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1926年冬，中国大地上正汹涌着前所未有的大革命洪流。北伐已取得辉煌的胜利，引人注目的工人运动、农民运动席卷了北伐军所到之处。但是，在波澜壮阔的大革命洪流中却隐藏着愈益严重的危机。帝国主义加紧分化中国革命阵营，蒋介石不断制造事件破坏革命统一战线，国共合作出现了不祥之兆。中国革命在喧嚣中酝酿着重大转折。值此乌云密布、山雨欲来之际，远在莫斯科一直关注着中国革命的共产国际决定派一位出类拔萃的人来中国指导革命。
这一历史重任落在了印度人罗易身上。殊不知，罗易五个月的中国之行并没有挽救中国革命，还断送了自己的政治前程。
颠沛流离的印度民族主义者
马纳本德拉·纳特·罗易，1887年出生于印度加尔各答附近的一个婆罗门家庭。从14岁开始，罗易就成为一名激烈反对英国殖民主义的狂热民族主义者。他不断参加暗杀英国官员、捣毁殖民机器、抢劫富人财产、自制和窃取武器等活动，并很快成为印度民族解放运动中“最大胆最勇敢的一员”。
1914年后，为了给印度独立战争筹备军火和金钱，罗易奔走于马来西亚、印尼、印度支那、菲律宾等地。1915年，他来到日本，并在日本拜会了中国资产阶级民主革命领袖孙中山，他们共同探讨了民族解放问题。罗易建议如果能从云南、四川运军火到印度，中印两国人民可以结成联盟共同争取民族解放。两人商定，由罗易前往北京与驻中国的德国大使联系，请求德国拨款500万美元支持印度购买中国的军火。为此，罗易克服重重困难，取道朝鲜奔赴北京。结果，他们的计划以失败告终。为继续筹备军火，1916年，罗易从中国来到了美国。不久，在美国警察和密探的追捕下，他又逃到了墨西哥。结果，墨西哥成为他的再生之地。
在墨西哥，罗易的性格、身份和思想都发生了重大变化。历经革命的磨难，这时他更加沉稳、机智，朋友们戏称他为“忧郁的印度哲学家”。有人描述他的性格：“从罗易自己和他的生活中也很难探出一些真实情况。如果说，连他在社会活动中的亲密同事也对他所知无几，这也不算言之过甚。由于这种特有的沉默，好事之徒和爱加评论的人都说他是印度政界的‘神秘人物’。”而与以前的贫穷革命者相比，现在罗易成了大富翁。他的钱是由在墨西哥的德国人提供的。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后期，随着德国在前线的崩溃，德国人幻想通过向罗易提供资金，策划在印度举行反英武装起义，使英国陷入腹背受敌的困境。罗易决定用这笔钱来促进革命事业。不久，从遥远的俄国传来十月革命成功的消息。墨西哥的社会主义者兴高采烈，谈论社会主义成为一种时尚。在世界革命潮流的影响下，罗易接受了马克思主义，并与墨西哥社会党取得了联系。
1918年12月，在罗易的资助下，墨西哥社会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召开。来自中南美洲国家的几百名社会主义者代表出席了会议。会上，罗易当选为社会党总书记。1919年初，共产国际密使鲍罗廷来到墨西哥，并很快与罗易建立了联系。他们一见如故，时常在一起讨论和研究马克思主义。罗易被这位具有“非凡的才智和百科全书般的博学”的人深深打动，更坚定了他对共产主义的信仰。10月，在鲍罗廷的帮助下，罗易提议召开墨西哥社会党及其联合组织特别会议，成立墨西哥共产党，罗易当选为党的总书记。墨西哥共产党成为除苏联以外世界上的第一个共产党组织。墨西哥共产党成立后，立即宣布加入共产国际，并决定派以罗易为首的代表团去莫斯科参加即将召开的共产国际第二次代表大会。
“世界革命圣地”莫斯科的“赤都红人”
