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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请您介绍一下《新闻爱好者》１９８６年创刊至今的发展历程。
答：《新闻爱好者》杂志创刊于１９８６年１月。之前，即１９８５年就开始筹备了；李汉岑等同志具体操作了创刊工作。我虽然在创刊号上发表了一篇“创刊随想”，但１９８５年底到编辑部工作时就只能编辑第四期的稿件了。到２００５年底，正好是《新闻爱好者》创刊２０周年。因此，我非常感谢龙源期刊网对我的采访；非常怀念草创时期的老同志、历任老主编，以及曾经在这里工作过的诸多同事。在我们的共同努力下，《新闻爱好者》连续十几年被评为河南省一级期刊，连续三届（每届四年）被评为全国新闻核心期刊，这是我们共同的成就，共同的光荣。
２．《新闻爱好者》的定位和办刊宗旨分别是什么？
答：《新闻爱好者》在创刊号上发表的《致读者》中曾承诺：“作为面向全省新闻界和广大的新闻写作爱好者的业务性刊物，它将从河南新闻工作的实际情况和需要出发，不遗余力地为同志们学习和提高新闻业务服务。刊物的内容，力求照顾到各种不同情况的读者，让大家都能从中得到对自己有用的和有益的东西。”
这，也许就是当时的刊物定位或宗旨吧！但是，在２０年的办刊过程中，定位和宗旨也是在不断调整的。虽然《新闻爱好者》杂志有相当的学术性和相当的学术水平，在新闻学领域也有相当的学术地位，但很难说它是纯学术的杂志。它一直坚持以普及新闻知识、交流新闻工作经验、培养新闻工作人才为己任；坚持在理论和实践的结合上做文章。这是它的一个特点，也可能是读者之所以认可它的一个优点。这个，从它诸多关于新闻实务方面的栏目设置上就可以看得出来。
但是，中国的新闻改革面临的课题和中国新闻事业发展的形势是随着时间的推移不断变化和发展的。上世纪七八十年代，国家百废待兴，中国的新闻专业人才还比较短缺，新闻事业又处在大发展的时期，以普及新闻知识、培养新闻工作人才为己任，这个定位当然是妥当的。到了９０年代以后，随着改革的深入，新闻工作者面临的社会矛盾也更加错综复杂，他们对新的理论的期盼，对有参照意义的信息的渴望，以及对社会和自身存在环境的关注，都与改革开放之初有很大不同，单纯的静态的传播新闻知识、交流新闻工作经验，已经满足不了读者的需求。于是，在１９９２年底，我适时地提出增强新闻性、实用性和广博性的办刊思路，为编辑部所采纳。在这个思路的引导下，我们对内容、栏目作了较大幅度的调整，组织和刊发了一批有广泛影响的稿件，刊物的特色也更加鲜明。如体现在新闻性上，是注意扣紧时代脉搏，对新闻界及与新闻界相关的重要事件及时报道，使本刊与不断变动的社会生活息息相通。为此，每期都精心组织特稿，抉幽发微，挖掘重要题材，反映重大主题。如《包公故里的新闻勇士——记新华社记者苏廷海》、《相濡以沫二十年——忆我和全国著名劳动模范、河北省委书记吕玉兰的爱情生活》、《“西部歌王”是怎样“发掘”出来的？——新华社的报道和王洛宾重返歌坛》、《遥祭彭加木——关于彭加木罗布泊罹难的报道回顾》、《第１０１位记者采访的记者——著名摄影家徐永辉剪影》、《反腐倡廉著檄文——记者陈宗立揭露杨小民重罪轻判内幕始末》、《两篇未曾见报的报道——兰考老农进京告状和红旗渠被炸报道的原委》、《天地有正气杂然赋流形——记吴祖光、袁成兰、安文江的三篇杂文和三起“杂文官司”》、《西方媒体是如何控制国际舆论的——以科索沃战事为例析西方对世界的舆论垄断》、《〈东方风来满眼春〉一文发表前后》等，均有深入的采访，详尽的记述，深刻的分析，是奉送给读者的大餐。特色体现在实用上，是更加注重采用来自新闻改革和新闻工作第一线的编辑、记者和通讯员的理论联系实际的稿件。比如新华社记者解国记在本刊新闻知识讲座专栏连续发表的《“情景新闻”的成功实践》、《“梗概导语”—— 一条消息一场风》、《让工作性报道成为叫响新闻》、《琐言琐事好新闻》、《歌当先人一声颂当深掘一层——表扬性稿件如何吸引人》、《让稿件闪烁独立思考之光》等，都是来自对个人采访实践的理论思考，既有引人阅读的事例，又有启迪人心的哲理，以较强的针对性和实用性赢得好评。特色体现在广博性上，是在栏目设置上更加宽泛和选稿上注意选用那些能够陶冶情操和提高综合素质的稿件，使读者的眼界更宽、视野更广、思路更开阔。这些改进，目的都是要跟上新闻事业发展的形势，研究新闻工作中出现的新问题，关注新闻改革中出现的新事件、新人物、新举措，比较有效地提升了刊物的活力。十几年来，我们一直是沿着这个思路精心办刊的，它使我们的发行量直到今天都处于同类刊物的前列。
