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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的时代——社会、经济、
文化三人谈》
黄平、姚洋、韩毓海著
中央编译出版社2006年9月版
这些年来，每次读到讨论中国现实问题的书籍或文章的时候——无论是像《中国可以说不》这样的“民间宣言”，还是像《中国农民调查》这样的“盛世危言”，我都会萌生出一个想法：能不能有人——精研过大量材料、做过深入的理论与现实思考的专家学者——来为我们解读现实及其所托生的历史背景、脉络?它远比老百姓的街谈巷议来得公允、透彻，但又要对老百姓的所感所惑、所思所想的话题有回应和引导。对于那些贯穿在社会生活、萦绕在我们脑子里的关键问题，应该尽量挖出历史与时代、社会与文化的关联，给我们以庖丁解牛般的解答，因此这种解读就有必要超出个人的立场、学科的分立，甚至是学术话语的阈限，成为一种开放式的探讨和对话。
眼前这本《我们的时代——社会、经济、文化三人谈》，正是我企盼的一本书。三位学者——社会学家黄平，经济学家姚洋和文学批评家韩毓海——以对话的方式来讨论现实中国，带来学界对中国问题的最新思考。
关心民瘼、积极入世一直是中国知识分子的精神传统，即便是在所谓知识分子普遍“失语”、“失禁”的上世纪90年代，也曾有过关于“人文精神”、“儒家传统与东亚模式”、“新左派与自由主义”等等直面现实而又影响深远的讨论与论战。而这本“三人谈”给我们最鲜明、最有启发的，是对话者以一种跨学科、跨领域的视野和治学方式来谈论中国问题。
上世纪80年代曾经号称是中国“文化复兴”的时代，处于主流的人文知识分子接受和传播着一整套人文知识话语：“民主”、“自由”、“启蒙”、“西方”、“现代化”……并以这套话语来讨论和诊断中国问题。我们当然不能低估这套话语在中国社会演进以及思想史上的积极作用，但它在90年代中国社会走上全面市场化时却遭遇了前所未有的难题，人文知识分子赖以观察和言说现实的有关文化、价值、道德的话语体系既无法涵盖或切中现实，更无力回答我们所面临的“从哪里来，往哪里去”的根本问题。90年代中期人文学界发起的声势浩大的“人文精神大讨论”，最后落入凌空蹈虚、各说各话和不了了之的结果，正暴露了“复兴人文传统”的文化或道德诉求的高蹈和不切题，人文知识分子的边缘化首先是人文知识的边缘化。
在人文话语的虚弱和不切题的文化语境下，更是在中国经济从计划向市场全面转轨的社会环境下，90年代中期以后经济学话语乘虚而入，“经济发展”、“市场”、“效率”、“制度”、“功利”、“产权”、“国家干预”、“私有化”……成为学界谈论的热点话题，形成了所谓“经济学帝国主义”的思想局面。
但无论是看似“务虚”的“文化精神”、“人文价值”，还是作为“实学”的经济学理论，要想深入讨论现实，尤其是讨论中国“从哪里来，往哪里去”的宏观话题，都不足以单独给出有说服力的解答。从学术自身而言，90年代后期“新左派”与“自由主义”的论战，可以看作是一部分人文学者，包括社会学者(狭义的社会学和法学、伦理学等)对经济学话语“家天下”的质疑和挑战，揭示出主流经济学在“发展”、“效率”等宏大叙述下对社会公正和协调发展等问题的忽视或掩盖，用本书作者之一姚洋教授的话说，“以前，经济学家是关起门来自己讨论经济问题……从90年代后期，我们不得不面对其他学者乃至民众的质疑……经济学家开始倾听来自不同学科的批评意见”。
而《我们的时代》带给我们的，是一种系统、全面、跨学科地讨论中国问题的思考和言说方式，它体现出“重建知识与现实的联系”的气魄和探索。在这样一种整体视野之下，作者们重新清理和考辨“漫长的20世纪”，从踯躅于现代化门槛之外的晚清、到试图自强却终不能摆脱“二半”社会的民国，再到共和国的革命建国，我们会看到中国是如何走上一条从民主共和到社会主义革命的崎岖之路，会重新思考上世纪七八十年代的大转折，90年代以来波诡云谲、步步雷区的改革之路。
几位学者都是能放出眼光“拿来”的，从欧美的福利国家、“第三条道路”，到前苏联的社会主义革命、计划经济的探索和衰败；从东亚“四小龙”的经济崛起，到印度、拉美等第三世界国家的经济、社会发展与民族自决，都能纳入他们的视野。
当然，本书更多是在讨论现实中国面临的诸多问题：可持续发展、效率与公平、三农、城市改革、下岗失业、城乡分治、东西均衡、社会保障、体制改革、环境保护、文化建设、道德重建……问题如此之多，头绪如此纷繁，任何声称能给出“正解”的言论免不了会遭受“江湖骗术”之讥，而学术讨论的义在于揭示这些问题生成的背景，清理和归纳它们包含和联系的方方面面，从而开启更为切近现实、多元和开放中的建设性共识我们。
过去的20多年里，我们国家最大的关键词就是“发展”，今天，我们在这个依然最大的关键词之外又加了几个关键词，我们在“发展”的前面加上了“可持续”和“科学”，加上了“和谐”。社会理念的变化，不仅体现在国家的方针大计、发展战略上，也深入到个人生活领域。这意味着持续了20多年的探索与转变仍然在持续，意味着我们依旧承担着坚硬而沉重的社会重建任务。从这个意义上说，本书的出现可谓躬逢其时，因为它不仅在理解历史与现实中国问题上打开多个知识和思想窗口，让我们看到诸多的思想“风景”，而且也通过对这些问题的不同解释，提供了对未来中国的新构想。