1919年11月，罗易登上了开往西班牙的轮船，恋恋不舍地离开了他的第二故乡墨西哥，前往莫斯科。经过长途跋涉，第二年4月，罗易到达莫斯科，并受到列宁的热情接见。1920年7月，共产国际第二次代表大会召开。会上，在讨论列宁的《民族和殖民地问题提纲初稿》时，第一次参加国际会议的罗易同列宁发生了争论。
他们争论的焦点是殖民地国家民主革命中民族资产阶级的作用。列宁认为：共产国际应当同殖民地和落后国家的资产阶级民主派结成临时联盟，但不要同他们融合，甚至当无产阶级运动还处在萌芽状态时，也绝对要保持这一运动的独立性。罗易则认为：在殖民地国家中有两种不同的运动，一种是资产阶级民主的民族运动，其纲领是在资产阶级制度下实现政治的独立，另一种是贫穷无知的农民和工人为摆脱各种剥削而采取的群众运动。为了推翻外国资本主义，利用同资产阶级民族革命分子的合作是有益的。但只能在开始阶段，且须小心谨慎。罗易的观点在今天看来有不少错误，但有一点是应当肯定的：他反复强调民族资产阶级的妥协性和叛卖性，认为民族资产阶级由于害怕革命，将会与帝国主义妥协，因此无产阶级必须牢牢掌握民族解放运动的领导权，并将其转变为革命的群众运动。这一思想，恰恰是共产国际在后来指导中国革命时一再出现的失误。
争论在友好的气氛中进行着。列宁虚心听取了罗易的意见，并建议罗易起草一个《补充提纲》，由他亲自修改后提交大会讨论。结果，会议同时通过了列宁的提纲和罗易的《补充提纲》。事实证明，这两个提纲均成为指导殖民地和半殖民地国家革命运动的纲领性文件。罗易由此闻名于国际。
列宁在共产国际第二次代表大会上表现出的民主作风和宽容态度，深深地感动了罗易。他后来回忆道：“这也许是我一生中迄今为止的最有价值的经历了，我获得了受到一个伟大人物平等相待的非常难得的荣幸。”列宁则称赞罗易为“殖民地革命主义的最杰出代表”和“东方革命的象征”。
从那以后，罗易在共产主义运动中青云直上。他先后当选为共产国际执委会候补委员、委员和主席团委员。他参加了共产国际第三、四、五次代表大会，并多次在大会上发表讲话。罗易成为“世界革命圣地”莫斯科的“赤都红人”。
1926年底，轰轰烈烈的中国大革命震惊了全世界，共产国际决定加强对中国革命的指导，罗易也将注意力从印度革命转向中国革命。1926年11月，共产国际执委会召开以讨论中国革命问题为中心的第七次扩大会议，罗易与会，并在会上提出关于中国革命的两个问题：一是帝国主义和大资产阶级问题，二是农民问题。他认为由于中国革命运动已经扩大了它的基础，虽然迄今为止资产阶级一直是同革命一道前进的，但随着革命的发展，帝国主义必然要和资产阶级的某些部分结成联盟。他主张目前阶段的中国革命，首先应该是一场农民革命，现在必须制定新的方针，而不应迷恋于同国民党的联盟。据此，共产国际执委会第七次扩大会议通过了罗易起草的《中国问题决议案》。会后，共产国际命罗易进入中国，负责监督这一决议案的贯彻执行。
出使中国，成为罗易政治生活中的一个重要转折点。
他只是站在陈独秀和鲍罗廷左边一点点
1927年2月，正值中国大革命高潮之际，罗易以共产国际驻中国代表团首席代表的身份第二次来到了中国。他首先到达中国革命的中心广州，在初步了解中国革命的形势后，他写了《中国革命的意义》、《一个警告》、《注意领导人》等文章，阐述了对中国局势的看法，指出如果继续对帝国主义和军阀采取妥协政策，要提防中国革命被“某些领导人”出卖的危险，从而对蒋介石可能的叛变向中国共产党人提出了警告。在广州逗留三个多星期后，罗易决定前往中国国民政府所在地——汉口。
