鉴于以曾国藩为首的曾氏家族在财富增值、保值和传承方面的家族财富管理特征并不明显，而曾国藩在不同时期的收支结构数据基本翔实且具有分析意义，因此我们以此为脉络分析曾氏家族的家族财富管理策略，即收支结构。纵向而言，曾国藩在京官前期、京官时期和督抚时期的收支结构呈现明显的“克己奉公”特征且随着收入水平的提高，克己的程度逐步加强，进而将更多的收入花在奉公上，除必要的公务支出外，其他支出项为照顾亲友、资助贤士、周恤故旧以及支持以文化为主的地方公共事业等，而此正是佛教中所谓的“善”，进而荫及后人。质言之，曾国藩通过支出结构建立或积累人力资本，实现家族财富管理的无形资本传承。

（一）收支结构见微知著

　　纵向而言，曾国藩收支结构呈现克己加强、奉公增多的反向增长趋势，在构建“朋友圈”的同时实现人力资本这一无形资产的传承。横向而言，我们把曾国藩的收支结构与李慈铭的收支结构做一个对比，前者代表的是一方面刻苦砥砺、力求俭朴，另一方面和光同尘、应酬周到的京官，后者代表的则是随波逐流的中低层京官的生活状态。
　　李慈铭（1830—1894），晚清官员，著名文史学家，一生仕途并不得意，11次参加南北乡试，无不落第而归。咸丰九年（1859）北游京城，将捐资为户部郎中，不料为人欺哄，丧失携资，落魄京师，其母因此变卖田产以遂其志，而家道由此中落。同治九年（1870），41岁始中举。光绪六年（1880），51岁始中进士，补户部江南司资郎。
　　从年度支出金额上看，李慈铭高于曾国藩，在单项的支出比例上，李慈铭在衣服穿着和娱乐休闲以及人情来往等方面的支出明显高于曾国藩。如前所述，衣服穿着在京官时代是硬支出，没有调整的可能性，而娱乐休闲和人情来往则是软支出，因人而异的。曾国藩在住房、学习、出行以及养老医疗或照顾家族等方面的支出明显高于李慈铭，其中住房一项也基本属于排场需要，出行一项高于的原因在于李慈铭基本很少去衙门处理公务。重要的是，虽身为名士文人，其在购买书籍和学习用具等方面的支出大幅低于曾国藩在此项的支出，虽然曾国藩经济紧迫，但时刻不忘照顾家族亲友，支出比例逾李慈铭相应支出一倍之多，这是曾国藩与李慈铭的最大区别所在，也是成就曾国藩丰功伟业并荫及后人的制胜法宝。

（二）人力资本荫及后人

　　据统计，曾国藩的部下中有26人成为督抚、尚书，即正部级官员，有52人成為三品以上，也就是当今的副部级以上官员。此外，道员、知府、知州、县令更是数不胜数。有一种说法是曾国藩一生功业，半受朋友之助，他事业的成功，从某种程度来说，是善于用人的成功，即人力资本的合理运用。事实上，曾国藩通过人力资本构建的“朋友圈”不仅有助于自己的事业，同时也可以帮助曾氏的后人。众所周知，曾国藩与左宗棠是一对欢喜冤家，更有一种说法是既生左何生曾，左宗棠自始至终一直以骂曾国藩为荣，包括曾国藩死后。但在曾国藩死时，左宗棠的挽联署名则是“晚生左宗棠”，原因在于左宗棠虽然一直辱骂曾国藩，但曾国藩对此却表现得非常大度：第一，要求自己的亲朋好友及家人不要回击左宗棠，避免火上浇油，反而鼓励他们尽量与左宗棠搞好关系；第二，对左宗棠的攻击不闻不问，不予回答；第三，左宗棠西征时，时任两江总督的曾国藩负责的军饷总是足额准时送到；第四，左宗棠在剿捻和西征时，曾国藩又将最得意的部下刘松山交给左宗棠使用，事实证明，刘松山屡立战功，对左宗棠帮助极大。基于以上原因和事实，左宗棠对曾国藩的后人极其照顾，曾国藩死后5年，曾纪泽因家人病重无钱医治，向左宗棠求助，左宗棠立即送给他300两银子。曾纪泽因病去世后，左宗棠在医药费、丧葬费上又多次给予帮助。左宗棠任两江总督时，委任曾国藩的女婿聂缉椝为营务处会办，第二年，又提升为上海制造局会办。聂缉椝自此官运亨通，一直做到江苏巡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