３．请您介绍一下《新闻爱好者》的稿件来源渠道、发行情况、读者群体。
答：稿件一部分来自国内著名的专家教授和著名的新闻工作者，一部分来自高校的博士生、硕士生，一部分来自新闻工作的从业者，再者是市县新闻专干和业余通讯员；读者群体也就由以上人员构成。不过，《新闻爱好者》是通俗性、普及性的新闻专业期刊，读者群主要是新闻工作者和新闻院系的学生。也正是由于这一点，我们赢得了较大的发行量。
４．比较于同类期刊，《新闻爱好者》的优势在哪里？创刊二十年来有哪些成功的经验？
答：优势之一是河南日报报业集团从高层领导到一般编采人员形成了这样一个共识：花点儿钱，花点人力，办这样一个新闻学专业期刊是报业集团结构性的需要，是媒体业务建设的需要。因此，上上下下比较支持，河南日报报业集团所属的媒体都比较支持。优势之二是河南省的很多媒体，如省电视台、省人民广播电台，郑州大学和河南大学新闻传播学院，河南省的许多地市报和企业报、专业报，以及许多的县市委的宣传部，都比较支持。优势之三是北京、上海等地的名家如人民大学、复旦大学、新华社、中央台等很有声望的一批人，都给予了稿件上的支持。优势之四是我们有一个比较务实而不图虚名的编辑部，我们能够长期坚持自己的操守，长期坚持自己的办刊理念，长期坚持为自己的读者和订户提供有益的和有用的东西，做到不摇摆，不跟风。要说经验，这恐怕算是最基本的一条。思路变来变去，谁上来主政都“另搞一套”，甚至把换个名称都当作“改革”的“成就”，只有利于个别人短暂地“显摆”一下自身，而不利于事业的发展。
５．《新闻爱好者》２００４年６月改版为上半月刊和下半月刊，改版的目的何在？这两个版本有什么不同？改版至今市场反馈如何？
答：《新闻爱好者》（下半月）是在原来的小记者栏目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是针对中、小学生的刊物，内容以提高中、小学生的新闻素养、写作水平为主；我们还经过省民政厅批准，注册了“河南省新闻工作者协会小记者工作委员会”这样一个机构，想在中、小学生中发展“小记者”，开展小记者活动。办这样一个下半月刊，就是想“以小养大”，适当弥补新闻学专业期刊在经济上捉襟见肘的窘态。但是，这项工作刚刚起步。应当说：大有希望却困难不少。
６． 《新闻爱好者》注重策划，强化精品意识。对于重大选题，《新闻爱好者》是如何策划的？《新闻爱好者》的精品意识是什么？
答：我们从最基本的元素做起：我们不能保证每期所有的文章都是精品，但总要奉献给读者几篇比较好的文章。毛泽东的工作方法是“抓两头带中间”。我们也注意抓好两头环节：一是每期都要抓几篇“撑台面”的稿子，即能把整个刊物的水平带起来的稿子。除“本刊特稿”外，近年来，我们增设的“本期关注”和“名家专栏”就有这样的考虑。当然，鲁迅早就说过，名家的作品不一定都是名篇，但名家的东西阅读率相对高一些，出好稿的概率肯定高一些。另外，就是密切关注新闻界这个“现实社会”，密切关注新闻界与社会各界的关系，关注新闻报道、舆论监督与社会各个领域的矛盾与冲突，以便组织和刊出有针对性的文章。我们的关于非典型肺炎席卷广东谣言的分析（２００３年４期）、从香港《东周刊》事件看媒体报道的价值取向（２００３年１期）、啤酒“甲醛风波”拷问媒体公信力（２００５年９期）、“超级女声”的整合行销传播研究（２００５年１０期）等，在同类刊物中“抢先发言”，既捍卫了新闻专业期刊的“话语权”，又以及时性和针对性赢得了读者的青睐。２００４年第１期，我们刊出了《〈新京报〉：能否与‘国都地位’相匹配？》、《〈新京报〉能否成为中国报业的领跑者？》