1927年4月2日，罗易到达武汉，受到武汉国民政府和民众的热情欢迎。在这里，他又见到了旧日在墨西哥并肩战斗的战友和朋友鲍罗廷。这时，作为共产国际驻中国共产党代表和苏联驻国民党代表的鲍罗廷，正面临着蒋介石的信任危机，罗易的到来无疑增强了鲍罗廷的信心和勇气。
罗易到达武汉后，蒋介石要和共产党人分裂的消息不断在武汉流传开来。在上海，蒋介石的屠刀已经高高举起。他与帝国主义列强、江浙财阀和流氓头子举行一系列秘密会谈，争取到巨额财政资助，并迅速完成了武装叛乱的军事部署。在此紧急时刻，罗易对蒋介石仍抱有希望，不赞成同蒋介石分裂。他在不同场合对资产阶级所发出的警告成为空洞的宣传，他赴华所衔的开展农民革命的使命成为口头理论。
1927年4月12日，蒋介石以突然袭击的方式发动震惊中外的四一二反革命政变。面对突如其来的变化，罗易和鲍罗廷不知所措，没有积极的应对措施。第二天，罗易致电蒋介石，竟避而不谈这一严重事件，而是劝说蒋介石：“当此国际帝国主义联合起来，向中国国民革命进行恶毒攻击的时候，一切革命力量的团结是最大的需要……鉴于形势的危急，我们奉劝你放弃计划中的南京会议，它实际上将使党陷于分裂，而你将承担在关键时刻破坏民族阵线的严重责任。我们劝告你遵照协议，将党内一切争论问题提交给中央委员会全体会议。你如采纳这个劝告，我们将乐于访问南京，以便和你亲自商讨所有悬而未决的问题。第三国际愿竭尽全力协助组成包括一切革命力量的统一阵线。”罗易幼稚地希望蒋介石回心转意，前往武汉出席国民党中央会议，并企图通过会议解决一切问题。
但蒋介石以进一步的分裂活动作为对罗易的答复。4月18日，蒋介石和武汉以汪精卫为代表的国民政府彻底决裂，南京政府正式行使职权，并宣布通缉鲍罗廷和197名中共党员。在此情况下，罗易终于放弃了对蒋介石一厢情愿的幻想，并根据共产国际执委会的精神，于4月22日代表共产国际代表团发表了《第三国际代表团为帝国主义威吓武汉及蒋介石背叛宣言》。宣言提出：“我们不仅应当推翻蒋介石和他的屠杀助手们广东将军等的霸权，并且所有全国的封建资产阶级分子，都应当扑灭净尽，应当铲除蒋介石主义的发源地。仅仅到上海南京去进攻蒋介石还不够，我们在每个乡村每个城市中都要向他的势力进攻。扑灭封建制度权力和反动的资产阶级。”宣言宣布蒋介石是帝国主义的工具，屠杀工农的凶手和民族的叛徒，而铲除蒋介石主义的根株，是目前主要的工作。于是，共产国际和蒋介石最终断绝了联系。
四一二反革命事变后，在中国革命最需要加强领导的时候，罗易和鲍罗廷这对旧日的密友却在中国革命何去何从的问题上发生了激烈争论。争论的焦点主要集中于土地革命和统一战线。鲍罗廷主张立即发动第二次北伐，将土地革命推迟到攻克北京之后。罗易则主张在两湖地区开展土地革命，巩固根据地，深入革命，然后北伐。最终，鲍罗廷的主张在党内占了上风，共产党与汪精卫等国民党一起继续北伐。随之，罗易所极力企盼的依靠政权自上而下解决土地问题的道路也被武汉国民政府所堵死。
罗、鲍之争中鲍罗廷占了上风。罗易认为造成这种局面的原因是：“全部权力集中在鲍罗廷之手……中国共产党的最高领导人作为他的信徒，追随着他，思想上与他站在一起，一再漠视共产国际，无视负责的代表。” 罗易新来乍到，人生地疏，对于如何开展革命，他实际上并没有具体的实施办法，而鲍罗廷在中国工作多年，对中国革命的影响和号召力远远超过罗易，这是实情。而罗易一再遭冷落的另一个原因，正如中共早期领导人蔡和森所言：“事后追论，罗易不失为一介书生：他总是在纸上坚持原则，而在实践上一个问题也解决不了。”毛泽东则一针见血地指出：“虽然在罗、鲍之争中，罗易确实提出过一些正确的或基本正确的看法，然而他的最大缺点是言多于行。罗易只是站在陈独秀和鲍罗廷左边一点点，可是他只是站着而已。”站着空谈，则没有了任何实际意义。
