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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第一次见翟永明，是1988年。这一年，我第一次见到了许多诗人。先是在《诗刊》杂志举办的“淮阴-扬州：运河笔会”上见到了韩东、车前子、欧阳江河、陈超、唐晓渡、邹静之等。之后，在成都又见到了杨黎、小安、尚仲敏和胡冬。然后，胡冬带我去见了翟永明。同行的有蓝马和刘涛。
之前我已读过她的《女人》和《静安庄》，见到她之后，觉得她的外形和神态都与我的想象完全吻合，即：神秘、美丽、羞涩，以及淡淡的一点忧伤。她穿着一套有点波西米亚风格的裙装，漆黑的披肩长发，漆黑的眼眸，浓浓的眉毛和丰满的嘴唇。说话声音不大，说完一句话便露出一个羞涩的微笑。墙上挂了一件彝族的百褶裙，墙下的木柜上也摆放着几个彝族的漆器（木碗、木酒壶、木酒杯和木汤勺）。翟永明坐在这样的环境里，就跟在画上一样。而事实上，这个时候，她正与画家何多苓生活在一起。她的这种神态（漆黑的长发和漆黑的眼眸）已经出现在何多苓的以“小翟”命名的肖像画中。那次也是我第一次见到我的偶像何多苓，长长的卷发，忧郁的眼神，瘦削而高挑的身材。他出来晃了一下，跟我们打了个招呼，就躲进自己的画室去了，直到离开时，他才从画室出来，与我们握手告别。
第二次见面，是1992年。我已定居成都，与蓝马、杨黎、吉木狼格、尚仲敏一起在黉门街办了一家广告公司。有一天，蓝马接了一个电话，然后对我们说，翟永明要到我们公司来。我不记得她那天是上午来的还是下午来的，是否一起吃过饭，以及，她穿什么衣服，什么发型，都不记得了。唯一记得的是，她比我第一次见到的时候更加漂亮，而且是向外扩散的那种漂亮。
这之后，与翟永明时不时便有见面，主要是一大帮过去写诗的朋友约着一起吃饭、喝酒。她那时已有一辆三菱越野车，常开着车带我们一帮兄弟穿行于成都的偏僻小巷寻找各种特色餐馆，偶尔也去郊外的农家乐。她话没我们多，但酒量并不比我们小，让我们见识到了她豪爽、奔放的一面，开始亲切的称呼她为翟姐。起处她对这个称谓不是很适应，但我们坚持这样叫，她也就欣然接受了。到1998年，她在玉林西路开了一家名叫“白夜”的酒吧，我们这帮朋友，杨黎、吉木狼格、李亚伟、马松、石光华等，自然成了酒吧的常客，见面的时候就更多了。
严格说来，白夜不太像酒吧，与当时成都其它酒吧的风格都不一样。比如，极简主义的设计加黑白灰基调，显得过于“冷”和“酷”，缺少一般酒吧那种凌乱、混杂和热烈的氛围。再比如，由于翟永明和何多苓的个人身份，常来白夜的大多是诗人和艺术家，或介于两者之间的媒体人，圈子性特别强，不免让其他酒客望而却步，白夜的生意总不如相邻的其它酒吧火热，一度还比较萧条。我们也给她提过一些意见和建议，但她均不为所动。她尤其不能接受这样的建议：在酒吧里安置几个陪酒小姐，所谓粉气带酒气，酒气养人气。她认为与其这样，不如就不开这个酒吧了。
她很早就辞职，长期没有固定和安稳的工作，开酒吧的初衷是为了生计。但“生计”并没迫使她一定就得像其它酒吧那样，灯红酒绿，哪怕生意不好，依然故我，不妥协，不迎合，坚持将白夜开成一个文化型酒吧。
白夜为许多诗人做过专场朗诵会。我记得第一个在白夜做专场朗诵会的诗人是李亚伟。那天来了许多老朋友。为了营造一种氛围，整个酒吧关了电灯，代之以蜡烛。李亚伟朗诵的时候，嫌光线太暗，看不见手上的诗稿，翟姐就主动上去，秉持烛台，站在旁边为他照明。这情景感动了在场的所有人。
