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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9年9月1日，在山西来说是一个不寻常的日子。在此之前，从8月下旬开始，革命战争年代形成的各个革命根据地（解放区）相对独立、各自为战的党、政、军领导机构，先后停止办公，9月1日，正式成立了统一的中共山西省委、山西省人民政府和山西省军区。程子华任省委书记兼山西省人民政府主席、山西省军区司令员兼政委，赖若愚、赵林分别任山西省委第一、第二副书记，裴丽生、王世英分别任山西省人民政府第一、第二副主席；肖文玖、赵辉楼任山西省军区副司令员，赖若愚任山西省军区副政委。从此，党在山西处在了执政的地位，使山西的历史跨入了一个新时期。
党在山西执政之后，领导全省人民迅速医治战争创伤，加强政治建设，稳定社会秩序，恢复国民经济。接着，一届又一届省委，领导全省广大共产党员和人民群众，在以毛泽东为首的党中央的正确领导下，先后进行了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取得了辉煌的成就，进一步赢得了全省人民的拥护和爱戴。期间，光辉的业绩和成功的经验，值得我们认真总结，加以发扬光大！
执政之道
迈步走向执政路，踏上建设新征程。
社会主义康庄道，快马加鞭不稍停。
党在山西执政之后，面临的主要任务是什么？这是必须首先回答的问题。省委认真地从马克思列宁主义、党中央的指示中寻找到了答案。
早在1847年至1848年，世界无产阶级革命导师马克思、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就指出：“工人革命的第一步是使无产阶级上升为统治阶级，争得民主”，“无产阶级将利用自己的政治统治，一步一步地夺取资产阶级的全部资本，把一切生产工具集中在国家即组织成为统治阶级的无产阶级手里，并且尽可能快地增加生产力的总量。”
以马克思列宁主义作为指导思想的中国共产党的杰出代表毛泽东，在1949年3月召开的七届二中全会上指出：推翻了国民党统治、建立了人民统治之后的北方地区的中心任务，是动员一切力量恢复和发展生产事业，这是一切工作的重心所在。当年9月在新政治协商会议筹备会议上又指出：即将成立的人民政府成立后的工作重点，一是肃清反动派的残余，镇压反动派的捣乱；二是尽可能用最大的力量从事人民经济事业的恢复和发展，同时恢复人民的文化教育事业。这些为党在山西执政后指明了工作方针和任务。
新成立的中共山西省委和军政领导机关，正是遵照上述方针和任务，抖掉战袍上的烟尘，以连续战斗的姿态，踏上了改造旧山西、建设新山西的征程。
在新成立的中共山西省委第一次全体会议上，赖若愚代表省委作了《山西今后工作的方针和任务》的报告，明确指出山西的工作方针是：团结全党，团结全体工人阶级、全体农民阶级和革命知识分子，巩固工农联盟，团结民主党派和民主人士，发展和巩固人民民主统一战线；严厉镇压反革命分子和破坏分子，全力恢复和发展工业生产、农业生产和手工业生产，支持全国的解放战争和建设事业。会议确定了三项基本任务，即：生产建设、文化教育、治安工作。
据此，党在山西工作的重心，由战争转向了建设，由乡村转向了城市。
为了巩固新生的人民政权，加强党的执政地位，中共山西省委根据形势的发展和党中央的部署，领导全省人民先后开展了抗美援朝运动、镇压反革命运动、“三反”“五反”运动和各种社会改革，如政法制度改革、婚姻制度改革，清除了旧社会遗留下来的污泥浊水和各种社会弊病，禁烟、禁赌、禁娼，为改造旧山西的斗争，开了一个好头！
抗美援朝运动广泛深入地开展，激发了山西人民极大的爱国热情和高涨的生产积极性，一个轰轰烈烈的爱国生产运动，像大海的波涛在山西的工厂、农村涌动起来，生产效率迅速提高，新纪录不断涌现，一批出类拔萃的劳动模范应运产生。1952年3月，国家农业部奖励的爱国丰产模范，山西第一批有17个单位和个人，李顺达互助组、曲耀离互助组、郭玉恩农业社榜上有名，李顺达、吴春安胸前佩戴的金星奖章，光彩夺目、颇具“殊荣”。之后，山西的劳动模范展示了星光璀璨、群英荟萃的风采！
