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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4年3月27日，《江泽民在一机部》一书由中央文献出版社出版。此书的问世，让人们再次关注这位退休的国家领导人。
据记者了解，自2006年以来，有关江泽民早年学习和工作经历的书籍已陆续出版，包括《革命青年，满腔热血——青年江泽民与南京》《江泽民和他的母校——上海交通大学》《日出江花——青年江泽民在上海》《江泽民在一汽的岁月》《江泽民同志在武汉热工所》《江泽民在一机部》《江泽民在电子工业部》《江泽民在上海》等。目前，江泽民从上世纪40年代到80年代的主要经历基本都已整理成书，只有1980年至1982年的经历尚在整理之中，日后也将出版发行。
新近出版的《江泽民在一机部》讲述了江泽民一段重要的经历，正如此书的副标题所注明的那样，“1970—1980”，这10年时间里，中国经历了“文革”和改革开放两个重大历史阶段，实现了从“动乱”到“经济建设为中心”的时代主旨转换。在这个大变动、大转折的时期，江泽民在一机部（第一机械工业部的简称）先后担任援助罗马尼亚考察组总组长、外事局副局长、局长。这10年，是我国机械工业在坎坷中奋进的时期，也是对外科技合作迎来蓬勃发展的时期。在这样的时代背景下，江泽民也“完成了从工程师到政治家角色的转变”。
敢说真话，大胆提出改变援外模式
1970年，江泽民被调离一机部下属的武汉热工机械研究所（下文称武汉热工所），到北京一机部机关工作。在等待分配新工作期间，江泽民被挑选担任援助罗马尼亚考察组总组长。尽管当时我国国力十分贫弱，但为了打破外交上的僵局，在欧洲建立一个新的立足点，中央做出了援助罗马尼亚的决定。
1971年7月，江泽民和考察组6名同事刚到罗马尼亚就遇到一个大难题。长期以来，我国援外大多采取“套餐”模式——在项目建设中，中方负责总体设计和工艺设计，提供全部设备和建筑材料，派专家指导设备安装、生产等环节。然而，这种方式不对罗马尼亚的“胃口”。罗马尼亚有多年大规模建设的经验，技术水平和设计能力比较高，对中方提供的工艺设备并非全盘接受，他们不想吃援助“套餐”，而是频频“点菜”“挑菜”。
当时，我国正处于封闭的环境中，对西方国家的新技术缺乏了解，罗马尼亚专家在会谈中要求提供的很多高精尖设备，中方专家甚至从没听说过。如果双方设备不同，设计配合工作也将十分困难。考虑到种种因素，考察组成员多少有了畏难情绪。当时，有一句顺口溜很形象地表现了考察组的状态：“餐厅里面，填肚子，擦嘴皮；谈判桌上，磨凳子，搔头皮；旅馆里面，点蜡烛，喘粗气。”
是知难而退，放弃这些项目，还是知难而进，冒些风险，勇于创新？在这两种观点激烈交锋时，江泽民对考察组成员说：“要想受援国之所想，急受援国之所急，把方便留给受援国，把困难留给自己。既要援罗，就不能让罗马尼亚退步，应该尽量采用先进水平（的技术设备）。”这样一来，援罗项目存在重新设计的问题，少则40%、50%，多则80%、90%的设备要更新。
为了得到一机部的批准，江泽民回国建言。1971年10月3日，江泽民向一机部副部长周子健做了请示汇报。根据在罗马尼亚考察的情况，江泽民大胆地提出要求调整援外模式。周子健一听就着急了，说：“你小江泽民，你不知道部里这个底线吗？你不要把事情办砸了！”江泽民说：“部长，请您先听我把话说完，再发火也不迟啊！”紧接着，江泽民如实反映了援罗考察中遇到的情况和实际困难。周子健听着听着，火气渐渐小了，要江泽民写一份详细的书面材料上报研究。从部长办公室里出来，陪同汇报的田文远对他说：“泽民同志，我很佩服你，不惧怕领导批评，敢坚持原则，不怕丢乌纱帽！”江泽民回答道：“乌纱帽算什么！在领导面前，就是要敢于讲真话！”
当时，对外经济联络部（下文称外经部）担负着国家对外经济技术援助的归口管理工作。江泽民和时任罗马尼亚使馆经参处专员的刘锡惠又来到外经部，向部长方毅、副部长陈慕华面陈此事，希望外经部能够给一些特别政策。两位部领导仔细听了江泽民的汇报，沉吟片刻。当时还处于“文革”期间，提出改变援外方式是要承担风险的。因此方毅说：“我们研究一下，请你们明天再来。”
第二天，江泽民和刘锡惠再次来到外经部，方毅对他们说：“你们的想法我清楚了，过去的老路在亚洲、非洲走得通，在罗马尼亚走不通，我们不能只走一条路，那就按你们的想法回复罗方吧。”
辞别方毅，江泽民感慨地对刘锡惠说：“实事求是这个词说起来容易，做起来难啊，特别是要改变习惯做法，遇到阻力、感到压力是在所难免的，但要据理力争、敢于坚持，只有这样才能真正做到实事求是。”
后来，方毅同外经部其他同志谈起此事，他说：“我那时候根本不熟悉江泽民，我们没什么交情。我以前主管过援助越南、朝鲜等项目，那套援助方式是很成熟的。江泽民同志能说服我，真是不简单，至少说明他有充分依据，尤其是对这项工作极端负责。”
把谈判对手变成知心朋友
1972年，江泽民完成在罗马尼亚的工作后，转而担任一机部外事局的副局长、局长。他倾注了很多精力，培养从事国际科技合作与交流的人才。由于外事局编制有限，江泽民决定扩建翻译队伍。
江泽民大胆起用了罗马尼亚语翻译刘延风。刘延风曾经留学罗马尼亚，通晓罗语，却因父亲在“文革”中受到冲击，沦为“黑帮”子女。江泽民在1973年初把刘延风借调到外事局，并表示：父亲的问题由组织去审查，我们外事局用的是他儿子，用的是他的罗语特长，可以先借用，先不派他出国就是。江泽民鼓励刘延风大胆开展工作，在其被借调的第二天，就安排他担任接待罗马尼亚代表团欢迎宴会的翻译。
江泽民还想出了一个扩充翻译队伍的办法——在一机部情报研究所储备外语人才。一次偶然机会，江泽民得知国务院对外文化联络委员会有十几名外语人才在河南省明港镇的五七干校劳动，外语特长没能得到发挥，非常可惜。于是，他派办公室和科技合作处的人去河南了解情况，经部领导同意后，再将12名外语人才调到一机部情报研究所工作。 当时的翻译队伍中，很多人刚从大学毕业，一心专注于翻译本行，对迎来送往、安排食宿、上下沟通的具体事务很不习惯，也不乐意去做。“江泽民同志察觉后，及时做我们的思想工作，对我们说，你们是学外语出身的，但不要把自己局限于当一名翻译。语言只是工具，必须学会怎样管理一个项目，而且要提高协调能力，要有独立处事的能力。在江泽民同志的启发和开导下，我们改变了想法，觉得做这些具体工作照样能得到锻炼和提高，开始积极投入到各项工作中。”当时的翻译陆仁琪回忆说。
上世纪60年代，在江泽民来外事局工作之前，一机部曾发生过两起严重的出国人员逃跑事件。一次，一机部派考察组去日本，有一名临时招聘的翻译在考察组回国前，翻墙逃至苏联驻日使馆，要求政治避难，拒绝回国。还有一次，一机部派代表团赴荷兰参加国际焊接学会的年会，由于荷兰政府的公然纵容和美国特务的策动，一名技术骨干利用床单从宾馆窗口跳下，企图叛逃时摔伤致死。这两起事件都造成了很坏的影响，外事局全体人员都心有余悸，担心再次发生类似事件。
