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司马迁在《史记》中专为刺客立传，这是空前的创举。中国自古以来就是礼仪之邦，中国社会恪守纲常礼教的信条，有着深厚的民族文化积淀，讲求伦理纲常和仁义礼智。在这样的背景下，为何就产生了刺客这个特殊的社会群体？
一、刺客产生的时代因素
第一，从春秋后期到刘邦建立汉朝的五百余年间，社会、经济、政治、军事、文化都在发生着翻天覆地的巨变。这是一个多灾多难、战乱丛生的悲惨年代，同时也是一个英雄辈出、叱咤风云的豪迈时代。在这个漫长的时期里，到处是烽火、刀兵、掳掠、屠城，真是悲惨而又雄壮。正是被这个时代的壮烈气质所濡染，被这个时代孕育出的豪迈英雄的气质风节所吸引，刺客应运而生。
第二，战国以来，士阶层的势力进一步扩大。这些人有本领，有才华，他们欲有所为，想要顽强地表现自己；他们奋发上进，百折不挠，重才情，重实效，重功利，他们雄心勃勃，为追求成功而生死不顾的执着精神气质，在那个时代影响着社会各个阶层，这是刺客产生的又一个时代因素。
第三，在春秋战国时期，战乱不断，杀人如麻，生命卑微如草芥。下层人民更是长期被置于水深火热之中，为了生计，当牛做马，尊严全无，历尽酸辣苦涩。但是一旦有人恢复了他们作为人的尊严，使他们人格受到尊重，人的价值得以体现，他们就会欣喜若狂，感激万分。他们往往为了报答滴水之恩就舍生忘死，赴汤蹈火在所不辞。因为他们所见的人被杀或被人杀的情景太多太多了，因此，如果“恩人”要让他们去杀人，他们同样会像践踏草芥、屠戮牲口一样对待人的生命。“战争犯罪”可以逍遥法外，正义显得轻弱，法律一片空白，在这种情况下，刺客的产生是再自然不过的事了。
二、刺客产生的地域因素
一定范围的地域，由于风俗、礼仪、制度、宗教、价值观、自然环境、居民心理等因素的影响，形成了不同的地域文化，它对人的成长和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刺客的产生同样受到地域因素的影响。
司马迁在《刺客列传》中叙述的五位刺客：曹沫是鲁国将领；专诸是吴国人；豫让是晋国人；聂政是魏国人；荆轲是卫国人，其祖先是齐国人，后来一直游历于燕赵一带。
第一，从人文环境看，人口密集和流动较大的地方比较容易孕育强悍好斗、刚烈竞争的风格，也会促进任侠尚武、恃力好强风气的蔓延。春秋战国时期，齐鲁燕赵魏晋吴这些地方人口密集，人口流动性较大，这就为刺客的产生提供了一定的现实条件。
第二，一般北方边地和少数民族有部分交流的地方多有一种侠气。豫让是春秋末期晋国的刺客。这就不难说明中原地区和北方少数民族对尚武精神的影响和促进。
综上所述，正是北国、边地剽悍好斗的民风，任侠尚武的精神等特有的地域文化因素，涵养出了“慷慨悲歌”之士。
三、刺客产生的个人因素
首先，春秋战国时期，是中国从奴隶社会向封建社会过渡的时期，也是一个大变革与大动荡的时期。在这样一个风云激荡的时代，人的原始生命力得以极大的释放和张扬，人们迫切想要展现自己的人性和意志。这也是一个极富竞争和挑战的年代，不甘平庸是时代的主流。士人想在风云变幻的时代脱颖而出，让自己成为世人瞩目的英雄，得到社会的尊重和认可。整个时代呼唤着能够大显身手、改变时局的英雄出世，但又有更多的人满怀激情和狂热，想用侠义精神和忠肝义胆来获得尊严和成就感。于是，在长久以来深埋胸中的英雄意识的感召下，人们在乱世中求得突围。有的人凭三寸不烂之舌，审时度势，奔走在各国之间成为纵横家（如苏秦、张仪）；有的钻研学问，设馆授徒，或四处游学宣扬自己的主张（如孔子、荀子）；还有一类人，无资财可享用，无学识可兜售，却有一身武艺和凌云壮志，他们渴望得到一个建功立业、被世人被社会认可的机会。于是他们选择成为刺客，用符合道义、为人称道的刺杀行为反抗强暴、伸张正义而名动天下。而那个时代，贵族阶级普遍有养士（战国“四君子”即是）的需求，这与社会底层平民欲伸之志两相契合，推动了刺客这一群体的产生。
其次，刺客的出现还与原始复仇意识有关。春秋战国时期，儒家思想影响甚巨，而儒家思想对复仇行为是持肯定态度的，而且把人们能为血亲报仇作为评价一个人道德高低的标准。与此同时，隨着时代的发展，人们思想的演变，复仇的原因也多样化起来。由单一的为至亲复仇扩大至为亲人复仇、为朋友复仇、为恩主复仇等。《史记·刺客列传》中的五名刺客就是为酬知遇之恩为恩主复仇的典范。他们在原始的“血债血偿”复仇意识的鼓励下，以刺杀恩主仇敌作为报答恩主的最佳方式。这种思想也是推动刺客群体产生的原因之一。
司马迁是历史上唯一一位为刺客立传的人。后世的史书虽然继承了司马迁《史记》的体例，但都摈弃了刺客群体。学术界对于《史记·刺客列传》中刺客行为的评价，也是褒贬不一。刺客作为中国历史上一个特殊的群体，有它产生的特定时代因素和地域因素，当然也有其自身的个性因素。同时，刺客在完成其使命刺杀仇敌的过程中，表现出的自杀轻生的倾向、不计后果的蛮干意识、只以暴力解决问题的方式，这些都是不足取的。