在恢复和发展生产事业中，工矿企业进行了民主改革，农业生产合作社开始出现，创建社会主义大业的步伐在山西启动。
创办农业生产合作社，在山西是一件值得称道的大事，不仅因为它得到了毛泽东的肯定，而且因为它在共产党执政后如何引导农村走社会主义道路，在党内特别是高层引起了一场争论，对于统一党的指导思想，起了促进的作用。
事情发生在1951年：时任长治地委书 记的王谦，根据省委第一副书记赖若愚的指示，为了扭转战争年代早已建立的农业生产互助组的涣散现象，防止农村自发势力的发展，提出把互助组提高一步的思路。经过调查研究，在长治地区试办了10个农业生产合作社，其主要特点是土地入股，统一经营，按土地、劳力两个分配标准，征集公积金，积累公共财产，并根据生产发展的情况，逐步提高按劳分配的比重。这10个合作社，一般都实现了增产增收，为广大农民群众所欢迎。
然而，和任何新生事物的成长发展都不会一帆风顺一样，农业合作社的发展道路也不像北京长安大街那样笔直，而是引起了一些麻烦，在党内发生了争论。
当时，山西省委的上级直接领导机关华北局政策研究室调查组，到长治地区进行调查，提出了对合作社的不同看法。而山西省委从实际出发，支持长治地委的做法，因而在山西省委、华北局甚至在党中央引起了激烈争论，争论的实质是在老解放区农村或经过土地改革后的农村，要不要开始起步向社会主义过渡的问题。山西省委的主张是扶植与增强互助组内“公共积累”和“按劳分配”两个新的因素，以逐步战胜农民的自发趋势，引导农民走向高一级的合作形式，认为它对私有制是一个“否定”的因素；对于私有制不应该采取巩固的方针，而应该是逐步地动摇它、削弱它，直至否定。而华北局甚至刘少奇也不同意这种想法和做法，并且对山西省委提出了非常严厉的批评，说企图在互助组内逐步动摇、削弱甚至否定私有制而走向集体化，完全是空想，这种想法是一种空想的农业社会主义，在目前是冒险的、“左”的带破坏性的，在将来是右的、改良主义的。这一争论反映到了毛泽东那里。 随后，1951年9月，毛泽东倡议召开全国第一次互助合作会议，会后起草了《关于农业生产互助组的决议》（草案），肯定了农民互助合作的积极性。毛泽东提议向熟悉农民的作家征询意见。山西农民作家赵树理认为，现在农民没有互助合作的积极性，只有个体生产的积极性。毛泽东听取了赵树理的意见，认为赵树理的意见很好，指示既要保护互助合作的积极性，又要保护农民个体单干的积极性 ，既要防右，又要防“左”。
修改后的草案肯定农民有两个积极性，一方面是个体经济的积极性，另一方面是互助合作的积极性，这些积极性是迅速恢复和发展国民经济和促进国家工业化的基本因素之一。《草案》肯定在土地私有或半私有基础上的农业生产合作作社，是走向农业合作化的过渡形式。
1952年，《关于农业生产互助组的决议》（草案）广泛传达贯彻，全国农业互助合作运动有了很大发展。到年底，组织起来的农户在老解放区达到65%以上，在新解放区也占到25%左右，在全国各地建立了4000个农业生产合作社。
1954年2月，刘少奇在党的七届四中全会上作了自我批评，说他对山西省委的批评是不正确的，山西省委的意见基本上是正确的。
应当指出，刘少奇对山西省委的严厉批评，指出不能过早地采取否定私有制的步骤，是符合党的七届二中全会决议和《共同纲领》的精神的，符合当时我国的实际情况，其出发点是农业集体化、由互助组发展到农业生产合作社、由新民主主义向社会主义过渡，应该稳步前进，搞得稳妥一些。
然而，在合作化迭起高潮中，1955年春，全省建成农业合作社3万多个，实现了“乡乡有社”。1955年秋冬，党的七届六中全会（扩大）通过了《关于农业合作化问题的决议》，之后，即1955年底，山西的初级农业生产合作社猛增到5万多个。到1961年春，全省的农业生产合作社全部高级化，出现了一批先进典型。曾记否，1956年1月毛泽东亲自编辑的《中国农村的社会主义高潮》一书中选录的104篇材料中，选录了山西的8篇，并且一一加了按语。
战天斗地
开战面向自然界，奋战山山水水间。
艰苦奋斗迎难上，赢得三晋换新颜。
