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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几乎在每个文人心目中都是潜在的精神家园。春秋时期，孔子登临泰山，提出“仁者乐山，智者乐水”的重要哲学审美观。此后，历代圣贤和文人都追随孔子的脚步，来感受“登泰山而小天下”，从更高的精神层次体会泰山的内涵，鉴赏泰山的美蕴。
摩崖石刻是泰山文化遗产的重要组成部分，总共有1568处，在中国名山之中列居首位。泰山石刻主要集中在登天御道两侧，是泰山重要的文化景观，石刻蕴含历史文化、书法艺术和点景化境的多重属性。泰山石刻是人们研究泰山历史文化、自然造境思想以及所蕴含的人生哲理的珍贵实物资料。
一、“渐入佳境”石刻概况
“渐入佳境”出自《晋书·文苑传·顾恺之》：“恺之每食甘蔗，恒自尾至本。人或怪之，云：‘渐入佳境’”。意思是甘蔗下端比上端甜，从上到下，越吃越甜，比喻境况逐渐好转或风景、情趣等逐渐深入而达到美妙的境地。古人喜用“渐入佳境”形容游山之趣。
泰山“渐入佳境”石刻有三。一处在万仙楼北约40米盘路东侧巨型自然石上，题名及题刻年代未知;第二处在斗母宫北约40米盘道西侧不大的一块石壁上，刻于清光绪二十六年（1900年），落款“庚子闰八月，岱宗权守石祖芬题”;第三处位于升仙坊北约90米盘路东侧崖壁上，刻于康熙四十五年（1706年），落款“康熙丙戌清和下浣，蒲坂韩镐题”。
二、万仙楼北石刻题名及题刻年代考
经查阅张用衡先生《泰山石刻全解》和袁明英先生《泰山石刻》，书中记载万仙楼北“渐入佳境”石刻“题名及年代残”，从照片看，题名落款有字痕。2021年4月，泰山管委会对山上部分石刻用传统工艺进行保护填色，此“渐入佳境”的题名终得辨识，经泰山学院周郢教授考证，确定落款为“心月姚霁”，但年代仍未知。
据周郢《“水帘洞”洞名榜书重现：泰山<西游>胜迹又获新证》文中所述，明《泰山志》中记泰山斗母宫西北水帘洞处有榜书洞名石刻：“水簾泉……一在岩岩亭右，刻姚霁书”。现在水帘洞悬壁西北壁有一斗大残字，系“洞”字之下半。其左有行草小字，作“□书”，与明志记载一致。
明《泰山志》卷四《杂志》云：“姚霁书端中丞祈雪碑，皆有帖意。”端中丞即嘉靖间山东巡抚端廷赦，其祈雪碑（《告岳文》）作于嘉靖二十三年二月（明《泰山志》卷一《祀祝》）。姚霁其人生平不详，应为端廷赦的幕僚，由此推断“渐入佳境”与“水帘洞”洞名榜书同为姚霁于明朝嘉靖年间所题。
三、“渐入佳境”石刻的景观格局
泰山主体岩石形成于25-28亿年前，经过长期沧海桑田的地质演化，泰山的基本轮廓形成于距今3000万年左右，受喜马拉雅造山运动的影响隆升，泰山南侧依次形成了泰前断裂、中天门断裂、云步桥断裂。泰山的新构造运动不仅造就了泰山很多奇特的典型地质地貌类型，更为古今游客开拓出一条天然的“登天御道”，也为文人墨客的题刻吟咏提供了天然的纸张。泰山石刻、古建筑连同登山道路和群峰间的自然景色构成一个奇妙的景观格局。它不仅反映着中国古代“天人合一”的价值追求，更蕴含了不同时代、不同人物的人生感悟。
