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谈到不靠谱的电视剧,李崇霄马上说,像“裤裆藏雷”吧,他表示,他也和朋友们议论过这个话题。
这是典型的“历史虚无主义”
李崇雷说:“裤裆藏雷这个戏,我相信拍摄时,现场的人,不可能都认为这段戏是可信的,是可行的,包括场工,应该能看得出来这戏有问题,他们至少是高中毕业吧,他也能看出来。但是怎么就拍摄了,就让它过去了。还是大家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吧。”
李崇霄也跟一个演员聊过这个问题,“我的这个朋友说如果遇到这种情况,她肯定不拍,一是她不敢拍,二是她不知道该怎么演。人到了一定的程度,会有一个审美,基本审美,这段戏显然不符合大多数人的审美标准,所以,正常情况下很难接受。”
李崇霄用“历史虚无主义”来定义这种戏,“这是典型的历史虚无主义,是胡来。去年央一播了一个戏,一个战士,把自己绑飞机上了,飞机飞起来,她还往下扔手榴弹,飞机起来是什么速度,人受得了吗?”
到这个年龄了,人首先对得住自己
遇到类似这种戏,李崇霄选择不拍,或者改动,“在制作过程中,如果我遇到过不去的事,我一定要让它过去。一加一明明等于二,不可能等于六,如果非要我等于六,我宁可不拍。不怕得罪人。因为到这个年龄了,人首先对得住自己,对得住事情。年轻的时候,人家一强迫,甚至恳求,就将就了。但是现在我不能这样了。”
李崇霄是学中文的,自己也写剧本,他有能力对于剧本动刀,“我有这个能力,我自己的人物线,我尽量让它合理,在不伤害别人的情况下,像行话说的,给别人留肩膀。我改我自己这条钱,我把我自己的发挥出来,不动对手。当然,如果这条线完全不对,一加一不等于二,非要等于六,那我一定要把这个弄明白。”
一些抗战剧已经变种
不靠谱的电视剧中尤以抗战剧居多,这是什么原因呢,他说:“抗战剧是多元素,它有动作,有战争,有民族,从创作上来说,可以往里面融入很多东西,很多年前我跟人探讨过什么样类型的戏,最能发挥创作者的意识呢,我认为是年代剧,比如在当代剧中我不敢说的事我可以搁在年代剧中说,这事发生在前清、民国,就可以说,那个时候是很特殊的时代,写剧本来说,可以发挥的空间很大,战争戏有视觉冲击力,有男性荷尔蒙,确实是可发挥的东西特别多。部分创作者恰恰利用了战争戏的特征性。”
但是他认为现在一些抗战剧已经变种,“过度娱乐化,完全不尊重历史。”李崇霄谈到昆汀·塔伦蒂诺的电影《无耻的混蛋》,“《无耻的混蛋》也是二战的戏,它拍了几个混蛋跟德国人打仗,但是它没有跳出一个它不应该跳出的范畴,这是一个基本严肃的态度,它没有变种到另外一个范畴。”
拍“夜幕下”时赵宝刚很讲究
列于抗战剧中的这些问题,李崇霄认为相关管理方应该有个具体的规定:“控制这个首先是上边最起码有个说法,下面创作者更多的目的不是拍摄好作品,是挣钱,是把电视剧当商品,怎么猎奇怎么来,怎么新鲜怎么来。上边有具体的规定后起码能避免一些东西。”李崇霄谈到创作态度,“七八年前,我拍摄赵宝刚的《夜幕下的哈尔滨》,赵宝刚很讲究,当年怎么怎么回事,一定要弄清楚。那个时期日本人骑的三轮挎斗摩托车的斗应该在左边,我特意跟他聊过这个问题,我说,长影来了几辆斗在左边的,是对的,为什么,因为日本车靠左行,现在中国用的挎斗摩托车,斗在右边,因为我玩摩托车,我懂一些,它是源于苏联,最早是德国人带进苏联的,后来又进入中国。现在我们抗战剧中出现的日本三轮挎斗摩托车,没有几个对的。日本的车是单缸,前面还带一个风挡,还带一个洞,架机枪。有图可参考。”为什么荧屏上常有这些常识性的错误,李崇雷说:“一是没有研究的意识,二是制作成本所限,不愿意多花钱。”
“非正常态状态”让电视剧不靠谱
现代剧也有很多问题,李崇霄认为很多剧本很粗糙,“很多电视剧的情节为什么看不下去,是不符合正常的逻辑,老是非正常态的状态。比如我进门,应该和屋里人说话,打声招呼,但是进门之后,我先去喝杯茶,再跟人打招呼,这是不对的,是非正常状态。由于有大量不符合逻辑的东西,因此观众觉得假,觉得难以忍受。几年前,创作者还在创作,现在可能很多人在研究资本市场了吧。”
这是典型的“历史虚无主义”
李崇雷说:“裤裆藏雷这个戏,我相信拍摄时,现场的人,不可能都认为这段戏是可信的,是可行的,包括场工,应该能看得出来这戏有问题,他们至少是高中毕业吧,他也能看出来。但是怎么就拍摄了,就让它过去了。还是大家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吧。”
李崇霄也跟一个演员聊过这个问题,“我的这个朋友说如果遇到这种情况,她肯定不拍,一是她不敢拍,二是她不知道该怎么演。人到了一定的程度,会有一个审美,基本审美,这段戏显然不符合大多数人的审美标准,所以,正常情况下很难接受。”
李崇霄用“历史虚无主义”来定义这种戏,“这是典型的历史虚无主义,是胡来。去年央一播了一个戏,一个战士,把自己绑飞机上了,飞机飞起来,她还往下扔手榴弹,飞机起来是什么速度,人受得了吗?”