在社会主义革命取得胜利的基础上，1956年9月中国共产党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北京召开。这是党在执政后召开的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大会指出，我国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的矛盾已经基本解决，几千年来阶级剥削制度的历史已经基本结束，社会主义的社会制度在我国已经基本上建立起来了。党和人民的主要任务，就是要集中力量把我国尽快地从落后的农业国变为先进的工业国。大会通过了《关于发展国民经济的第二个五年计划（1958-1962）的建议》，提出在三个五年计划或者再多一点时间内，在我国建成一个基本上完整的工业体系的战略设想。八大以后，我国进入社会主义建设的历史时期。
在此之前，1956年4月，毛泽东发表了一篇《论十大关系》的讲话，提出适合我国情况的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总路线的基本思想。1957年2月27日，毛泽东又在最高国务会议第十一次（扩大）会议上，发表了著名的《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的讲话，指出革命时期的大规模的急风暴雨式的群众阶级斗争已经基本结束，但是阶级斗争还没有完全结束，我们要正确划分和处理敌我矛盾和人民内部矛盾这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以便团结各族人民进行一场新的战争——向自然界开战，发展我们的经济，发展我们的文化，使全体人民比较顺利地走过目前的过渡时期，巩固我们的新制度，建设我们的新国家。
“向自然开战”，这个崭新的号召，既形象，又生动，产生了极大的威力，鼓舞了全国人民建设社会主义的决心和信心。
其实，1956年党中央制定的《1956年至1967年全国农业发展纲要》（四十条），已展示了我国农业发展的蓝图，鼓舞着广大农民向自然界开战。1957年11月《人民日报》关于发动农民讨论《四十条》纲要、掀起农业生产新高潮的社论发表后，山西省人民代表大会即通过《山西省十二年（1956年-1967年）农业发展规划》，提出农业发展的目标和主要措施，使山西的农业生产开始出现大跃进的气象。
1958年5月，党的八大二次会议通过了毛泽东倡议的“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的总路线，成了全国人民向自然界开战的指南。在此形势下，山西省委带领全省人民投身“大跃进”的潮流之中，战斗在第一线，与广大人民群众同劳动、共甘苦，战天斗地，改造自然。比如时任山西省省长卫恒多次到汾河水库工地指挥战斗，参加劳动。期间，山西人民建设了一批大的农业基础设施。从1958年到1962年，修建了册田、关河、漳泽等大中型水库34座，小型水库108座，潇河、汾河、滹沱河等万亩以上灌区104处，机电站、机电井灌站1754处。这些基础设施，造福当代，泽及后人。广大人民群众那种苦干实干、战天斗地的气概，闻之令人感动。正如毛泽东指出的那样，从来也没有看见过人民群众像现在这样精神振奋，斗志昂扬，意气风发。
然而，“大跃进”狂澜违背客观规律，不能不受到“惩罚”，带来了尔后的经济严重困难。
在严重经济困难面前，山西共产党人不灰心，不气馁，发扬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精神，经过贯彻“调整、巩固、充实、提高”八字方针，继续战天斗地，创造奇迹。时任省委书记陶鲁笳大力提倡和推广昔阳县大寨大队人民群众在党支部的领导下自力更生、发展生产的典型经验，至今仍为人们所称颂。