红门至南天门的登山道路最早是汉光武帝派人在封禅之前修筑的。其中，一天门、中天门、南天门是这条登山道的三个重要节点，把这条道路分成了四个不同坡段，也营造了四个景观序列。一天门以下是缓坡，大约为7度，登山的心理准备阶段;一天门至中天门坡度为17度，是登山初始阶段;中天门至南天门坡度达到30度，是登山的最艰难阶段，要经过艰难跋涉和心理上的考验;南天门之后地势平坦，属于“天府仙界”。万仙楼和斗母宫都位于登山的最初始阶段，刚刚展现出松柏青翠、清泉流响、曲径通幽的环境，是远离俗世红尘的过渡点。有称红门、斗母宫区域为梵仙乡。万仙楼处“渐入佳境”落款為“心月姚霁”，其中“心月”乃佛家用语，意为明净如月的心性。题刻选在道边滚圆巨型自然石上，未作边框，自然洒脱，点石成景。石祖芬题刻在斗母宫以北不远盘道西侧一块不太显眼的山石上。斗母宫是泰山主登山盘道上最为幽静所在，有“听泉山房”“三潭叠瀑”“卧龙槐”等景观，历史上是达官贵人登山小憩之所。《老残游记》记载：“但凡上等客官，上山都是在这庙里吃饭。”此处题刻选点比较低调，加之周边景观丰富，如果不仔细观察，甚至会忽略它的存在。韩镐题刻选在升仙坊处，在明万历山东巡抚张允济“东柱”题刻和明嘉靖汉中知府翟涛“天门石壁”题刻中间，位置又略高于两者，颇有“不信今时无古贤”的感觉。升仙坊是泰山紧十八盘的起始处，是登山过程中最艰难的一段，这时候出现的“渐入佳境”折射出作题刻者的更高人生境界，更是鼓励人们无限风光在险峰，继续攀过这段路就能感受“山顶我为峰”“一览众山小”的非凡气势。
四、“渐入佳境”石刻的书法意境
万仙楼北姚霁之“渐入佳境”，字面高140厘米，宽52厘米，四字竖列1行，字径35厘米，楷书（图1）。斗母宫北石祖芬之“渐入佳境”，字面123厘米，宽60厘米，四字竖列一行，字径23厘米，楷书（图2）。升仙坊北韩镐之“渐入佳境”，字面高260厘米，宽84厘米，四字竖列1行，字径50厘米，行草（图3）。
姚霁题刻正文为楷书，落款为草书，其体量在三处题刻中居中，书法与自然山石浑然一体，颇有天人合一的感觉，表现出题刻者率性天真的性格。石祖芬题刻正文落款皆为楷书，体量为三处之中最小，选点位置不甚明显，表现出题刻者平正严谨的性格，体现了题刻者既向往山林之乐，又稍显拘谨内敛的心态。韩镐的“渐入佳境”为行草，体量为三者中最大，字体粗壮遒劲，很有流动感，风格比较自由潇洒，体现了题刻者性格豪迈、旷达自信，题刻落款则为楷书，反映出题刻者为官的守正持重。同时，其与两侧“东柱”和“天门石壁”的楷书题刻形成“品字结构”，书法变化与视觉景观灵动和谐，相映成趣。三处石刻中，一处描写泰山的近景（“天门石壁”），另一处歌颂泰山为东天一柱（“东柱”），只有韩镐登高四望，情满于山，享受“精神四飞扬”“如出天地间”的攀登乐趣，抒写“志欲小天下，特来登泰山”的豪迈情怀。风格迥异的书法风格因其气韵特质不同而审美价值不同，同时也折射出题刻者的不同心境。 五、“渐入佳境”石刻历史背景及意境分析
“渐入佳境”三个题刻的作者从地理位置自下到上依次是明朝嘉靖年间姚霁、清朝光绪年间石祖芬、清康熙年间韩镐，我们尝试从三人所处的历史背景以及个人人生境遇分析 “渐入佳境”所体现的主观价值。首先，从题刻的历史背景看，清光绪年间外患不断，兵连祸结，是近代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灾难深重的时期。石祖芬题刻“渐入佳境”的年代为清光绪二十六年闰八月，正是八国联军侵入北京后清政府与各国外交使团交涉《议和大纲》时期，动荡的社会又初露苟安迹象。而韩镐题“渐入佳境”则是在清朝康熙年间，社会发展进入鼎盛时期，人民安居乐业。与光绪和康熙时期相比，明嘉靖年间国家没有大规模的战争，整个社会的发展水平还相对稳定。总的来说，姚霁题刻的年代社会发展比较中庸，石祖芬题刻的年代社会动荡、内忧外患，韓镐题刻的时代是改朝换代后社会走向稳定、繁荣的时期。