罗易衔命到中国开展土地革命，但却又无法立刻在中国实行。他进退维谷，不得不另找出路。于是，他把眼光转向了他心目中的国民党左派汪精卫。
他竟然把共产国际的指示拿给汪精卫看
1927年4月底，中国共产党第五次代表大会在汉口召开。大会讨论了在紧急时期党的政策和策略问题。罗易以共产国际首席代表的身份出席了大会，并对大会的进展起了主导作用。他在大会上多次发言，总结了前一阶段中国革命发展的历史，指出了造成今天错误的原因，批评了鲍罗廷、陈独秀等人主张到西北发展革命的观点，强调了下一阶段的任务应是大力开展土地革命，建立巩固的革命根据地。但罗易对无产阶级领导权的解释是矛盾的。他认为无产阶级并非革命的唯一指导者，它不能单独领导革命，但无产阶级又是唯一的革命势力，只有他可能而且能够保障革命的前进。大会经过激烈争论，通过了一系列决议案，体现了罗易的主要精神。
对中共五大的胜利闭幕，罗易感到非常满意，他宣称：“中共五大消除了革命前途问题上的一切疑问，这次大会不仅在中国，即在世界亦有重要的意义。我们敢说中国共产党第五次大会是世界社会主义斗争史的一个新标界。”中共五大，使罗易在华期间的权力与作用发挥到了顶峰。但他提出的许多主张，会后并未得到贯彻。因为，这些主张多与革命实际不相符合。对罗易在中共五大上的作用，毛泽东对此直接了当地评论说：“罗易只是能说，而且说得太多，却提不出任何实现的方法。……客观地说，罗易是个蠢货。”
随着革命的进一步发展，以汪精卫为首的武汉国民政府越来越走向右倾，中共与汪精卫的合作开始出现分裂。5月中旬，武汉夏斗寅和长沙许克祥相继发生叛变。叛乱发生后，鲍罗廷和陈独秀继续采取让步措施，并由鲍罗廷组成一个“查办代表团”到长沙查办许克祥。这时，罗易与鲍罗廷之间的分歧更加激化。罗易反对鲍罗廷继续肯定汪精卫等所谓国民党“左”派的观点，认为应该号召工农群众推翻武汉国民政府，实行工农民主独裁制。罗易还强烈反对鲍罗廷和平查办许克祥叛变的方法。结果，当查办代表团到达岳阳时，许克祥下达就地逮捕令，鲍罗廷一行吓得仓惶逃回武汉。
为挽救中国革命的危机，1927年5月18至19日，共产国际执委会召开第八次全体会议，专门讨论了中国革命问题。会后，共产国际向中共中央发出著名的“五月指示”。“五月指示”提出开展土地革命，以工农领袖改组国民党上层机构，组建革命军队和组织革命军事法庭惩办蒋介石等一系列紧急措施。“五月指示”虽有战略指导作用，但指示所采取的一系列紧急措施是在保持国共合作的前提下，在武汉国民党和国民政府的领导下进行的。在中共与汪精卫等国民党的合作已开始出现分裂，中国革命走到失败边缘的形势下，这对挽救中国革命的时局，显然已无所补益。
“五月指示”到达中国后，鲍罗廷认为实在荒唐可笑，他说：“通过武汉政府来进行土地革命、武装工农，显然是不可能的；而不受武汉政府约束，独立自主自上而下发动革命，又必然会使已经危在旦夕的国共关系破裂。这不是让我们进退两难吗？唯一的办法是‘暂缓执行’。”陈独秀则干脆以共产国际不了解中国的实际为由拒绝了“五月指示”。
而罗易在明知汪精卫开始走向反动，正与蒋介石和其他国民党右派进行密谋勾结，准备以共产党人的鲜血来换取蒋介石的谅解的情况下，仍然对汪精卫寄予了很大希望，幻想汪精卫能回心转意。他要以最后的努力赢回汪精卫的信任。因此，在没有和任何人商量的情况下，罗易竟然把共产国际的指示拿给汪精卫看，并送给汪精卫一份共产国际指示的电报副本。结果，汪精卫看到电报后大吃一惊，立即传示左右。“五月指示”在国民党中迅速传播，成为公开的秘密。这就是轰动一时的“罗易泄密事件”。