大寨是太行山深处的一个小村，山高、沟深、坡陡、土地脊贫，即所谓七沟八梁一面坡，没有一块比较大些的平整的耕地。大寨大队党支部书记陈永贵带领群众治山、治沟、造地，使这个小山村变了模样，涌现出的老英雄贾进才、铁姑娘郭凤莲等先进人物，为人们所推崇。早在1957年大寨就制定了造地规划，经过艰苦奋斗提前完成。1962年，粮食亩产由1952年的237斤跃到774斤。1963年秋，大寨遭遇到特大洪灾，70%的房窑倒塌，地里的庄稼倒伏，70%的梯田上的土层被冲光。在抗灾斗争中，党支部带领群众自力更生，做到了“三不要”“三不少”，即不要国家的救济粮、救济款、救济物资；原计划的国家征购粮、集体储备粮、社员的口粮不减少。省委总结了大寨的经验，号召全省各级党组织学习大寨人藐视困难、敢于斗争的英雄气概、自力更生、奋发图强的坚强意志、以国为怀、顾全大局的高尚风格。1964年1月，国务院邀请陈永贵到北京人民大会堂向首都一万多人介绍大寨经验，《 人民日报》发表题为《用革命精神建设山区的榜样》的社论。陶鲁笳亲自向毛泽东汇报了大寨大队的先进事迹，毛泽东赞赏地说：穷山沟里出好文章，号召在全国学大庆的同时，农业学大寨。周恩来在全国人大三届一次会议上所作的《政府工作报告》中，表彰大寨是农业战线的一个先进典型，把大寨精神概括为：“政治挂帅、思想领先的原则，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精神，爱国家、爱集体的共产主义风格。”从此，大寨成了全国农业战线的一面旗帜。
不仅如此，山西省委还树立了平顺县西沟村李顺达、申纪兰领导的农林牧合作社这面艰苦奋斗、建设山区的旗帜。
早在1943年李顺达领导建立的西沟农业生产互助组，是太行山的第一个互助组，在尔后多年，屡次受到奖励和表彰，曾被誉为“边区农民的方向”。其后在大寨精神的影响和鼓舞下，他们也掀起了建梯田、修滩田的热潮，把境内7条大沟、232条支沟变成了砌石整齐、层层叠叠的900多个高水平梯田，修水库、开水渠、打旱井、荒山造林，做到了粮食稳产高产，使昔日西沟光秃秃的穷山变成了绿树成荫、鸟语花香、蜂飞蝶舞、牛羊满山的聚宝盆。当年提倡“男女同工同酬”的女青年申纪兰，几十年如一日，战斗在西沟的山坡上，心不离群众，身不离劳动，深受群众拥护，连续11次当选为全国人大代表，这在全国首屈一指！
用毛泽东形容他的故乡韶山解放后旧貌变新颜的“喜看稻菽千重浪，遍地英雄下夕烟”的诗句，来概括山西一届又一届省委、一代又一代共产党人在社会主义革命、社会主义建设大业中创造的业绩不是很贴切吗？他们艰苦奋斗、战天斗地的气概和丰富的经验，不是值得我们深省吗？在今天全面深化改革的征程中，不是仍然具有现实的借鉴、指导意义吗？
（责编 孟红）
党在山西执政之后，领导全省人民迅速医治战争创伤，加强政治建设，稳定社会秩序，恢复国民经济。接着，一届又一届省委，领导全省广大共产党员和人民群众，在以毛泽东为首的党中央的正确领导下，先后进行了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取得了辉煌的成就，进一步赢得了全省人民的拥护和爱戴。期间，光辉的业绩和成功的经验，值得我们认真总结，加以发扬光大！
执政之道
迈步走向执政路，踏上建设新征程。
社会主义康庄道，快马加鞭不稍停。
党在山西执政之后，面临的主要任务是什么？这是必须首先回答的问题。省委认真地从马克思列宁主义、党中央的指示中寻找到了答案。
早在1847年至1848年，世界无产阶级革命导师马克思、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就指出：“工人革命的第一步是使无产阶级上升为统治阶级，争得民主”，“无产阶级将利用自己的政治统治，一步一步地夺取资产阶级的全部资本，把一切生产工具集中在国家即组织成为统治阶级的无产阶级手里，并且尽可能快地增加生产力的总量。”
以马克思列宁主义作为指导思想的中国共产党的杰出代表毛泽东，在1949年3月召开的七届二中全会上指出：推翻了国民党统治、建立了人民统治之后的北方地区的中心任务，是动员一切力量恢复和发展生产事业，这是一切工作的重心所在。当年9月在新政治协商会议筹备会议上又指出：即将成立的人民政府成立后的工作重点，一是肃清反动派的残余，镇压反动派的捣乱；二是尽可能用最大的力量从事人民经济事业的恢复和发展，同时恢复人民的文化教育事业。这些为党在山西执政后指明了工作方针和任务。