翟姐喜欢电影，有一天下午，我和乌青在白夜与翟姐聊天，翟姐突然提议，不如在白夜搞个独立影像展。我和乌青马上赞同。我也很喜欢电影，而乌青刚刚拍了他的第一个短片《找钱》，这部短片是翟姐赞助的摄像机，翟姐还在片子的开头客串了一个戴墨镜的神秘女人（从立交桥下的一个街心花园走出来，惊鸿一瞥，坐进一辆人力三轮车，消失在镜头之外，之后再也没与剧情发生关联）。
接下来，我们一起做筹备，翟姐和乌青分头对外征集片源，我做影展需要的系列文案。我还答应，影展开始后，我做主持人。为什么我做主持人呢？那时候翟姐还没克服她的“怯场”症，很抗拒在大庭广众之下讲话，所以，一般活动都是由我客串做主持。没想到，临到影展开幕的那天，乌青因故“逃跑”了，而我也突然患了重感冒，组织和主持的任务都落在了翟姐身上。她只得硬着头皮亲自披挂上阵，把整个影展撑了下来。而从此之后，翟姐再也不害怕当众讲话了，后来的许多活动，都是翟姐自己做主持人。想起来，我那次重感冒也不完全是一件坏事，倒有了一份不小的功劳。
在白夜的历次活动中，最难忘的恐怕要算那次被“取消”的国际诗歌节。取消的原因很复杂，就不细说了。虽然被取消了，但还是有部分诗人（包括美国和巴西的诗人）来到了成都。于是，本来准备在会展中心举办的诗歌朗诵会，换成了在老白夜狭小的空间举行。效果依然很好。甚至我认为被“取消”恰好赋予了这次活动一种引人深思的意义。但是，这“效果”之外翟姐个人的付出却不为人所知。我也是在事后很久才知道，由于活动被“取消”，赞助商承诺的活动经费也取消了，一切费用只能由翟姐个人承担，包括几位国外诗人的往返机票。
玉林西路10年，搬到宽窄巷子之后又是8年，白夜的诗歌和艺术活动从未间断。白夜也因此被媒体称为中国的诗歌沙龙，艺术沙龙，成都的文化地标。
顺便说一句，白夜的开业时间是5月8日，按星座算，是个金牛座酒吧。而翟姐的生日是5月4日，也是个金牛座，所以，我曾开玩笑说，诗人与金牛座，构成了白夜理想主义加固执到底的经营风格。
“对于我来说，一个自由、散漫、无拘无束，能挣点生活费又不影响写作的职业，是我一直向往的。‘白夜’就这样呼之欲出。十年过去了，我没能像村上春树那样，靠在酒吧写作赚了钱又卖掉酒吧，去专业写作。也不能像波伏瓦那样，在酒吧清谈时埋头在咖啡桌旁，写出一本又一本等身著作。而是骂骂咧咧厌倦又和好，和好又厌倦地与‘白夜’纠缠不休。”翟永明在其随笔集《白夜谭》中如是写道。
在这十八年中，作为诗人的翟永明，并没被“酒吧老板”的身份所削弱和遮蔽，她个人的诗歌创作不仅没有停滞，较之以往，更有了让人刮目相看的变化。
首先是她走出了“静安庄”的主观神秘之境，开始将目光投向敞亮的现实世界。所谓“敞亮”，既是语言上的去“意象”化，也是主题及题材上的“介入现实”。用她自己的话说，就是“更趋向于在语言和表达上以少胜多”。这一时期的代表作有《周末与几位忙人共饮》，一首由六个段落组成的长诗，现实背景为90年代的成都，直接表达了诗人对社会变迁的观感，其中有迷惑，有批判，但也有暧昧的认同。我却觉得，这是她由一个“现代主义”诗人向“当代诗歌”书写者的蜕变。她打开了自己，释放出更多面的语言天赋。