为了确保外事纪律教育的针对性、有效性，江泽民组织科技合作处制定了一个出国人员守则，要求出国人员严格遵守。例如：在与外国人交谈时，不得谈论国家秘密事项和出国团组的内部事宜，不得随意泄露我方的考察情况，也不要谈及团组其他成员的习性、脾气和弱点等；不得涉足色情场所及有损我民族尊严的场所，不看黄色书刊、电影、电视；不得背着组织与外国人私下交往，不得背着组织向接待单位或个人索要礼品或以暗示等形式变相索取礼品，不得让外国人邀请出访等等。
除了严格规范出国人员的行为，江泽民在外事活动中有理有节，在原则问题上毫不退让，保障了国家利益。1978年8月，在时任中共中央主席华国锋访问罗马尼亚前夕，江泽民担任先遣代表团秘书长，前往罗马尼亚与罗方商谈议定书文本。商谈中，罗马尼亚外贸部的一名局长对枝节问题纠缠不休，他自恃有跟美国、欧洲国家谈判的经验，没把中方代表团放在眼里。有一次，这名局长对某个细节问题很不满意，发脾气，拍桌子，准备拂袖而去，而次日两国领导人就要签署议定书。在场担任翻译的刘延风看到这个场面，非常紧张，捏着一把汗，担心议定书签不成。此时，江泽民拍案而起，据理力争，针锋相对地批评了对方的无理态度，并且立即起身准备离开。江泽民的态度让心高气傲的罗方局长冷静下来，坐回桌边，谈判峰回路转。会谈结束后，这名局长对江泽民大为钦佩，反而成了江泽民的好朋友。事后，江泽民对刘延风说：“在对外交涉时，要以我方利益为重，寸步不让；对外国人要坦诚相见；谈判桌上可以针锋相对、据理力争，谈判之后还可以化干戈为玉帛，成为知心朋友。”
1980年，江泽民离开工作了10年的一机部，出任国家进出口管理委员会、国家外国投资管理委员会副主任兼秘书长、党组成员。
书香世家中走出的年轻人
江泽民在一机部10年经历的公开，也引起人们对江泽民早年其他经历的关注。
1926年8月17日，江泽民出生于扬州田家巷一个书香人家。他是江世俊和吴月卿5个子女中的第三个孩子，大哥泽君、大姐泽芬。其名“泽民”取自“惠泽苍生”“泽被万民”之意，寄予了家族对他的希望。
江泽民的祖父江石溪是一名中医，在扬州当地很有声望，曾谱歌痛斥袁世凯签订对日“二十一条”。1933年江石溪去世时，江泽民只有7岁，但祖父的价值观和信念给整个家族留下了深远影响。江泽民的妹妹、江上青之女江泽慧这样评述家庭：“我们家一贯致力于学习求知，并酷爱文学艺术。我们家在读书做人方面的良好家风，一直是代代相传的。”
江泽民自幼接受的是中国传统文化教育。父亲江世俊要求他每天背诵一篇唐宋名家的经典诗句，还要练习书法。在琼花观小学上学后，江泽民所学课程兼顾了现代和传统，传统课程围绕四艺——文学、音乐、书法和象棋开设，这些童年时代的启蒙后来成为江泽民钟情一生的爱好。他养成了对音乐的热情，学会了演奏竹笛、二胡、钢琴等乐器。几十年后，当著名的二胡演奏家闵惠芬在排练时因体力不济无法演奏时，坐在听众席上参观排练的江泽民（时任上海市长）突然起立走上舞台，要过二胡，在一把椅子上坐定，轻轻地拉起了刘天华的《病中吟》。
13岁那年，江泽民被过继给六叔江上青，这对江泽民后来走上革命道路产生了重大影响。江上青一生追求革命真理，1927年在南通中学结识了当时已加入中国共产党的顾民元、刘瑞龙，同年11月在白色恐怖中加入共产主义青年团，1929年入党，从此走上革命道路。1937年，“卢沟桥事变”发生，抗日战争全面爆发，江上青在皖东北和淮北领导地方抗日宣传和武装斗争，并于1939年在一次战斗中捐躯，年仅28岁。江上青的牺牲，对整个大家庭的打击是巨大的。 “全家上下，悲痛万分。父亲留下妻子和两个年幼的女儿（泽玲和泽慧），母亲王者兰悲痛欲绝。”江泽慧回忆说，大伯父江世俊和大伯母吴月卿与父亲手足情深，决定将泽民过继给江上青烈士为子，按传统习俗戴孝祭奠。
“我希望这个孩子能够继承他父亲的遗志。”江世俊曾在过继仪式上这样说道，那一年，国仇加上家恨，在13岁的江泽民心中悄悄播下了一颗革命的火种。
同学们叫他“江博士”
“我受过三种教育。”江泽民曾这样总结自己的教育经历，“第一种是中国哲学，尤其是孔孟之道。从上小学起，我就开始背《三字经》。我所受的第二种教育是资产阶级教育，特别是西方科学。我所受的第三种教育是马克思主义教育。”这三种教育对青年江泽民的影响是巨大的，尤其是后两种教育在江泽民身上几乎同时发生。
年少时，江泽民就喜欢钻研科学问题。1943年夏天，17岁的江泽民以优异成绩从扬州中学高中二年级跳级考入南京中央大学（现南京大学）工科电机系二年级读书，该系在当年仅录取8人。初入大学，学校开设的数学和理工科课程让同学们倍感压力，但江泽民常常靠自学就能领会课堂上所教的内容，还能帮助其他同学学习，和同学们建立了深厚友谊。 也是在这一年，江泽民开始参加地下党领导的学生运动。1943年12月，鸦片泛滥让忧国忧民的学生们情绪沮丧，江泽民冒着风险带领学生走上街头，发起“清烟运动”。这是他第一次参加公开的政治活动并取得胜利，为他之后的革命斗争积累了宝贵的经验。
1945年深秋，南京中央大学和交通大学的重庆、上海校园正式合并，新校区设在上海的徐家汇地区，成为今天的上海交通大学。江泽民从南京来到上海继续求学，主修发电和运输，学习成绩依然优秀。
来到上海交通大学后，江泽民继续参加公开的抗议活动。1946年，江泽民在他的同学、地下党员王嘉猷的介绍下，秘密加入了共产党。那时他刚刚20岁。当时参加上海共产党地下组织的青年，还有18岁的钱其琛和21岁的乔石。
1947年的夏天，江泽民大学毕业了。尽管只有21岁，但他的学识非常广博，同学们都称他为“江博士”。在他的毕业纪念册上，同学们这样写道：“‘博士’自幼即聪慧异常，在校成绩每列前茅，尤长数学，为全级冠，遇友热心诚恳，处事迅速果断，恃相对论，每辩必胜，创三曲线，得‘博士’衔；平昔爱好运动，长单杠，善短跑，近则喜赋词弹曲，俨然‘江大爷’矣。”
大学时代，江泽民在学习之余还挤出时间看了美国电影《乱世佳人》和《魂断蓝桥》。当学生们演出宣传共产主义思想的小品剧时，他经常给同学们拉二胡伴奏。举行班会时，他则指挥大家唱歌。同学们都管他叫“指挥家”。
江泽民的语言功底也是在大学时代打下的。他能够熟练运用英文、俄文、罗马尼亚文，粗通德语、西班牙语和日语。后来，正是凭借娴熟的英语，江泽民留给人们许多深刻的印象——会见外宾时常用外语表达观点，向美国听众背诵林肯的演讲，能熟练背诵《哈姆雷特》的片段和雪莱的诗歌《西风颂》。2001年，江泽民对智利进行国事访问期间，用西班牙语作了长达40分钟的演讲，那时他已经75岁高龄了。