文化三人谈》
黄平、姚洋、韩毓海著
中央编译出版社2006年9月版
这些年来，每次读到讨论中国现实问题的书籍或文章的时候——无论是像《中国可以说不》这样的“民间宣言”，还是像《中国农民调查》这样的“盛世危言”，我都会萌生出一个想法：能不能有人——精研过大量材料、做过深入的理论与现实思考的专家学者——来为我们解读现实及其所托生的历史背景、脉络?它远比老百姓的街谈巷议来得公允、透彻，但又要对老百姓的所感所惑、所思所想的话题有回应和引导。对于那些贯穿在社会生活、萦绕在我们脑子里的关键问题，应该尽量挖出历史与时代、社会与文化的关联，给我们以庖丁解牛般的解答，因此这种解读就有必要超出个人的立场、学科的分立，甚至是学术话语的阈限，成为一种开放式的探讨和对话。
眼前这本《我们的时代——社会、经济、文化三人谈》，正是我企盼的一本书。三位学者——社会学家黄平，经济学家姚洋和文学批评家韩毓海——以对话的方式来讨论现实中国，带来学界对中国问题的最新思考。
关心民瘼、积极入世一直是中国知识分子的精神传统，即便是在所谓知识分子普遍“失语”、“失禁”的上世纪90年代，也曾有过关于“人文精神”、“儒家传统与东亚模式”、“新左派与自由主义”等等直面现实而又影响深远的讨论与论战。而这本“三人谈”给我们最鲜明、最有启发的，是对话者以一种跨学科、跨领域的视野和治学方式来谈论中国问题。
上世纪80年代曾经号称是中国“文化复兴”的时代，处于主流的人文知识分子接受和传播着一整套人文知识话语：“民主”、“自由”、“启蒙”、“西方”、“现代化”……并以这套话语来讨论和诊断中国问题。我们当然不能低估这套话语在中国社会演进以及思想史上的积极作用，但它在90年代中国社会走上全面市场化时却遭遇了前所未有的难题，人文知识分子赖以观察和言说现实的有关文化、价值、道德的话语体系既无法涵盖或切中现实，更无力回答我们所面临的“从哪里来，往哪里去”的根本问题。90年代中期人文学界发起的声势浩大的“人文精神大讨论”，最后落入凌空蹈虚、各说各话和不了了之的结果，正暴露了“复兴人文传统”的文化或道德诉求的高蹈和不切题，人文知识分子的边缘化首先是人文知识的边缘化。
在人文话语的虚弱和不切题的文化语境下，更是在中国经济从计划向市场全面转轨的社会环境下，90年代中期以后经济学话语乘虚而入，“经济发展”、“市场”、“效率”、“制度”、“功利”、“产权”、“国家干预”、“私有化”……成为学界谈论的热点话题，形成了所谓“经济学帝国主义”的思想局面。
但无论是看似“务虚”的“文化精神”、“人文价值”，还是作为“实学”的经济学理论，要想深入讨论现实，尤其是讨论中国“从哪里来，往哪里去”的宏观话题，都不足以单独给出有说服力的解答。从学术自身而言，90年代后期“新左派”与“自由主义”的论战，可以看作是一部分人文学者，包括社会学者(狭义的社会学和法学、伦理学等)对经济学话语“家天下”的质疑和挑战，揭示出主流经济学在“发展”、“效率”等宏大叙述下对社会公正和协调发展等问题的忽视或掩盖，用本书作者之一姚洋教授的话说，“以前，经济学家是关起门来自己讨论经济问题……从90年代后期，我们不得不面对其他学者乃至民众的质疑……经济学家开始倾听来自不同学科的批评意见”。
而《我们的时代》带给我们的，是一种系统、全面、跨学科地讨论中国问题的思考和言说方式，它体现出“重建知识与现实的联系”的气魄和探索。在这样一种整体视野之下，作者们重新清理和考辨“漫长的20世纪”，从踯躅于现代化门槛之外的晚清、到试图自强却终不能摆脱“二半”社会的民国，再到共和国的革命建国，我们会看到中国是如何走上一条从民主共和到社会主义革命的崎岖之路，会重新思考上世纪七八十年代的大转折，90年代以来波诡云谲、步步雷区的改革之路。
几位学者都是能放出眼光“拿来”的，从欧美的福利国家、“第三条道路”，到前苏联的社会主义革命、计划经济的探索和衰败；从东亚“四小龙”的经济崛起，到印度、拉美等第三世界国家的经济、社会发展与民族自决，都能纳入他们的视野。
当然，本书更多是在讨论现实中国面临的诸多问题：可持续发展、效率与公平、三农、城市改革、下岗失业、城乡分治、东西均衡、社会保障、体制改革、环境保护、文化建设、道德重建……问题如此之多，头绪如此纷繁，任何声称能给出“正解”的言论免不了会遭受“江湖骗术”之讥，而学术讨论的义在于揭示这些问题生成的背景，清理和归纳它们包含和联系的方方面面，从而开启更为切近现实、多元和开放中的建设性共识我们。
过去的20多年里，我们国家最大的关键词就是“发展”，今天，我们在这个依然最大的关键词之外又加了几个关键词，我们在“发展”的前面加上了“可持续”和“科学”，加上了“和谐”。社会理念的变化，不仅体现在国家的方针大计、发展战略上，也深入到个人生活领域。这意味着持续了20多年的探索与转变仍然在持续，意味着我们依旧承担着坚硬而沉重的社会重建任务。从这个意义上说，本书的出现可谓躬逢其时，因为它不仅在理解历史与现实中国问题上打开多个知识和思想窗口，让我们看到诸多的思想“风景”，而且也通过对这些问题的不同解释，提供了对未来中国的新构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