的文章，立即就有搞都市报的读者来电话说：感谢你们刊出了这样的文章。其他，如对“马加爵事件”的“聚焦”（２００４年５期）、对如何提高党报核心竞争力的讨论（２００３年１期、２期）、关于主流媒体如何摆脱被“边缘化”的厄运（２００４年１２期）等都引起了圈内人士的关注和思虑。这些作品，无疑都提升了刊物自身的档次和品位。这是需要下大力气抓好的一头。只有抓好了这一头，才可能不露痕迹地处理好需要“关照”的稿件。因为，现在的社会在某种意义上也可以说是“关系社会”，专业期刊也不是生存在真空里，需要“协调”方方面面的关系才能生存和发展，也有一些“关系稿”需要“关照”。我们的原则是：要求需要关照的稿子一定要达到发表的水平；不行，就请作者换稿；直到换到编辑满意的稿件为止。这就像高考的录取一样，必须达到一定的分数线。这是要抓好的“另一头”。
７．“中国新闻奖”是中国综合性年度优秀新闻作品最高奖，您是如何看待这一个奖项的评选及获奖作品的？请您将它和著名的美国普利策新闻奖作个比较。
答：１９８０年，由《新闻战线》编辑部和北京新闻学会发起，评选出了１９７９年度的全国好新闻。以后，全国好新闻的评选就由中国记协担当和组织。２０多年来，这个评选对中国新闻改革的推动作用，对新闻报道内容的示范和引导作用，对新闻队伍思想作风的潜移默化的影响，都是巨大的，它的功绩不应抹煞和贬低。但是，用一句古语来说，什么事物都是“靡不有初，鲜克有终”。中国新闻奖的评选搞了这么多年，在某些方面有那么一点点儿“异化”，也是难免的。我们就接到一些批评中国新闻奖评比的文章，但我们决定不予发表，体现了我们的慎重态度。应当说，任何评奖都一样，如果获奖作品与获奖的作者的经济利益、政治利益联系得过于紧密，那么，就必定会有一些人会采取非常手段谋取这种利益，把“功夫”下在作品之外。例如“核心期刊”的评比，本来是首都高校图书馆协会为了把有限的期刊订阅经费用在阅读率、引用率较高的刊物上而筛选的一个期刊目录，可是人事部门却把它作为论文水平的一个标志；是否在所谓“核心期刊”上发表了论文，成为评定职称的一个硬性条件。这就给核心期刊带来了很大的压力，一些很糟糕的文章也会上下请托要求予以发表。以己度人，中国新闻奖的评比恐怕也会遇到此类的问题。因此，它需要用公开性来保证它的公正性。但，社科类的项目评奖，与评委的兴趣、偏好，与评委的个人素养，有很大的关系。中国新闻奖是中国新闻作品的最高奖项，是新闻人梦寐以求的荣誉。但是中国的媒体结构和从业人员的构成比例和２０年前比较，已经发生了很大的变化。比如现在的都市报可以说是“异军突起”，无论是发行量还是影响面，在大中城市都超过了传统媒体；都市报人也已成为新闻队伍的极为重要的构成部分。而从中国新闻奖的评奖结果来看，他们的成就和创造性的工作还没有得到应有的反映。这肯定和评委的新闻理念有关系。
至于中国新闻奖和美国普利策新闻奖的异同，已有很多专家作过研究和比较。本刊也发表过一些研究美国新闻写作的文章，如《中美新闻奖奖项设置之比较》（２００４年９期）、《第８９届普利策新闻奖特色评析》（２００５年６期）、《它何以获得普利策特别报道奖？》（２００３年８期）等，可以参考。
８．您如何看待新闻类期刊的现状和发展？《新闻爱好者》近期是否会做一些调整？将来有什么样的发展趋势？
答：如同《新闻爱好者》的创办一样，很多新闻学专业期刊都是在上世纪８０年代我国新闻事业蓬勃发展的时期创办的。那时，“文化大革命”结束不久，新闻传媒事业迎来了大发展的春天。报纸、电台、电视台的数量急剧增加，需要大批的新闻人才。而专业人员又显得严重不足，靠新闻院校培养也是远水不解近渴。新闻专业期刊“培养新闻人才、普及新闻知识”的功能就有了比较广阔的用武之地。那时，又特别强调“全党办报，群众办报”，新闻媒体在党和群众中有着很高的威信，各地热心新闻写作的通讯员队伍都比较健全。新闻专业期刊有着比较深厚的生存土壤。可是现在呢，已经时移世易，“全党办报、群众办报”的口号不见强调了，热心新闻报道工作的通讯员队伍是越来越少了，代之的是“新闻专业化”的呼声越来越高，专家的意见越来越多地占据着报纸的版面和广播电视的时段。经过２０多年的努力，新闻专业人才短缺的局面早已经扭转了，甚至出现了新闻院校培养的本科生、专科生“过剩”的尴尬局面。同时，新媒体的催生，新的传播手段的出现，使新闻媒体的结构不断调整，新闻媒体在社会中的位置和功能发生了很大变化，承担的社会责任和要解决的课题与过去相比也有很大不同。这是时代的进步，社会的进步。