《他改变了中国》一书的作者罗伯特·库恩告诉环球人物杂志记者：“江泽民对学习语言很有热情。在一次非正式的晚宴上，他说：‘我们现在只说英语，不要翻译。如果有哪位参加晚宴的部长不懂英语，那么，这是一个鼓励他们学英语的好机会。’此外，无论是科学还是数学，历史还是文学，他都爱学习。我还能生动地回想起他对于音乐的真正热爱和欣赏。他不是在装样子，也无意给什么人留下印象。他就是喜欢学习本身。他是个真正的知识分子。”
大部分工资寄给妹妹、母亲、妻儿
新中国成立后，江泽民在上海当过益民食品一厂副工程师、车间主任、副厂长。1949年12月（一说1951年1月），23岁的江泽民与自己高中时代的心上人王冶坪结婚了。王冶坪是江泽民养母王者兰的亲侄女，毕业于上海外国语学院，性格内向，为人低调。两人青梅竹马，他们的结合使这个大家庭变得更加紧密了。
1952年，年轻的江泽民夫妇有了他们的第一个儿子，江泽民为儿子取名“绵恒”，意思是“绵和恒久”。1954年，他们的第二个儿子也出生了，取名“绵康”，意思是“绵和康健”。尽管肩负着工作和小家庭的重担，江泽民仍然照顾着他的两个妹妹。“我上大学时，三哥（江泽民在大家庭同辈中排行第三）在长春工作。”江泽慧回忆道，“每个月他都给我寄10多块钱资助我，也给我姐姐寄10块钱。那个时候，这可是一大笔钱了，而他自己的工资很低。他还要供养父母、妻子、两个儿子，以及搬过去与他们同住的岳母。但他从没漏掉过一个月。”据武汉热工所人事科科员段抗全回忆，1966年，江泽民从上海调至武汉时，每月工资为158元，除了给在南京和安徽上大学的妹妹泽玲、泽慧寄去生活费外，他还寄40元给在扬州的母亲，自己只留20余元生活费，其余的寄往上海家中。
尽管江泽民竭尽全力地照顾家人，但“文革”中的政治运动还是给这个家庭造成了巨大的打击。他的五叔江世雄被迫害致死，妹妹江泽慧被下放农村劳动，妹夫也因为曾在苏联学习而被认为是苏联间谍，遭到清洗。江泽民的两个儿子江绵恒和江绵康的学业被中断了。14岁的江绵恒初中刚毕业就被送到农村，同其他知青一起下乡接受教育改造，在粮库工作，成天背大袋面粉。江绵康在1968年初中毕业后参了军。直到1979年，两个孩子才得以继续完成学业。
江泽民的个人生活一直非常俭朴。除非是参加活动，他很少去饭店，总是回家与家人一起吃饭，饭后的时间常用来读书和学习。他也时刻提醒家人不搞特殊化。在江泽民接任上海市市长前，他曾回到故乡扬州，专门把亲戚叫到一起，坦率地说：“古时候，一人得道，鸡犬升天。扬州离上海那么近，两个城市的人交往频繁。等我在上海开始工作后，你们决不能打我的‘旗号’。”
1993年2月，江泽慧当选安徽省人大常委会副主任，江泽民马上给她打去电话。“你的职位是不是省里‘安排’的？”江泽民一开口就十分直率。江泽慧耐心地向他做了解释：“有两个代表团为我的提名做了工作：一个是合肥市科技文教代表团，因为我是安徽农业大学的校长。还有一个是滁州市代表团，‘文革’时期我曾在那里的农村工作过10多年。他们对我都很了解，并且相信我会成为他们的好代表。”江泽民这才放下心来，并不忘嘱咐妹妹“应当努力为信任你的人民服务”。他说：“这些年来你一直在大学里面搞教学，对整个社会缺乏了解。你应当学习法律，拓展自己的知识面，多到基层走走，要永远与各行各业的群众保持密切联系。”
情系老教授
江泽民年少求学时，国家正处在战争年代，纷飞炮火中产生的师生情谊让他难以忘怀。
朱物华是当年上海交通大学的教授，当过江泽民的老师，也被江泽民称为“二叔”。江朱两家原为世交，江泽民的祖父与朱自清的父亲朱鸿钧是好友，生父江世俊与朱自清是同学，而朱物华是朱自清的弟弟，自然就成为了江泽民的“二叔”。1983年，当时已是中科院院士的朱物华应邀赴美国休斯敦参加国际学术会议，但经费短缺。时任电子工业部部长的江泽民对老师的这次行程十分关心，考虑到朱物华曾出任电子学会副理事长，他决定由电子工业部承担朱老师的部分经费。朱老师得知学生的一番苦心后，非常感激。在美期间，朱老师一切从简，回国后将节省下来的经费如数归还电子工业部，这令江泽民更加敬重朱老师的品格。 1996年4月29日，江泽民回到母校上海交通大学。在老图书馆的会见大厅，当校领导请江泽民讲话时，江泽民站到话筒前，执意请朱物华等老教授坐下后才开始讲话。江泽民在讲话中说：“人呢，不管怎么样，不管做到什么位子，他不能不回忆起曾经培养过他的母校和曾经培育过他的老师！恐怕这一点中外是一律的，特别是在中国，我们对于尊重老师、尊重母校很重视。”讲完话，江泽民特地躬身问候95岁高龄的朱物华：“朱老，代我问‘二婶’好啊！”
江泽民十分敬重的另一位老师是顾毓琇。据江泽民在上海电器科学研究所的同事、后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的曾培炎回忆：“1997年10月，我陪同江泽民同志在美国进行国事访问，他想看望教过自己的老师顾毓琇教授。”当时，顾毓琇已是95岁高龄，但他知道江泽民访问日程紧张，便准备前去看望自己的学生。“江泽民同志坚持不让，百忙中抽出时间从华盛顿赶到费城顾老家里，以示对恩师的尊重。”曾培炎说，江泽民与上海交通大学的沈尚贤教授也多年保持联系，一次想去看望，意外得知沈老师两天前刚刚去世，江泽民很是遗憾，执意去看望慰问了老师的家属。
为同学们拼接毕业照
江泽民和同学之间的感情从学生时代延续至今。江泽民在南京中央大学的一个室友是他的扬州同乡，家境富裕。有一次，同乡的父亲到学校来看儿子，父子俩邀请江泽民到一家昂贵的饭店吃饭，但是当江泽民得知他们没有请另外的室友，便礼貌地回绝了。父子俩坚持请他一道去，他就是不肯答应。最后，同乡的父亲说：“如果你跟我们一起去，我就请上你的另外两位室友。”江泽民这才同意一起去吃饭。
参加工作后，尽管公务繁忙，但江泽民没有忘记同窗之情。
上海交通大学1947届电机系的同学曾拍过一张毕业照，所有同学都视之如珍宝。然而在经历“文革”等政治运动后，大部分同学的这张毕业照都被红卫兵抄走或遗失了。只有一位名叫郭常让的同学，小心地收集了被造反派撕碎的毕业照残片，并把它珍藏起来，但苦于无法修复。1986年，郭常让回母校参加校庆，一见到时任上海市长的江泽民，便把修复照片的事和盘托出。江泽民欣然接受了这个具有特殊意义的“任务”，还感谢郭常让为大家做了件好事。随后，江泽民设法找到有经验的技师，对破碎的照片进行了拼接、翻拍，使照片的原貌基本得到恢复，放大后又进行了复制，分寄给班上的同学。再次拿到这张失而复得的毕业照时，同学们的心情都很激动。
