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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提要:
中国的新闻改革正处于一个利害攸关的关节点上，尤其是在党报的改革中如何处理党和媒介的关系更是当代新闻变革无法回避的关键问题。有道是“以史为鉴，可以知得失”，本文拟从自中国共产党成立以来80年的媒介关系中探究过往的经验与教训，以及未来处理媒介关系的出发点。
19世纪末，英法美等主要资本主义国家已经进入大众传播时代，大众传媒对社会政治经济生活影响巨大。西方大众报业观念也从19世纪后期开始在中国东南沿海登陆，引发了中国近现代新闻业的蓬勃发展。20世纪初的中国正陷于深刻而复杂的社会危机之中，各种社会思潮风起云涌，酝酿着社会变革的发展方向。中国共产党正是在这样一个各种社会矛盾激化，各种社会理论猛烈碰撞的环境中诞生的，从一开始就与媒介结下了不解之缘，并在此后的发展壮大过程中与媒介始终保持着不离不弃的关系。时至今日，如何处理党与媒介的关系依然是中国共产党制定媒介政策时必须面对的问题。
《新青年》与中国共产党的诞生
1915年，陈独秀创办《新青年》，高举“科学”､“民主”大旗，猛烈抨击封建专制和封建道德思想，发起了波澜壮阔的新文化运动，斗争矛头直指封建专制的理论支柱儒家思想，运动中“民主”与“科学”旗帜的树立，使中国社会发生了巨大的变化，造成了新思想､新理论广泛传播的大好机遇。马克思主义正是在这种情况下，乘俄国革命胜利之风，在中国广泛传播。
五四运动是新文化运动的继续和发展。1917年俄国十月社会主义革命的胜利，在中国产生了巨大的影响，中国的先进分子开始用无产阶级世界观作为观察国家命运的工具。以《新青年》为中心的新文化运动不仅为五四爱国运动做了思想准备，同时随着这次运动的深入发展，使社会主义思潮逐渐代替资产阶级思潮成为运动的主流，并在思想上和干部上为中国共产党的成立做了准备。五四运动后，新文化运动发展到系统传播马克思主义的新阶段。中国先进知识分子如陈独秀､毛泽东､邓中夏､蔡和森､向警予､周恩来等在对西方传入的社会思潮进行分析､对比､激烈论战，并与中国实践进行比较后，坚决放弃了资产阶级思想主张，放弃了形形色色的非马克思主义，转变成为马克思主义者。1920年中国共产党的早期组织成立以后，开始有计划地宣传马克思主义，促进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工人运动相结合，为中国共产党的诞生奠定了基础。
从某种意义上说，《新青年》以及由其发起的新文化运动，以及后来由受其影响的青年学生为主发动的五四爱国运动从思想上､理论上､组织上为中国共产党的成立奠定了基础。
作为对敌斗争的武器——革命战争年代党的新闻事业
作为在《新青年》运作中诞生的中国共产党，对于媒介运作对中国社会发展的意义有着更为深刻的认识。毛泽东1942年5月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中指出:“在我们为中国人民谋解放的斗争中，有各种的战线，也可以说有文武两个战线，这就是文化战线和军事战线。我们要战胜敌人，首先要依靠手里拿枪的军队。但是仅仅有这种军队是不够的，我们还要有文化的军队，这是团结自己､战胜敌人必不可少的一支军队。”作为战胜敌人必不可少的一支军队，中国共产党将新闻媒介的运作作为对敌斗争的一种武器使用，在不同历史时期都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就。在进行媒介斗争的过程中，也使无产阶级新闻理论得到了充分的发展，从而极大地丰富和完善了无产阶级新闻理论体系。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时期是中国共产党的重要发展时期，也是中国无产阶级新闻事业的大发展时期，中国无产阶级新闻事业见证和推动了中国共产党及其事业的发展壮大，为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为党的事业作出突出贡献的媒体主要有在国统区出版的重庆《新华日报》，在陕甘抗日根据地出版的延安《解放日报》，以及延安新华广播电台。
《新华日报》是抗日战争时期中共中央在国民党统治区公开出版发行的机关报，1938年1月11日在汉口创刊，同年10月25日迁往重庆。《新华日报》在中共中央南方局的领导下，继续把在汉口确定的“团结全国抗日力量，巩固民族统一战线，发表正确救亡言论，讨论救亡实际问题，坚持抗战，争取最后胜利，为建立独立自由幸福的新中国而奋斗”的方针作为报纸在整个抗战时期的神圣职责和任务，始终站在宣传抗日的第一线，为达成国共两党以及全民族的团结抗战而呐喊呼号。全体报馆人员在险恶复杂的环境中，坚持报纸的出版发行，为联合抗日统一战线，传播中共中央的声音，反映革命人民的心声，发挥了巨大的作用。
延安《解放日报》是抗日战争时期中共中央机关报。1941年5月16日在延安创刊，办报宗旨为:“团结全国人民战胜日本帝国主义一语足以尽之。这是中国共产党的总路线，也就是本报的使命。”①从1942年开始，中国共产党在全党范围内进行了整风运动，抗日根据地新闻事业的整风改革是全党整风改革的一个组成部分。其间，《解放日报》1942年4月1日实行改版，并发表讨论无产阶级新闻学的社论､文章，对无产阶级新闻学中的若干问题作了较系统的论述，提出了党报的一系列办报原则，奠定了中国共产党新闻理论的基础。