目前，新闻专业期刊大多处于困难的境地、萎缩的状态。经费不足，人心不稳，发行量逐年减少。面对市场化，面对迅速变化的外部世界和自己的生存环境，有些不知所措。但是，我们必须破解这个难题，必须“与时俱进”，寻找出路，寻求突破。
今天，《新闻爱好者》要新生，必须面对已经迅速市场化的外部世界，面对新媒体的崛起和老媒体的式微这种格局，面对媒体人、新闻学子、新闻学专家新的探索、思考和需求，找准自己的位置，提供理论和信息服务。“物竞天择，适者生存。”只要我们对变化了的生存环境有清醒的认识，生产和推销“适销对路”的精神产品，我们就能够占领和扩大“市场份额”，像经过“火中洗礼”的凤凰一样，得到新生。
我们的理念必须不断地更新。作为新闻学专业期刊，必须在新闻学的研究上有所贡献，必须不断给学术界和社会提供新的观点、新的资料、新的发现。复旦大学的姚福申教授说：“真正称得上是学术研究的新成果，必须符合这样三种情况：一是以前对它一无所知，经过研究或新资料的发现使之成为已知；二是过去对它已有一些了解，但原有的认识并不完全正确或还不够全面，经过研究，使新的认识更接近于真理；三是以前对它只有零星、片断、模糊的认识，因此在总体上若明若暗，经过研究和梳理，对其变化发展的过程理出了一条线索和规律，使人们对该事物的认识更加清晰和条理分明。这三种情况都是在为人类知识宝库增添一份新的财富，都是在努力开拓人类知识的新疆界。”查查我们现在发表的所谓“业务论文”，有多少能够和这三条沾上边？许多许多都是为了评定职称的需要而匆忙制造出来的急就章！
我们的对象必须进一步明确。过去强调“面对广大通讯员”和“青年学生”，发行的大头也在基层；“新闻爱好者”这几个字就带有明显的业余色彩。这几年，我们的工作重点虽然已经转移为面对媒体从业人员、新闻院校的师生而兼顾业余通讯员，但力度不大。必须和新闻院校、新闻媒体尤其是新兴媒体保持更紧密的联系。思他们所思，想他们所想；喜他们所喜，忧他们所忧；对他们的“眼底风云、胸中波涛、笔下文章”给予更多的篇幅。
我们的内容必须更加丰富。今后应当减少那些“普及新闻知识、交流新闻工作经验、培养新闻工作人才”的泛泛之论，而把新闻传播学方面的理论探讨，传媒体制的改革和创新，新闻品质的提升和销售，新闻媒体的经营与经营媒体，新闻人采集、选择、制作信息经历和感受等，作为重点。
我们关注的问题必须更加专业。“内行看门道，外行看热闹。”无论是议程的设置，还是问题的选择与剖析，只有提高专业水平，才能“把准脉，下对药”，以深刻的见解、公正的评说，引导舆论，影响读者，履行好新闻学专业期刊的使命。
我们的风格应当更加鲜明。“简洁明快，朴素大方”是我们的追求，也是读者的评价。常言道：真理是简单的。“以其昏昏”不可能“使人昭昭”。我们没有理由把诘屈聱牙、晦涩抽象、连我们自己都看不明白的东西发表在我们这种通俗性的刊物上。
当然，我们的设计包装也应该更时尚一些，这应当以不损害我们的基本风格为前提。
总之，我们必须增强权威性，以无愧于“全国核心期刊”的荣誉；增强思想性，以保证刊物有较高的品位；增强针对性，以便为解决新的矛盾和新的问题提供参考。
１０．请谈谈您个人的发展历程和作为主编的感触。
答：我１９６９年２月参军，先在空军报印刷厂干校对，后来当编辑。这期间，１９８４年搞国庆３５周年大阅兵的报道受到空军政治部的一次嘉奖；完成了中国人民大学从专科到本科的学业；写了几篇关于新闻业务研究的文章在刊物上发表，有一篇关于讨论散文式新闻的综述被《中国新闻年鉴》采用。１９８５年底，我到即将创刊的《新闻爱好者》编辑部当编辑，后来当副主编、主编。其间，也写了一些业务文章，也被《中国新闻年鉴》采用了几篇；其间，还有两三个记者采访过我，写过两三篇访问记。其中《中华新闻报》那篇的题目叫《一生干好一件事》。这是对我的鼓励，也是我的“志向”。参加工作以来，在部队１７年，没有立过功；在地方２０年，没有受过奖。平平淡淡，碌碌无为，岂足道哉，岂足道哉！
