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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年这个时候，中小学生放暑假，补习班和特长班的生意都特别火爆，夏令营和五花八门的游学产品也是一路升温。条件许可的家长，可能已经为孩子预订了去哈佛、剑桥、耶鲁、斯坦福、爱丁堡等国际名校的游学课程，也可能帮孩子申请了去欧洲、北美、新加坡、澳大利亚的游学项目。
游学这么热，它是怎么兴起的呢？比较主流的说法是，这股风是从欧美刮过来的，起源在英国，发端于17世纪英国贵族子弟的欧陆游学。进入工业化时代以后，英国的游学模式被各个发达国家和地区模仿，先是在我国港台地区火了小半个世纪，最近十年左右才进入内地。
上述說法也许很科学，但是翻翻历史，我国两千多年前就已经有人在游学了。这个人，名叫孔丘。
孔子游学，官府资助
话说孔子31岁那年，正在山东曲阜办私学，大概给学生讲课遇到难题了，在鲁国找不到答案，决定动身去一趟当时所有诸侯国共同的首都：河南洛阳。
这里面的道理很简单，首都嘛，人尖子扎堆的地方，又是政治中心，又是文化中心，其他地方解决不了的事儿，去首都一趟准能解决。
从曲阜到洛阳，全程不到500公里，但孔子生在春秋时期，交通落后，最先进的交通工具只有马车，来回走一趟，人吃马嚼，路上住宿，到了目的地，找人请教问题还得带上礼物，算算这笔经费，还真够孔子喝一壶的。
好在孔子有一个学生，名叫南宫敬叔，他是孔子收的第一批弟子，来头不小，爸爸和哥哥都是鲁国大夫。南宫敬叔听说老师要去首都游学，觉得自己有责任帮老师申请一笔经费。于是他通过自己的关系，向鲁国国君申请了一辆马车、两匹骏马，还配了一个车夫，路上的费用也由鲁国全包。
孔子带着南宫敬叔到了洛阳，拜访了老子，请教了苌弘，考察了一些名胜古迹，然后顺利返回鲁国。
孔子的这次游学经历见于《史记·孔子世家》和《孔子家语》，史料中记载得很详细，可能是我国有文字可考的史上最早的游学。
司马迁游学，完全自费
《史记》的作者是司马迁，司马迁年轻时也游过学。
根据司马迁自己的记载，他从长安出发，先渡过长江到长沙，然后坐船在湘江和浣江流域考察；然后去江西，登庐山，考察大禹疏通九江的遗迹；又抵达汉高祖刘邦的故乡江苏沛县，向父老们请教汉高祖发迹前的轶事；又来到鲁国旧地，参观了孔子的故居和礼器，随后在山东邹城学习先秦的乡饮之礼和宴射之礼；他又先后来到孟尝君和春申君的故地，最后经过魏国旧都大梁，搜集了夷门监者侯赢与信陵君的交往经历，再从大梁返回长安。
司马迁这次游学，时间很长，路线很长，去过的地方很多，不仅向名师大儒请教学问，更向江湖野老追寻口述史，为他以后写成《史记》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他没说这次游学总共花了多长时间，更没有记载花了多少钱。他那时候还不是汉朝的官员，但却是汉朝官员的后代一一他父亲司马谈是太史令，为他供应了游学所需的全部经费。
汉魏游学，如同追星
司马迁生活在西汉，西汉的游学风气还不太明显，到了东汉和魏晋时期，儒生们游学之风开始火爆起来。
《后汉书·儒林传序》记载了这一火爆趋势：“其服儒衣，称先王，游庠序，聚横塾者，盖布之于邦域矣。若乃经生所处，不远万里之路，精庐暂建，赢粮动有千百，其耆名高义开门授徒者，编牒不下万人。”全国大约有—万多人，穿着儒生的衣服，口称先王之道，不远万里来到名师耆宿门前，住在简陋的茅屋里，每天消耗掉千百石口粮，就为了能够被那些耆宿收归门下，仿佛现在的年轻人追星。
不过，汉魏儒生的偶像可不止一个。《三国志》中有一个名叫邴原的儒生，“单步负笈，苦身持力，至陈留则师韩子助，颍川则宗陈仲弓，汝南则交范孟博，涿郡则亲卢子干。”一个人背着书箱，跋涉千里，四处游学，向当时的名师大儒请教学问。