新成立的中共山西省委和军政领导机关，正是遵照上述方针和任务，抖掉战袍上的烟尘，以连续战斗的姿态，踏上了改造旧山西、建设新山西的征程。
在新成立的中共山西省委第一次全体会议上，赖若愚代表省委作了《山西今后工作的方针和任务》的报告，明确指出山西的工作方针是：团结全党，团结全体工人阶级、全体农民阶级和革命知识分子，巩固工农联盟，团结民主党派和民主人士，发展和巩固人民民主统一战线；严厉镇压反革命分子和破坏分子，全力恢复和发展工业生产、农业生产和手工业生产，支持全国的解放战争和建设事业。会议确定了三项基本任务，即：生产建设、文化教育、治安工作。
据此，党在山西工作的重心，由战争转向了建设，由乡村转向了城市。
为了巩固新生的人民政权，加强党的执政地位，中共山西省委根据形势的发展和党中央的部署，领导全省人民先后开展了抗美援朝运动、镇压反革命运动、“三反”“五反”运动和各种社会改革，如政法制度改革、婚姻制度改革，清除了旧社会遗留下来的污泥浊水和各种社会弊病，禁烟、禁赌、禁娼，为改造旧山西的斗争，开了一个好头！
抗美援朝运动广泛深入地开展，激发了山西人民极大的爱国热情和高涨的生产积极性，一个轰轰烈烈的爱国生产运动，像大海的波涛在山西的工厂、农村涌动起来，生产效率迅速提高，新纪录不断涌现，一批出类拔萃的劳动模范应运产生。1952年3月，国家农业部奖励的爱国丰产模范，山西第一批有17个单位和个人，李顺达互助组、曲耀离互助组、郭玉恩农业社榜上有名，李顺达、吴春安胸前佩戴的金星奖章，光彩夺目、颇具“殊荣”。之后，山西的劳动模范展示了星光璀璨、群英荟萃的风采！
在恢复和发展生产事业中，工矿企业进行了民主改革，农业生产合作社开始出现，创建社会主义大业的步伐在山西启动。
创办农业生产合作社，在山西是一件值得称道的大事，不仅因为它得到了毛泽东的肯定，而且因为它在共产党执政后如何引导农村走社会主义道路，在党内特别是高层引起了一场争论，对于统一党的指导思想，起了促进的作用。
事情发生在1951年：时任长治地委书 记的王谦，根据省委第一副书记赖若愚的指示，为了扭转战争年代早已建立的农业生产互助组的涣散现象，防止农村自发势力的发展，提出把互助组提高一步的思路。经过调查研究，在长治地区试办了10个农业生产合作社，其主要特点是土地入股，统一经营，按土地、劳力两个分配标准，征集公积金，积累公共财产，并根据生产发展的情况，逐步提高按劳分配的比重。这10个合作社，一般都实现了增产增收，为广大农民群众所欢迎。
然而，和任何新生事物的成长发展都不会一帆风顺一样，农业合作社的发展道路也不像北京长安大街那样笔直，而是引起了一些麻烦，在党内发生了争论。
当时，山西省委的上级直接领导机关华北局政策研究室调查组，到长治地区进行调查，提出了对合作社的不同看法。而山西省委从实际出发，支持长治地委的做法，因而在山西省委、华北局甚至在党中央引起了激烈争论，争论的实质是在老解放区农村或经过土地改革后的农村，要不要开始起步向社会主义过渡的问题。山西省委的主张是扶植与增强互助组内“公共积累”和“按劳分配”两个新的因素，以逐步战胜农民的自发趋势，引导农民走向高一级的合作形式，认为它对私有制是一个“否定”的因素；对于私有制不应该采取巩固的方针，而应该是逐步地动摇它、削弱它，直至否定。而华北局甚至刘少奇也不同意这种想法和做法，并且对山西省委提出了非常严厉的批评，说企图在互助组内逐步动摇、削弱甚至否定私有制而走向集体化，完全是空想，这种想法是一种空想的农业社会主义，在目前是冒险的、“左”的带破坏性的，在将来是右的、改良主义的。这一争论反映到了毛泽东那里。 随后，1951年9月，毛泽东倡议召开全国第一次互助合作会议，会后起草了《关于农业生产互助组的决议》（草案），肯定了农民互助合作的积极性。毛泽东提议向熟悉农民的作家征询意见。山西农民作家赵树理认为，现在农民没有互助合作的积极性，只有个体生产的积极性。毛泽东听取了赵树理的意见，认为赵树理的意见很好，指示既要保护互助合作的积极性，又要保护农民个体单干的积极性 ，既要防右，又要防“左”。