编校：施宇
答：《新闻爱好者》杂志创刊于１９８６年１月。之前，即１９８５年就开始筹备了；李汉岑等同志具体操作了创刊工作。我虽然在创刊号上发表了一篇“创刊随想”，但１９８５年底到编辑部工作时就只能编辑第四期的稿件了。到２００５年底，正好是《新闻爱好者》创刊２０周年。因此，我非常感谢龙源期刊网对我的采访；非常怀念草创时期的老同志、历任老主编，以及曾经在这里工作过的诸多同事。在我们的共同努力下，《新闻爱好者》连续十几年被评为河南省一级期刊，连续三届（每届四年）被评为全国新闻核心期刊，这是我们共同的成就，共同的光荣。
２．《新闻爱好者》的定位和办刊宗旨分别是什么？
答：《新闻爱好者》在创刊号上发表的《致读者》中曾承诺：“作为面向全省新闻界和广大的新闻写作爱好者的业务性刊物，它将从河南新闻工作的实际情况和需要出发，不遗余力地为同志们学习和提高新闻业务服务。刊物的内容，力求照顾到各种不同情况的读者，让大家都能从中得到对自己有用的和有益的东西。”
这，也许就是当时的刊物定位或宗旨吧！但是，在２０年的办刊过程中，定位和宗旨也是在不断调整的。虽然《新闻爱好者》杂志有相当的学术性和相当的学术水平，在新闻学领域也有相当的学术地位，但很难说它是纯学术的杂志。它一直坚持以普及新闻知识、交流新闻工作经验、培养新闻工作人才为己任；坚持在理论和实践的结合上做文章。这是它的一个特点，也可能是读者之所以认可它的一个优点。这个，从它诸多关于新闻实务方面的栏目设置上就可以看得出来。
但是，中国的新闻改革面临的课题和中国新闻事业发展的形势是随着时间的推移不断变化和发展的。上世纪七八十年代，国家百废待兴，中国的新闻专业人才还比较短缺，新闻事业又处在大发展的时期，以普及新闻知识、培养新闻工作人才为己任，这个定位当然是妥当的。到了９０年代以后，随着改革的深入，新闻工作者面临的社会矛盾也更加错综复杂，他们对新的理论的期盼，对有参照意义的信息的渴望，以及对社会和自身存在环境的关注，都与改革开放之初有很大不同，单纯的静态的传播新闻知识、交流新闻工作经验，已经满足不了读者的需求。于是，在１９９２年底，我适时地提出增强新闻性、实用性和广博性的办刊思路，为编辑部所采纳。在这个思路的引导下，我们对内容、栏目作了较大幅度的调整，组织和刊发了一批有广泛影响的稿件，刊物的特色也更加鲜明。如体现在新闻性上，是注意扣紧时代脉搏，对新闻界及与新闻界相关的重要事件及时报道，使本刊与不断变动的社会生活息息相通。为此，每期都精心组织特稿，抉幽发微，挖掘重要题材，反映重大主题。如《包公故里的新闻勇士——记新华社记者苏廷海》、《相濡以沫二十年——忆我和全国著名劳动模范、河北省委书记吕玉兰的爱情生活》、《“西部歌王”是怎样“发掘”出来的？——新华社的报道和王洛宾重返歌坛》、《遥祭彭加木——关于彭加木罗布泊罹难的报道回顾》、《第１０１位记者采访的记者——著名摄影家徐永辉剪影》、《反腐倡廉著檄文——记者陈宗立揭露杨小民重罪轻判内幕始末》、《两篇未曾见报的报道——兰考老农进京告状和红旗渠被炸报道的原委》、《天地有正气杂然赋流形——记吴祖光、袁成兰、安文江的三篇杂文和三起“杂文官司”》、《西方媒体是如何控制国际舆论的——以科索沃战事为例析西方对世界的舆论垄断》、《〈东方风来满眼春〉一文发表前后》等，均有深入的采访，详尽的记述，深刻的分析，是奉送给读者的大餐。特色体现在实用上，是更加注重采用来自新闻改革和新闻工作第一线的编辑、记者和通讯员的理论联系实际的稿件。比如新华社记者解国记在本刊新闻知识讲座专栏连续发表的《“情景新闻”的成功实践》、《“梗概导语”—— 一条消息一场风》、《让工作性报道成为叫响新闻》、《琐言琐事好新闻》、《歌当先人一声颂当深掘一层——表扬性稿件如何吸引人》、《让稿件闪烁独立思考之光》等，都是来自对个人采访实践的理论思考，既有引人阅读的事例，又有启迪人心的哲理，以较强的针对性和实用性赢得好评。特色体现在广博性上，是在栏目设置上更加宽泛和选稿上注意选用那些能够陶冶情操和提高综合素质的稿件，使读者的眼界更宽、视野更广、思路更开阔。这些改进，目的都是要跟上新闻事业发展的形势，研究新闻工作中出现的新问题，关注新闻改革中出现的新事件、新人物、新举措，比较有效地提升了刊物的活力。十几年来，我们一直是沿着这个思路精心办刊的，它使我们的发行量直到今天都处于同类刊物的前列。