邴原家里并不富裕，吃饱饭都困难，根本筹措不到游学的经费，他的一个同乡劝他在家安心读书，如果遇到学术问题，不妨向老家的名儒求教。但是邴原却说：“先生之说，诚可谓苦药良针矣，然犹未达仆之微趣也！”您说的不是没有道理，可是我有我的想法啊！
邴原的想法是很微妙的，故此称为“微趣”。这“微趣”其实也是东汉和魏晋乃至后来隋唐时期绝大多数儒生四处游学的根本目的，具体有什么目的，咱们待会儿再说。
查《后汉书》《三国志》和《晋书》，东汉和魏晋时期的著名儒生几乎都有游学的经历一一有数据可以证明，《三国志》《后汉书·儒林传》与《晋书·儒林传》中立传的儒生总共五十一名，其中四十七名游过学，包括大名鼎鼎的诸葛亮。
诸葛亮因游学而成名
诸葛亮游学，主要在荆州。
东汉末年，十几岁的诸葛亮跟随叔父诸葛玄来到荆州，投奔军阀刘表，从此开始了他长达十几年的游学生涯。
刘表在荆州建有官学，诸葛亮的叔父与刘表是旧交，得以进入官学读书，然后诸葛亮结识了荆州官学的教授司马徽。
司马徽对诸葛亮说：“以君才，当访名师，益加学问。”以你的聪明才智，不应该守在荆州读书，应该出去游学，向各地的名师请教。于是诸葛亮去汝南拜邓公久学兵法，学了两三年，才返回荆州。
按《三国志》记载，诸葛亮在荆州读书时，与徐庶（就是入曹营一言不发的那位谋士）、石韬、孟建三人同学，三个人都时不时地外出游学，并在游学过程中与诸葛亮成为好友。
大约二十七岁的时候，诸葛亮结束游学生涯，躬耕襄阳，这时候他已经名声在外了，因为通过游学，他既增进了学问，又拓宽了人脉，他拜访过的很多名师和名士都向政治集团推荐他。诸葛亮之所以被称为“卧龙”，刘备之所以“三顾茅庐”，就是因为老师司马徽和同学徐庶的大力举荐。
要知道，汉魏时期还没有科举制度，而官员选拔则早从世袭变成了举荐，一个人无论多么有才，假如得不到那些在官员举荐上有影响力的名人的推荐，朝廷怎么知道你呢？军阀怎么知道你呢？各路诸侯怎么有可能向你发出聘书呢？ 杜甫游学，为了人脉
事实上，即使在科举制度实施之后，游学仍然是儒生们得以进入官场的关键渠道。
以杜甫为例，他出身世家大族，少年时生活在全国的政治中心和文化中心，可以请教的名师如车载斗量，可是为了做官，仍然不得不出去游学。
大约二十岁那年，杜甫从河南洛阳出发，过淮河，渡长江，去湖州、常熟、苏州、绍兴、萧山、南京等地游学。他在苏州祭过阖闾墓，在萧山登过古驿台，在绍兴泛舟鉴湖，登顶天姥山，在南京畅游瓦棺寺，观景雨花台。当时交通落后，行程迟缓，杜甫边走边玩，边玩边写诗，边写诗边交朋友，如此这般玩了大约四年，直到二十四岁那年，才回到他的老家河南巩县。
回巩县干吗呢？参加科举考试。
杜甫通过了州县一级的考试，被送到京城参加进士考试，可惜没考上，落榜了。这要搁到现在，高考落榜当然要复读，要待在家里努力读书，以待来年再战。可是杜甫不这么干，他再次出去游学。他去了河北，又去了山东。他游过邯郸、青州和兖州。他春天歌咏于丛台之上，冬天狩猎于青丘之旁，盘马弯弓，追逐鸟兽，随处结交志同道合的朋友，如此这般又玩了五年左右。
我做过统计，杜甫前半生有过三次游学经历，每次都长达好几年，加起来大约十几年。在这十几年当中，他访问的名师并不多，他在经书上的学问并没有增长多少，却结交了许多朋友和官员。例如李白和高适就是他在第三次游学中结识的。在第一次和第二次游学时，他还拜访了他时任常熟县尉的姑父、时任湖州县尉的叔父、时任邯郸县令的舅父。他与齐州太守叔侄的结识、与宰相李林甫的弟弟的结识、与皇族子弟李义的结识，都是在第三次游学时搞定的。
结识这些人有什么用呢？当然有用。按照唐朝制度，考生参加进士考试必须有五名以上考生的互相担保，必须有三名以上在职官员的推荐，考中进士后再参加吏部的公务员选拔考试，又必须有五名以上在职官员的推荐。假如杜甫只是一个两耳不闻窗外事的书生，假如他在官场上没有那么多朋友和熟人，他連科举考试和公务员选拔考试都参加不了，又怎么有机会做官呢？