2000年之后，她的诗更进入一种自由之境，没有刻意的风格限制，没有为了强化既有身份和符号而固守的题材取向（这与她在酒吧经营上的固执完全不同）。而是什么都可以写，看到什么写什么，想到什么写什么，想怎么写就怎么写。她于2015年完成的长诗《随黄公望游富春山》，便是其转变诗风之后的集大成之作。
之前我已读过她的《女人》和《静安庄》，见到她之后，觉得她的外形和神态都与我的想象完全吻合，即：神秘、美丽、羞涩，以及淡淡的一点忧伤。她穿着一套有点波西米亚风格的裙装，漆黑的披肩长发，漆黑的眼眸，浓浓的眉毛和丰满的嘴唇。说话声音不大，说完一句话便露出一个羞涩的微笑。墙上挂了一件彝族的百褶裙，墙下的木柜上也摆放着几个彝族的漆器（木碗、木酒壶、木酒杯和木汤勺）。翟永明坐在这样的环境里，就跟在画上一样。而事实上，这个时候，她正与画家何多苓生活在一起。她的这种神态（漆黑的长发和漆黑的眼眸）已经出现在何多苓的以“小翟”命名的肖像画中。那次也是我第一次见到我的偶像何多苓，长长的卷发，忧郁的眼神，瘦削而高挑的身材。他出来晃了一下，跟我们打了个招呼，就躲进自己的画室去了，直到离开时，他才从画室出来，与我们握手告别。
第二次见面，是1992年。我已定居成都，与蓝马、杨黎、吉木狼格、尚仲敏一起在黉门街办了一家广告公司。有一天，蓝马接了一个电话，然后对我们说，翟永明要到我们公司来。我不记得她那天是上午来的还是下午来的，是否一起吃过饭，以及，她穿什么衣服，什么发型，都不记得了。唯一记得的是，她比我第一次见到的时候更加漂亮，而且是向外扩散的那种漂亮。
这之后，与翟永明时不时便有见面，主要是一大帮过去写诗的朋友约着一起吃饭、喝酒。她那时已有一辆三菱越野车，常开着车带我们一帮兄弟穿行于成都的偏僻小巷寻找各种特色餐馆，偶尔也去郊外的农家乐。她话没我们多，但酒量并不比我们小，让我们见识到了她豪爽、奔放的一面，开始亲切的称呼她为翟姐。起处她对这个称谓不是很适应，但我们坚持这样叫，她也就欣然接受了。到1998年，她在玉林西路开了一家名叫“白夜”的酒吧，我们这帮朋友，杨黎、吉木狼格、李亚伟、马松、石光华等，自然成了酒吧的常客，见面的时候就更多了。
严格说来，白夜不太像酒吧，与当时成都其它酒吧的风格都不一样。比如，极简主义的设计加黑白灰基调，显得过于“冷”和“酷”，缺少一般酒吧那种凌乱、混杂和热烈的氛围。再比如，由于翟永明和何多苓的个人身份，常来白夜的大多是诗人和艺术家，或介于两者之间的媒体人，圈子性特别强，不免让其他酒客望而却步，白夜的生意总不如相邻的其它酒吧火热，一度还比较萧条。我们也给她提过一些意见和建议，但她均不为所动。她尤其不能接受这样的建议：在酒吧里安置几个陪酒小姐，所谓粉气带酒气，酒气养人气。她认为与其这样，不如就不开这个酒吧了。
她很早就辞职，长期没有固定和安稳的工作，开酒吧的初衷是为了生计。但“生计”并没迫使她一定就得像其它酒吧那样，灯红酒绿，哪怕生意不好，依然故我，不妥协，不迎合，坚持将白夜开成一个文化型酒吧。
白夜为许多诗人做过专场朗诵会。我记得第一个在白夜做专场朗诵会的诗人是李亚伟。那天来了许多老朋友。为了营造一种氛围，整个酒吧关了电灯，代之以蜡烛。李亚伟朗诵的时候，嫌光线太暗，看不见手上的诗稿，翟姐就主动上去，秉持烛台，站在旁边为他照明。这情景感动了在场的所有人。