到这个年龄了,人首先对得住自己
遇到类似这种戏,李崇霄选择不拍,或者改动,“在制作过程中,如果我遇到过不去的事,我一定要让它过去。一加一明明等于二,不可能等于六,如果非要我等于六,我宁可不拍。不怕得罪人。因为到这个年龄了,人首先对得住自己,对得住事情。年轻的时候,人家一强迫,甚至恳求,就将就了。但是现在我不能这样了。”
李崇霄是学中文的,自己也写剧本,他有能力对于剧本动刀,“我有这个能力,我自己的人物线,我尽量让它合理,在不伤害别人的情况下,像行话说的,给别人留肩膀。我改我自己这条钱,我把我自己的发挥出来,不动对手。当然,如果这条线完全不对,一加一不等于二,非要等于六,那我一定要把这个弄明白。”
一些抗战剧已经变种
不靠谱的电视剧中尤以抗战剧居多,这是什么原因呢,他说:“抗战剧是多元素,它有动作,有战争,有民族,从创作上来说,可以往里面融入很多东西,很多年前我跟人探讨过什么样类型的戏,最能发挥创作者的意识呢,我认为是年代剧,比如在当代剧中我不敢说的事我可以搁在年代剧中说,这事发生在前清、民国,就可以说,那个时候是很特殊的时代,写剧本来说,可以发挥的空间很大,战争戏有视觉冲击力,有男性荷尔蒙,确实是可发挥的东西特别多。部分创作者恰恰利用了战争戏的特征性。”
但是他认为现在一些抗战剧已经变种,“过度娱乐化,完全不尊重历史。”李崇霄谈到昆汀·塔伦蒂诺的电影《无耻的混蛋》,“《无耻的混蛋》也是二战的戏,它拍了几个混蛋跟德国人打仗,但是它没有跳出一个它不应该跳出的范畴,这是一个基本严肃的态度,它没有变种到另外一个范畴。”
拍“夜幕下”时赵宝刚很讲究
列于抗战剧中的这些问题,李崇霄认为相关管理方应该有个具体的规定:“控制这个首先是上边最起码有个说法,下面创作者更多的目的不是拍摄好作品,是挣钱,是把电视剧当商品,怎么猎奇怎么来,怎么新鲜怎么来。上边有具体的规定后起码能避免一些东西。”李崇霄谈到创作态度,“七八年前,我拍摄赵宝刚的《夜幕下的哈尔滨》,赵宝刚很讲究,当年怎么怎么回事,一定要弄清楚。那个时期日本人骑的三轮挎斗摩托车的斗应该在左边,我特意跟他聊过这个问题,我说,长影来了几辆斗在左边的,是对的,为什么,因为日本车靠左行,现在中国用的挎斗摩托车,斗在右边,因为我玩摩托车,我懂一些,它是源于苏联,最早是德国人带进苏联的,后来又进入中国。现在我们抗战剧中出现的日本三轮挎斗摩托车,没有几个对的。日本的车是单缸,前面还带一个风挡,还带一个洞,架机枪。有图可参考。”为什么荧屏上常有这些常识性的错误,李崇雷说:“一是没有研究的意识,二是制作成本所限,不愿意多花钱。”
“非正常态状态”让电视剧不靠谱
现代剧也有很多问题,李崇霄认为很多剧本很粗糙,“很多电视剧的情节为什么看不下去,是不符合正常的逻辑,老是非正常态的状态。比如我进门,应该和屋里人说话,打声招呼,但是进门之后,我先去喝杯茶,再跟人打招呼,这是不对的,是非正常状态。由于有大量不符合逻辑的东西,因此观众觉得假,觉得难以忍受。几年前,创作者还在创作,现在可能很多人在研究资本市场了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