我们熟知的那些唐朝诗人，大概除了年轻多病的李贺，其余都游过学。他们游学可以达成很多目的：
第一，可以化解青少年分泌过剩的荷尔蒙，实现他们“世界那么大，我想去看看”的诗意理想；第二，可以积累素材，在未来的科举考试中写出言之有物、格局宏大的诗赋，进而取得好成绩；第三，可以了解社会，增进阅历；第四，可以结交朋友，拓宽人脉，获得参加科举考试和选官考试的担保和荐书；第五，万一将来科举失利，或者虽然考中了进士，但是没能通过吏部的考试，到那时还可以请求在远游中结识的官员、贵族、皇亲国戚提供帮助，直接通过推荐来做官。
杜甫三次游学，多次科考，始终没考中进士，但他最后还是当了官，就是因为有熟人向唐玄宗推荐了他，给了他一个直接向皇帝展示才华的好机会。
明清游学，见面先盘道
唐朝以降，选官制度越来越公平，科举制度越来越严密，魏晋的名士举荐和隋唐的官员举荐都退居幕后，科考成绩成为平民进入仕途之最关键最重要的瓶颈，大唐诗人那种骑驴冲剑门、仗剑游天下的雄壮浪漫风气迅速偃旗息鼓，儒生们真的做到了“十年寒窗”和“目不窥园”，所以中国文化进入了内敛的时代。
但是，这并不代表游学之风完全消失。我们在元朝文献中可以读到这样的学规：“学官、学职月有请粮，诸斋生员日行二膳，游学之人无所归者，亦日有以赡之。”州县官学的教职员工有薪水，在籍的秀才有伙食，从外地过来游学的人倘若缺乏经费，官学也要适当给予补助。这说明什么？说明到了元朝仍然有人在游学嘛！
明清时期也是如此。各地的官学、书院甚至乡野私塾，原则上都有招待“远方游学之士”的义务，就像大多数寺庙都有义务招待远道而来的挂单僧和行脚僧一样。
但是这种招待绝非没有条件，为了筛选掉那些假冒儒生招摇撞骗的人，当官学、书院和私塾的负责人见到游学者时，往往会做两件事：第一，问他们有没有携带原籍教官颁发的“游学呈子”，也就是官方批准游学的证明书：第二，跟他们盘盘道，讨论讨论诗词，探讨探讨经书，看这些号称游学的家伙到底有没有真才实学。假如能被游学者的学问所折服，那甭问，一定好吃好喝好招待，临走还馈赠路费；假如游学者被人家问倒，只好灰溜溜地离开，得不到任何帮助。
游学这么热，它是怎么兴起的呢？比较主流的说法是，这股风是从欧美刮过来的，起源在英国，发端于17世纪英国贵族子弟的欧陆游学。进入工业化时代以后，英国的游学模式被各个发达国家和地区模仿，先是在我国港台地区火了小半个世纪，最近十年左右才进入内地。
上述說法也许很科学，但是翻翻历史，我国两千多年前就已经有人在游学了。这个人，名叫孔丘。
孔子游学，官府资助
话说孔子31岁那年，正在山东曲阜办私学，大概给学生讲课遇到难题了，在鲁国找不到答案，决定动身去一趟当时所有诸侯国共同的首都：河南洛阳。
这里面的道理很简单，首都嘛，人尖子扎堆的地方，又是政治中心，又是文化中心，其他地方解决不了的事儿，去首都一趟准能解决。
从曲阜到洛阳，全程不到500公里，但孔子生在春秋时期，交通落后，最先进的交通工具只有马车，来回走一趟，人吃马嚼，路上住宿，到了目的地，找人请教问题还得带上礼物，算算这笔经费，还真够孔子喝一壶的。
好在孔子有一个学生，名叫南宫敬叔，他是孔子收的第一批弟子，来头不小，爸爸和哥哥都是鲁国大夫。南宫敬叔听说老师要去首都游学，觉得自己有责任帮老师申请一笔经费。于是他通过自己的关系，向鲁国国君申请了一辆马车、两匹骏马，还配了一个车夫，路上的费用也由鲁国全包。
孔子带着南宫敬叔到了洛阳，拜访了老子，请教了苌弘，考察了一些名胜古迹，然后顺利返回鲁国。
孔子的这次游学经历见于《史记·孔子世家》和《孔子家语》，史料中记载得很详细，可能是我国有文字可考的史上最早的游学。
司马迁游学，完全自费
《史记》的作者是司马迁，司马迁年轻时也游过学。
