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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4月29日发表的《中国共产党总书记胡锦涛与中国国民党主席连战会谈新闻公报》中提到了“促进两岸展开全面的经济合作，建立密切的经贸合作关系……促进恢复两岸协商后优先讨论两岸共同市场问题。”这是两岸领导人对两岸经贸关系发展，经济融合提出的一个富有远见的想法，也为和平解决祖国统一问题开辟了新的道路。
萧万长的“两岸共同市场”
2000年民进党上台执政后，由于在政治上，台湾新当局不承认“一个中国”原则，两岸关系日趋紧张；而在经济上，台湾新当局继续实行“戒急用忍”的限制性政策，两岸经贸关系无法正常化。在此背景下，经过长时间的思考与酝酿，台湾前“行政院长” 萧万长提出了“两岸共同市场”的构想，并于2001年3月26日成立了资金规模达1亿元新台币的“财团法人两岸共同市场基金会”。5月8日萧万长又率基金会代表团访问大陆，呼吁中国大陆和台湾建立共同市场，促进两岸关系和两岸贸易的发展。
根据萧万长本人的说明，其“两岸共同市场”的构想包括内涵、基础及具体做法三部分，主要观点如下：
（一） 内涵。
（1）效法欧洲联盟的精神。以欧洲各国由经济整合走向政治统合的模式与精神作为重要参考，从降低贸易障碍开始，扩及到商品、人员、资金、服务等生产要素移动的自由化，进而发展到经济政策协调乃至政治的联盟。
（2）要适应两岸的特殊状况作合理的调整。其一，强调开放式的经济整合。要在亚洲以及太平洋区域经济整合的架构下推动建立“两岸共同市场”，即在两岸形成共同市场的过程中，两岸也要对其他国家同步开放市场，参与两岸以外的区域分工与国际合作。其二，强调市场共享的经济合作。在两岸经济整合过程中若过分强调经济资源无限制的移动，会冲击台湾经济。“因此，建立‘两岸共同市场’应该特别强调市场共享经济合作，让台湾与大陆可以截长补短，开发繁荣双方与整个亚太地区的市场。”
（3）两岸从经济合作、经济主权的共享扩大到政治主权的共享。两岸通过建立两岸共同市场这样经济事务的协商合作关系，建立良好缜密的互动机制，降低“一个中国”的政治争议，使一个中国问题在经济上的一个大中华形成后能够逐步得到解决。
（二） 基础。
发展“两岸共同市场”是一条长远之路，而这个理想要逐步实现，两岸必须有一个可以共同接受的基础，这个基础就是两岸回到1992年“双方各自以口头声明方式表述一个中国”的共识，在此基础上，淡化政治分歧，强化经济合作。
（三） 具体做法。
要循序渐进地推动“两岸共同市场”，以建构两岸制度化、常态化的经济统合，第一阶段应先推动两岸关系正常化，两岸当局应尽快建立定期、官方性质的协商机制；第二阶段则推动两岸经济制度调和，进一步推动经济法规制度的调和及各种标准化的事宜，减少双方经济体制的差异性，并商签《两岸共同市场协议》；第三阶段则是全方位的经济统合工作，包括关税同盟、货币同盟等，以实现“两岸共同市场”的目标。
由于陈水扁政府不承认“一个中国”原则，因此，萧万长“两岸共同市场”这一理念提出后，得到台湾当局的消极应对。台湾“总统府国策顾问”黄天麟曾针锋相对指出，两岸共同市场进展速度应放慢，否则经济重心将转移至大陆。而戒急用忍是基于经济安全，以根留台湾为主、大陆投资为从的政策，“戒急用忍必须坚持下去”。而萧万长2001年5月份来大陆访问时，就向大陆方面提出了这一理念，当时官方也没有人同意，在学界只有林毅夫觉得有新意，持谨慎的肯定态度。