翟姐喜欢电影，有一天下午，我和乌青在白夜与翟姐聊天，翟姐突然提议，不如在白夜搞个独立影像展。我和乌青马上赞同。我也很喜欢电影，而乌青刚刚拍了他的第一个短片《找钱》，这部短片是翟姐赞助的摄像机，翟姐还在片子的开头客串了一个戴墨镜的神秘女人（从立交桥下的一个街心花园走出来，惊鸿一瞥，坐进一辆人力三轮车，消失在镜头之外，之后再也没与剧情发生关联）。
接下来，我们一起做筹备，翟姐和乌青分头对外征集片源，我做影展需要的系列文案。我还答应，影展开始后，我做主持人。为什么我做主持人呢？那时候翟姐还没克服她的“怯场”症，很抗拒在大庭广众之下讲话，所以，一般活动都是由我客串做主持。没想到，临到影展开幕的那天，乌青因故“逃跑”了，而我也突然患了重感冒，组织和主持的任务都落在了翟姐身上。她只得硬着头皮亲自披挂上阵，把整个影展撑了下来。而从此之后，翟姐再也不害怕当众讲话了，后来的许多活动，都是翟姐自己做主持人。想起来，我那次重感冒也不完全是一件坏事，倒有了一份不小的功劳。
在白夜的历次活动中，最难忘的恐怕要算那次被“取消”的国际诗歌节。取消的原因很复杂，就不细说了。虽然被取消了，但还是有部分诗人（包括美国和巴西的诗人）来到了成都。于是，本来准备在会展中心举办的诗歌朗诵会，换成了在老白夜狭小的空间举行。效果依然很好。甚至我认为被“取消”恰好赋予了这次活动一种引人深思的意义。但是，这“效果”之外翟姐个人的付出却不为人所知。我也是在事后很久才知道，由于活动被“取消”，赞助商承诺的活动经费也取消了，一切费用只能由翟姐个人承担，包括几位国外诗人的往返机票。
玉林西路10年，搬到宽窄巷子之后又是8年，白夜的诗歌和艺术活动从未间断。白夜也因此被媒体称为中国的诗歌沙龙，艺术沙龙，成都的文化地标。
顺便说一句，白夜的开业时间是5月8日，按星座算，是个金牛座酒吧。而翟姐的生日是5月4日，也是个金牛座，所以，我曾开玩笑说，诗人与金牛座，构成了白夜理想主义加固执到底的经营风格。
“对于我来说，一个自由、散漫、无拘无束，能挣点生活费又不影响写作的职业，是我一直向往的。‘白夜’就这样呼之欲出。十年过去了，我没能像村上春树那样，靠在酒吧写作赚了钱又卖掉酒吧，去专业写作。也不能像波伏瓦那样，在酒吧清谈时埋头在咖啡桌旁，写出一本又一本等身著作。而是骂骂咧咧厌倦又和好，和好又厌倦地与‘白夜’纠缠不休。”翟永明在其随笔集《白夜谭》中如是写道。
在这十八年中，作为诗人的翟永明，并没被“酒吧老板”的身份所削弱和遮蔽，她个人的诗歌创作不仅没有停滞，较之以往，更有了让人刮目相看的变化。
首先是她走出了“静安庄”的主观神秘之境，开始将目光投向敞亮的现实世界。所谓“敞亮”，既是语言上的去“意象”化，也是主题及题材上的“介入现实”。用她自己的话说，就是“更趋向于在语言和表达上以少胜多”。这一时期的代表作有《周末与几位忙人共饮》，一首由六个段落组成的长诗，现实背景为90年代的成都，直接表达了诗人对社会变迁的观感，其中有迷惑，有批判，但也有暧昧的认同。我却觉得，这是她由一个“现代主义”诗人向“当代诗歌”书写者的蜕变。她打开了自己，释放出更多面的语言天赋。
2000年之后，她的诗更进入一种自由之境，没有刻意的风格限制，没有为了强化既有身份和符号而固守的题材取向（这与她在酒吧经营上的固执完全不同）。而是什么都可以写，看到什么写什么，想到什么写什么，想怎么写就怎么写。她于2015年完成的长诗《随黄公望游富春山》，便是其转变诗风之后的集大成之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