延安新华广播电台是中国共产党在延安建立的第一座广播电台，1940年12月30日在延安开始播音。1941年1月就向全国人民反复播出了毛泽东起草的为皖南事变发表的命令和谈话，揭露皖南事变真相，反击第二次反共高潮。1945年8月15日，日本帝国主义宣布无条件投降，延安新华广播电台播发朱德总司令发布的七次紧急命令，朱德总司令给日本侵华军总司令官冈村宁次的命令以及我军挺进敌占区不断收复失地的消息。同时广播了毛泽东为新华社撰写的社评《蒋介石在挑动内战》､《评蒋介石发言人的谈话》，号召全国人民团结起来，壮大自己的力量，制止内战的发生。
中国无产阶级新闻事业在20多年的长期实践中，特别是经过延安整风改革，逐渐形成了自己的新闻理论。这主要体现在1948年毛泽东《对晋绥日报编辑部人员的谈话》和同年10月刘少奇《对华北记者团的讲话》中。1948年4月，在解放区新闻事业经历了反右和反左两条路线斗争后，毛泽东在山西兴县蔡家崖接见了《晋绥日报》编辑人员，发表重要讲话。毛泽东对《晋绥日报》1947年6月以来的土地改革宣传中的经验与教训，作了系统分析，结合《晋绥日报》的实践，论述了新闻工作的基本问题，指出在新闻工作中要经常开展反右和反左两条路线的斗争;毛泽东阐明了无产阶级新闻事业的作用和任务，报纸的作用和力量就在于它能使党的纲领路线､方针政策､工作任务和方法，最迅速最广泛地同群众见面;毛泽东还论述了无产阶级报纸必须坚持全党办报与人民群众办报相结合的方针，党报的风格必须是坚持真理，真理必须旗帜鲜明。1948年9､10月间，中共中央召集人民日报社､新华社华北总分社的部分记者在西柏坡学习，10月12日刘少奇在学习会上发表讲话。讲话围绕全党办报和群众办报的方针，着重论述了新闻事业在党和群众联系中的功能和新闻工作者应具备的基本条件。②
党和人民的喉舌——社会主义建设时期党的新闻事业
新中国成立后党的新闻事业是以毛泽东新闻思想为指导方针的。毛泽东新闻思想形成于长期的对敌斗争中，尽管毛泽东本人曾经在北京大学“新闻学研究会”专门学习过新闻理论､业务知识，也曾长期从事新闻传播工作，但囿于革命战争年代的特殊环境，毛泽东对新闻工作本质规律的认识就会存在某些偏差，过于强调新闻工作的政治性，忽视新闻传播的专业特征。这种偏差对于建国后的社会主义建设曾经起到过一定的推动作用，但其副作用也随着时间的推移和社会主义建设的深入日益凸现出来。
毛泽东根据社会意识是社会存在的反映原理，认为报纸属于意识形态范畴，是一种上层建筑，是一定社会的经济基础通过新闻手段的反映。他指出，在社会主义国家，报纸是社会主义经济即公有制基础上的计划经济通过新闻手段的反映;在资本主义国家，报纸则是无政府状态的和集团竞争的经济通过新闻手段的反映。这就使得解放后中国共产党在对旧中国新闻事业进行改造的过程中出现了不应有的失误，对旧有的一些符合新闻规律的办报､办刊及出版方式不加区别地予以改造废止，忽视了新闻遗产的传承性。
当时对敌对势力的新闻阵营的做法是:帝国主义主办者驱逐之，国民党政府经营者没收之，中间派分子掌管者改造之。总的原则是:决不能让敌对势力的喉舌在新中国的神圣大地上存在，决不能让毒害年轻共和国的任何文字､任何声响出笼。③这些新闻改造政策为新中国新闻宣传模式塑造了基本范型，即报纸国家化､报道宣传化､新闻人治而非法治等办报方针，使新闻报道更多体现了官方的意图。这在建国初期，共和国的国际､国内环境还比较险恶的情况下确实起到了一定的积极作用，比如对抗美援朝战争和社会主义改造的宣传等。但“新闻媒介总是被一定的阶级､政党､社会集团掌握的舆论工具，而在一个封建思想意识尚未消除､民主制度还不健全的党内，新闻媒介往往容易服从个人领袖人物的意志而丧失其作为阶级､政党喉舌的真正性质，从而成了个别人玩弄权术以售其私的工具”④，这无疑会给党和人民的社会主义建设事业带来危害。
1950年6月25日，朝鲜战争爆发。伴随着朝鲜战场的隆隆炮声，新闻战线同时开展了一场以爱国主义教育为主题的宣传运动，年轻的共和国新闻大军显示了自己的强大威力。从1950年6月26日《人民日报》报道朝鲜战争爆发到1954年9月22日该报发表社论《欢迎中国人民志愿军七个师胜利归来》，历时4年之久。《人民日报》发表社论:《为什么我们对美国侵略朝鲜不能置之不理?》､《中国人民志愿军抗美援朝保家卫国的伟大意义》。《人民日报》发表的其他相关主题的新闻稿､评论文章也很集中､有分量。如汉江阻击战，《人民日报》连发《光辉的阻击战》､《汉江南岸的日日夜夜》､《钢铁第三连》､《我们打出去!》､《白云山十一昼夜》､《坚守文衡山》等，上甘岭战役，发稿60篇。像这样声势浩大､集中和连续的报道，在新中国成立以后，还属首见。在抗美援朝的宣传运动中涌现出一大批脍炙人口的典型报道和优秀通讯，《谁是最可爱的人》即为其中之一。由于报道和通讯的传播，一大批志愿军英雄:黄继光､邱少云､杨根思､杨连弟､杨育才等，深深地扎根在群众心里，鼓舞着人民，威慑着敌人。
《人民日报》无疑是这场爱国主义宣传运动的主力军。中国人民抗美援朝总会主办的《抗美援朝专刊》，成为该报的一个专版。这个专刊辟有时评､动态等多种栏目，特别是时评栏目，它上面的文章具有明确的指导性。这个专刊一直出版到1954年9月5日终刊，共190期。《中国青年报》首创使用连环画介绍人物故事，收到很好效果。报刊在宣传运动中起了骨干作用，广播和新闻纪录影片也不示弱。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开办《反对美国侵略台湾朝鲜》广播讲演节目，举办志愿军归国代表报告会。北京电影制片厂和志愿军随军摄影队联合摄制大型纪录片《抗美援朝》，在全国城乡放映后引起强烈反响。抗美援朝宣传是共和国新闻事业的第一个硬仗，这些经验，对后来接二连三的大规模新闻报道和政治宣传战役，具有宝贵的参考价值。这些经验也有一定的局限，“火力”比较猛，“火药味”太浓。如果在国内报道，特别是思想战线上无区别地借鉴､套用这些做法，则会混淆矛盾的性质，扩大打击面而收不到真正良好的效果。可惜的是，这些经验后来真的被到处套用､照搬了，出现了一系列令亲者痛､仇者快､不应发生的事情⑤。