虽然萧万长“两岸共同市场”这一构想在当时没能得到充分的重视，但其作为一种新的解决两岸问题的思路，仍有其重要的积极意义。
在世界贸易组织的架构下
进行两岸经贸合作——台湾的主张
一直以来，台湾当局就积极谋求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并极力主张在WTO构架下与中国大陆建立对等、互惠的经贸关系。2001年10月陈水扁在接受日本《每日新闻》记者专访时就表示“今后（两岸）将在WTO框架下进行对话与接触”。台湾“陆委会”负责人也曾多次主张要将两岸关系“引导”到WTO架构下，把两岸问题从“内部”“提升”到“国际层次”，以避免被“一中原则”“窄化”。
台湾当局的这一主张掺杂了许多非经济因素，其政治动机远大于经济动机：
首先，台湾当局有意借助WTO谋求台湾地位的“国际化”。台湾欲求在WTO平台下让国际社会承认“台湾是主权国家”，以达到其“积极参与国际事务，扩大台湾在国际上的生存与活动空间”的目的。
其次，台湾当局为了达到在国际社会上的宣传效果，可能会故意挑起两岸经贸争端，并将争端闹大，引起国际社会关注，并最终诉诸于或者逼迫大陆诉诸于WTO的“争端解决机制”。 这样，两岸经贸争端就成为用国际仲裁解决的“国际问题”，使台湾当局达到将两岸问题国际化的目的。
另外，台湾“总统”陈水扁和行政院“大陆委员会”官员曾多次表示，希望能在世贸组织的架构下，运用该组织的争端协商机制，就两岸“三通”问题与大陆进行平等谈判，从而回避了中国大陆坚持台湾行政当局必须以承认“一个中国”为原则作为两岸谈判前提的压力，也有助其缓和岛内民众要求当局开放“三通”的压力。
虽然大陆与台湾都加入了世界贸易组织，但两岸经贸关系仍属中国主体与其单独关税区之间的经贸关系，仍要坚持在一个中国框架内进行两岸经贸合作；在双方处理WTO事务时也必须坚持“一个中国”的原则；在两岸经贸谈判中要强化经济合作，淡化政治分歧。而对于陈水扁政府想借助WTO实现其分裂国家的政治图谋，大陆政府是坚决不会让其得逞的。
两岸看CEPA构架下的经济合作
CEPA的签署，是在一国两制的框架下，在WTO规则下进行的一次制度创新。它标志着三地经贸从民间自发、市场推动的松散架构，走向了一个政府主导，并通过制度性安排去规范和推动经济整合的新阶段。随着CEPA的实施，中国大陆对港澳地区逐步取消货物贸易的关税与非关税壁垒，实现服务贸易自由化，促进贸易投资便利化，提高了内地与香港、澳门的经贸合作水平。而且CEPA做为中国经济一体化战略的重要一环，对于促进区域经济整合、建设中国大市场有着重要意义。
2003年中国商务部官员也曾提出希望祖国大陆和台湾能签署类似“更紧密经贸关系安排（CEPA）”的协议，2004年国台办也明确表示，大陆方面愿意就两岸建立更紧密经贸关系听取岛内各界的意见。这一表示在台湾岛内引发了激烈的反应。持欢迎态度的国民党强调，推动两岸经贸合作，成立两岸共同市场是国亲联盟的重要经贸议题。但执政的民进党当局却对CEPA持否定态度，“陆委会”声称，CEPA是“一国两制”的产物，不适用于两岸关系。台“经济部长”林义夫亦表示不愿循港澳模式与大陆协商CEPA，而只愿与大陆洽签自由贸易协议。