郭常让在生命的最后岁月中，写了一篇题为《关于加强老设备技术改造的建议》的文章，送到国家计委，参加“十五”计划献计献策的征文活动，并在2000年12月29日随信寄给了江泽民。4天后，他就接到了江泽民的回电。郭常让在日记中写道：“据他（江泽民）所知，计委也讨论过多次。他告诉我要把我的信转到计委去。”两个月后，国家计委来信说，若无意见，将把他的建议收入“汇编”。郭常让非常高兴，即刻写了回执寄过去。不幸的是，郭常让不久后因病去世。江泽民闻讯后，立即打电话给郭常让的夫人舒瑞蓉表示慰问。他们在上海交通大学求学时的班长王慧炯（时任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常务干事）那天正好在向江泽民汇报工作，他后来回忆起江泽民打电话时的场景说，“那是很动情的”。之后，江泽民又发去唁电，并送上了花圈。
2001年1月6日，江泽民邀请7位老同学到中南海自己的住所里，一边观赏雪景，一边娓娓交谈，时不时还吟诵几句古诗。吃完晚饭，江泽民用意大利语为同学们献上一曲《我的太阳》，接着又拉起二胡，唱起京剧，还与同学们合唱了几首老歌。四五个小时的欢聚过后，临别前，江泽民才向大家透露，这一天是他与妻子王冶坪的金婚纪念日，老同学们听后很是感动。江泽民在金婚纪念日与同窗好友相聚的事，一时传为佳话。
为同事徒步送鸡汤
参加工作后，江泽民和同事们相处得也很融洽，特别是对有才华的同事，他很珍惜。20世纪60年代初，江泽民在上海电器科学研究所担任副所长。据该所低压电器室支部书记蒋福根回忆，当时，知识分子的处境不好，“在旧社会能读书的人，家庭大多有‘问题’”。蒋福根说：“有一年，崔所长要到东德去进行技术考察，我们室有个科研人员叫周茂祥，技术水平高，又熟悉德语，应该是最合适的陪同人选。然而一查他家三代，有名直系亲属因‘反革命罪’被镇压，这就让领导很为难。一怕影响不好，二怕上级政审通不过。”
江泽民知道消息后，马上表态说：“我认为周茂祥可以去出访。”江泽民请蒋福根给周茂祥写一份鉴定，把让周茂祥去的理由说得足够充分，政审总算过关了。“听起来像是小事一桩，但那已经是‘文革’的前夜了，搞阶级斗争可以说到了风声鹤唳的程度，崔所长从东德回来就因出访没有带《毛主席语录》而受到批判。江泽民同志这样敢作敢为，科技人员嘴上不说，心里自然佩服。”蒋福根说。
上世纪六七十年代，全国住房供应紧张。为了保证技术员的住房，江泽民一家竭尽所能。李万美是上海电器科学研究所的一名技术员，家在外地，怀孕了还住集体宿舍。那时，江泽民已经调往武汉工作，王冶坪主动提出，让出一间住房给李万美一家。据李万美回忆，当时江泽民家住上海曹杨八村，70多平方米的房子里住着王冶坪的母亲，还有两个儿子和侄子侄女，三代人挤在一起，本就不宽敞，硬是为她腾出了一间房。李万美产子后，王冶坪又帮着李万美抱孩子、哄孩子，给了李万美亲人般的温暖。
1969年夏天，江泽民从武汉回上海探亲，住了20天，对李万美也十分热情。“我喜欢唱歌，也是三生有幸，一次又一次江泽民同志亲自弹吉他为我伴奏。他的两个儿子还在一旁拉二胡和手风琴。江泽民同志弹什么曲子，我就唱什么歌，反过来也一样，我唱什么，他们父子的伴奏很快就跟上来了。”李万美说。
在罗马尼亚期间，有一天，考察组成员乘坐一辆面包车到首都布加勒斯特郊区的电厂参观，路上与一辆拖拉机迎面相撞。因突如其来的急刹车，同事童文郁头部撞到前面的座位上，撞掉了4颗门牙，血流不止，被紧急送往医院。江泽民知道后，立刻赶往医院，发现童文郁无法咀嚼，又不习惯医院的伙食，加上语言不通，处境很困难。江泽民就专门为他编写了一份常用的中罗文对照词汇表，放在他的床头。当童文郁需要表达时，只要拿着卡片，点一点诸如牛奶、茶、喝水、去卫生间等词条，就能与医生、病友进行简单沟通。童文郁吃不惯西餐，营养跟不上，江泽民就每天从旅馆送鸡汤到医院，让童文郁补身子。通往医院的路是石子路，坐车颠簸，江泽民担心鸡汤溢出来，干脆走路连续送了一个多星期的鸡汤。 汪道涵发现了他
江泽民精力充沛，与同事相处友好，也有过硬的专业技能、语言天赋和较强的组织能力，很快就得到一些领导的赏识。他最早遇到的“伯乐”应当是汪道涵。
1947年，江泽民大学毕业后来到上海一家外资冷饮企业工作。上海解放后，该企业成为国营益民食品厂的一部分，改名为“上海益民食品一厂”，隶属于华东工业部。1949年9月，时任华东工业部部长汪道涵来工厂视察。他看到的是一家设备陈旧但十分整洁的乳品厂，到处散发着新鲜的冰激凌香味。一打听得知，国民党从上海撤离时炸毁了上海的发电厂，是江泽民发动了冷饮厂的发电机，使冷饮厂的招牌产品——“美女牌”冰激凌不至于融化。汪道涵记住了这个有潜力的年轻人，他后来回忆两人初次见面的情景时说：“江泽民充满活力。他是党员，而且给人一种值得信赖的感觉。我觉得他前途无量。”
随后，江泽民和其他几名经理陪同汪道涵参观了益民的生产线，讨论怎样把这些冷饮送到饱受战争摧残的市民手中。34岁的汪道涵和23岁的江泽民谈得十分投机。尽管当时江泽民已经得到破格提拔，担任技术保障科科长和副总经理，但汪道涵的信任让他很快升任总经理一职。此时，汪道涵的妻子戴锡可正是益民的董事长。
随着相互了解的深入，江泽民和汪道涵发现彼此有许多共同之处：都毕业于上海交通大学；都曾是地下工作者；都有相似的技能和旺盛的精力；汪道涵曾负责军需后勤工作，与江泽民的养父江上青都曾在张爱萍将军部下工作过。
1951年，汪道涵将江泽民调到上海制皂厂担任副厂长，对工厂进行国有化改造。当时，该厂正在亏损，开工量只有一半。改造后，工厂多种产品产量迅速增加，日光皂增产1287%，甘油增产578%……1954年，江泽民被派到长春一汽工作。1962年，汪道涵又将江泽民调回上海，担任上海电器科学研究所副所长，同时还安排王冶坪在同一研究所担任总务秘书。“文革”时期，汪道涵受到迫害，江泽民仍然经常冒着风险看望汪道涵。1976年，江泽民和他的母亲还一度搬入汪道涵家居住了一段时间。
1979年，邓小平提出建立经济特区。为此，国务院设立了两个部级机构来推动改革——国家进出口管理委员会和国家外国投资管理委员会。两个委员会均由国务院副总理谷牧担任主任。邓小平在1980年的一次政治局会议上说：“目前的主要任务，是善于发现、提拔以至大胆破格提拔中青年优秀干部。这是国家现代化建设事业客观存在的迫切需要……干部队伍要年轻化、知识化、专业化……”
听到邓小平的讲话后，刚刚被委任为上海市长的汪道涵找到谷牧，推荐江泽民在新成立的委员会中担任高级职务。谷牧在20世纪50年代当过上海市委副书记，对江泽民有所耳闻，于是任命他为两个委员会的副主任。谷牧后来回忆这段经历时说：“我这几个助手（副主任），都挑得很得力。因为我在国务院工作很久，这些人我都熟。我经常召集八个部的联席会议，那以后找一个人主持日常工作，就挑的江泽民。我觉得他脑子很新，是个很有才气的人。”从此，江泽民成为谷牧的重要助手、两个委员会的领导骨干。1982年，汪道涵与谷牧共同推荐江泽民担任电子工业部副部长，一年后升任部长。1985年，江泽民出任上海市市长，从此，他的名字开始为全国所熟知。（本文主要参考了《江泽民在一机部》《他改变了中国》《日出江花——青年江泽民在上海》《江泽民和他的母校——上海交通大学》《江泽民同志在武汉热工所》等书及江泽慧《纪念江上青烈士牺牲七十周年》一文）
