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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世纪中后期以来，一些国家掀起了“新公共管理”运动，传统的以“强制”为特色的行政目标和行政管理手段正在发生重要变革，服务型政府越来越深入民心。当政府在向服务型政府转变时，“信息公开”得到了很多国家的重视。澳大利亚在1982年、美国在1996年、日本在1999年、英国在2000年已分别制定了信息公开法。
2008年5月1日，我国首部信息公开法规——《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信息公开条例》正式施行，这标志着我国正式进入“阳光政府”、“透明政府”的新时代，标志着我国的政府信息公开制度发展到一个新的阶段。它对规范政府的信息披露行为，不断提高政府信息公开的效率和水平，切实保障人民群众的知情权、参与权和监督权具有重要的意义。
政府危机管理中信息公开的重要性
信息公开有利于保障公民的知情权，唤起公众的社会责任感。唤起公众的社会责任感，形成公众的社会凝聚力，能够为危机处理创造各种有利条件。在危机发生后，如果公众人心惶惶、形如散沙、各行其是，不仅无益于处理危机，而且会损害政府的执政信誉。政府及时公开信息，把一切应当告诉公众的事务向公众通报，是政府相信公众、相信政权力量的表现，而一个相信公众的政府，自然会得到公众的衷心支持。公众的社会责任感一旦被唤起，就会自觉由分散走向集中，由自发走向组织，由人心涣散走向群策群力，并最终形成危机处理的合力。因此，在突发性危机事件的报道和平时的危机教育宣传上，各级政府如何主动寻求与媒体的合作便成为危机管理中媒体政策的重要命题。
信息公开有利于防止谣言的传播，克服公众的恐慌心理。危机事件发生后，必然在一定时间和一定区域内造成公众心理恐慌，而公众之所以恐慌，主要就是因为信息缺失，公众不知道危机的情况，不知道危机对自己已经造成多大的影响，还会造成多大的影响，也不知道政府有没有应对，又采取了哪些应对措施。在危机事件发生时，公众的集体恐慌是极其可怕的，各种流言会成为官方新闻的代用品，进入非正式的传播渠道，从而导致谣言四起。尤其是在当下互联网迅速发展的背景下，信息传播的速度更是惊人，谣言的传播会造成人心不稳，社会动荡，并且很容易激化危机的发展。面对危机，安定人心的最有效举措就是尽快让公众知晓事件的最新信息，了解政府的应对举措。
信息公开有利于塑造责任型政府的形象，提高政府的公信力。“政府只有真正履行其责任才是合法的。”公众要求政府时刻履行政治责任、行政责任、法律责任和道德责任。当危机发生时，政府必须回应社会和公众的要求并加以满足，必须积极主动地履行其各种义务和责任。在公共危机面前，政府敢于公开危机信息，主动借助媒体，及时、真实地公开事实，让媒体在传播事实的基础上进行正确的舆论引导，可以最直观地展现政府的责任感，塑造起政府的正面形象，从而在公众中树立危机处理的信心。
政府危机管理中信息公开方面存在的问题
思想观念、管理体制滞后，阻碍了政府信息公开。2008年11月28日，《人民日报》第十版发布一条消息，昆明市委书记仇和说：“要建立重大党务、政务信息公开，主动接受新闻舆论监督的制度。”但实际上，政府机关内部“官本位”思想在人们的头脑中根深蒂固，还没有形成政府信息公开是政府义务的概念，漠视公众的知情权，在笔者看来这是政府信息公开的一个非常重要的阻力。一些官员谈“公开”色变，怕特权丧失，不愿公开；怕失职受到监督，不敢公开；怕影响行政效率，不想公开；怕财源受到冻结，不能公开。他们把一些应该向公众公开的信息定位为“内部文件”、“内部资料”，一直法藏官府，严重阻碍了政府信息公开。同时，在我国传统的政府管理体制下，政府信息公开还会受到地域、层级、部门的限制，形成了大量的中间环节，这些中间环节可能会造成信息的失真甚至湮灭，从而使沟通困难、效率低下，很大程度上影响了政府信息公开。
缺乏法律依据，制约了政府信息公开。目前，我国政府信息公开“以公开为原则，以不公开为例外”的理念与世界各国政务公开的发展趋势是一致的。但与此形成鲜明对比的是，现行的保密、档案法律及制度则“以不公开为原则，以公开为特例”。《保密法》、《档案法》以及其他一些法律法规的立法理念强调更多的是对政府信息的保密，凡是涉及国家秘密或是公开后有可能危及国家安全、公共安全、经济安全和社会稳定的信息，不得公开。总的来说，我国保密制度涉密过宽、定密过严的问题十分突出，其中的一些规定既不利于信息公开，也不利于保守国家秘密，这就产生了政府信息公开与保密的冲突，许多国家机关以保守国家秘密为由拒绝公开政府信息，使保密文件与非保密文件一样，完全对公众封锁和保密，妨碍公民知情权的正常行使。