CEPA协议涉及两地货物贸易、服务贸易的自由化以及投资的便利化，是典型的自由贸易协定。但是，由于CEPA已成为“港澳模式的具体化”，涉及有关“统一”及“一个中国”的政治意涵，而台湾当局拒不接受“一国两制”模式，最担心的就是台湾被“港澳化”，即被所谓“矮化”。因此，虽然台湾的行政当局愿意与中国大陆签定自由贸易协议，但却不能接受“更紧密经贸关系安排”这一名称。根据传统区域经济一体化理论，自由贸易区指的是签订自由贸易协定的各成员国间相互取消关税和数量限定，实行区域内商品自由流通，但各成员国仍保留独立的对其它非成员国的关税和其他贸易壁垒，以及保持其内外经济政策的独立性。由于其意涵“两国”之意，与中国政府坚决坚持的“一个中国”原则相违背，因此难以为中国政府所接受的。
“两岸共同市场”是两岸经济整合的最佳形式
在两岸经贸合作陷入僵局之际，《中国共产党总书记胡锦涛与中国国民党主席连战会谈新闻公报》中明确提到了“优先讨论两岸共同市场问题”。而其后亲民党主席宋楚瑜访问大陆，又在《中国共产党总书记胡锦涛与亲民党主席宋楚瑜会谈公报》中提出“就建立两岸贸易便利和自由化（两岸自由贸易区）等长期、稳定的相关机制问题进行磋商”。这一系列表示为两岸经贸的全面合作开辟了新的局面。
由于在两份新闻公报中都明确强调了“在‘九二共识’基础上，恢复两岸平等谈判”。这就说明无论是与中国国民党谈的“两岸共同市场”，还是与亲民党谈的“两岸贸易便利和自由化（两岸自由贸易区）”，都是在“一个中国”原则下对传统区域经济一体化理论的创新，具有相当的模糊性、灵活性与渐进性。
首先，“两岸共同市场”的名称较为模糊，容易为大陆与台湾双方所接受。由于“两岸共同市场”概念最先是由台湾提出的，而且在名称上易理解出“对等谈判”之意，故其容易为台湾当局所认可；而且“两岸共同市场”是在“一个中国”原则下提出的，根据中国大陆“在‘一个中国’基础上，什么都可以谈”的原则，这一概念也能为中国大陆政府所接受。
其次，“两岸共同市场”这一概念有较强的灵活性，可以就两岸经贸领域的问题在认识一致的基础上进行商谈，而对于分歧较大的问题，可以暂时不谈。正如中国国民党主席连战在上海举行和平之旅记者会时所说，“经济合作的架构可以说是各种形式、各种名称不一而足。而每一种形式、每一种名称都有特定和非特定的内涵”，“我们在这个时候提出来所谓‘共同市场’，其内涵可以因地、因时、因人、因事，基于双方面的统一就可以调整。”在其后接受台湾远见杂志采访时，连战主席又提到“要签FTA（自由贸易协定），是国与国的关系，大陆有顾虑；CEPA（更紧密经贸关系安排），一国两制，台湾内部意见也有分歧，现在弄一个共同市场，它可以‘装’所有应该要的东西在里面，也可以不‘装’彼此不要的东西。”
最后，“两岸共同市场”具有渐进性的特点，它可以包括经济合作的各个阶段。由于目前中国大陆与台湾经贸关系仍未正常化，若要立即实现“共同市场”这一较高层次的经济一体化，不太实际。因此，“两岸共同市场”应该包括以下几个阶段：第一阶段，两岸关系正常化，建立定期的官方合作机制；第二阶段，两岸商谈实行贸易自由化的有关政策，实现货物贸易、服务贸易的自由化以及投资的便利化；第三阶段，两岸对外统一关税，进行经济政策的协调与统一，实现“关税同盟”；第四阶段，实现资金、技术以及人员等生产要素流动的自由化，建成“两岸共同市场”；第五阶段，在经济融合的基础上进行政治整合，实现经济社会的全面统一，完成祖国统一大业。