从题刻者自身境遇进行分析，姚霁为一幕僚，官职不高或者是一般文人，他的题刻更多体现的是自由、率真的真性情。石祖芬，晚清苏州人，善诗，喜集句，工楷书，题“渐入佳境”时任泰安代理知府，翌年写七言律诗《经石峪看红叶》，“休上危桥云步迥，更高寒处更凄凉”，用枫叶的傲霜写出了“高处不胜寒”和艰难时代志气难抒的忧思情怀，与题刻者自身境遇相契合。韩镐，山西蒲州人，曾任济南知府;祖父韩承宣曾任历城知县，为明崇祯年间抗清烈士;曾祖韩奎，为明代刑部主事。韩镐出身世家望族，处于国家走向繁荣昌盛的年代，家学深厚，志气甚高，所以在他看来，泰山的佳境应更高更远。
六、结语
一直以来，泰山以“登山励志”为传统，数千年来，从帝王将相到文人墨客再到布衣百姓，都在登山读史中激励人生，以求奋发向上，勇于攀登的精神。古人云：“夫美不自美，因人而彰”。三处题刻体现了不同时代、不同人物、不同意境之美：姚霁题刻体现了平庸时代自由审美之境的旷达飘逸之美;石祖芬题刻体现了艰难时代公务闲暇之境的守正严谨之美;韩镐题刻体现了繁荣时代攀登超越之境的蓬勃豪迈之美。泰山的美不仅仅是自然风光之美，更是自然景观与文化遗产融合之美。从美学的角度来看，我们可以理解为人们把自我的思想情感、主观意识投射到泰山的自然景观之中，让其具有人为的思想，也就是自然景观人格化的过程，而泰山摩崖石刻正是这一过程的典型体现[4]。泰山三处“渐入佳境”石刻，因题刻者不同的人生境遇和所处的不同的历史背景，成就了三处石刻不同的景观价值、书法艺术价值和意境美学价值，蕴含了深刻的哲学内涵。
（责任编辑：王宝兰）
摩崖石刻是泰山文化遗产的重要组成部分，总共有1568处，在中国名山之中列居首位。泰山石刻主要集中在登天御道两侧，是泰山重要的文化景观，石刻蕴含历史文化、书法艺术和点景化境的多重属性。泰山石刻是人们研究泰山历史文化、自然造境思想以及所蕴含的人生哲理的珍贵实物资料。
一、“渐入佳境”石刻概况
“渐入佳境”出自《晋书·文苑传·顾恺之》：“恺之每食甘蔗，恒自尾至本。人或怪之，云：‘渐入佳境’”。意思是甘蔗下端比上端甜，从上到下，越吃越甜，比喻境况逐渐好转或风景、情趣等逐渐深入而达到美妙的境地。古人喜用“渐入佳境”形容游山之趣。
泰山“渐入佳境”石刻有三。一处在万仙楼北约40米盘路东侧巨型自然石上，题名及题刻年代未知;第二处在斗母宫北约40米盘道西侧不大的一块石壁上，刻于清光绪二十六年（1900年），落款“庚子闰八月，岱宗权守石祖芬题”;第三处位于升仙坊北约90米盘路东侧崖壁上，刻于康熙四十五年（1706年），落款“康熙丙戌清和下浣，蒲坂韩镐题”。
二、万仙楼北石刻题名及题刻年代考
经查阅张用衡先生《泰山石刻全解》和袁明英先生《泰山石刻》，书中记载万仙楼北“渐入佳境”石刻“题名及年代残”，从照片看，题名落款有字痕。2021年4月，泰山管委会对山上部分石刻用传统工艺进行保护填色，此“渐入佳境”的题名终得辨识，经泰山学院周郢教授考证，确定落款为“心月姚霁”，但年代仍未知。