３．请您介绍一下《新闻爱好者》的稿件来源渠道、发行情况、读者群体。
答：稿件一部分来自国内著名的专家教授和著名的新闻工作者，一部分来自高校的博士生、硕士生，一部分来自新闻工作的从业者，再者是市县新闻专干和业余通讯员；读者群体也就由以上人员构成。不过，《新闻爱好者》是通俗性、普及性的新闻专业期刊，读者群主要是新闻工作者和新闻院系的学生。也正是由于这一点，我们赢得了较大的发行量。
４．比较于同类期刊，《新闻爱好者》的优势在哪里？创刊二十年来有哪些成功的经验？
答：优势之一是河南日报报业集团从高层领导到一般编采人员形成了这样一个共识：花点儿钱，花点人力，办这样一个新闻学专业期刊是报业集团结构性的需要，是媒体业务建设的需要。因此，上上下下比较支持，河南日报报业集团所属的媒体都比较支持。优势之二是河南省的很多媒体，如省电视台、省人民广播电台，郑州大学和河南大学新闻传播学院，河南省的许多地市报和企业报、专业报，以及许多的县市委的宣传部，都比较支持。优势之三是北京、上海等地的名家如人民大学、复旦大学、新华社、中央台等很有声望的一批人，都给予了稿件上的支持。优势之四是我们有一个比较务实而不图虚名的编辑部，我们能够长期坚持自己的操守，长期坚持自己的办刊理念，长期坚持为自己的读者和订户提供有益的和有用的东西，做到不摇摆，不跟风。要说经验，这恐怕算是最基本的一条。思路变来变去，谁上来主政都“另搞一套”，甚至把换个名称都当作“改革”的“成就”，只有利于个别人短暂地“显摆”一下自身，而不利于事业的发展。
５．《新闻爱好者》２００４年６月改版为上半月刊和下半月刊，改版的目的何在？这两个版本有什么不同？改版至今市场反馈如何？
答：《新闻爱好者》（下半月）是在原来的小记者栏目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是针对中、小学生的刊物，内容以提高中、小学生的新闻素养、写作水平为主；我们还经过省民政厅批准，注册了“河南省新闻工作者协会小记者工作委员会”这样一个机构，想在中、小学生中发展“小记者”，开展小记者活动。办这样一个下半月刊，就是想“以小养大”，适当弥补新闻学专业期刊在经济上捉襟见肘的窘态。但是，这项工作刚刚起步。应当说：大有希望却困难不少。
６． 《新闻爱好者》注重策划，强化精品意识。对于重大选题，《新闻爱好者》是如何策划的？《新闻爱好者》的精品意识是什么？
答：我们从最基本的元素做起：我们不能保证每期所有的文章都是精品，但总要奉献给读者几篇比较好的文章。毛泽东的工作方法是“抓两头带中间”。我们也注意抓好两头环节：一是每期都要抓几篇“撑台面”的稿子，即能把整个刊物的水平带起来的稿子。除“本刊特稿”外，近年来，我们增设的“本期关注”和“名家专栏”就有这样的考虑。当然，鲁迅早就说过，名家的作品不一定都是名篇，但名家的东西阅读率相对高一些，出好稿的概率肯定高一些。另外，就是密切关注新闻界这个“现实社会”，密切关注新闻界与社会各界的关系，关注新闻报道、舆论监督与社会各个领域的矛盾与冲突，以便组织和刊出有针对性的文章。我们的关于非典型肺炎席卷广东谣言的分析（２００３年４期）、从香港《东周刊》事件看媒体报道的价值取向（２００３年１期）、啤酒“甲醛风波”拷问媒体公信力（２００５年９期）、“超级女声”的整合行销传播研究（２００５年１０期）等，在同类刊物中“抢先发言”，既捍卫了新闻专业期刊的“话语权”，又以及时性和针对性赢得了读者的青睐。２００４年第１期，我们刊出了《〈新京报〉：能否与‘国都地位’相匹配？》、《〈新京报〉能否成为中国报业的领跑者？》的文章，立即就有搞都市报的读者来电话说：感谢你们刊出了这样的文章。其他，如对“马加爵事件”的“聚焦”（２００４年５期）、对如何提高党报核心竞争力的讨论（２００３年１期、２期）、关于主流媒体如何摆脱被“边缘化”的厄运（２００４年１２期）等都引起了圈内人士的关注和思虑。这些作品，无疑都提升了刊物自身的档次和品位。这是需要下大力气抓好的一头。只有抓好了这一头，才可能不露痕迹地处理好需要“关照”的稿件。因为，现在的社会在某种意义上也可以说是“关系社会”，专业期刊也不是生存在真空里，需要“协调”方方面面的关系才能生存和发展，也有一些“关系稿”需要“关照”。我们的原则是：要求需要关照的稿子一定要达到发表的水平；不行，就请作者换稿；直到换到编辑满意的稿件为止。这就像高考的录取一样，必须达到一定的分数线。这是要抓好的“另一头”。