据记者了解，自2006年以来，有关江泽民早年学习和工作经历的书籍已陆续出版，包括《革命青年，满腔热血——青年江泽民与南京》《江泽民和他的母校——上海交通大学》《日出江花——青年江泽民在上海》《江泽民在一汽的岁月》《江泽民同志在武汉热工所》《江泽民在一机部》《江泽民在电子工业部》《江泽民在上海》等。目前，江泽民从上世纪40年代到80年代的主要经历基本都已整理成书，只有1980年至1982年的经历尚在整理之中，日后也将出版发行。
新近出版的《江泽民在一机部》讲述了江泽民一段重要的经历，正如此书的副标题所注明的那样，“1970—1980”，这10年时间里，中国经历了“文革”和改革开放两个重大历史阶段，实现了从“动乱”到“经济建设为中心”的时代主旨转换。在这个大变动、大转折的时期，江泽民在一机部（第一机械工业部的简称）先后担任援助罗马尼亚考察组总组长、外事局副局长、局长。这10年，是我国机械工业在坎坷中奋进的时期，也是对外科技合作迎来蓬勃发展的时期。在这样的时代背景下，江泽民也“完成了从工程师到政治家角色的转变”。
敢说真话，大胆提出改变援外模式
1970年，江泽民被调离一机部下属的武汉热工机械研究所（下文称武汉热工所），到北京一机部机关工作。在等待分配新工作期间，江泽民被挑选担任援助罗马尼亚考察组总组长。尽管当时我国国力十分贫弱，但为了打破外交上的僵局，在欧洲建立一个新的立足点，中央做出了援助罗马尼亚的决定。
1971年7月，江泽民和考察组6名同事刚到罗马尼亚就遇到一个大难题。长期以来，我国援外大多采取“套餐”模式——在项目建设中，中方负责总体设计和工艺设计，提供全部设备和建筑材料，派专家指导设备安装、生产等环节。然而，这种方式不对罗马尼亚的“胃口”。罗马尼亚有多年大规模建设的经验，技术水平和设计能力比较高，对中方提供的工艺设备并非全盘接受，他们不想吃援助“套餐”，而是频频“点菜”“挑菜”。
当时，我国正处于封闭的环境中，对西方国家的新技术缺乏了解，罗马尼亚专家在会谈中要求提供的很多高精尖设备，中方专家甚至从没听说过。如果双方设备不同，设计配合工作也将十分困难。考虑到种种因素，考察组成员多少有了畏难情绪。当时，有一句顺口溜很形象地表现了考察组的状态：“餐厅里面，填肚子，擦嘴皮；谈判桌上，磨凳子，搔头皮；旅馆里面，点蜡烛，喘粗气。”
是知难而退，放弃这些项目，还是知难而进，冒些风险，勇于创新？在这两种观点激烈交锋时，江泽民对考察组成员说：“要想受援国之所想，急受援国之所急，把方便留给受援国，把困难留给自己。既要援罗，就不能让罗马尼亚退步，应该尽量采用先进水平（的技术设备）。”这样一来，援罗项目存在重新设计的问题，少则40%、50%，多则80%、90%的设备要更新。
为了得到一机部的批准，江泽民回国建言。1971年10月3日，江泽民向一机部副部长周子健做了请示汇报。根据在罗马尼亚考察的情况，江泽民大胆地提出要求调整援外模式。周子健一听就着急了，说：“你小江泽民，你不知道部里这个底线吗？你不要把事情办砸了！”江泽民说：“部长，请您先听我把话说完，再发火也不迟啊！”紧接着，江泽民如实反映了援罗考察中遇到的情况和实际困难。周子健听着听着，火气渐渐小了，要江泽民写一份详细的书面材料上报研究。从部长办公室里出来，陪同汇报的田文远对他说：“泽民同志，我很佩服你，不惧怕领导批评，敢坚持原则，不怕丢乌纱帽！”江泽民回答道：“乌纱帽算什么！在领导面前，就是要敢于讲真话！”
当时，对外经济联络部（下文称外经部）担负着国家对外经济技术援助的归口管理工作。江泽民和时任罗马尼亚使馆经参处专员的刘锡惠又来到外经部，向部长方毅、副部长陈慕华面陈此事，希望外经部能够给一些特别政策。两位部领导仔细听了江泽民的汇报，沉吟片刻。当时还处于“文革”期间，提出改变援外方式是要承担风险的。因此方毅说：“我们研究一下，请你们明天再来。”
第二天，江泽民和刘锡惠再次来到外经部，方毅对他们说：“你们的想法我清楚了，过去的老路在亚洲、非洲走得通，在罗马尼亚走不通，我们不能只走一条路，那就按你们的想法回复罗方吧。”
辞别方毅，江泽民感慨地对刘锡惠说：“实事求是这个词说起来容易，做起来难啊，特别是要改变习惯做法，遇到阻力、感到压力是在所难免的，但要据理力争、敢于坚持，只有这样才能真正做到实事求是。”
后来，方毅同外经部其他同志谈起此事，他说：“我那时候根本不熟悉江泽民，我们没什么交情。我以前主管过援助越南、朝鲜等项目，那套援助方式是很成熟的。江泽民同志能说服我，真是不简单，至少说明他有充分依据，尤其是对这项工作极端负责。”
把谈判对手变成知心朋友
1972年，江泽民完成在罗马尼亚的工作后，转而担任一机部外事局的副局长、局长。他倾注了很多精力，培养从事国际科技合作与交流的人才。由于外事局编制有限，江泽民决定扩建翻译队伍。
江泽民大胆起用了罗马尼亚语翻译刘延风。刘延风曾经留学罗马尼亚，通晓罗语，却因父亲在“文革”中受到冲击，沦为“黑帮”子女。江泽民在1973年初把刘延风借调到外事局，并表示：父亲的问题由组织去审查，我们外事局用的是他儿子，用的是他的罗语特长，可以先借用，先不派他出国就是。江泽民鼓励刘延风大胆开展工作，在其被借调的第二天，就安排他担任接待罗马尼亚代表团欢迎宴会的翻译。
江泽民还想出了一个扩充翻译队伍的办法——在一机部情报研究所储备外语人才。一次偶然机会，江泽民得知国务院对外文化联络委员会有十几名外语人才在河南省明港镇的五七干校劳动，外语特长没能得到发挥，非常可惜。于是，他派办公室和科技合作处的人去河南了解情况，经部领导同意后，再将12名外语人才调到一机部情报研究所工作。 当时的翻译队伍中，很多人刚从大学毕业，一心专注于翻译本行，对迎来送往、安排食宿、上下沟通的具体事务很不习惯，也不乐意去做。“江泽民同志察觉后，及时做我们的思想工作，对我们说，你们是学外语出身的，但不要把自己局限于当一名翻译。语言只是工具，必须学会怎样管理一个项目，而且要提高协调能力，要有独立处事的能力。在江泽民同志的启发和开导下，我们改变了想法，觉得做这些具体工作照样能得到锻炼和提高，开始积极投入到各项工作中。”当时的翻译陆仁琪回忆说。
上世纪60年代，在江泽民来外事局工作之前，一机部曾发生过两起严重的出国人员逃跑事件。一次，一机部派考察组去日本，有一名临时招聘的翻译在考察组回国前，翻墙逃至苏联驻日使馆，要求政治避难，拒绝回国。还有一次，一机部派代表团赴荷兰参加国际焊接学会的年会，由于荷兰政府的公然纵容和美国特务的策动，一名技术骨干利用床单从宾馆窗口跳下，企图叛逃时摔伤致死。这两起事件都造成了很坏的影响，外事局全体人员都心有余悸，担心再次发生类似事件。