1956年开始，在苏联和东欧国家接二连三发生一系列重大事变和动乱，我国也发生多起工人罢工､学生罢课事件。这一系列动乱和事件给我们党，特别是对毛泽东造成了巨大的政治压力，以至他不再坚持“八大”所作的对于我国社会阶级状况的正确分析，不再坚持“八大”所制定的政治路线。毛泽东认为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的阶级斗争，各派政治力量之间的阶级斗争，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在意识形态方面的阶级斗争还是长期的､曲折的，有时甚至是很激烈的。由于新闻界在整风鸣放､“反右”斗争中的特殊作用，毛泽东对知识分子和新闻界人士的不公正的评价使新闻界最早遭受运动的触及和冲击。1957年4月10日，毛泽东召见《人民日报》总编辑邓拓､副总编辑胡绩化和王揖等人，严厉批评说:“最高国务会议和宣传会议已经开过一个月，共产党的报纸没有声音。你们按兵不动，反而让非党的报纸拿我们的旗帜整我们。过去说你们是书生办报，不对，应当说是死人办报。你们多半是同中央的方针唱反调，是抵触､反对中央的方针，不赞成中央的方针⑥。”
在毛泽东特定新闻政策和斗争策略的指导下，这一阶段全国新闻界普遍施展了“阴谋”。毛泽东以中共中央的名义起草的给党内的指示中要求:在一个时期内，党报正面文章少登，高校组织教授座谈，向党提意见，“尽量使右派吐出一切毒素来，登在报上”。他在为《人民日报》撰写的社论《文汇报的资产阶级方向应当批判》中强调:在一个时期内只登错误意见，“其目的是让魑魅魍魉，牛鬼蛇神‘大鸣大放，让毒草大长特长，使人民看见，大吃一惊，原来世界上还有这些东西，以便动手歼灭这些丑类⑦’”。事实表明，通过报纸“钓鱼”，借助新闻媒介“引蛇出洞”，并非没有一点收获。运用“阳谋”，确也钓到若干“大鱼”，逮住若干“毒蛇”。诚如中共中央《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所言，在整风过程中，确有极少数资产阶级右派分子乘机向党进攻，妄图取代共产党的领导。但新闻媒介作为耍“阳谋”的工具，自己也没有能够逃脱“阳谋”的惩罚。据了解，新闻工作者中被划为“右派分子”的，远多于一般党政机关;编写鸣放稿件积极的记者编辑，编辑批评专栏和“小品文”等一类专栏的，相当多的人没有逃脱“右派”的厄运。
1966年中共中央通过《五·一六通知》，开启“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这是1957年后中共中央主要领导人“左”的理论与实践恶性循环的结果。江青等人在毛泽东支持下对吴晗《海瑞罢官》的批判，刘少奇､彭真和陆定一等中共中央和北京市委对此批判的抵制，是引发“文化大革命”的直接原因。毛泽东认为:建国十几年以来，文化等领域始终为反党反社会主义的资产阶级分子所盘踞，党､政､军里混进了大批资产阶级代表人物，他们在各地各级权力机构有代理人，资本主义复辟已经成为现实危险，因此，必须广泛发动群众，揭露和清除党､政､军和文化领域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⑧。
《五·一六通知》明确地将新闻界定为批判和夺权的对象，“文革”一开始新闻界就受到了严重的打击。中共中央宣传部部长陆定一被定为“反党集团”主要成员被打倒。《燕山夜话》､《三家村札记》作者北京市委书记邓拓､北京市委副书记市长廖沫沙和副市长吴晗，以及发表这些文章的《北京晚报》､《前线》和《北京日报》，遭到由《文汇报》､《解放军报》带头的全国报刊的围剿，分别被斥为反党反社会主义的“毒箭”､“混进党内的阶级敌人”和“反党工具”，邓拓被迫害致死。1966年5月陈伯达率工作组进驻人民日报，《人民日报》立即成了煽动极“左”思潮，发动“文化大革命”的舆论策源地。1966年8月中共八届十一中全会后，《人民日报》､《光明日报》和《红旗》杂志等大力宣传打击“走资派”是斗争大方向，宣传“造反”､“破四旧”､大串联，掀起一个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高潮，使全国党政机关大部分陷于瘫痪､半瘫痪状态。
新闻是时代和社会的镜子。毛泽东发动“文化大革命”这场史无前例的打鬼运动，自始至终借助了“钟馗”——中国新闻媒介的威望和力量。在“文化大革命”中，不少新闻媒介起了不好的作用，教训是极其深刻的，除了特殊的历史和时代的束缚，也有新闻界自身的问题。从某种意义上说也是以毛泽东新闻思想为主导的中国无产阶级新闻理论不能适应和平时期社会主义建设实践的结果。毛泽东新闻观点不可避免地存在着严重的缺陷，“在阶级社会，新闻媒介固然具有从事思想战线上的对敌斗争的功能，这种功能即使在建设社会主义的新时代也还不可否认，但无论如何不能把一般的舆论工具视作阶级斗争工具，无论如何不能把报纸从根本性质上当作阶级斗争工具从而排斥新闻媒介应有的诸如传递信息､传授知识､提供服务､满足娱乐等多种功能⑨”。同马､恩､列､斯等经典作家相比，毛泽东是唯一一位进修过新闻学的领袖，他1919年在北京图书馆工作时，曾经参加北京大学新闻学研究会，系统地学习过徐宝璜主讲的新闻基本知识和邵飘萍主讲的新闻采编业务知识。新中国建立后，他也在不同场合几次要求领导干部读一读新闻学，但是在领导全国､全党新闻工作的实践中，毛泽东却又常常轻视新闻工作的规律，漠视大学新闻学教育。这无论如何都是令人倍感遗憾的事情!