７．“中国新闻奖”是中国综合性年度优秀新闻作品最高奖，您是如何看待这一个奖项的评选及获奖作品的？请您将它和著名的美国普利策新闻奖作个比较。
答：１９８０年，由《新闻战线》编辑部和北京新闻学会发起，评选出了１９７９年度的全国好新闻。以后，全国好新闻的评选就由中国记协担当和组织。２０多年来，这个评选对中国新闻改革的推动作用，对新闻报道内容的示范和引导作用，对新闻队伍思想作风的潜移默化的影响，都是巨大的，它的功绩不应抹煞和贬低。但是，用一句古语来说，什么事物都是“靡不有初，鲜克有终”。中国新闻奖的评选搞了这么多年，在某些方面有那么一点点儿“异化”，也是难免的。我们就接到一些批评中国新闻奖评比的文章，但我们决定不予发表，体现了我们的慎重态度。应当说，任何评奖都一样，如果获奖作品与获奖的作者的经济利益、政治利益联系得过于紧密，那么，就必定会有一些人会采取非常手段谋取这种利益，把“功夫”下在作品之外。例如“核心期刊”的评比，本来是首都高校图书馆协会为了把有限的期刊订阅经费用在阅读率、引用率较高的刊物上而筛选的一个期刊目录，可是人事部门却把它作为论文水平的一个标志；是否在所谓“核心期刊”上发表了论文，成为评定职称的一个硬性条件。这就给核心期刊带来了很大的压力，一些很糟糕的文章也会上下请托要求予以发表。以己度人，中国新闻奖的评比恐怕也会遇到此类的问题。因此，它需要用公开性来保证它的公正性。但，社科类的项目评奖，与评委的兴趣、偏好，与评委的个人素养，有很大的关系。中国新闻奖是中国新闻作品的最高奖项，是新闻人梦寐以求的荣誉。但是中国的媒体结构和从业人员的构成比例和２０年前比较，已经发生了很大的变化。比如现在的都市报可以说是“异军突起”，无论是发行量还是影响面，在大中城市都超过了传统媒体；都市报人也已成为新闻队伍的极为重要的构成部分。而从中国新闻奖的评奖结果来看，他们的成就和创造性的工作还没有得到应有的反映。这肯定和评委的新闻理念有关系。
至于中国新闻奖和美国普利策新闻奖的异同，已有很多专家作过研究和比较。本刊也发表过一些研究美国新闻写作的文章，如《中美新闻奖奖项设置之比较》（２００４年９期）、《第８９届普利策新闻奖特色评析》（２００５年６期）、《它何以获得普利策特别报道奖？》（２００３年８期）等，可以参考。
８．您如何看待新闻类期刊的现状和发展？《新闻爱好者》近期是否会做一些调整？将来有什么样的发展趋势？
答：如同《新闻爱好者》的创办一样，很多新闻学专业期刊都是在上世纪８０年代我国新闻事业蓬勃发展的时期创办的。那时，“文化大革命”结束不久，新闻传媒事业迎来了大发展的春天。报纸、电台、电视台的数量急剧增加，需要大批的新闻人才。而专业人员又显得严重不足，靠新闻院校培养也是远水不解近渴。新闻专业期刊“培养新闻人才、普及新闻知识”的功能就有了比较广阔的用武之地。那时，又特别强调“全党办报，群众办报”，新闻媒体在党和群众中有着很高的威信，各地热心新闻写作的通讯员队伍都比较健全。新闻专业期刊有着比较深厚的生存土壤。可是现在呢，已经时移世易，“全党办报、群众办报”的口号不见强调了，热心新闻报道工作的通讯员队伍是越来越少了，代之的是“新闻专业化”的呼声越来越高，专家的意见越来越多地占据着报纸的版面和广播电视的时段。经过２０多年的努力，新闻专业人才短缺的局面早已经扭转了，甚至出现了新闻院校培养的本科生、专科生“过剩”的尴尬局面。同时，新媒体的催生，新的传播手段的出现，使新闻媒体的结构不断调整，新闻媒体在社会中的位置和功能发生了很大变化，承担的社会责任和要解决的课题与过去相比也有很大不同。这是时代的进步，社会的进步。