为了确保外事纪律教育的针对性、有效性，江泽民组织科技合作处制定了一个出国人员守则，要求出国人员严格遵守。例如：在与外国人交谈时，不得谈论国家秘密事项和出国团组的内部事宜，不得随意泄露我方的考察情况，也不要谈及团组其他成员的习性、脾气和弱点等；不得涉足色情场所及有损我民族尊严的场所，不看黄色书刊、电影、电视；不得背着组织与外国人私下交往，不得背着组织向接待单位或个人索要礼品或以暗示等形式变相索取礼品，不得让外国人邀请出访等等。
除了严格规范出国人员的行为，江泽民在外事活动中有理有节，在原则问题上毫不退让，保障了国家利益。1978年8月，在时任中共中央主席华国锋访问罗马尼亚前夕，江泽民担任先遣代表团秘书长，前往罗马尼亚与罗方商谈议定书文本。商谈中，罗马尼亚外贸部的一名局长对枝节问题纠缠不休，他自恃有跟美国、欧洲国家谈判的经验，没把中方代表团放在眼里。有一次，这名局长对某个细节问题很不满意，发脾气，拍桌子，准备拂袖而去，而次日两国领导人就要签署议定书。在场担任翻译的刘延风看到这个场面，非常紧张，捏着一把汗，担心议定书签不成。此时，江泽民拍案而起，据理力争，针锋相对地批评了对方的无理态度，并且立即起身准备离开。江泽民的态度让心高气傲的罗方局长冷静下来，坐回桌边，谈判峰回路转。会谈结束后，这名局长对江泽民大为钦佩，反而成了江泽民的好朋友。事后，江泽民对刘延风说：“在对外交涉时，要以我方利益为重，寸步不让；对外国人要坦诚相见；谈判桌上可以针锋相对、据理力争，谈判之后还可以化干戈为玉帛，成为知心朋友。”
1980年，江泽民离开工作了10年的一机部，出任国家进出口管理委员会、国家外国投资管理委员会副主任兼秘书长、党组成员。
书香世家中走出的年轻人
江泽民在一机部10年经历的公开，也引起人们对江泽民早年其他经历的关注。
1926年8月17日，江泽民出生于扬州田家巷一个书香人家。他是江世俊和吴月卿5个子女中的第三个孩子，大哥泽君、大姐泽芬。其名“泽民”取自“惠泽苍生”“泽被万民”之意，寄予了家族对他的希望。
江泽民的祖父江石溪是一名中医，在扬州当地很有声望，曾谱歌痛斥袁世凯签订对日“二十一条”。1933年江石溪去世时，江泽民只有7岁，但祖父的价值观和信念给整个家族留下了深远影响。江泽民的妹妹、江上青之女江泽慧这样评述家庭：“我们家一贯致力于学习求知，并酷爱文学艺术。我们家在读书做人方面的良好家风，一直是代代相传的。”
江泽民自幼接受的是中国传统文化教育。父亲江世俊要求他每天背诵一篇唐宋名家的经典诗句，还要练习书法。在琼花观小学上学后，江泽民所学课程兼顾了现代和传统，传统课程围绕四艺——文学、音乐、书法和象棋开设，这些童年时代的启蒙后来成为江泽民钟情一生的爱好。他养成了对音乐的热情，学会了演奏竹笛、二胡、钢琴等乐器。几十年后，当著名的二胡演奏家闵惠芬在排练时因体力不济无法演奏时，坐在听众席上参观排练的江泽民（时任上海市长）突然起立走上舞台，要过二胡，在一把椅子上坐定，轻轻地拉起了刘天华的《病中吟》。
13岁那年，江泽民被过继给六叔江上青，这对江泽民后来走上革命道路产生了重大影响。江上青一生追求革命真理，1927年在南通中学结识了当时已加入中国共产党的顾民元、刘瑞龙，同年11月在白色恐怖中加入共产主义青年团，1929年入党，从此走上革命道路。1937年，“卢沟桥事变”发生，抗日战争全面爆发，江上青在皖东北和淮北领导地方抗日宣传和武装斗争，并于1939年在一次战斗中捐躯，年仅28岁。江上青的牺牲，对整个大家庭的打击是巨大的。 “全家上下，悲痛万分。父亲留下妻子和两个年幼的女儿（泽玲和泽慧），母亲王者兰悲痛欲绝。”江泽慧回忆说，大伯父江世俊和大伯母吴月卿与父亲手足情深，决定将泽民过继给江上青烈士为子，按传统习俗戴孝祭奠。
“我希望这个孩子能够继承他父亲的遗志。”江世俊曾在过继仪式上这样说道，那一年，国仇加上家恨，在13岁的江泽民心中悄悄播下了一颗革命的火种。
同学们叫他“江博士”
“我受过三种教育。”江泽民曾这样总结自己的教育经历，“第一种是中国哲学，尤其是孔孟之道。从上小学起，我就开始背《三字经》。我所受的第二种教育是资产阶级教育，特别是西方科学。我所受的第三种教育是马克思主义教育。”这三种教育对青年江泽民的影响是巨大的，尤其是后两种教育在江泽民身上几乎同时发生。
年少时，江泽民就喜欢钻研科学问题。1943年夏天，17岁的江泽民以优异成绩从扬州中学高中二年级跳级考入南京中央大学（现南京大学）工科电机系二年级读书，该系在当年仅录取8人。初入大学，学校开设的数学和理工科课程让同学们倍感压力，但江泽民常常靠自学就能领会课堂上所教的内容，还能帮助其他同学学习，和同学们建立了深厚友谊。 也是在这一年，江泽民开始参加地下党领导的学生运动。1943年12月，鸦片泛滥让忧国忧民的学生们情绪沮丧，江泽民冒着风险带领学生走上街头，发起“清烟运动”。这是他第一次参加公开的政治活动并取得胜利，为他之后的革命斗争积累了宝贵的经验。
1945年深秋，南京中央大学和交通大学的重庆、上海校园正式合并，新校区设在上海的徐家汇地区，成为今天的上海交通大学。江泽民从南京来到上海继续求学，主修发电和运输，学习成绩依然优秀。
来到上海交通大学后，江泽民继续参加公开的抗议活动。1946年，江泽民在他的同学、地下党员王嘉猷的介绍下，秘密加入了共产党。那时他刚刚20岁。当时参加上海共产党地下组织的青年，还有18岁的钱其琛和21岁的乔石。
1947年的夏天，江泽民大学毕业了。尽管只有21岁，但他的学识非常广博，同学们都称他为“江博士”。在他的毕业纪念册上，同学们这样写道：“‘博士’自幼即聪慧异常，在校成绩每列前茅，尤长数学，为全级冠，遇友热心诚恳，处事迅速果断，恃相对论，每辩必胜，创三曲线，得‘博士’衔；平昔爱好运动，长单杠，善短跑，近则喜赋词弹曲，俨然‘江大爷’矣。”
大学时代，江泽民在学习之余还挤出时间看了美国电影《乱世佳人》和《魂断蓝桥》。当学生们演出宣传共产主义思想的小品剧时，他经常给同学们拉二胡伴奏。举行班会时，他则指挥大家唱歌。同学们都管他叫“指挥家”。
江泽民的语言功底也是在大学时代打下的。他能够熟练运用英文、俄文、罗马尼亚文，粗通德语、西班牙语和日语。后来，正是凭借娴熟的英语，江泽民留给人们许多深刻的印象——会见外宾时常用外语表达观点，向美国听众背诵林肯的演讲，能熟练背诵《哈姆雷特》的片段和雪莱的诗歌《西风颂》。2001年，江泽民对智利进行国事访问期间，用西班牙语作了长达40分钟的演讲，那时他已经75岁高龄了。
《他改变了中国》一书的作者罗伯特·库恩告诉环球人物杂志记者：“江泽民对学习语言很有热情。在一次非正式的晚宴上，他说：‘我们现在只说英语，不要翻译。如果有哪位参加晚宴的部长不懂英语，那么，这是一个鼓励他们学英语的好机会。’此外，无论是科学还是数学，历史还是文学，他都爱学习。我还能生动地回想起他对于音乐的真正热爱和欣赏。他不是在装样子，也无意给什么人留下印象。他就是喜欢学习本身。他是个真正的知识分子。”