由于“两岸共同市场”具有以上特点，容易使两岸达成统一的认识，为两岸所接受，并且其在操作上具有较强的灵活性，而且“两岸共同市场”并不拘泥于经贸领域合作，比“自由贸易区”的合作方式更具远见。因此，我们认为“两岸共同市场”是两岸经济整合的最佳形式，应该得到两岸官方的重视与推动。
萧万长的“两岸共同市场”
2000年民进党上台执政后，由于在政治上，台湾新当局不承认“一个中国”原则，两岸关系日趋紧张；而在经济上，台湾新当局继续实行“戒急用忍”的限制性政策，两岸经贸关系无法正常化。在此背景下，经过长时间的思考与酝酿，台湾前“行政院长” 萧万长提出了“两岸共同市场”的构想，并于2001年3月26日成立了资金规模达1亿元新台币的“财团法人两岸共同市场基金会”。5月8日萧万长又率基金会代表团访问大陆，呼吁中国大陆和台湾建立共同市场，促进两岸关系和两岸贸易的发展。
根据萧万长本人的说明，其“两岸共同市场”的构想包括内涵、基础及具体做法三部分，主要观点如下：
（一） 内涵。
（1）效法欧洲联盟的精神。以欧洲各国由经济整合走向政治统合的模式与精神作为重要参考，从降低贸易障碍开始，扩及到商品、人员、资金、服务等生产要素移动的自由化，进而发展到经济政策协调乃至政治的联盟。
（2）要适应两岸的特殊状况作合理的调整。其一，强调开放式的经济整合。要在亚洲以及太平洋区域经济整合的架构下推动建立“两岸共同市场”，即在两岸形成共同市场的过程中，两岸也要对其他国家同步开放市场，参与两岸以外的区域分工与国际合作。其二，强调市场共享的经济合作。在两岸经济整合过程中若过分强调经济资源无限制的移动，会冲击台湾经济。“因此，建立‘两岸共同市场’应该特别强调市场共享经济合作，让台湾与大陆可以截长补短，开发繁荣双方与整个亚太地区的市场。”
（3）两岸从经济合作、经济主权的共享扩大到政治主权的共享。两岸通过建立两岸共同市场这样经济事务的协商合作关系，建立良好缜密的互动机制，降低“一个中国”的政治争议，使一个中国问题在经济上的一个大中华形成后能够逐步得到解决。
（二） 基础。
发展“两岸共同市场”是一条长远之路，而这个理想要逐步实现，两岸必须有一个可以共同接受的基础，这个基础就是两岸回到1992年“双方各自以口头声明方式表述一个中国”的共识，在此基础上，淡化政治分歧，强化经济合作。
（三） 具体做法。
要循序渐进地推动“两岸共同市场”，以建构两岸制度化、常态化的经济统合，第一阶段应先推动两岸关系正常化，两岸当局应尽快建立定期、官方性质的协商机制；第二阶段则推动两岸经济制度调和，进一步推动经济法规制度的调和及各种标准化的事宜，减少双方经济体制的差异性，并商签《两岸共同市场协议》；第三阶段则是全方位的经济统合工作，包括关税同盟、货币同盟等，以实现“两岸共同市场”的目标。
由于陈水扁政府不承认“一个中国”原则，因此，萧万长“两岸共同市场”这一理念提出后，得到台湾当局的消极应对。台湾“总统府国策顾问”黄天麟曾针锋相对指出，两岸共同市场进展速度应放慢，否则经济重心将转移至大陆。而戒急用忍是基于经济安全，以根留台湾为主、大陆投资为从的政策，“戒急用忍必须坚持下去”。而萧万长2001年5月份来大陆访问时，就向大陆方面提出了这一理念，当时官方也没有人同意，在学界只有林毅夫觉得有新意，持谨慎的肯定态度。
虽然萧万长“两岸共同市场”这一构想在当时没能得到充分的重视，但其作为一种新的解决两岸问题的思路，仍有其重要的积极意义。
在世界贸易组织的架构下
进行两岸经贸合作——台湾的主张