转型与困惑——改革开放时期的新闻传媒
在建国以来相当长的时间内，我国的新闻工作基本上延续了毛泽东新闻思想，作为制定新闻宣传工作的基本方针。后来又遵循了前苏联集权化新闻运作模式，如报纸国家化､报道宣传化､新闻人治化､媒体机关化，还有报纸公费订阅､党和政府派发､官报官办､官办官看､报纸是党的喉舌等。新闻宣传鼓动的功能过强，舆论监督功能过弱。新闻管理主要依据党性标准，十分看重新闻的“阶级性”､“组织性”，看轻真正的新闻规律。反“右”斗争扩大化和十年“文革”给新闻工作带来的教训是深刻的，它警示我们不能“无视”新闻传媒运作的客观规律，将它变成政治家手中的玩物。然而“健忘”是国人的陋习，或许这些新闻运作模式还有其没有发挥出来的“生命力”。
“文革”后，新闻媒介再次作为政治手段成为揭批“四人帮”的急先锋。根据党中央的统一号令部署，新闻界首先以极大的政治热情投入揭批“四人帮”，清除其在新闻界流毒的斗争。1976年11月5日，《解放军报》发表题为《围绕电影<创业>展开的一场严重斗争》的文章，11月12日《光明日报》刊载《一个加快篡党夺权步伐的反革命信号——批判“四人帮”进<光明日报>抛出<永远按既定方针办>的反党大毒草》一文。11月28日《人民日报》发表社论《彻底揭发批判“四人帮”》，是最早射向“四人帮”的一批炮弹{10}。1978年5月9日，中央党校《理论动态》发表了《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11日，又以特约评论员的名义在《光明日报》发表。第二天，《人民日报》和《解放军报》转载。随之，各地报纸纷纷转载，一场大讨论在全国广泛展开。“这次讨论使全党和全国人民受到深刻的马克思主义的思想路线的教育，使马克思主义者掌握了拨乱反正的主动权，为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实现历史性伟大转折打下了思想基础{11}。”
新闻传媒作为一种工具或者喉舌，它既然可被用来批判“右”派，发动“文化大革命”，批判“四人帮”，那它也就可能被人用作他途，我国新闻传媒的政治工具性往往使其成为历次政治斗争的“牺牲品”。1986年冬，一股学潮在中国大地滚动。到1987年初，学潮越闹越烈。其间，新闻界也受到冲击和考验，新闻思想再次发生混乱和受到清理。从总体上讲，此次新闻界在平息学潮中的表现是积极的。《人民日报》､新华社､《红旗》杂志等大批新闻媒介发表社论､评论､文章，及时传达党中央指示精神，阐述路线是非和理论是非，批驳有代表性的资产阶级自由化观点。像《珍惜和发展安定团结的政治局面》､《政治体制改革必须在党的领导下进行》､《讲民主不能离开四项基本原则》､《旗帜鲜明地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在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过程中锻炼提高》等评论文章。部分新闻媒介曾发表过一些宣传错误观点的文章，不发表或少发表宣传马克思主义的文章，甚至对党中央提出的“马克思主义者应当站出来讲话”的号召也加以嘲弄。
新世纪的新闻改革已经进入到关键时刻，新闻改革必须面对的首要问题仍然是媒体的社会定位问题。在西方，报纸是经济发展内生的，即当贸易发达的时候，人们需要了解商品信息，于是出现了报纸。报纸的兴起是为了适应商业活动的需要，并且最早的文体是消息。如当荷兰的阿姆斯特丹因为自由贸易而成为“世界性商场”的时候，它也就成为“信息的股市”，提供信息成为经济的和政治的一般信息的商务信函中必不可少的内容。鉴于传播这些商业信息有利可图，一些商人和商业机构就创办了报纸。如《荷兰通讯》､《阿姆斯特丹通讯》等。所以，西方世界早在大众报业时期就确立了传媒的产业性质，从而依据市场的需求来经营自己的传媒产业。中国则正好相反。革命斗争是我国报刊兴起的原动力。近代尖锐的民族矛盾和阶级矛盾，使报刊一开始就成为政治斗争的主战场之一。因此，最早出现的新闻体裁是评论而不是消息。我国新闻发展的这种特殊历史背景，固然淬砺了报刊的战斗风骨，但也有负面效应，这就是，过于强调报刊的战斗性､革命性，而忽视了新闻性､商品性。直到改革开放前，我国传媒都只是一种单纯的上层建筑和宣传工具，它的产业属性､经济属性被“抽空”了。
李良荣教授评价过去20年的新闻改革基本特点是，“新闻改革是由观念更新作为其直接的动力。而观念的更新则源于经济体制改革以及经济体制改革所带来的中国经济､社会的巨大变化。中国的新闻改革是在现行的新闻体制内进行的。新闻改革虽然促使新闻体制作了微调，但是基本框架未动”{12}，这种局部微调型的改革带有其本质的不彻底性:一方面，肯定传媒整体的经济性特征，鼓励传媒走向市场;另一方面，又强调传媒的意识形态特性，继续将其保留在社会上层建筑中，作为党和人民的喉舌发挥作用。
这样就使中国媒体处在一个比较微妙的境地，也就是著名学者胡正荣教授说的“一元体制，二元运作”，一元制度就是指媒介为国家所有制，二元运行就是既要国家拨款，更要利用国家赋予的权力，去获取“垄断”利润，而后者已经成为所有媒介的主要收入来源。这种体制下的媒介既要完成现行政治结构所要求完成的意识形态宣传任务，又要通过广告等市场经营收入支撑媒介的再生产{13}。简言之，用国家所有制赋予的政治优势在市场上获取经济收入，又用市场上赚取的经济收入完成意识形态领域需要完成的政治任务。这种体制使得我国媒介及其内部不同层级的工作岗位拥有了巨大的政治权力，他们可以利用这种权力换取政治､经济和社会利益。然而，这种媒介运营体制既不能适应我国媒介市场化的需求，也不利于继续保有其作为社会意识形态存在的作用。因为政治权力和体制架构保有的市场垄断地位使得其丧失了其作为市场竞争者所应有的竞技心态，既有实现既得利益的庆幸心理，又有面向未来患得患失的尴尬与惶恐。这主要表现在以党报为主体的，作为党政喉舌存在的政治性媒介面向市场时所表现出的无知与迷茫，以及以营利为主要目的的经济性媒体面对市场所表现出的卑怯与嚣张。
党报改革一直以来就是新闻改革的热点问题。各派观点众说纷纭，有的说党报应该走都市报的路子，扩充版面，办成映照市民生活的万花筒。有的观点认为零售市场是检验报纸生命力的最有效的晴雨表，把党报推向报刊亭对中国党报改革来说确是实质性的推动。本人以为市场永远是“渔利”的竞技场，而“党报”作为政治集团喉舌毕竟属于意识形态范畴，党报的兴衰荣辱岂是其自身的经济效益可以衡量的?有道是为政者贪，则民必盗。作为党政喉舌存在的党报的当务之急不是要在市场中赢取利润，而是探究为政之道，维护社会稳定与发展，否则，即使实现了自身的经济利益，如果没有和平稳定的局面，其经济利益也不可能长久保有，抑或丧失其经济利益的意义。与党报相对应的则是以追求经济利益为价值目标的市场化媒体，它们长期以来在体制的保护下养尊处优，一旦打破条块分割，它们面对的将是全球化的国际竞争。未来的媒体竞争格局将从相对自由竞争走向垄断竞争，从国内有限竞争走向世界的全面竞争。中国为加入WTO的承诺几乎涵盖了平面媒体､电子媒体､广告､市场调查､电影片及电影放映､书报刊批发零售､新闻高等教育等各个方面{14}。这说明，中国新闻传播业在全方位的挑战面前，必须从长计议，全面应对，从新闻产品的生产､流通､消费以及人员､资金等各个方面作彻底的有效的改革。