在国外，美国有《信息自由法》、英国有《信息公开法草案》、日本有《情报公开法》，这些法律对政府信息公开的发展有着重要的保障和规范作用。现在，虽然《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信息公开条例》已经实施，越来越多的地方政府也制定了政府新闻发布制度和重大决策事项告知制度，但这些都属于行政法规的范畴，还没有上升到国家意志的层面。我们现在缺乏一套关于危机管理的从宪法到统一的危机状态下信息公开的法律体系。
信息公开渠道狭窄、质量不高，限制了政府信息公开。受传统的阅读习惯影响，绝大部分的公众将广播、电视、公告栏等作为获取政府信息的主要形式，在危机事件中政府信息公开的内容就是要让全社会都知晓的信息，在这种情况下，如果行政机关还用单位公告栏、墙报等形式公开，虽然公开了，但却起不到应有的作用和效果。目前，我国政府信息公开不但渠道狭窄，而且广度、深度都不够，可以概括为“四多四少”：形式上公开的多，实质上公开的少；结果公开的多，过程公开的少；原则方面公开的多，具体内容公开的少；公众被动接受的多，主动参与的少。政府公开的信息多是“报喜不报忧”、家丑不外扬，这些都限制了政府信息公开。
政府危机管理中推进信息公开的途径
政府信息公开不仅仅是保障公民知情权的需要，它在危机管理的各个环节都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所以面对目前存在的一系列问题，社会各界人士有必要采取积极的措施，使政府信息公开制度不流于形式，真正落到实处。
转变观念，改革体制，增强信息公开的意识。观念的制约是政府信息公开的一大瓶颈。千百年来，官本位思想根深蒂固，至今仍然影响着一些人的价值取向，所以我们要看到政府信息公开是一种观念的革命。一方面，政府要树立“以民为本，依法行政”的服务理念，及时发布群众迫切需要了解的信息，以引起公众的关注，提前预防，遏制危机的蔓延；另一方面，社会公众要提高民主意识和权利意识，认识到自己在国家行政管理过程中有着不可剥夺的民主权利，加强对政治事务的自主参与精神。虽然目前我国的政府管理机制及运行机制在经过一系列改革后，机构庞大、职责不清的情况有所缓解，但是政府信息在总体上还是按照原有的传递方式进行传递，缺乏灵活的信息处理机制。在这样的背景下谈政府信息公开，就必须改革现有的行政管理体制，形成一个能够即时反应的政府管理体系。
把《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信息公开条例》提升为政府信息公开法，完善相关制度。《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信息公开条例》（以下简称《条例》）的出台，标志着我国政府信息公开向法制化迈出了意义深远的一步，但是，由于它只是一部由国务院制定的行政法规，适用主体也仅仅限于行政机关，无法涵盖人大、法院、检察院等国家机构，因此在实施过程中遇到了诸多困难。在笔者调研的过程中，发现不少部门对《条例》消极对待，极个别的部门甚至是置若罔闻。究其根源，是由于《条例》还不是法律，无论从哪个角度来看，《条例》只能是个过渡或者说是暂时之举。所以，只有在实践中不断地完善这一制度，并把这一制度上升为国家法律，才能有效地推动我国政府信息公开工作的发展。为此，可以在总结一年多来国内实施《条例》经验教训的基础上，借鉴国外成功的做法，抓紧制定符合我国国情的政府信息公开法。
充分利用因特网，扩大信息公开的途径。麦克卢汉的《媒介决定论》指出：电子媒介极端地“取消时间和空间”，尾随这种奇妙的技术进步的是一个布满网络的“地球村”。对于政府而言，网上信息公开是一种有着广阔前景的公开方式，在国外，网络已成为政府进行信息公开的一个重要渠道和方式，在我国利用政府门户网站进行政府信息公开的也为数不少，其中最有代表性的是上海市政府的“中国上海”网站。通过政府门户网站进行政府信息公开，突破了时间、空间和一些人为的因素，不仅节约了行政成本，为政府信息提供了一些新的公开方式、手段，更重要的是它体现了政府信息公开的目的所在，最大限度地扩大了政府信息共享，从而增强了政府信息公开的工作实效。（本文为潍坊学院青年科研基金项目阶段性成果，项目编号：2009S16）
参考文献：
1.叶皓：《政府新闻学》，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
2.张磊：《〈政府信息公开条例〉与推进我国政府信息公开》，《郑州大学学报》，2007（9）。
3.费玉春、李正明：《公共服务型政府与政府信息公开》，《安徽农业科学》，2007（20）。