大部分工资寄给妹妹、母亲、妻儿
新中国成立后，江泽民在上海当过益民食品一厂副工程师、车间主任、副厂长。1949年12月（一说1951年1月），23岁的江泽民与自己高中时代的心上人王冶坪结婚了。王冶坪是江泽民养母王者兰的亲侄女，毕业于上海外国语学院，性格内向，为人低调。两人青梅竹马，他们的结合使这个大家庭变得更加紧密了。
1952年，年轻的江泽民夫妇有了他们的第一个儿子，江泽民为儿子取名“绵恒”，意思是“绵和恒久”。1954年，他们的第二个儿子也出生了，取名“绵康”，意思是“绵和康健”。尽管肩负着工作和小家庭的重担，江泽民仍然照顾着他的两个妹妹。“我上大学时，三哥（江泽民在大家庭同辈中排行第三）在长春工作。”江泽慧回忆道，“每个月他都给我寄10多块钱资助我，也给我姐姐寄10块钱。那个时候，这可是一大笔钱了，而他自己的工资很低。他还要供养父母、妻子、两个儿子，以及搬过去与他们同住的岳母。但他从没漏掉过一个月。”据武汉热工所人事科科员段抗全回忆，1966年，江泽民从上海调至武汉时，每月工资为158元，除了给在南京和安徽上大学的妹妹泽玲、泽慧寄去生活费外，他还寄40元给在扬州的母亲，自己只留20余元生活费，其余的寄往上海家中。
尽管江泽民竭尽全力地照顾家人，但“文革”中的政治运动还是给这个家庭造成了巨大的打击。他的五叔江世雄被迫害致死，妹妹江泽慧被下放农村劳动，妹夫也因为曾在苏联学习而被认为是苏联间谍，遭到清洗。江泽民的两个儿子江绵恒和江绵康的学业被中断了。14岁的江绵恒初中刚毕业就被送到农村，同其他知青一起下乡接受教育改造，在粮库工作，成天背大袋面粉。江绵康在1968年初中毕业后参了军。直到1979年，两个孩子才得以继续完成学业。
江泽民的个人生活一直非常俭朴。除非是参加活动，他很少去饭店，总是回家与家人一起吃饭，饭后的时间常用来读书和学习。他也时刻提醒家人不搞特殊化。在江泽民接任上海市市长前，他曾回到故乡扬州，专门把亲戚叫到一起，坦率地说：“古时候，一人得道，鸡犬升天。扬州离上海那么近，两个城市的人交往频繁。等我在上海开始工作后，你们决不能打我的‘旗号’。”
1993年2月，江泽慧当选安徽省人大常委会副主任，江泽民马上给她打去电话。“你的职位是不是省里‘安排’的？”江泽民一开口就十分直率。江泽慧耐心地向他做了解释：“有两个代表团为我的提名做了工作：一个是合肥市科技文教代表团，因为我是安徽农业大学的校长。还有一个是滁州市代表团，‘文革’时期我曾在那里的农村工作过10多年。他们对我都很了解，并且相信我会成为他们的好代表。”江泽民这才放下心来，并不忘嘱咐妹妹“应当努力为信任你的人民服务”。他说：“这些年来你一直在大学里面搞教学，对整个社会缺乏了解。你应当学习法律，拓展自己的知识面，多到基层走走，要永远与各行各业的群众保持密切联系。”
情系老教授
江泽民年少求学时，国家正处在战争年代，纷飞炮火中产生的师生情谊让他难以忘怀。
朱物华是当年上海交通大学的教授，当过江泽民的老师，也被江泽民称为“二叔”。江朱两家原为世交，江泽民的祖父与朱自清的父亲朱鸿钧是好友，生父江世俊与朱自清是同学，而朱物华是朱自清的弟弟，自然就成为了江泽民的“二叔”。1983年，当时已是中科院院士的朱物华应邀赴美国休斯敦参加国际学术会议，但经费短缺。时任电子工业部部长的江泽民对老师的这次行程十分关心，考虑到朱物华曾出任电子学会副理事长，他决定由电子工业部承担朱老师的部分经费。朱老师得知学生的一番苦心后，非常感激。在美期间，朱老师一切从简，回国后将节省下来的经费如数归还电子工业部，这令江泽民更加敬重朱老师的品格。 1996年4月29日，江泽民回到母校上海交通大学。在老图书馆的会见大厅，当校领导请江泽民讲话时，江泽民站到话筒前，执意请朱物华等老教授坐下后才开始讲话。江泽民在讲话中说：“人呢，不管怎么样，不管做到什么位子，他不能不回忆起曾经培养过他的母校和曾经培育过他的老师！恐怕这一点中外是一律的，特别是在中国，我们对于尊重老师、尊重母校很重视。”讲完话，江泽民特地躬身问候95岁高龄的朱物华：“朱老，代我问‘二婶’好啊！”
江泽民十分敬重的另一位老师是顾毓琇。据江泽民在上海电器科学研究所的同事、后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的曾培炎回忆：“1997年10月，我陪同江泽民同志在美国进行国事访问，他想看望教过自己的老师顾毓琇教授。”当时，顾毓琇已是95岁高龄，但他知道江泽民访问日程紧张，便准备前去看望自己的学生。“江泽民同志坚持不让，百忙中抽出时间从华盛顿赶到费城顾老家里，以示对恩师的尊重。”曾培炎说，江泽民与上海交通大学的沈尚贤教授也多年保持联系，一次想去看望，意外得知沈老师两天前刚刚去世，江泽民很是遗憾，执意去看望慰问了老师的家属。
为同学们拼接毕业照
江泽民和同学之间的感情从学生时代延续至今。江泽民在南京中央大学的一个室友是他的扬州同乡，家境富裕。有一次，同乡的父亲到学校来看儿子，父子俩邀请江泽民到一家昂贵的饭店吃饭，但是当江泽民得知他们没有请另外的室友，便礼貌地回绝了。父子俩坚持请他一道去，他就是不肯答应。最后，同乡的父亲说：“如果你跟我们一起去，我就请上你的另外两位室友。”江泽民这才同意一起去吃饭。
参加工作后，尽管公务繁忙，但江泽民没有忘记同窗之情。
上海交通大学1947届电机系的同学曾拍过一张毕业照，所有同学都视之如珍宝。然而在经历“文革”等政治运动后，大部分同学的这张毕业照都被红卫兵抄走或遗失了。只有一位名叫郭常让的同学，小心地收集了被造反派撕碎的毕业照残片，并把它珍藏起来，但苦于无法修复。1986年，郭常让回母校参加校庆，一见到时任上海市长的江泽民，便把修复照片的事和盘托出。江泽民欣然接受了这个具有特殊意义的“任务”，还感谢郭常让为大家做了件好事。随后，江泽民设法找到有经验的技师，对破碎的照片进行了拼接、翻拍，使照片的原貌基本得到恢复，放大后又进行了复制，分寄给班上的同学。再次拿到这张失而复得的毕业照时，同学们的心情都很激动。
郭常让在生命的最后岁月中，写了一篇题为《关于加强老设备技术改造的建议》的文章，送到国家计委，参加“十五”计划献计献策的征文活动，并在2000年12月29日随信寄给了江泽民。4天后，他就接到了江泽民的回电。郭常让在日记中写道：“据他（江泽民）所知，计委也讨论过多次。他告诉我要把我的信转到计委去。”两个月后，国家计委来信说，若无意见，将把他的建议收入“汇编”。郭常让非常高兴，即刻写了回执寄过去。不幸的是，郭常让不久后因病去世。江泽民闻讯后，立即打电话给郭常让的夫人舒瑞蓉表示慰问。他们在上海交通大学求学时的班长王慧炯（时任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常务干事）那天正好在向江泽民汇报工作，他后来回忆起江泽民打电话时的场景说，“那是很动情的”。之后，江泽民又发去唁电，并送上了花圈。