作者单位：甘肃省高台县第一中学 （ 734300）
一、刺客产生的时代因素
第一，从春秋后期到刘邦建立汉朝的五百余年间，社会、经济、政治、军事、文化都在发生着翻天覆地的巨变。这是一个多灾多难、战乱丛生的悲惨年代，同时也是一个英雄辈出、叱咤风云的豪迈时代。在这个漫长的时期里，到处是烽火、刀兵、掳掠、屠城，真是悲惨而又雄壮。正是被这个时代的壮烈气质所濡染，被这个时代孕育出的豪迈英雄的气质风节所吸引，刺客应运而生。
第二，战国以来，士阶层的势力进一步扩大。这些人有本领，有才华，他们欲有所为，想要顽强地表现自己；他们奋发上进，百折不挠，重才情，重实效，重功利，他们雄心勃勃，为追求成功而生死不顾的执着精神气质，在那个时代影响着社会各个阶层，这是刺客产生的又一个时代因素。
第三，在春秋战国时期，战乱不断，杀人如麻，生命卑微如草芥。下层人民更是长期被置于水深火热之中，为了生计，当牛做马，尊严全无，历尽酸辣苦涩。但是一旦有人恢复了他们作为人的尊严，使他们人格受到尊重，人的价值得以体现，他们就会欣喜若狂，感激万分。他们往往为了报答滴水之恩就舍生忘死，赴汤蹈火在所不辞。因为他们所见的人被杀或被人杀的情景太多太多了，因此，如果“恩人”要让他们去杀人，他们同样会像践踏草芥、屠戮牲口一样对待人的生命。“战争犯罪”可以逍遥法外，正义显得轻弱，法律一片空白，在这种情况下，刺客的产生是再自然不过的事了。
二、刺客产生的地域因素
一定范围的地域，由于风俗、礼仪、制度、宗教、价值观、自然环境、居民心理等因素的影响，形成了不同的地域文化，它对人的成长和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刺客的产生同样受到地域因素的影响。
司马迁在《刺客列传》中叙述的五位刺客：曹沫是鲁国将领；专诸是吴国人；豫让是晋国人；聂政是魏国人；荆轲是卫国人，其祖先是齐国人，后来一直游历于燕赵一带。
第一，从人文环境看，人口密集和流动较大的地方比较容易孕育强悍好斗、刚烈竞争的风格，也会促进任侠尚武、恃力好强风气的蔓延。春秋战国时期，齐鲁燕赵魏晋吴这些地方人口密集，人口流动性较大，这就为刺客的产生提供了一定的现实条件。
第二，一般北方边地和少数民族有部分交流的地方多有一种侠气。豫让是春秋末期晋国的刺客。这就不难说明中原地区和北方少数民族对尚武精神的影响和促进。
综上所述，正是北国、边地剽悍好斗的民风，任侠尚武的精神等特有的地域文化因素，涵养出了“慷慨悲歌”之士。
三、刺客产生的个人因素
首先，春秋战国时期，是中国从奴隶社会向封建社会过渡的时期，也是一个大变革与大动荡的时期。在这样一个风云激荡的时代，人的原始生命力得以极大的释放和张扬，人们迫切想要展现自己的人性和意志。这也是一个极富竞争和挑战的年代，不甘平庸是时代的主流。士人想在风云变幻的时代脱颖而出，让自己成为世人瞩目的英雄，得到社会的尊重和认可。整个时代呼唤着能够大显身手、改变时局的英雄出世，但又有更多的人满怀激情和狂热，想用侠义精神和忠肝义胆来获得尊严和成就感。于是，在长久以来深埋胸中的英雄意识的感召下，人们在乱世中求得突围。有的人凭三寸不烂之舌，审时度势，奔走在各国之间成为纵横家（如苏秦、张仪）；有的钻研学问，设馆授徒，或四处游学宣扬自己的主张（如孔子、荀子）；还有一类人，无资财可享用，无学识可兜售，却有一身武艺和凌云壮志，他们渴望得到一个建功立业、被世人被社会认可的机会。于是他们选择成为刺客，用符合道义、为人称道的刺杀行为反抗强暴、伸张正义而名动天下。而那个时代，贵族阶级普遍有养士（战国“四君子”即是）的需求，这与社会底层平民欲伸之志两相契合，推动了刺客这一群体的产生。
其次，刺客的出现还与原始复仇意识有关。春秋战国时期，儒家思想影响甚巨，而儒家思想对复仇行为是持肯定态度的，而且把人们能为血亲报仇作为评价一个人道德高低的标准。与此同时，隨着时代的发展，人们思想的演变，复仇的原因也多样化起来。由单一的为至亲复仇扩大至为亲人复仇、为朋友复仇、为恩主复仇等。《史记·刺客列传》中的五名刺客就是为酬知遇之恩为恩主复仇的典范。他们在原始的“血债血偿”复仇意识的鼓励下，以刺杀恩主仇敌作为报答恩主的最佳方式。这种思想也是推动刺客群体产生的原因之一。
司马迁是历史上唯一一位为刺客立传的人。后世的史书虽然继承了司马迁《史记》的体例，但都摈弃了刺客群体。学术界对于《史记·刺客列传》中刺客行为的评价，也是褒贬不一。刺客作为中国历史上一个特殊的群体，有它产生的特定时代因素和地域因素，当然也有其自身的个性因素。同时，刺客在完成其使命刺杀仇敌的过程中，表现出的自杀轻生的倾向、不计后果的蛮干意识、只以暴力解决问题的方式，这些都是不足取的。
作者单位：甘肃省高台县第一中学 （ 73430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