据周郢《“水帘洞”洞名榜书重现：泰山<西游>胜迹又获新证》文中所述，明《泰山志》中记泰山斗母宫西北水帘洞处有榜书洞名石刻：“水簾泉……一在岩岩亭右，刻姚霁书”。现在水帘洞悬壁西北壁有一斗大残字，系“洞”字之下半。其左有行草小字，作“□书”，与明志记载一致。
明《泰山志》卷四《杂志》云：“姚霁书端中丞祈雪碑，皆有帖意。”端中丞即嘉靖间山东巡抚端廷赦，其祈雪碑（《告岳文》）作于嘉靖二十三年二月（明《泰山志》卷一《祀祝》）。姚霁其人生平不详，应为端廷赦的幕僚，由此推断“渐入佳境”与“水帘洞”洞名榜书同为姚霁于明朝嘉靖年间所题。
三、“渐入佳境”石刻的景观格局
泰山主体岩石形成于25-28亿年前，经过长期沧海桑田的地质演化，泰山的基本轮廓形成于距今3000万年左右，受喜马拉雅造山运动的影响隆升，泰山南侧依次形成了泰前断裂、中天门断裂、云步桥断裂。泰山的新构造运动不仅造就了泰山很多奇特的典型地质地貌类型，更为古今游客开拓出一条天然的“登天御道”，也为文人墨客的题刻吟咏提供了天然的纸张。泰山石刻、古建筑连同登山道路和群峰间的自然景色构成一个奇妙的景观格局。它不仅反映着中国古代“天人合一”的价值追求，更蕴含了不同时代、不同人物的人生感悟。
红门至南天门的登山道路最早是汉光武帝派人在封禅之前修筑的。其中，一天门、中天门、南天门是这条登山道的三个重要节点，把这条道路分成了四个不同坡段，也营造了四个景观序列。一天门以下是缓坡，大约为7度，登山的心理准备阶段;一天门至中天门坡度为17度，是登山初始阶段;中天门至南天门坡度达到30度，是登山的最艰难阶段，要经过艰难跋涉和心理上的考验;南天门之后地势平坦，属于“天府仙界”。万仙楼和斗母宫都位于登山的最初始阶段，刚刚展现出松柏青翠、清泉流响、曲径通幽的环境，是远离俗世红尘的过渡点。有称红门、斗母宫区域为梵仙乡。万仙楼处“渐入佳境”落款為“心月姚霁”，其中“心月”乃佛家用语，意为明净如月的心性。题刻选在道边滚圆巨型自然石上，未作边框，自然洒脱，点石成景。石祖芬题刻在斗母宫以北不远盘道西侧一块不太显眼的山石上。斗母宫是泰山主登山盘道上最为幽静所在，有“听泉山房”“三潭叠瀑”“卧龙槐”等景观，历史上是达官贵人登山小憩之所。《老残游记》记载：“但凡上等客官，上山都是在这庙里吃饭。”此处题刻选点比较低调，加之周边景观丰富，如果不仔细观察，甚至会忽略它的存在。韩镐题刻选在升仙坊处，在明万历山东巡抚张允济“东柱”题刻和明嘉靖汉中知府翟涛“天门石壁”题刻中间，位置又略高于两者，颇有“不信今时无古贤”的感觉。升仙坊是泰山紧十八盘的起始处，是登山过程中最艰难的一段，这时候出现的“渐入佳境”折射出作题刻者的更高人生境界，更是鼓励人们无限风光在险峰，继续攀过这段路就能感受“山顶我为峰”“一览众山小”的非凡气势。
四、“渐入佳境”石刻的书法意境
万仙楼北姚霁之“渐入佳境”，字面高140厘米，宽52厘米，四字竖列1行，字径35厘米，楷书（图1）。斗母宫北石祖芬之“渐入佳境”，字面123厘米，宽60厘米，四字竖列一行，字径23厘米，楷书（图2）。升仙坊北韩镐之“渐入佳境”，字面高260厘米，宽84厘米，四字竖列1行，字径50厘米，行草（图3）。
