从“父亲之死”解读迟子建小说中的死亡现象。文章称迟子建小说中的常见情节“父亲之死”源于作者实际生活中的真实心理情结，并以“父亲之死”为线索来解读其小说中浓重的死亡意识、“灵魂”的频频出现，以及小说中传达出的富有悲剧感的幸福观。[26] 萨满教是东北地区原始宗教之一，因此其中的死亡观、魂灵观对迟子建的影响是必然的。迟子建的父亲曾是她生命的依托和向导，而父亲的去世对迟子建的伤害是很大的，直接造成作家对死亡的认识和感受。
（四）散文化的结构，诗化的语言
2003年3月，迟子建获得澳大利亚“悬念句子文学奖”，该奖项对她作品的评语是“具有诗的意蕴”。的确，迟子建的小说往往疏于生动情节的经营和典型人物的塑造，小说几乎没有贯穿全篇的完整结构，而习惯于以故事片断和场景结构文章，带有明显的散文化倾向。
李哲在《迟子建散文化小说的诗意建构》中认为，迟子建对叙事视角的成功运用使其小说呈现出诗意的抒情氛围和散文化的叙事特征。“迟子建的小说一直延续着散文化的创作倾向，在追忆、梦境、民俗中建构诗意的散文化小说。”[27]李博微在《迟子建小说美学特征探析》中称，“迟子建的小说结构追求的是一种简单自然的形式，往往疏于编织故事情节的曲折完整和人物性格的多元化塑造。”[28]陈昕在《独特的视角 诗意的守望——论迟子建小说创作》中则认为，迟子建喜欢用儿童的眼光观察和描摹世态人生，儿童视角成为迟子建小说独特的话语言说方式。而对于这种叙述视角的准确把握，为她的小说带来“朴素明朗、真率灵动的叙述语言和行云流水般自然的散文化结构。”[29]孙丽玲也认为，迟子建的小说不像传统意义上的小说，反倒更像“极具抒情意味的散文或散文诗，散发着比‘像’一部小说更为诱人的美。”[30]
阅读迟子建的小说，仿佛置身于清纯、质朴的唯美世界，令人心旷神怡，而这种温情的诗意氛围是靠语言来完成的。迟子建的小说语言感情激越，清新细腻，蕴含诗美的律动。作家是通过意境营造，新奇的比喻、拟人、通感及幻觉等手法的运用来完成这种诗意精美的风格。张昕在《试论迟子建中短篇小说的诗意美》中认为，当代女作家迟子建小说的语言风格朴实大方，简练凝重，文笔流畅，语气舒缓，极富诗意美。其作品多以乡村生活为题材，表达感情“细腻又不乏豪爽之气”。[31]方守金、赵国宏在《论迟子建小说语言的艺术特色》中发现迟子建的小说具有浓郁的诗意，这在很大程度上归因于她出色的语言功力，她的小说在语言上倾向于诗化的表达。“所谓小说语言的诗化，不仅指修辞层面上对节奏、声韵的美的追求，还包括作家遵循情感逻辑，通过语言叙述使读者在想象空间里进入诗的境界，在心里体验到一种诗意萦绕的美妙感受。”[32]杨简则认为，《逝川》这部佳作，对平凡人生的诗意发现，对人性美好的咏叹，对沉重生命的超脱，以及诗化的叙述结构和语言，使它具有“一种诗歌般唯美忧伤的气质”。[33]迟子建和萧红因为地缘和性别等缘故常被用来作对比研究，但就两位作家小说语言风格来讲，既不存在水平的高低亦没有先后的继承关系，所呈现出的是各有千秋的语言美。刘永泽在把迟子建和萧红进行比较之后发现，迟子建在作品中有意淡化现实生活的当下性和故事性，而追求语言叙述的诗情画意，与萧红作品的语言相比，“更精美、更纯熟、更有韵味，别有一番古典诗词的典雅清丽”。[34]
值得一提的是，在这一时期出现了两部关于迟子建小说研究的专著，分别是方守金的《北国的精灵——迟子建论》和管怀国的《迟子建艺术世界中的关键词》。在《北国的精灵——迟子建论》中，方守金分十三章论述了作家的生活经历，和在作品中表现出来的思想内涵及独特的艺术内蕴，为多侧面、多角度了解迟子建提供了一个范本。[35]管怀国的《迟子建艺术世界中的关键词》，则是在阅读了迟子建全部作品和掌握迟子建研究的既有成果后，对其创作加以细致解读。他严格地从文本出发，并结合迟子建的人生历程与创作心理，为读者呈现出作家丰富而又独特的艺术世界。[36]这部著作目前处于迟子建研究的最前沿位置，对人们全面了解并深入认识迟子建的艺术价值是必不可少的。
从对上述文章的梳理中可以明显看出，2000年以后，迟子建小说研究切入角度呈不断变化的趋势，批评方法也日趋多样化。正是在这样的多重解读中，读者看到了迟子建小说内蕴的日益深厚和艺术手法的日渐丰富。
三、研究中存在的缺憾与不足
由上可知，研究迟子建的文章取得了显著成绩，但是，不可否认的是，其中仍存在缺憾，和有待发掘和突破的地方。例如，研究者沒有充分认识到迟子建在中国当代文学史的地位，对于将作家放到文学史的长河中来看待其创作意义等方面的研究不够深入；对于除代表作以外的其他小说，也少有提及，如长篇《热鸟》《晨钟响彻的黄昏》《越过云层的晴朗》的关注程度，远不及《伪满洲国》《额尔古纳河右岸》和《群山之巅》，造成了研究的片面性；有关迟子建作品中的爱情主题研究相对薄弱，此外，从民俗学、生态学、文化学角度切入迟子建笔下的黑土地文学也有待挖掘和突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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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李献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