当时，汪精卫正苦于没有叛变革命的借口，“五月指示”正好给他以叛变革命的口实。随之，6月5日，汪精卫解除了鲍罗廷国民政府最高顾问的职务。6日，国民党地方大员朱培德在江西“礼送”共产党员出境，并武装搜查革命群众团体。10日，汪精卫、冯玉祥、孙科、唐生智等国民党要员在郑州召开分共会议。会上，汪精卫说：“共产党在策划政变，我们要早做准备。……这就像一条船上有两个把舵的，一个是共产党，一个是国民党，各自要开往不同的方向。若要将国民革命开往共产主义那条路去，不能不将国民党变做共产党，否则只有消灭国民党之一法。反之，如果要将国民革命带往三民主义那条路去，不能不将共产党变做国民党，否则只有消灭共产党之一法。现在已到了与共产党争船的时候了，已经到了与共产党争把舵的时候了。”这次会议使汪精卫、唐生智、冯玉祥等达成武装反共的联合。郑州会议成为汪精卫公开反共的信号。19日，冯玉祥又同蒋介石举行徐州会议，公开支持蒋介石，主张“宁汉合作”，共同反共。7月15日，武汉国民党中央召开扩大会议，正式宣布和共产党决裂，汪精卫公开叛变了革命。“七一五”分共会议后，为进行反革命宣传，汪精卫陆续公布了共产国际给中共中央的“五月指示”，并大规模地逮捕和屠杀共产党人。第一次大革命宣告失败。
罗易泄密，有人指责这是对中国革命的背叛，还有人说他应该对中国成千上万的工农群众所遭受的屠杀负责。共产国际对此也持批评态度，布哈林在中共六大的报告中说：“中国共产党员实在完全是一些忠厚长者；不独中国共产党员，就是罗易，他将共产国际之秘密之电报给汪精卫看。……这种人完全是做得糊涂、愚笨。”
确实，罗易应该对中国大革命的失败负一定责任。但在国共统一战线已经摇摇欲坠，汪精卫已经走向右倾的情况下，罗易只是推动汪精卫更快地转向右派而已。
最后归宿：激进的人道主义
第一次大革命失败后，共产国际急电召回罗易。1927年8月，罗易回到莫斯科。他要求会见斯大林，但遭到拒绝。此后，罗易前往柏林从事印度革命工作。在柏林，他对中国革命的失败作了总结，认为共产国际对中国革命的失败没有任何责任，相反，共产国际曾正确地预见到中国革命的发展并制定了正确的政策，而年轻的中国共产党因为不足以胜任它所面临的艰巨任务，不能理解共产国际决议的全部意义，在关键时刻，中共领导人又拒不接受共产国际的指示，从而导致了革命的失败。无疑，罗易把大革命失败的责任推到中共方面，是忠于当时共产国际和斯大林的精神的。
1928年2月，罗易回莫斯科参加共产国际执委会第九次扩大全体会议。他希望自己关于中国问题的报告能被共产国际接受，期望自己在中国的努力能得到斯大林的认可。但是，斯大林仍拒绝接见他。随着会议的进行，罗易逐渐认识到他在共产国际的生涯实际上已经完结，他的性命和事业很可能陷入危境。几个星期之后，在鲍罗廷的帮助下，在一个星月全无的夜晚他秘密出走，并于4月重返柏林。
1929年12月13日，《国际新闻通讯》公布了罗易被共产国际开除的消息。该通讯刊登的声明如下：“根据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第十次全会的决议，并根据国际执委委员会主席团1928年12月19日关于布兰德勒组织的追随者不得作为共产国际成员的决定，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主席团宣布，罗易由于为布兰德勒的报纸写文章，并支持布兰德勒的组织，而自绝于共产国际的队伍，应被认为已经开除出共产国际。”
罗易被开除，成为人们议论纷纷却又百思不解的话题。此前他一直以“赤都红人”闻名于国际，他对于共产国际中后期的最高领导人斯大林的忠诚也是人所共知的，甚至在他被开除后，仍然始终不渝地维护斯大林。对此，有人说：“罗易是一个极其忠实的斯大林分子。斯大林在许多方面对他有极大的支配力。罗易以中国1927年的溃败责难中国共产党，是本着忠于共产国际和斯大林的精神才这样做的。”虽然他忠诚地按照共产国际和斯大林的指示行事，但赴华使命的失败结局无疑是罗易被开除的最重要原因。