注释:
①《毛泽东新闻工作文选》，第55页，新华出版社，1983年版。
②⑧方汉奇､张之华编著：《中国新闻事业简史》，459页，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5年11月第2版，2002年2月第6次印刷。
③④⑤⑥⑦⑨⑩{11}童兵著：《主体与喉舌——共和国新闻传播轨迹审视》，河南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2页､8-11页､77页､80页､173页､179页､182页。
{12}{14}刘继忠:《WTO对新闻改革的推动力探析》，时间:2002-10-30，20:59:56来源:中国新闻研究中心。
{13}胡正荣:《媒介寻租､产业整合与媒介资本化过程——对我国媒介制度变迁的分析》，央视网站，电视批判。
(廊坊师范学院科研项目，编号LS200520)
(作者单位:廊坊师范学院文学院)
编校:施宇
中国的新闻改革正处于一个利害攸关的关节点上，尤其是在党报的改革中如何处理党和媒介的关系更是当代新闻变革无法回避的关键问题。有道是“以史为鉴，可以知得失”，本文拟从自中国共产党成立以来80年的媒介关系中探究过往的经验与教训，以及未来处理媒介关系的出发点。
19世纪末，英法美等主要资本主义国家已经进入大众传播时代，大众传媒对社会政治经济生活影响巨大。西方大众报业观念也从19世纪后期开始在中国东南沿海登陆，引发了中国近现代新闻业的蓬勃发展。20世纪初的中国正陷于深刻而复杂的社会危机之中，各种社会思潮风起云涌，酝酿着社会变革的发展方向。中国共产党正是在这样一个各种社会矛盾激化，各种社会理论猛烈碰撞的环境中诞生的，从一开始就与媒介结下了不解之缘，并在此后的发展壮大过程中与媒介始终保持着不离不弃的关系。时至今日，如何处理党与媒介的关系依然是中国共产党制定媒介政策时必须面对的问题。
《新青年》与中国共产党的诞生
1915年，陈独秀创办《新青年》，高举“科学”､“民主”大旗，猛烈抨击封建专制和封建道德思想，发起了波澜壮阔的新文化运动，斗争矛头直指封建专制的理论支柱儒家思想，运动中“民主”与“科学”旗帜的树立，使中国社会发生了巨大的变化，造成了新思想､新理论广泛传播的大好机遇。马克思主义正是在这种情况下，乘俄国革命胜利之风，在中国广泛传播。
五四运动是新文化运动的继续和发展。1917年俄国十月社会主义革命的胜利，在中国产生了巨大的影响，中国的先进分子开始用无产阶级世界观作为观察国家命运的工具。以《新青年》为中心的新文化运动不仅为五四爱国运动做了思想准备，同时随着这次运动的深入发展，使社会主义思潮逐渐代替资产阶级思潮成为运动的主流，并在思想上和干部上为中国共产党的成立做了准备。五四运动后，新文化运动发展到系统传播马克思主义的新阶段。中国先进知识分子如陈独秀､毛泽东､邓中夏､蔡和森､向警予､周恩来等在对西方传入的社会思潮进行分析､对比､激烈论战，并与中国实践进行比较后，坚决放弃了资产阶级思想主张，放弃了形形色色的非马克思主义，转变成为马克思主义者。1920年中国共产党的早期组织成立以后，开始有计划地宣传马克思主义，促进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工人运动相结合，为中国共产党的诞生奠定了基础。
从某种意义上说，《新青年》以及由其发起的新文化运动，以及后来由受其影响的青年学生为主发动的五四爱国运动从思想上､理论上､组织上为中国共产党的成立奠定了基础。
作为对敌斗争的武器——革命战争年代党的新闻事业
作为在《新青年》运作中诞生的中国共产党，对于媒介运作对中国社会发展的意义有着更为深刻的认识。毛泽东1942年5月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中指出:“在我们为中国人民谋解放的斗争中，有各种的战线，也可以说有文武两个战线，这就是文化战线和军事战线。我们要战胜敌人，首先要依靠手里拿枪的军队。但是仅仅有这种军队是不够的，我们还要有文化的军队，这是团结自己､战胜敌人必不可少的一支军队。”作为战胜敌人必不可少的一支军队，中国共产党将新闻媒介的运作作为对敌斗争的一种武器使用，在不同历史时期都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就。在进行媒介斗争的过程中，也使无产阶级新闻理论得到了充分的发展，从而极大地丰富和完善了无产阶级新闻理论体系。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时期是中国共产党的重要发展时期，也是中国无产阶级新闻事业的大发展时期，中国无产阶级新闻事业见证和推动了中国共产党及其事业的发展壮大，为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为党的事业作出突出贡献的媒体主要有在国统区出版的重庆《新华日报》，在陕甘抗日根据地出版的延安《解放日报》，以及延安新华广播电台。
《新华日报》是抗日战争时期中共中央在国民党统治区公开出版发行的机关报，1938年1月11日在汉口创刊，同年10月25日迁往重庆。《新华日报》在中共中央南方局的领导下，继续把在汉口确定的“团结全国抗日力量，巩固民族统一战线，发表正确救亡言论，讨论救亡实际问题，坚持抗战，争取最后胜利，为建立独立自由幸福的新中国而奋斗”的方针作为报纸在整个抗战时期的神圣职责和任务，始终站在宣传抗日的第一线，为达成国共两党以及全民族的团结抗战而呐喊呼号。全体报馆人员在险恶复杂的环境中，坚持报纸的出版发行，为联合抗日统一战线，传播中共中央的声音，反映革命人民的心声，发挥了巨大的作用。
延安《解放日报》是抗日战争时期中共中央机关报。1941年5月16日在延安创刊，办报宗旨为:“团结全国人民战胜日本帝国主义一语足以尽之。这是中国共产党的总路线，也就是本报的使命。”①从1942年开始，中国共产党在全党范围内进行了整风运动，抗日根据地新闻事业的整风改革是全党整风改革的一个组成部分。其间，《解放日报》1942年4月1日实行改版，并发表讨论无产阶级新闻学的社论､文章，对无产阶级新闻学中的若干问题作了较系统的论述，提出了党报的一系列办报原则，奠定了中国共产党新闻理论的基础。