目前，新闻专业期刊大多处于困难的境地、萎缩的状态。经费不足，人心不稳，发行量逐年减少。面对市场化，面对迅速变化的外部世界和自己的生存环境，有些不知所措。但是，我们必须破解这个难题，必须“与时俱进”，寻找出路，寻求突破。
今天，《新闻爱好者》要新生，必须面对已经迅速市场化的外部世界，面对新媒体的崛起和老媒体的式微这种格局，面对媒体人、新闻学子、新闻学专家新的探索、思考和需求，找准自己的位置，提供理论和信息服务。“物竞天择，适者生存。”只要我们对变化了的生存环境有清醒的认识，生产和推销“适销对路”的精神产品，我们就能够占领和扩大“市场份额”，像经过“火中洗礼”的凤凰一样，得到新生。
我们的理念必须不断地更新。作为新闻学专业期刊，必须在新闻学的研究上有所贡献，必须不断给学术界和社会提供新的观点、新的资料、新的发现。复旦大学的姚福申教授说：“真正称得上是学术研究的新成果，必须符合这样三种情况：一是以前对它一无所知，经过研究或新资料的发现使之成为已知；二是过去对它已有一些了解，但原有的认识并不完全正确或还不够全面，经过研究，使新的认识更接近于真理；三是以前对它只有零星、片断、模糊的认识，因此在总体上若明若暗，经过研究和梳理，对其变化发展的过程理出了一条线索和规律，使人们对该事物的认识更加清晰和条理分明。这三种情况都是在为人类知识宝库增添一份新的财富，都是在努力开拓人类知识的新疆界。”查查我们现在发表的所谓“业务论文”，有多少能够和这三条沾上边？许多许多都是为了评定职称的需要而匆忙制造出来的急就章！
我们的对象必须进一步明确。过去强调“面对广大通讯员”和“青年学生”，发行的大头也在基层；“新闻爱好者”这几个字就带有明显的业余色彩。这几年，我们的工作重点虽然已经转移为面对媒体从业人员、新闻院校的师生而兼顾业余通讯员，但力度不大。必须和新闻院校、新闻媒体尤其是新兴媒体保持更紧密的联系。思他们所思，想他们所想；喜他们所喜，忧他们所忧；对他们的“眼底风云、胸中波涛、笔下文章”给予更多的篇幅。
我们的内容必须更加丰富。今后应当减少那些“普及新闻知识、交流新闻工作经验、培养新闻工作人才”的泛泛之论，而把新闻传播学方面的理论探讨，传媒体制的改革和创新，新闻品质的提升和销售，新闻媒体的经营与经营媒体，新闻人采集、选择、制作信息经历和感受等，作为重点。
我们关注的问题必须更加专业。“内行看门道，外行看热闹。”无论是议程的设置，还是问题的选择与剖析，只有提高专业水平，才能“把准脉，下对药”，以深刻的见解、公正的评说，引导舆论，影响读者，履行好新闻学专业期刊的使命。
我们的风格应当更加鲜明。“简洁明快，朴素大方”是我们的追求，也是读者的评价。常言道：真理是简单的。“以其昏昏”不可能“使人昭昭”。我们没有理由把诘屈聱牙、晦涩抽象、连我们自己都看不明白的东西发表在我们这种通俗性的刊物上。
当然，我们的设计包装也应该更时尚一些，这应当以不损害我们的基本风格为前提。
总之，我们必须增强权威性，以无愧于“全国核心期刊”的荣誉；增强思想性，以保证刊物有较高的品位；增强针对性，以便为解决新的矛盾和新的问题提供参考。
１０．请谈谈您个人的发展历程和作为主编的感触。
答：我１９６９年２月参军，先在空军报印刷厂干校对，后来当编辑。这期间，１９８４年搞国庆３５周年大阅兵的报道受到空军政治部的一次嘉奖；完成了中国人民大学从专科到本科的学业；写了几篇关于新闻业务研究的文章在刊物上发表，有一篇关于讨论散文式新闻的综述被《中国新闻年鉴》采用。１９８５年底，我到即将创刊的《新闻爱好者》编辑部当编辑，后来当副主编、主编。其间，也写了一些业务文章，也被《中国新闻年鉴》采用了几篇；其间，还有两三个记者采访过我，写过两三篇访问记。其中《中华新闻报》那篇的题目叫《一生干好一件事》。这是对我的鼓励，也是我的“志向”。参加工作以来，在部队１７年，没有立过功；在地方２０年，没有受过奖。平平淡淡，碌碌无为，岂足道哉，岂足道哉！
编校：施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