2001年1月6日，江泽民邀请7位老同学到中南海自己的住所里，一边观赏雪景，一边娓娓交谈，时不时还吟诵几句古诗。吃完晚饭，江泽民用意大利语为同学们献上一曲《我的太阳》，接着又拉起二胡，唱起京剧，还与同学们合唱了几首老歌。四五个小时的欢聚过后，临别前，江泽民才向大家透露，这一天是他与妻子王冶坪的金婚纪念日，老同学们听后很是感动。江泽民在金婚纪念日与同窗好友相聚的事，一时传为佳话。
为同事徒步送鸡汤
参加工作后，江泽民和同事们相处得也很融洽，特别是对有才华的同事，他很珍惜。20世纪60年代初，江泽民在上海电器科学研究所担任副所长。据该所低压电器室支部书记蒋福根回忆，当时，知识分子的处境不好，“在旧社会能读书的人，家庭大多有‘问题’”。蒋福根说：“有一年，崔所长要到东德去进行技术考察，我们室有个科研人员叫周茂祥，技术水平高，又熟悉德语，应该是最合适的陪同人选。然而一查他家三代，有名直系亲属因‘反革命罪’被镇压，这就让领导很为难。一怕影响不好，二怕上级政审通不过。”
江泽民知道消息后，马上表态说：“我认为周茂祥可以去出访。”江泽民请蒋福根给周茂祥写一份鉴定，把让周茂祥去的理由说得足够充分，政审总算过关了。“听起来像是小事一桩，但那已经是‘文革’的前夜了，搞阶级斗争可以说到了风声鹤唳的程度，崔所长从东德回来就因出访没有带《毛主席语录》而受到批判。江泽民同志这样敢作敢为，科技人员嘴上不说，心里自然佩服。”蒋福根说。
上世纪六七十年代，全国住房供应紧张。为了保证技术员的住房，江泽民一家竭尽所能。李万美是上海电器科学研究所的一名技术员，家在外地，怀孕了还住集体宿舍。那时，江泽民已经调往武汉工作，王冶坪主动提出，让出一间住房给李万美一家。据李万美回忆，当时江泽民家住上海曹杨八村，70多平方米的房子里住着王冶坪的母亲，还有两个儿子和侄子侄女，三代人挤在一起，本就不宽敞，硬是为她腾出了一间房。李万美产子后，王冶坪又帮着李万美抱孩子、哄孩子，给了李万美亲人般的温暖。
1969年夏天，江泽民从武汉回上海探亲，住了20天，对李万美也十分热情。“我喜欢唱歌，也是三生有幸，一次又一次江泽民同志亲自弹吉他为我伴奏。他的两个儿子还在一旁拉二胡和手风琴。江泽民同志弹什么曲子，我就唱什么歌，反过来也一样，我唱什么，他们父子的伴奏很快就跟上来了。”李万美说。
在罗马尼亚期间，有一天，考察组成员乘坐一辆面包车到首都布加勒斯特郊区的电厂参观，路上与一辆拖拉机迎面相撞。因突如其来的急刹车，同事童文郁头部撞到前面的座位上，撞掉了4颗门牙，血流不止，被紧急送往医院。江泽民知道后，立刻赶往医院，发现童文郁无法咀嚼，又不习惯医院的伙食，加上语言不通，处境很困难。江泽民就专门为他编写了一份常用的中罗文对照词汇表，放在他的床头。当童文郁需要表达时，只要拿着卡片，点一点诸如牛奶、茶、喝水、去卫生间等词条，就能与医生、病友进行简单沟通。童文郁吃不惯西餐，营养跟不上，江泽民就每天从旅馆送鸡汤到医院，让童文郁补身子。通往医院的路是石子路，坐车颠簸，江泽民担心鸡汤溢出来，干脆走路连续送了一个多星期的鸡汤。 汪道涵发现了他
江泽民精力充沛，与同事相处友好，也有过硬的专业技能、语言天赋和较强的组织能力，很快就得到一些领导的赏识。他最早遇到的“伯乐”应当是汪道涵。
1947年，江泽民大学毕业后来到上海一家外资冷饮企业工作。上海解放后，该企业成为国营益民食品厂的一部分，改名为“上海益民食品一厂”，隶属于华东工业部。1949年9月，时任华东工业部部长汪道涵来工厂视察。他看到的是一家设备陈旧但十分整洁的乳品厂，到处散发着新鲜的冰激凌香味。一打听得知，国民党从上海撤离时炸毁了上海的发电厂，是江泽民发动了冷饮厂的发电机，使冷饮厂的招牌产品——“美女牌”冰激凌不至于融化。汪道涵记住了这个有潜力的年轻人，他后来回忆两人初次见面的情景时说：“江泽民充满活力。他是党员，而且给人一种值得信赖的感觉。我觉得他前途无量。”
随后，江泽民和其他几名经理陪同汪道涵参观了益民的生产线，讨论怎样把这些冷饮送到饱受战争摧残的市民手中。34岁的汪道涵和23岁的江泽民谈得十分投机。尽管当时江泽民已经得到破格提拔，担任技术保障科科长和副总经理，但汪道涵的信任让他很快升任总经理一职。此时，汪道涵的妻子戴锡可正是益民的董事长。
随着相互了解的深入，江泽民和汪道涵发现彼此有许多共同之处：都毕业于上海交通大学；都曾是地下工作者；都有相似的技能和旺盛的精力；汪道涵曾负责军需后勤工作，与江泽民的养父江上青都曾在张爱萍将军部下工作过。
1951年，汪道涵将江泽民调到上海制皂厂担任副厂长，对工厂进行国有化改造。当时，该厂正在亏损，开工量只有一半。改造后，工厂多种产品产量迅速增加，日光皂增产1287%，甘油增产578%……1954年，江泽民被派到长春一汽工作。1962年，汪道涵又将江泽民调回上海，担任上海电器科学研究所副所长，同时还安排王冶坪在同一研究所担任总务秘书。“文革”时期，汪道涵受到迫害，江泽民仍然经常冒着风险看望汪道涵。1976年，江泽民和他的母亲还一度搬入汪道涵家居住了一段时间。
1979年，邓小平提出建立经济特区。为此，国务院设立了两个部级机构来推动改革——国家进出口管理委员会和国家外国投资管理委员会。两个委员会均由国务院副总理谷牧担任主任。邓小平在1980年的一次政治局会议上说：“目前的主要任务，是善于发现、提拔以至大胆破格提拔中青年优秀干部。这是国家现代化建设事业客观存在的迫切需要……干部队伍要年轻化、知识化、专业化……”
听到邓小平的讲话后，刚刚被委任为上海市长的汪道涵找到谷牧，推荐江泽民在新成立的委员会中担任高级职务。谷牧在20世纪50年代当过上海市委副书记，对江泽民有所耳闻，于是任命他为两个委员会的副主任。谷牧后来回忆这段经历时说：“我这几个助手（副主任），都挑得很得力。因为我在国务院工作很久，这些人我都熟。我经常召集八个部的联席会议，那以后找一个人主持日常工作，就挑的江泽民。我觉得他脑子很新，是个很有才气的人。”从此，江泽民成为谷牧的重要助手、两个委员会的领导骨干。1982年，汪道涵与谷牧共同推荐江泽民担任电子工业部副部长，一年后升任部长。1985年，江泽民出任上海市市长，从此，他的名字开始为全国所熟知。（本文主要参考了《江泽民在一机部》《他改变了中国》《日出江花——青年江泽民在上海》《江泽民和他的母校——上海交通大学》《江泽民同志在武汉热工所》等书及江泽慧《纪念江上青烈士牺牲七十周年》一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