延安新华广播电台是中国共产党在延安建立的第一座广播电台，1940年12月30日在延安开始播音。1941年1月就向全国人民反复播出了毛泽东起草的为皖南事变发表的命令和谈话，揭露皖南事变真相，反击第二次反共高潮。1945年8月15日，日本帝国主义宣布无条件投降，延安新华广播电台播发朱德总司令发布的七次紧急命令，朱德总司令给日本侵华军总司令官冈村宁次的命令以及我军挺进敌占区不断收复失地的消息。同时广播了毛泽东为新华社撰写的社评《蒋介石在挑动内战》､《评蒋介石发言人的谈话》，号召全国人民团结起来，壮大自己的力量，制止内战的发生。
中国无产阶级新闻事业在20多年的长期实践中，特别是经过延安整风改革，逐渐形成了自己的新闻理论。这主要体现在1948年毛泽东《对晋绥日报编辑部人员的谈话》和同年10月刘少奇《对华北记者团的讲话》中。1948年4月，在解放区新闻事业经历了反右和反左两条路线斗争后，毛泽东在山西兴县蔡家崖接见了《晋绥日报》编辑人员，发表重要讲话。毛泽东对《晋绥日报》1947年6月以来的土地改革宣传中的经验与教训，作了系统分析，结合《晋绥日报》的实践，论述了新闻工作的基本问题，指出在新闻工作中要经常开展反右和反左两条路线的斗争;毛泽东阐明了无产阶级新闻事业的作用和任务，报纸的作用和力量就在于它能使党的纲领路线､方针政策､工作任务和方法，最迅速最广泛地同群众见面;毛泽东还论述了无产阶级报纸必须坚持全党办报与人民群众办报相结合的方针，党报的风格必须是坚持真理，真理必须旗帜鲜明。1948年9､10月间，中共中央召集人民日报社､新华社华北总分社的部分记者在西柏坡学习，10月12日刘少奇在学习会上发表讲话。讲话围绕全党办报和群众办报的方针，着重论述了新闻事业在党和群众联系中的功能和新闻工作者应具备的基本条件。②
党和人民的喉舌——社会主义建设时期党的新闻事业
新中国成立后党的新闻事业是以毛泽东新闻思想为指导方针的。毛泽东新闻思想形成于长期的对敌斗争中，尽管毛泽东本人曾经在北京大学“新闻学研究会”专门学习过新闻理论､业务知识，也曾长期从事新闻传播工作，但囿于革命战争年代的特殊环境，毛泽东对新闻工作本质规律的认识就会存在某些偏差，过于强调新闻工作的政治性，忽视新闻传播的专业特征。这种偏差对于建国后的社会主义建设曾经起到过一定的推动作用，但其副作用也随着时间的推移和社会主义建设的深入日益凸现出来。
毛泽东根据社会意识是社会存在的反映原理，认为报纸属于意识形态范畴，是一种上层建筑，是一定社会的经济基础通过新闻手段的反映。他指出，在社会主义国家，报纸是社会主义经济即公有制基础上的计划经济通过新闻手段的反映;在资本主义国家，报纸则是无政府状态的和集团竞争的经济通过新闻手段的反映。这就使得解放后中国共产党在对旧中国新闻事业进行改造的过程中出现了不应有的失误，对旧有的一些符合新闻规律的办报､办刊及出版方式不加区别地予以改造废止，忽视了新闻遗产的传承性。
当时对敌对势力的新闻阵营的做法是:帝国主义主办者驱逐之，国民党政府经营者没收之，中间派分子掌管者改造之。总的原则是:决不能让敌对势力的喉舌在新中国的神圣大地上存在，决不能让毒害年轻共和国的任何文字､任何声响出笼。③这些新闻改造政策为新中国新闻宣传模式塑造了基本范型，即报纸国家化､报道宣传化､新闻人治而非法治等办报方针，使新闻报道更多体现了官方的意图。这在建国初期，共和国的国际､国内环境还比较险恶的情况下确实起到了一定的积极作用，比如对抗美援朝战争和社会主义改造的宣传等。但“新闻媒介总是被一定的阶级､政党､社会集团掌握的舆论工具，而在一个封建思想意识尚未消除､民主制度还不健全的党内，新闻媒介往往容易服从个人领袖人物的意志而丧失其作为阶级､政党喉舌的真正性质，从而成了个别人玩弄权术以售其私的工具”④，这无疑会给党和人民的社会主义建设事业带来危害。
1950年6月25日，朝鲜战争爆发。伴随着朝鲜战场的隆隆炮声，新闻战线同时开展了一场以爱国主义教育为主题的宣传运动，年轻的共和国新闻大军显示了自己的强大威力。从1950年6月26日《人民日报》报道朝鲜战争爆发到1954年9月22日该报发表社论《欢迎中国人民志愿军七个师胜利归来》，历时4年之久。《人民日报》发表社论:《为什么我们对美国侵略朝鲜不能置之不理?》､《中国人民志愿军抗美援朝保家卫国的伟大意义》。《人民日报》发表的其他相关主题的新闻稿､评论文章也很集中､有分量。如汉江阻击战，《人民日报》连发《光辉的阻击战》､《汉江南岸的日日夜夜》､《钢铁第三连》､《我们打出去!》､《白云山十一昼夜》､《坚守文衡山》等，上甘岭战役，发稿60篇。像这样声势浩大､集中和连续的报道，在新中国成立以后，还属首见。在抗美援朝的宣传运动中涌现出一大批脍炙人口的典型报道和优秀通讯，《谁是最可爱的人》即为其中之一。由于报道和通讯的传播，一大批志愿军英雄:黄继光､邱少云､杨根思､杨连弟､杨育才等，深深地扎根在群众心里，鼓舞着人民，威慑着敌人。
《人民日报》无疑是这场爱国主义宣传运动的主力军。中国人民抗美援朝总会主办的《抗美援朝专刊》，成为该报的一个专版。这个专刊辟有时评､动态等多种栏目，特别是时评栏目，它上面的文章具有明确的指导性。这个专刊一直出版到1954年9月5日终刊，共190期。《中国青年报》首创使用连环画介绍人物故事，收到很好效果。报刊在宣传运动中起了骨干作用，广播和新闻纪录影片也不示弱。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开办《反对美国侵略台湾朝鲜》广播讲演节目，举办志愿军归国代表报告会。北京电影制片厂和志愿军随军摄影队联合摄制大型纪录片《抗美援朝》，在全国城乡放映后引起强烈反响。抗美援朝宣传是共和国新闻事业的第一个硬仗，这些经验，对后来接二连三的大规模新闻报道和政治宣传战役，具有宝贵的参考价值。这些经验也有一定的局限，“火力”比较猛，“火药味”太浓。如果在国内报道，特别是思想战线上无区别地借鉴､套用这些做法，则会混淆矛盾的性质，扩大打击面而收不到真正良好的效果。可惜的是，这些经验后来真的被到处套用､照搬了，出现了一系列令亲者痛､仇者快､不应发生的事情⑤。