姚霁题刻正文为楷书，落款为草书，其体量在三处题刻中居中，书法与自然山石浑然一体，颇有天人合一的感觉，表现出题刻者率性天真的性格。石祖芬题刻正文落款皆为楷书，体量为三处之中最小，选点位置不甚明显，表现出题刻者平正严谨的性格，体现了题刻者既向往山林之乐，又稍显拘谨内敛的心态。韩镐的“渐入佳境”为行草，体量为三者中最大，字体粗壮遒劲，很有流动感，风格比较自由潇洒，体现了题刻者性格豪迈、旷达自信，题刻落款则为楷书，反映出题刻者为官的守正持重。同时，其与两侧“东柱”和“天门石壁”的楷书题刻形成“品字结构”，书法变化与视觉景观灵动和谐，相映成趣。三处石刻中，一处描写泰山的近景（“天门石壁”），另一处歌颂泰山为东天一柱（“东柱”），只有韩镐登高四望，情满于山，享受“精神四飞扬”“如出天地间”的攀登乐趣，抒写“志欲小天下，特来登泰山”的豪迈情怀。风格迥异的书法风格因其气韵特质不同而审美价值不同，同时也折射出题刻者的不同心境。 五、“渐入佳境”石刻历史背景及意境分析
“渐入佳境”三个题刻的作者从地理位置自下到上依次是明朝嘉靖年间姚霁、清朝光绪年间石祖芬、清康熙年间韩镐，我们尝试从三人所处的历史背景以及个人人生境遇分析 “渐入佳境”所体现的主观价值。首先，从题刻的历史背景看，清光绪年间外患不断，兵连祸结，是近代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灾难深重的时期。石祖芬题刻“渐入佳境”的年代为清光绪二十六年闰八月，正是八国联军侵入北京后清政府与各国外交使团交涉《议和大纲》时期，动荡的社会又初露苟安迹象。而韩镐题“渐入佳境”则是在清朝康熙年间，社会发展进入鼎盛时期，人民安居乐业。与光绪和康熙时期相比，明嘉靖年间国家没有大规模的战争，整个社会的发展水平还相对稳定。总的来说，姚霁题刻的年代社会发展比较中庸，石祖芬题刻的年代社会动荡、内忧外患，韓镐题刻的时代是改朝换代后社会走向稳定、繁荣的时期。
从题刻者自身境遇进行分析，姚霁为一幕僚，官职不高或者是一般文人，他的题刻更多体现的是自由、率真的真性情。石祖芬，晚清苏州人，善诗，喜集句，工楷书，题“渐入佳境”时任泰安代理知府，翌年写七言律诗《经石峪看红叶》，“休上危桥云步迥，更高寒处更凄凉”，用枫叶的傲霜写出了“高处不胜寒”和艰难时代志气难抒的忧思情怀，与题刻者自身境遇相契合。韩镐，山西蒲州人，曾任济南知府;祖父韩承宣曾任历城知县，为明崇祯年间抗清烈士;曾祖韩奎，为明代刑部主事。韩镐出身世家望族，处于国家走向繁荣昌盛的年代，家学深厚，志气甚高，所以在他看来，泰山的佳境应更高更远。
六、结语
一直以来，泰山以“登山励志”为传统，数千年来，从帝王将相到文人墨客再到布衣百姓，都在登山读史中激励人生，以求奋发向上，勇于攀登的精神。古人云：“夫美不自美，因人而彰”。三处题刻体现了不同时代、不同人物、不同意境之美：姚霁题刻体现了平庸时代自由审美之境的旷达飘逸之美;石祖芬题刻体现了艰难时代公务闲暇之境的守正严谨之美;韩镐题刻体现了繁荣时代攀登超越之境的蓬勃豪迈之美。泰山的美不仅仅是自然风光之美，更是自然景观与文化遗产融合之美。从美学的角度来看，我们可以理解为人们把自我的思想情感、主观意识投射到泰山的自然景观之中，让其具有人为的思想，也就是自然景观人格化的过程，而泰山摩崖石刻正是这一过程的典型体现[4]。泰山三处“渐入佳境”石刻，因题刻者不同的人生境遇和所处的不同的历史背景，成就了三处石刻不同的景观价值、书法艺术价值和意境美学价值，蕴含了深刻的哲学内涵。
（责任编辑：王宝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