根据司马迁自己的记载，他从长安出发，先渡过长江到长沙，然后坐船在湘江和浣江流域考察；然后去江西，登庐山，考察大禹疏通九江的遗迹；又抵达汉高祖刘邦的故乡江苏沛县，向父老们请教汉高祖发迹前的轶事；又来到鲁国旧地，参观了孔子的故居和礼器，随后在山东邹城学习先秦的乡饮之礼和宴射之礼；他又先后来到孟尝君和春申君的故地，最后经过魏国旧都大梁，搜集了夷门监者侯赢与信陵君的交往经历，再从大梁返回长安。
司马迁这次游学，时间很长，路线很长，去过的地方很多，不仅向名师大儒请教学问，更向江湖野老追寻口述史，为他以后写成《史记》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他没说这次游学总共花了多长时间，更没有记载花了多少钱。他那时候还不是汉朝的官员，但却是汉朝官员的后代一一他父亲司马谈是太史令，为他供应了游学所需的全部经费。
汉魏游学，如同追星
司马迁生活在西汉，西汉的游学风气还不太明显，到了东汉和魏晋时期，儒生们游学之风开始火爆起来。
《后汉书·儒林传序》记载了这一火爆趋势：“其服儒衣，称先王，游庠序，聚横塾者，盖布之于邦域矣。若乃经生所处，不远万里之路，精庐暂建，赢粮动有千百，其耆名高义开门授徒者，编牒不下万人。”全国大约有—万多人，穿着儒生的衣服，口称先王之道，不远万里来到名师耆宿门前，住在简陋的茅屋里，每天消耗掉千百石口粮，就为了能够被那些耆宿收归门下，仿佛现在的年轻人追星。
不过，汉魏儒生的偶像可不止一个。《三国志》中有一个名叫邴原的儒生，“单步负笈，苦身持力，至陈留则师韩子助，颍川则宗陈仲弓，汝南则交范孟博，涿郡则亲卢子干。”一个人背着书箱，跋涉千里，四处游学，向当时的名师大儒请教学问。
邴原家里并不富裕，吃饱饭都困难，根本筹措不到游学的经费，他的一个同乡劝他在家安心读书，如果遇到学术问题，不妨向老家的名儒求教。但是邴原却说：“先生之说，诚可谓苦药良针矣，然犹未达仆之微趣也！”您说的不是没有道理，可是我有我的想法啊！
邴原的想法是很微妙的，故此称为“微趣”。这“微趣”其实也是东汉和魏晋乃至后来隋唐时期绝大多数儒生四处游学的根本目的，具体有什么目的，咱们待会儿再说。
查《后汉书》《三国志》和《晋书》，东汉和魏晋时期的著名儒生几乎都有游学的经历一一有数据可以证明，《三国志》《后汉书·儒林传》与《晋书·儒林传》中立传的儒生总共五十一名，其中四十七名游过学，包括大名鼎鼎的诸葛亮。
诸葛亮因游学而成名
诸葛亮游学，主要在荆州。
东汉末年，十几岁的诸葛亮跟随叔父诸葛玄来到荆州，投奔军阀刘表，从此开始了他长达十几年的游学生涯。
刘表在荆州建有官学，诸葛亮的叔父与刘表是旧交，得以进入官学读书，然后诸葛亮结识了荆州官学的教授司马徽。
司马徽对诸葛亮说：“以君才，当访名师，益加学问。”以你的聪明才智，不应该守在荆州读书，应该出去游学，向各地的名师请教。于是诸葛亮去汝南拜邓公久学兵法，学了两三年，才返回荆州。
按《三国志》记载，诸葛亮在荆州读书时，与徐庶（就是入曹营一言不发的那位谋士）、石韬、孟建三人同学，三个人都时不时地外出游学，并在游学过程中与诸葛亮成为好友。
大约二十七岁的时候，诸葛亮结束游学生涯，躬耕襄阳，这时候他已经名声在外了，因为通过游学，他既增进了学问，又拓宽了人脉，他拜访过的很多名师和名士都向政治集团推荐他。诸葛亮之所以被称为“卧龙”，刘备之所以“三顾茅庐”，就是因为老师司马徽和同学徐庶的大力举荐。
要知道，汉魏时期还没有科举制度，而官员选拔则早从世袭变成了举荐，一个人无论多么有才，假如得不到那些在官员举荐上有影响力的名人的推荐，朝廷怎么知道你呢？军阀怎么知道你呢？各路诸侯怎么有可能向你发出聘书呢？ 杜甫游学，为了人脉
事实上，即使在科举制度实施之后，游学仍然是儒生们得以进入官场的关键渠道。
以杜甫为例，他出身世家大族，少年时生活在全国的政治中心和文化中心，可以请教的名师如车载斗量，可是为了做官，仍然不得不出去游学。