被共产国际开除后，罗易对国际和苏共在中国革命中的作用作出了坦率的评价，他说：“这是故意歪曲历史，以把全部的责任公开推到中共领导人身上。从1923年起，中国党就在苏联的控制下，它的领导人是苏联所培养的。导致1927年失败的机会主义叛卖，不是来自于中国共产党，而是他们的苏联朋友。那些能力不强、平庸的苏联共产党员，对于中国共产党，他们的权力却是无比权威和一贯正确的。这种指导的不幸结果是使中共像一个进行填鸭式灌输而成长的小孩。”
1930年12月，在离开祖国16年后，罗易秘密返回印度。但被共产国际开除，意味着他在共产国际和印度共产主义运动中政治生命的结束。在罗易回国之前，共产国际反对他的宣言就已传达给了印度共产党。因此，归国后他无法开展革命工作。
1931年，罗易被指控犯有煽动不服从皇帝罪而在孟买被英国当局逮捕，并被判处5年有期徒刑。在狱中，他对马克思主义和自己的革命经历进行了深刻反思，在思想上开始背叛马克思主义而倾向于新人道主义。
1936年，罗易出狱后参加了印度国大党。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因对战争持不同立场，他很快又脱离了国大党。1940年，他创立激进民主党，积极支持反法西斯战争。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罗易揭起新人道主义（又称激进人道主义）的旗帜，大肆攻击马克思主义和共产主义。他说：“新人道主义是世界性的。一个由精神自由的人们所组成的世界性的联邦将不受民族国家——资本主义的、法西斯主义的、社会主义的、共产主义的或其他任何类型的——疆界的限制。”他断言，马克思主义所强调的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将会导致极权主义。他警告人们不要对革命抱不切实际的幻想，革命并不能创造奇迹，而且革命不能通过阶级斗争或武装暴动来实现，应当通过教育来实现。激进人道主义成了他思想的最后归宿。
1954年1月15日，罗易在台拉寓所夤夜病死。
这一历史重任落在了印度人罗易身上。殊不知，罗易五个月的中国之行并没有挽救中国革命，还断送了自己的政治前程。
颠沛流离的印度民族主义者
马纳本德拉·纳特·罗易，1887年出生于印度加尔各答附近的一个婆罗门家庭。从14岁开始，罗易就成为一名激烈反对英国殖民主义的狂热民族主义者。他不断参加暗杀英国官员、捣毁殖民机器、抢劫富人财产、自制和窃取武器等活动，并很快成为印度民族解放运动中“最大胆最勇敢的一员”。
1914年后，为了给印度独立战争筹备军火和金钱，罗易奔走于马来西亚、印尼、印度支那、菲律宾等地。1915年，他来到日本，并在日本拜会了中国资产阶级民主革命领袖孙中山，他们共同探讨了民族解放问题。罗易建议如果能从云南、四川运军火到印度，中印两国人民可以结成联盟共同争取民族解放。两人商定，由罗易前往北京与驻中国的德国大使联系，请求德国拨款500万美元支持印度购买中国的军火。为此，罗易克服重重困难，取道朝鲜奔赴北京。结果，他们的计划以失败告终。为继续筹备军火，1916年，罗易从中国来到了美国。不久，在美国警察和密探的追捕下，他又逃到了墨西哥。结果，墨西哥成为他的再生之地。