一直以来，台湾当局就积极谋求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并极力主张在WTO构架下与中国大陆建立对等、互惠的经贸关系。2001年10月陈水扁在接受日本《每日新闻》记者专访时就表示“今后（两岸）将在WTO框架下进行对话与接触”。台湾“陆委会”负责人也曾多次主张要将两岸关系“引导”到WTO架构下，把两岸问题从“内部”“提升”到“国际层次”，以避免被“一中原则”“窄化”。
台湾当局的这一主张掺杂了许多非经济因素，其政治动机远大于经济动机：
首先，台湾当局有意借助WTO谋求台湾地位的“国际化”。台湾欲求在WTO平台下让国际社会承认“台湾是主权国家”，以达到其“积极参与国际事务，扩大台湾在国际上的生存与活动空间”的目的。
其次，台湾当局为了达到在国际社会上的宣传效果，可能会故意挑起两岸经贸争端，并将争端闹大，引起国际社会关注，并最终诉诸于或者逼迫大陆诉诸于WTO的“争端解决机制”。 这样，两岸经贸争端就成为用国际仲裁解决的“国际问题”，使台湾当局达到将两岸问题国际化的目的。
另外，台湾“总统”陈水扁和行政院“大陆委员会”官员曾多次表示，希望能在世贸组织的架构下，运用该组织的争端协商机制，就两岸“三通”问题与大陆进行平等谈判，从而回避了中国大陆坚持台湾行政当局必须以承认“一个中国”为原则作为两岸谈判前提的压力，也有助其缓和岛内民众要求当局开放“三通”的压力。
虽然大陆与台湾都加入了世界贸易组织，但两岸经贸关系仍属中国主体与其单独关税区之间的经贸关系，仍要坚持在一个中国框架内进行两岸经贸合作；在双方处理WTO事务时也必须坚持“一个中国”的原则；在两岸经贸谈判中要强化经济合作，淡化政治分歧。而对于陈水扁政府想借助WTO实现其分裂国家的政治图谋，大陆政府是坚决不会让其得逞的。
两岸看CEPA构架下的经济合作
CEPA的签署，是在一国两制的框架下，在WTO规则下进行的一次制度创新。它标志着三地经贸从民间自发、市场推动的松散架构，走向了一个政府主导，并通过制度性安排去规范和推动经济整合的新阶段。随着CEPA的实施，中国大陆对港澳地区逐步取消货物贸易的关税与非关税壁垒，实现服务贸易自由化，促进贸易投资便利化，提高了内地与香港、澳门的经贸合作水平。而且CEPA做为中国经济一体化战略的重要一环，对于促进区域经济整合、建设中国大市场有着重要意义。
2003年中国商务部官员也曾提出希望祖国大陆和台湾能签署类似“更紧密经贸关系安排（CEPA）”的协议，2004年国台办也明确表示，大陆方面愿意就两岸建立更紧密经贸关系听取岛内各界的意见。这一表示在台湾岛内引发了激烈的反应。持欢迎态度的国民党强调，推动两岸经贸合作，成立两岸共同市场是国亲联盟的重要经贸议题。但执政的民进党当局却对CEPA持否定态度，“陆委会”声称，CEPA是“一国两制”的产物，不适用于两岸关系。台“经济部长”林义夫亦表示不愿循港澳模式与大陆协商CEPA，而只愿与大陆洽签自由贸易协议。
CEPA协议涉及两地货物贸易、服务贸易的自由化以及投资的便利化，是典型的自由贸易协定。但是，由于CEPA已成为“港澳模式的具体化”，涉及有关“统一”及“一个中国”的政治意涵，而台湾当局拒不接受“一国两制”模式，最担心的就是台湾被“港澳化”，即被所谓“矮化”。因此，虽然台湾的行政当局愿意与中国大陆签定自由贸易协议，但却不能接受“更紧密经贸关系安排”这一名称。根据传统区域经济一体化理论，自由贸易区指的是签订自由贸易协定的各成员国间相互取消关税和数量限定，实行区域内商品自由流通，但各成员国仍保留独立的对其它非成员国的关税和其他贸易壁垒，以及保持其内外经济政策的独立性。由于其意涵“两国”之意，与中国政府坚决坚持的“一个中国”原则相违背，因此难以为中国政府所接受的。