修改后的草案肯定农民有两个积极性，一方面是个体经济的积极性，另一方面是互助合作的积极性，这些积极性是迅速恢复和发展国民经济和促进国家工业化的基本因素之一。《草案》肯定在土地私有或半私有基础上的农业生产合作作社，是走向农业合作化的过渡形式。
1952年，《关于农业生产互助组的决议》（草案）广泛传达贯彻，全国农业互助合作运动有了很大发展。到年底，组织起来的农户在老解放区达到65%以上，在新解放区也占到25%左右，在全国各地建立了4000个农业生产合作社。
1954年2月，刘少奇在党的七届四中全会上作了自我批评，说他对山西省委的批评是不正确的，山西省委的意见基本上是正确的。
应当指出，刘少奇对山西省委的严厉批评，指出不能过早地采取否定私有制的步骤，是符合党的七届二中全会决议和《共同纲领》的精神的，符合当时我国的实际情况，其出发点是农业集体化、由互助组发展到农业生产合作社、由新民主主义向社会主义过渡，应该稳步前进，搞得稳妥一些。
然而，在合作化迭起高潮中，1955年春，全省建成农业合作社3万多个，实现了“乡乡有社”。1955年秋冬，党的七届六中全会（扩大）通过了《关于农业合作化问题的决议》，之后，即1955年底，山西的初级农业生产合作社猛增到5万多个。到1961年春，全省的农业生产合作社全部高级化，出现了一批先进典型。曾记否，1956年1月毛泽东亲自编辑的《中国农村的社会主义高潮》一书中选录的104篇材料中，选录了山西的8篇，并且一一加了按语。
战天斗地
开战面向自然界，奋战山山水水间。
艰苦奋斗迎难上，赢得三晋换新颜。
在社会主义革命取得胜利的基础上，1956年9月中国共产党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北京召开。这是党在执政后召开的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大会指出，我国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的矛盾已经基本解决，几千年来阶级剥削制度的历史已经基本结束，社会主义的社会制度在我国已经基本上建立起来了。党和人民的主要任务，就是要集中力量把我国尽快地从落后的农业国变为先进的工业国。大会通过了《关于发展国民经济的第二个五年计划（1958-1962）的建议》，提出在三个五年计划或者再多一点时间内，在我国建成一个基本上完整的工业体系的战略设想。八大以后，我国进入社会主义建设的历史时期。
在此之前，1956年4月，毛泽东发表了一篇《论十大关系》的讲话，提出适合我国情况的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总路线的基本思想。1957年2月27日，毛泽东又在最高国务会议第十一次（扩大）会议上，发表了著名的《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的讲话，指出革命时期的大规模的急风暴雨式的群众阶级斗争已经基本结束，但是阶级斗争还没有完全结束，我们要正确划分和处理敌我矛盾和人民内部矛盾这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以便团结各族人民进行一场新的战争——向自然界开战，发展我们的经济，发展我们的文化，使全体人民比较顺利地走过目前的过渡时期，巩固我们的新制度，建设我们的新国家。
“向自然开战”，这个崭新的号召，既形象，又生动，产生了极大的威力，鼓舞了全国人民建设社会主义的决心和信心。
其实，1956年党中央制定的《1956年至1967年全国农业发展纲要》（四十条），已展示了我国农业发展的蓝图，鼓舞着广大农民向自然界开战。1957年11月《人民日报》关于发动农民讨论《四十条》纲要、掀起农业生产新高潮的社论发表后，山西省人民代表大会即通过《山西省十二年（1956年-1967年）农业发展规划》，提出农业发展的目标和主要措施，使山西的农业生产开始出现大跃进的气象。