在墨西哥，罗易的性格、身份和思想都发生了重大变化。历经革命的磨难，这时他更加沉稳、机智，朋友们戏称他为“忧郁的印度哲学家”。有人描述他的性格：“从罗易自己和他的生活中也很难探出一些真实情况。如果说，连他在社会活动中的亲密同事也对他所知无几，这也不算言之过甚。由于这种特有的沉默，好事之徒和爱加评论的人都说他是印度政界的‘神秘人物’。”而与以前的贫穷革命者相比，现在罗易成了大富翁。他的钱是由在墨西哥的德国人提供的。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后期，随着德国在前线的崩溃，德国人幻想通过向罗易提供资金，策划在印度举行反英武装起义，使英国陷入腹背受敌的困境。罗易决定用这笔钱来促进革命事业。不久，从遥远的俄国传来十月革命成功的消息。墨西哥的社会主义者兴高采烈，谈论社会主义成为一种时尚。在世界革命潮流的影响下，罗易接受了马克思主义，并与墨西哥社会党取得了联系。
1918年12月，在罗易的资助下，墨西哥社会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召开。来自中南美洲国家的几百名社会主义者代表出席了会议。会上，罗易当选为社会党总书记。1919年初，共产国际密使鲍罗廷来到墨西哥，并很快与罗易建立了联系。他们一见如故，时常在一起讨论和研究马克思主义。罗易被这位具有“非凡的才智和百科全书般的博学”的人深深打动，更坚定了他对共产主义的信仰。10月，在鲍罗廷的帮助下，罗易提议召开墨西哥社会党及其联合组织特别会议，成立墨西哥共产党，罗易当选为党的总书记。墨西哥共产党成为除苏联以外世界上的第一个共产党组织。墨西哥共产党成立后，立即宣布加入共产国际，并决定派以罗易为首的代表团去莫斯科参加即将召开的共产国际第二次代表大会。
“世界革命圣地”莫斯科的“赤都红人”
1919年11月，罗易登上了开往西班牙的轮船，恋恋不舍地离开了他的第二故乡墨西哥，前往莫斯科。经过长途跋涉，第二年4月，罗易到达莫斯科，并受到列宁的热情接见。1920年7月，共产国际第二次代表大会召开。会上，在讨论列宁的《民族和殖民地问题提纲初稿》时，第一次参加国际会议的罗易同列宁发生了争论。
他们争论的焦点是殖民地国家民主革命中民族资产阶级的作用。列宁认为：共产国际应当同殖民地和落后国家的资产阶级民主派结成临时联盟，但不要同他们融合，甚至当无产阶级运动还处在萌芽状态时，也绝对要保持这一运动的独立性。罗易则认为：在殖民地国家中有两种不同的运动，一种是资产阶级民主的民族运动，其纲领是在资产阶级制度下实现政治的独立，另一种是贫穷无知的农民和工人为摆脱各种剥削而采取的群众运动。为了推翻外国资本主义，利用同资产阶级民族革命分子的合作是有益的。但只能在开始阶段，且须小心谨慎。罗易的观点在今天看来有不少错误，但有一点是应当肯定的：他反复强调民族资产阶级的妥协性和叛卖性，认为民族资产阶级由于害怕革命，将会与帝国主义妥协，因此无产阶级必须牢牢掌握民族解放运动的领导权，并将其转变为革命的群众运动。这一思想，恰恰是共产国际在后来指导中国革命时一再出现的失误。
争论在友好的气氛中进行着。列宁虚心听取了罗易的意见，并建议罗易起草一个《补充提纲》，由他亲自修改后提交大会讨论。结果，会议同时通过了列宁的提纲和罗易的《补充提纲》。事实证明，这两个提纲均成为指导殖民地和半殖民地国家革命运动的纲领性文件。罗易由此闻名于国际。
列宁在共产国际第二次代表大会上表现出的民主作风和宽容态度，深深地感动了罗易。他后来回忆道：“这也许是我一生中迄今为止的最有价值的经历了，我获得了受到一个伟大人物平等相待的非常难得的荣幸。”列宁则称赞罗易为“殖民地革命主义的最杰出代表”和“东方革命的象征”。