1956年开始，在苏联和东欧国家接二连三发生一系列重大事变和动乱，我国也发生多起工人罢工､学生罢课事件。这一系列动乱和事件给我们党，特别是对毛泽东造成了巨大的政治压力，以至他不再坚持“八大”所作的对于我国社会阶级状况的正确分析，不再坚持“八大”所制定的政治路线。毛泽东认为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的阶级斗争，各派政治力量之间的阶级斗争，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在意识形态方面的阶级斗争还是长期的､曲折的，有时甚至是很激烈的。由于新闻界在整风鸣放､“反右”斗争中的特殊作用，毛泽东对知识分子和新闻界人士的不公正的评价使新闻界最早遭受运动的触及和冲击。1957年4月10日，毛泽东召见《人民日报》总编辑邓拓､副总编辑胡绩化和王揖等人，严厉批评说:“最高国务会议和宣传会议已经开过一个月，共产党的报纸没有声音。你们按兵不动，反而让非党的报纸拿我们的旗帜整我们。过去说你们是书生办报，不对，应当说是死人办报。你们多半是同中央的方针唱反调，是抵触､反对中央的方针，不赞成中央的方针⑥。”
在毛泽东特定新闻政策和斗争策略的指导下，这一阶段全国新闻界普遍施展了“阴谋”。毛泽东以中共中央的名义起草的给党内的指示中要求:在一个时期内，党报正面文章少登，高校组织教授座谈，向党提意见，“尽量使右派吐出一切毒素来，登在报上”。他在为《人民日报》撰写的社论《文汇报的资产阶级方向应当批判》中强调:在一个时期内只登错误意见，“其目的是让魑魅魍魉，牛鬼蛇神‘大鸣大放，让毒草大长特长，使人民看见，大吃一惊，原来世界上还有这些东西，以便动手歼灭这些丑类⑦’”。事实表明，通过报纸“钓鱼”，借助新闻媒介“引蛇出洞”，并非没有一点收获。运用“阳谋”，确也钓到若干“大鱼”，逮住若干“毒蛇”。诚如中共中央《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所言，在整风过程中，确有极少数资产阶级右派分子乘机向党进攻，妄图取代共产党的领导。但新闻媒介作为耍“阳谋”的工具，自己也没有能够逃脱“阳谋”的惩罚。据了解，新闻工作者中被划为“右派分子”的，远多于一般党政机关;编写鸣放稿件积极的记者编辑，编辑批评专栏和“小品文”等一类专栏的，相当多的人没有逃脱“右派”的厄运。
1966年中共中央通过《五·一六通知》，开启“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这是1957年后中共中央主要领导人“左”的理论与实践恶性循环的结果。江青等人在毛泽东支持下对吴晗《海瑞罢官》的批判，刘少奇､彭真和陆定一等中共中央和北京市委对此批判的抵制，是引发“文化大革命”的直接原因。毛泽东认为:建国十几年以来，文化等领域始终为反党反社会主义的资产阶级分子所盘踞，党､政､军里混进了大批资产阶级代表人物，他们在各地各级权力机构有代理人，资本主义复辟已经成为现实危险，因此，必须广泛发动群众，揭露和清除党､政､军和文化领域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⑧。
《五·一六通知》明确地将新闻界定为批判和夺权的对象，“文革”一开始新闻界就受到了严重的打击。中共中央宣传部部长陆定一被定为“反党集团”主要成员被打倒。《燕山夜话》､《三家村札记》作者北京市委书记邓拓､北京市委副书记市长廖沫沙和副市长吴晗，以及发表这些文章的《北京晚报》､《前线》和《北京日报》，遭到由《文汇报》､《解放军报》带头的全国报刊的围剿，分别被斥为反党反社会主义的“毒箭”､“混进党内的阶级敌人”和“反党工具”，邓拓被迫害致死。1966年5月陈伯达率工作组进驻人民日报，《人民日报》立即成了煽动极“左”思潮，发动“文化大革命”的舆论策源地。1966年8月中共八届十一中全会后，《人民日报》､《光明日报》和《红旗》杂志等大力宣传打击“走资派”是斗争大方向，宣传“造反”､“破四旧”､大串联，掀起一个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高潮，使全国党政机关大部分陷于瘫痪､半瘫痪状态。
新闻是时代和社会的镜子。毛泽东发动“文化大革命”这场史无前例的打鬼运动，自始至终借助了“钟馗”——中国新闻媒介的威望和力量。在“文化大革命”中，不少新闻媒介起了不好的作用，教训是极其深刻的，除了特殊的历史和时代的束缚，也有新闻界自身的问题。从某种意义上说也是以毛泽东新闻思想为主导的中国无产阶级新闻理论不能适应和平时期社会主义建设实践的结果。毛泽东新闻观点不可避免地存在着严重的缺陷，“在阶级社会，新闻媒介固然具有从事思想战线上的对敌斗争的功能，这种功能即使在建设社会主义的新时代也还不可否认，但无论如何不能把一般的舆论工具视作阶级斗争工具，无论如何不能把报纸从根本性质上当作阶级斗争工具从而排斥新闻媒介应有的诸如传递信息､传授知识､提供服务､满足娱乐等多种功能⑨”。同马､恩､列､斯等经典作家相比，毛泽东是唯一一位进修过新闻学的领袖，他1919年在北京图书馆工作时，曾经参加北京大学新闻学研究会，系统地学习过徐宝璜主讲的新闻基本知识和邵飘萍主讲的新闻采编业务知识。新中国建立后，他也在不同场合几次要求领导干部读一读新闻学，但是在领导全国､全党新闻工作的实践中，毛泽东却又常常轻视新闻工作的规律，漠视大学新闻学教育。这无论如何都是令人倍感遗憾的事情!
转型与困惑——改革开放时期的新闻传媒
在建国以来相当长的时间内，我国的新闻工作基本上延续了毛泽东新闻思想，作为制定新闻宣传工作的基本方针。后来又遵循了前苏联集权化新闻运作模式，如报纸国家化､报道宣传化､新闻人治化､媒体机关化，还有报纸公费订阅､党和政府派发､官报官办､官办官看､报纸是党的喉舌等。新闻宣传鼓动的功能过强，舆论监督功能过弱。新闻管理主要依据党性标准，十分看重新闻的“阶级性”､“组织性”，看轻真正的新闻规律。反“右”斗争扩大化和十年“文革”给新闻工作带来的教训是深刻的，它警示我们不能“无视”新闻传媒运作的客观规律，将它变成政治家手中的玩物。然而“健忘”是国人的陋习，或许这些新闻运作模式还有其没有发挥出来的“生命力”。
“文革”后，新闻媒介再次作为政治手段成为揭批“四人帮”的急先锋。根据党中央的统一号令部署，新闻界首先以极大的政治热情投入揭批“四人帮”，清除其在新闻界流毒的斗争。1976年11月5日，《解放军报》发表题为《围绕电影<创业>展开的一场严重斗争》的文章，11月12日《光明日报》刊载《一个加快篡党夺权步伐的反革命信号——批判“四人帮”进<光明日报>抛出<永远按既定方针办>的反党大毒草》一文。11月28日《人民日报》发表社论《彻底揭发批判“四人帮”》，是最早射向“四人帮”的一批炮弹{10}。1978年5月9日，中央党校《理论动态》发表了《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11日，又以特约评论员的名义在《光明日报》发表。第二天，《人民日报》和《解放军报》转载。随之，各地报纸纷纷转载，一场大讨论在全国广泛展开。“这次讨论使全党和全国人民受到深刻的马克思主义的思想路线的教育，使马克思主义者掌握了拨乱反正的主动权，为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实现历史性伟大转折打下了思想基础{11}。”