“两岸共同市场”是两岸经济整合的最佳形式
在两岸经贸合作陷入僵局之际，《中国共产党总书记胡锦涛与中国国民党主席连战会谈新闻公报》中明确提到了“优先讨论两岸共同市场问题”。而其后亲民党主席宋楚瑜访问大陆，又在《中国共产党总书记胡锦涛与亲民党主席宋楚瑜会谈公报》中提出“就建立两岸贸易便利和自由化（两岸自由贸易区）等长期、稳定的相关机制问题进行磋商”。这一系列表示为两岸经贸的全面合作开辟了新的局面。
由于在两份新闻公报中都明确强调了“在‘九二共识’基础上，恢复两岸平等谈判”。这就说明无论是与中国国民党谈的“两岸共同市场”，还是与亲民党谈的“两岸贸易便利和自由化（两岸自由贸易区）”，都是在“一个中国”原则下对传统区域经济一体化理论的创新，具有相当的模糊性、灵活性与渐进性。
首先，“两岸共同市场”的名称较为模糊，容易为大陆与台湾双方所接受。由于“两岸共同市场”概念最先是由台湾提出的，而且在名称上易理解出“对等谈判”之意，故其容易为台湾当局所认可；而且“两岸共同市场”是在“一个中国”原则下提出的，根据中国大陆“在‘一个中国’基础上，什么都可以谈”的原则，这一概念也能为中国大陆政府所接受。
其次，“两岸共同市场”这一概念有较强的灵活性，可以就两岸经贸领域的问题在认识一致的基础上进行商谈，而对于分歧较大的问题，可以暂时不谈。正如中国国民党主席连战在上海举行和平之旅记者会时所说，“经济合作的架构可以说是各种形式、各种名称不一而足。而每一种形式、每一种名称都有特定和非特定的内涵”，“我们在这个时候提出来所谓‘共同市场’，其内涵可以因地、因时、因人、因事，基于双方面的统一就可以调整。”在其后接受台湾远见杂志采访时，连战主席又提到“要签FTA（自由贸易协定），是国与国的关系，大陆有顾虑；CEPA（更紧密经贸关系安排），一国两制，台湾内部意见也有分歧，现在弄一个共同市场，它可以‘装’所有应该要的东西在里面，也可以不‘装’彼此不要的东西。”
最后，“两岸共同市场”具有渐进性的特点，它可以包括经济合作的各个阶段。由于目前中国大陆与台湾经贸关系仍未正常化，若要立即实现“共同市场”这一较高层次的经济一体化，不太实际。因此，“两岸共同市场”应该包括以下几个阶段：第一阶段，两岸关系正常化，建立定期的官方合作机制；第二阶段，两岸商谈实行贸易自由化的有关政策，实现货物贸易、服务贸易的自由化以及投资的便利化；第三阶段，两岸对外统一关税，进行经济政策的协调与统一，实现“关税同盟”；第四阶段，实现资金、技术以及人员等生产要素流动的自由化，建成“两岸共同市场”；第五阶段，在经济融合的基础上进行政治整合，实现经济社会的全面统一，完成祖国统一大业。
由于“两岸共同市场”具有以上特点，容易使两岸达成统一的认识，为两岸所接受，并且其在操作上具有较强的灵活性，而且“两岸共同市场”并不拘泥于经贸领域合作，比“自由贸易区”的合作方式更具远见。因此，我们认为“两岸共同市场”是两岸经济整合的最佳形式，应该得到两岸官方的重视与推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