4.李德平：《政府危机管理中的信息公开问题》，《江西社会科学》，2007（5）。
5.李静：《公共危机中的中国政府新闻发布机制研究》，《新闻爱好者》，2009（10）。
（作者为潍坊学院文学与新闻学院讲师）
编校：董方晓
2008年5月1日，我国首部信息公开法规——《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信息公开条例》正式施行，这标志着我国正式进入“阳光政府”、“透明政府”的新时代，标志着我国的政府信息公开制度发展到一个新的阶段。它对规范政府的信息披露行为，不断提高政府信息公开的效率和水平，切实保障人民群众的知情权、参与权和监督权具有重要的意义。
政府危机管理中信息公开的重要性
信息公开有利于保障公民的知情权，唤起公众的社会责任感。唤起公众的社会责任感，形成公众的社会凝聚力，能够为危机处理创造各种有利条件。在危机发生后，如果公众人心惶惶、形如散沙、各行其是，不仅无益于处理危机，而且会损害政府的执政信誉。政府及时公开信息，把一切应当告诉公众的事务向公众通报，是政府相信公众、相信政权力量的表现，而一个相信公众的政府，自然会得到公众的衷心支持。公众的社会责任感一旦被唤起，就会自觉由分散走向集中，由自发走向组织，由人心涣散走向群策群力，并最终形成危机处理的合力。因此，在突发性危机事件的报道和平时的危机教育宣传上，各级政府如何主动寻求与媒体的合作便成为危机管理中媒体政策的重要命题。
信息公开有利于防止谣言的传播，克服公众的恐慌心理。危机事件发生后，必然在一定时间和一定区域内造成公众心理恐慌，而公众之所以恐慌，主要就是因为信息缺失，公众不知道危机的情况，不知道危机对自己已经造成多大的影响，还会造成多大的影响，也不知道政府有没有应对，又采取了哪些应对措施。在危机事件发生时，公众的集体恐慌是极其可怕的，各种流言会成为官方新闻的代用品，进入非正式的传播渠道，从而导致谣言四起。尤其是在当下互联网迅速发展的背景下，信息传播的速度更是惊人，谣言的传播会造成人心不稳，社会动荡，并且很容易激化危机的发展。面对危机，安定人心的最有效举措就是尽快让公众知晓事件的最新信息，了解政府的应对举措。
信息公开有利于塑造责任型政府的形象，提高政府的公信力。“政府只有真正履行其责任才是合法的。”公众要求政府时刻履行政治责任、行政责任、法律责任和道德责任。当危机发生时，政府必须回应社会和公众的要求并加以满足，必须积极主动地履行其各种义务和责任。在公共危机面前，政府敢于公开危机信息，主动借助媒体，及时、真实地公开事实，让媒体在传播事实的基础上进行正确的舆论引导，可以最直观地展现政府的责任感，塑造起政府的正面形象，从而在公众中树立危机处理的信心。
政府危机管理中信息公开方面存在的问题
思想观念、管理体制滞后，阻碍了政府信息公开。2008年11月28日，《人民日报》第十版发布一条消息，昆明市委书记仇和说：“要建立重大党务、政务信息公开，主动接受新闻舆论监督的制度。”但实际上，政府机关内部“官本位”思想在人们的头脑中根深蒂固，还没有形成政府信息公开是政府义务的概念，漠视公众的知情权，在笔者看来这是政府信息公开的一个非常重要的阻力。一些官员谈“公开”色变，怕特权丧失，不愿公开；怕失职受到监督，不敢公开；怕影响行政效率，不想公开；怕财源受到冻结，不能公开。他们把一些应该向公众公开的信息定位为“内部文件”、“内部资料”，一直法藏官府，严重阻碍了政府信息公开。同时，在我国传统的政府管理体制下，政府信息公开还会受到地域、层级、部门的限制，形成了大量的中间环节，这些中间环节可能会造成信息的失真甚至湮灭，从而使沟通困难、效率低下，很大程度上影响了政府信息公开。
缺乏法律依据，制约了政府信息公开。目前，我国政府信息公开“以公开为原则，以不公开为例外”的理念与世界各国政务公开的发展趋势是一致的。但与此形成鲜明对比的是，现行的保密、档案法律及制度则“以不公开为原则，以公开为特例”。《保密法》、《档案法》以及其他一些法律法规的立法理念强调更多的是对政府信息的保密，凡是涉及国家秘密或是公开后有可能危及国家安全、公共安全、经济安全和社会稳定的信息，不得公开。总的来说，我国保密制度涉密过宽、定密过严的问题十分突出，其中的一些规定既不利于信息公开，也不利于保守国家秘密，这就产生了政府信息公开与保密的冲突，许多国家机关以保守国家秘密为由拒绝公开政府信息，使保密文件与非保密文件一样，完全对公众封锁和保密，妨碍公民知情权的正常行使。
在国外，美国有《信息自由法》、英国有《信息公开法草案》、日本有《情报公开法》，这些法律对政府信息公开的发展有着重要的保障和规范作用。现在，虽然《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信息公开条例》已经实施，越来越多的地方政府也制定了政府新闻发布制度和重大决策事项告知制度，但这些都属于行政法规的范畴，还没有上升到国家意志的层面。我们现在缺乏一套关于危机管理的从宪法到统一的危机状态下信息公开的法律体系。