1958年5月，党的八大二次会议通过了毛泽东倡议的“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的总路线，成了全国人民向自然界开战的指南。在此形势下，山西省委带领全省人民投身“大跃进”的潮流之中，战斗在第一线，与广大人民群众同劳动、共甘苦，战天斗地，改造自然。比如时任山西省省长卫恒多次到汾河水库工地指挥战斗，参加劳动。期间，山西人民建设了一批大的农业基础设施。从1958年到1962年，修建了册田、关河、漳泽等大中型水库34座，小型水库108座，潇河、汾河、滹沱河等万亩以上灌区104处，机电站、机电井灌站1754处。这些基础设施，造福当代，泽及后人。广大人民群众那种苦干实干、战天斗地的气概，闻之令人感动。正如毛泽东指出的那样，从来也没有看见过人民群众像现在这样精神振奋，斗志昂扬，意气风发。
然而，“大跃进”狂澜违背客观规律，不能不受到“惩罚”，带来了尔后的经济严重困难。
在严重经济困难面前，山西共产党人不灰心，不气馁，发扬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精神，经过贯彻“调整、巩固、充实、提高”八字方针，继续战天斗地，创造奇迹。时任省委书记陶鲁笳大力提倡和推广昔阳县大寨大队人民群众在党支部的领导下自力更生、发展生产的典型经验，至今仍为人们所称颂。
大寨是太行山深处的一个小村，山高、沟深、坡陡、土地脊贫，即所谓七沟八梁一面坡，没有一块比较大些的平整的耕地。大寨大队党支部书记陈永贵带领群众治山、治沟、造地，使这个小山村变了模样，涌现出的老英雄贾进才、铁姑娘郭凤莲等先进人物，为人们所推崇。早在1957年大寨就制定了造地规划，经过艰苦奋斗提前完成。1962年，粮食亩产由1952年的237斤跃到774斤。1963年秋，大寨遭遇到特大洪灾，70%的房窑倒塌，地里的庄稼倒伏，70%的梯田上的土层被冲光。在抗灾斗争中，党支部带领群众自力更生，做到了“三不要”“三不少”，即不要国家的救济粮、救济款、救济物资；原计划的国家征购粮、集体储备粮、社员的口粮不减少。省委总结了大寨的经验，号召全省各级党组织学习大寨人藐视困难、敢于斗争的英雄气概、自力更生、奋发图强的坚强意志、以国为怀、顾全大局的高尚风格。1964年1月，国务院邀请陈永贵到北京人民大会堂向首都一万多人介绍大寨经验，《 人民日报》发表题为《用革命精神建设山区的榜样》的社论。陶鲁笳亲自向毛泽东汇报了大寨大队的先进事迹，毛泽东赞赏地说：穷山沟里出好文章，号召在全国学大庆的同时，农业学大寨。周恩来在全国人大三届一次会议上所作的《政府工作报告》中，表彰大寨是农业战线的一个先进典型，把大寨精神概括为：“政治挂帅、思想领先的原则，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精神，爱国家、爱集体的共产主义风格。”从此，大寨成了全国农业战线的一面旗帜。
不仅如此，山西省委还树立了平顺县西沟村李顺达、申纪兰领导的农林牧合作社这面艰苦奋斗、建设山区的旗帜。
早在1943年李顺达领导建立的西沟农业生产互助组，是太行山的第一个互助组，在尔后多年，屡次受到奖励和表彰，曾被誉为“边区农民的方向”。其后在大寨精神的影响和鼓舞下，他们也掀起了建梯田、修滩田的热潮，把境内7条大沟、232条支沟变成了砌石整齐、层层叠叠的900多个高水平梯田，修水库、开水渠、打旱井、荒山造林，做到了粮食稳产高产，使昔日西沟光秃秃的穷山变成了绿树成荫、鸟语花香、蜂飞蝶舞、牛羊满山的聚宝盆。当年提倡“男女同工同酬”的女青年申纪兰，几十年如一日，战斗在西沟的山坡上，心不离群众，身不离劳动，深受群众拥护，连续11次当选为全国人大代表，这在全国首屈一指！
用毛泽东形容他的故乡韶山解放后旧貌变新颜的“喜看稻菽千重浪，遍地英雄下夕烟”的诗句，来概括山西一届又一届省委、一代又一代共产党人在社会主义革命、社会主义建设大业中创造的业绩不是很贴切吗？他们艰苦奋斗、战天斗地的气概和丰富的经验，不是值得我们深省吗？在今天全面深化改革的征程中，不是仍然具有现实的借鉴、指导意义吗？
（责编 孟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