大约二十岁那年，杜甫从河南洛阳出发，过淮河，渡长江，去湖州、常熟、苏州、绍兴、萧山、南京等地游学。他在苏州祭过阖闾墓，在萧山登过古驿台，在绍兴泛舟鉴湖，登顶天姥山，在南京畅游瓦棺寺，观景雨花台。当时交通落后，行程迟缓，杜甫边走边玩，边玩边写诗，边写诗边交朋友，如此这般玩了大约四年，直到二十四岁那年，才回到他的老家河南巩县。
回巩县干吗呢？参加科举考试。
杜甫通过了州县一级的考试，被送到京城参加进士考试，可惜没考上，落榜了。这要搁到现在，高考落榜当然要复读，要待在家里努力读书，以待来年再战。可是杜甫不这么干，他再次出去游学。他去了河北，又去了山东。他游过邯郸、青州和兖州。他春天歌咏于丛台之上，冬天狩猎于青丘之旁，盘马弯弓，追逐鸟兽，随处结交志同道合的朋友，如此这般又玩了五年左右。
我做过统计，杜甫前半生有过三次游学经历，每次都长达好几年，加起来大约十几年。在这十几年当中，他访问的名师并不多，他在经书上的学问并没有增长多少，却结交了许多朋友和官员。例如李白和高适就是他在第三次游学中结识的。在第一次和第二次游学时，他还拜访了他时任常熟县尉的姑父、时任湖州县尉的叔父、时任邯郸县令的舅父。他与齐州太守叔侄的结识、与宰相李林甫的弟弟的结识、与皇族子弟李义的结识，都是在第三次游学时搞定的。
结识这些人有什么用呢？当然有用。按照唐朝制度，考生参加进士考试必须有五名以上考生的互相担保，必须有三名以上在职官员的推荐，考中进士后再参加吏部的公务员选拔考试，又必须有五名以上在职官员的推荐。假如杜甫只是一个两耳不闻窗外事的书生，假如他在官场上没有那么多朋友和熟人，他連科举考试和公务员选拔考试都参加不了，又怎么有机会做官呢？
我们熟知的那些唐朝诗人，大概除了年轻多病的李贺，其余都游过学。他们游学可以达成很多目的：
第一，可以化解青少年分泌过剩的荷尔蒙，实现他们“世界那么大，我想去看看”的诗意理想；第二，可以积累素材，在未来的科举考试中写出言之有物、格局宏大的诗赋，进而取得好成绩；第三，可以了解社会，增进阅历；第四，可以结交朋友，拓宽人脉，获得参加科举考试和选官考试的担保和荐书；第五，万一将来科举失利，或者虽然考中了进士，但是没能通过吏部的考试，到那时还可以请求在远游中结识的官员、贵族、皇亲国戚提供帮助，直接通过推荐来做官。
杜甫三次游学，多次科考，始终没考中进士，但他最后还是当了官，就是因为有熟人向唐玄宗推荐了他，给了他一个直接向皇帝展示才华的好机会。
明清游学，见面先盘道
唐朝以降，选官制度越来越公平，科举制度越来越严密，魏晋的名士举荐和隋唐的官员举荐都退居幕后，科考成绩成为平民进入仕途之最关键最重要的瓶颈，大唐诗人那种骑驴冲剑门、仗剑游天下的雄壮浪漫风气迅速偃旗息鼓，儒生们真的做到了“十年寒窗”和“目不窥园”，所以中国文化进入了内敛的时代。
但是，这并不代表游学之风完全消失。我们在元朝文献中可以读到这样的学规：“学官、学职月有请粮，诸斋生员日行二膳，游学之人无所归者，亦日有以赡之。”州县官学的教职员工有薪水，在籍的秀才有伙食，从外地过来游学的人倘若缺乏经费，官学也要适当给予补助。这说明什么？说明到了元朝仍然有人在游学嘛！
明清时期也是如此。各地的官学、书院甚至乡野私塾，原则上都有招待“远方游学之士”的义务，就像大多数寺庙都有义务招待远道而来的挂单僧和行脚僧一样。
但是这种招待绝非没有条件，为了筛选掉那些假冒儒生招摇撞骗的人，当官学、书院和私塾的负责人见到游学者时，往往会做两件事：第一，问他们有没有携带原籍教官颁发的“游学呈子”，也就是官方批准游学的证明书：第二，跟他们盘盘道，讨论讨论诗词，探讨探讨经书，看这些号称游学的家伙到底有没有真才实学。假如能被游学者的学问所折服，那甭问，一定好吃好喝好招待，临走还馈赠路费；假如游学者被人家问倒，只好灰溜溜地离开，得不到任何帮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