信息公开渠道狭窄、质量不高，限制了政府信息公开。受传统的阅读习惯影响，绝大部分的公众将广播、电视、公告栏等作为获取政府信息的主要形式，在危机事件中政府信息公开的内容就是要让全社会都知晓的信息，在这种情况下，如果行政机关还用单位公告栏、墙报等形式公开，虽然公开了，但却起不到应有的作用和效果。目前，我国政府信息公开不但渠道狭窄，而且广度、深度都不够，可以概括为“四多四少”：形式上公开的多，实质上公开的少；结果公开的多，过程公开的少；原则方面公开的多，具体内容公开的少；公众被动接受的多，主动参与的少。政府公开的信息多是“报喜不报忧”、家丑不外扬，这些都限制了政府信息公开。
政府危机管理中推进信息公开的途径
政府信息公开不仅仅是保障公民知情权的需要，它在危机管理的各个环节都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所以面对目前存在的一系列问题，社会各界人士有必要采取积极的措施，使政府信息公开制度不流于形式，真正落到实处。
转变观念，改革体制，增强信息公开的意识。观念的制约是政府信息公开的一大瓶颈。千百年来，官本位思想根深蒂固，至今仍然影响着一些人的价值取向，所以我们要看到政府信息公开是一种观念的革命。一方面，政府要树立“以民为本，依法行政”的服务理念，及时发布群众迫切需要了解的信息，以引起公众的关注，提前预防，遏制危机的蔓延；另一方面，社会公众要提高民主意识和权利意识，认识到自己在国家行政管理过程中有着不可剥夺的民主权利，加强对政治事务的自主参与精神。虽然目前我国的政府管理机制及运行机制在经过一系列改革后，机构庞大、职责不清的情况有所缓解，但是政府信息在总体上还是按照原有的传递方式进行传递，缺乏灵活的信息处理机制。在这样的背景下谈政府信息公开，就必须改革现有的行政管理体制，形成一个能够即时反应的政府管理体系。
把《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信息公开条例》提升为政府信息公开法，完善相关制度。《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信息公开条例》（以下简称《条例》）的出台，标志着我国政府信息公开向法制化迈出了意义深远的一步，但是，由于它只是一部由国务院制定的行政法规，适用主体也仅仅限于行政机关，无法涵盖人大、法院、检察院等国家机构，因此在实施过程中遇到了诸多困难。在笔者调研的过程中，发现不少部门对《条例》消极对待，极个别的部门甚至是置若罔闻。究其根源，是由于《条例》还不是法律，无论从哪个角度来看，《条例》只能是个过渡或者说是暂时之举。所以，只有在实践中不断地完善这一制度，并把这一制度上升为国家法律，才能有效地推动我国政府信息公开工作的发展。为此，可以在总结一年多来国内实施《条例》经验教训的基础上，借鉴国外成功的做法，抓紧制定符合我国国情的政府信息公开法。
充分利用因特网，扩大信息公开的途径。麦克卢汉的《媒介决定论》指出：电子媒介极端地“取消时间和空间”，尾随这种奇妙的技术进步的是一个布满网络的“地球村”。对于政府而言，网上信息公开是一种有着广阔前景的公开方式，在国外，网络已成为政府进行信息公开的一个重要渠道和方式，在我国利用政府门户网站进行政府信息公开的也为数不少，其中最有代表性的是上海市政府的“中国上海”网站。通过政府门户网站进行政府信息公开，突破了时间、空间和一些人为的因素，不仅节约了行政成本，为政府信息提供了一些新的公开方式、手段，更重要的是它体现了政府信息公开的目的所在，最大限度地扩大了政府信息共享，从而增强了政府信息公开的工作实效。（本文为潍坊学院青年科研基金项目阶段性成果，项目编号：2009S16）
参考文献：
1.叶皓：《政府新闻学》，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
2.张磊：《〈政府信息公开条例〉与推进我国政府信息公开》，《郑州大学学报》，2007（9）。
3.费玉春、李正明：《公共服务型政府与政府信息公开》，《安徽农业科学》，2007（20）。
4.李德平：《政府危机管理中的信息公开问题》，《江西社会科学》，2007（5）。
5.李静：《公共危机中的中国政府新闻发布机制研究》，《新闻爱好者》，2009（10）。
（作者为潍坊学院文学与新闻学院讲师）
编校：董方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