新闻传媒作为一种工具或者喉舌，它既然可被用来批判“右”派，发动“文化大革命”，批判“四人帮”，那它也就可能被人用作他途，我国新闻传媒的政治工具性往往使其成为历次政治斗争的“牺牲品”。1986年冬，一股学潮在中国大地滚动。到1987年初，学潮越闹越烈。其间，新闻界也受到冲击和考验，新闻思想再次发生混乱和受到清理。从总体上讲，此次新闻界在平息学潮中的表现是积极的。《人民日报》､新华社､《红旗》杂志等大批新闻媒介发表社论､评论､文章，及时传达党中央指示精神，阐述路线是非和理论是非，批驳有代表性的资产阶级自由化观点。像《珍惜和发展安定团结的政治局面》､《政治体制改革必须在党的领导下进行》､《讲民主不能离开四项基本原则》､《旗帜鲜明地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在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过程中锻炼提高》等评论文章。部分新闻媒介曾发表过一些宣传错误观点的文章，不发表或少发表宣传马克思主义的文章，甚至对党中央提出的“马克思主义者应当站出来讲话”的号召也加以嘲弄。
新世纪的新闻改革已经进入到关键时刻，新闻改革必须面对的首要问题仍然是媒体的社会定位问题。在西方，报纸是经济发展内生的，即当贸易发达的时候，人们需要了解商品信息，于是出现了报纸。报纸的兴起是为了适应商业活动的需要，并且最早的文体是消息。如当荷兰的阿姆斯特丹因为自由贸易而成为“世界性商场”的时候，它也就成为“信息的股市”，提供信息成为经济的和政治的一般信息的商务信函中必不可少的内容。鉴于传播这些商业信息有利可图，一些商人和商业机构就创办了报纸。如《荷兰通讯》､《阿姆斯特丹通讯》等。所以，西方世界早在大众报业时期就确立了传媒的产业性质，从而依据市场的需求来经营自己的传媒产业。中国则正好相反。革命斗争是我国报刊兴起的原动力。近代尖锐的民族矛盾和阶级矛盾，使报刊一开始就成为政治斗争的主战场之一。因此，最早出现的新闻体裁是评论而不是消息。我国新闻发展的这种特殊历史背景，固然淬砺了报刊的战斗风骨，但也有负面效应，这就是，过于强调报刊的战斗性､革命性，而忽视了新闻性､商品性。直到改革开放前，我国传媒都只是一种单纯的上层建筑和宣传工具，它的产业属性､经济属性被“抽空”了。
李良荣教授评价过去20年的新闻改革基本特点是，“新闻改革是由观念更新作为其直接的动力。而观念的更新则源于经济体制改革以及经济体制改革所带来的中国经济､社会的巨大变化。中国的新闻改革是在现行的新闻体制内进行的。新闻改革虽然促使新闻体制作了微调，但是基本框架未动”{12}，这种局部微调型的改革带有其本质的不彻底性:一方面，肯定传媒整体的经济性特征，鼓励传媒走向市场;另一方面，又强调传媒的意识形态特性，继续将其保留在社会上层建筑中，作为党和人民的喉舌发挥作用。
这样就使中国媒体处在一个比较微妙的境地，也就是著名学者胡正荣教授说的“一元体制，二元运作”，一元制度就是指媒介为国家所有制，二元运行就是既要国家拨款，更要利用国家赋予的权力，去获取“垄断”利润，而后者已经成为所有媒介的主要收入来源。这种体制下的媒介既要完成现行政治结构所要求完成的意识形态宣传任务，又要通过广告等市场经营收入支撑媒介的再生产{13}。简言之，用国家所有制赋予的政治优势在市场上获取经济收入，又用市场上赚取的经济收入完成意识形态领域需要完成的政治任务。这种体制使得我国媒介及其内部不同层级的工作岗位拥有了巨大的政治权力，他们可以利用这种权力换取政治､经济和社会利益。然而，这种媒介运营体制既不能适应我国媒介市场化的需求，也不利于继续保有其作为社会意识形态存在的作用。因为政治权力和体制架构保有的市场垄断地位使得其丧失了其作为市场竞争者所应有的竞技心态，既有实现既得利益的庆幸心理，又有面向未来患得患失的尴尬与惶恐。这主要表现在以党报为主体的，作为党政喉舌存在的政治性媒介面向市场时所表现出的无知与迷茫，以及以营利为主要目的的经济性媒体面对市场所表现出的卑怯与嚣张。
党报改革一直以来就是新闻改革的热点问题。各派观点众说纷纭，有的说党报应该走都市报的路子，扩充版面，办成映照市民生活的万花筒。有的观点认为零售市场是检验报纸生命力的最有效的晴雨表，把党报推向报刊亭对中国党报改革来说确是实质性的推动。本人以为市场永远是“渔利”的竞技场，而“党报”作为政治集团喉舌毕竟属于意识形态范畴，党报的兴衰荣辱岂是其自身的经济效益可以衡量的?有道是为政者贪，则民必盗。作为党政喉舌存在的党报的当务之急不是要在市场中赢取利润，而是探究为政之道，维护社会稳定与发展，否则，即使实现了自身的经济利益，如果没有和平稳定的局面，其经济利益也不可能长久保有，抑或丧失其经济利益的意义。与党报相对应的则是以追求经济利益为价值目标的市场化媒体，它们长期以来在体制的保护下养尊处优，一旦打破条块分割，它们面对的将是全球化的国际竞争。未来的媒体竞争格局将从相对自由竞争走向垄断竞争，从国内有限竞争走向世界的全面竞争。中国为加入WTO的承诺几乎涵盖了平面媒体､电子媒体､广告､市场调查､电影片及电影放映､书报刊批发零售､新闻高等教育等各个方面{14}。这说明，中国新闻传播业在全方位的挑战面前，必须从长计议，全面应对，从新闻产品的生产､流通､消费以及人员､资金等各个方面作彻底的有效的改革。
注释:
①《毛泽东新闻工作文选》，第55页，新华出版社，1983年版。
②⑧方汉奇､张之华编著：《中国新闻事业简史》，459页，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5年11月第2版，2002年2月第6次印刷。
③④⑤⑥⑦⑨⑩{11}童兵著：《主体与喉舌——共和国新闻传播轨迹审视》，河南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2页､8-11页､77页､80页､173页､179页､182页。
{12}{14}刘继忠:《WTO对新闻改革的推动力探析》，时间:2002-10-30，20:59:56来源:中国新闻研究中心。
{13}胡正荣:《媒介寻租､产业整合与媒介资本化过程——对我国媒介制度变迁的分析》，央视网站，电视批判。
(廊坊师范学院科研项目，编号LS200520)
(作者单位:廊坊师范学院文学院)
编校:施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