从那以后，罗易在共产主义运动中青云直上。他先后当选为共产国际执委会候补委员、委员和主席团委员。他参加了共产国际第三、四、五次代表大会，并多次在大会上发表讲话。罗易成为“世界革命圣地”莫斯科的“赤都红人”。
1926年底，轰轰烈烈的中国大革命震惊了全世界，共产国际决定加强对中国革命的指导，罗易也将注意力从印度革命转向中国革命。1926年11月，共产国际执委会召开以讨论中国革命问题为中心的第七次扩大会议，罗易与会，并在会上提出关于中国革命的两个问题：一是帝国主义和大资产阶级问题，二是农民问题。他认为由于中国革命运动已经扩大了它的基础，虽然迄今为止资产阶级一直是同革命一道前进的，但随着革命的发展，帝国主义必然要和资产阶级的某些部分结成联盟。他主张目前阶段的中国革命，首先应该是一场农民革命，现在必须制定新的方针，而不应迷恋于同国民党的联盟。据此，共产国际执委会第七次扩大会议通过了罗易起草的《中国问题决议案》。会后，共产国际命罗易进入中国，负责监督这一决议案的贯彻执行。
出使中国，成为罗易政治生活中的一个重要转折点。
他只是站在陈独秀和鲍罗廷左边一点点
1927年2月，正值中国大革命高潮之际，罗易以共产国际驻中国代表团首席代表的身份第二次来到了中国。他首先到达中国革命的中心广州，在初步了解中国革命的形势后，他写了《中国革命的意义》、《一个警告》、《注意领导人》等文章，阐述了对中国局势的看法，指出如果继续对帝国主义和军阀采取妥协政策，要提防中国革命被“某些领导人”出卖的危险，从而对蒋介石可能的叛变向中国共产党人提出了警告。在广州逗留三个多星期后，罗易决定前往中国国民政府所在地——汉口。
1927年4月2日，罗易到达武汉，受到武汉国民政府和民众的热情欢迎。在这里，他又见到了旧日在墨西哥并肩战斗的战友和朋友鲍罗廷。这时，作为共产国际驻中国共产党代表和苏联驻国民党代表的鲍罗廷，正面临着蒋介石的信任危机，罗易的到来无疑增强了鲍罗廷的信心和勇气。
罗易到达武汉后，蒋介石要和共产党人分裂的消息不断在武汉流传开来。在上海，蒋介石的屠刀已经高高举起。他与帝国主义列强、江浙财阀和流氓头子举行一系列秘密会谈，争取到巨额财政资助，并迅速完成了武装叛乱的军事部署。在此紧急时刻，罗易对蒋介石仍抱有希望，不赞成同蒋介石分裂。他在不同场合对资产阶级所发出的警告成为空洞的宣传，他赴华所衔的开展农民革命的使命成为口头理论。
1927年4月12日，蒋介石以突然袭击的方式发动震惊中外的四一二反革命政变。面对突如其来的变化，罗易和鲍罗廷不知所措，没有积极的应对措施。第二天，罗易致电蒋介石，竟避而不谈这一严重事件，而是劝说蒋介石：“当此国际帝国主义联合起来，向中国国民革命进行恶毒攻击的时候，一切革命力量的团结是最大的需要……鉴于形势的危急，我们奉劝你放弃计划中的南京会议，它实际上将使党陷于分裂，而你将承担在关键时刻破坏民族阵线的严重责任。我们劝告你遵照协议，将党内一切争论问题提交给中央委员会全体会议。你如采纳这个劝告，我们将乐于访问南京，以便和你亲自商讨所有悬而未决的问题。第三国际愿竭尽全力协助组成包括一切革命力量的统一阵线。”罗易幼稚地希望蒋介石回心转意，前往武汉出席国民党中央会议，并企图通过会议解决一切问题。
但蒋介石以进一步的分裂活动作为对罗易的答复。4月18日，蒋介石和武汉以汪精卫为代表的国民政府彻底决裂，南京政府正式行使职权，并宣布通缉鲍罗廷和197名中共党员。在此情况下，罗易终于放弃了对蒋介石一厢情愿的幻想，并根据共产国际执委会的精神，于4月22日代表共产国际代表团发表了《第三国际代表团为帝国主义威吓武汉及蒋介石背叛宣言》。宣言提出：“我们不仅应当推翻蒋介石和他的屠杀助手们广东将军等的霸权，并且所有全国的封建资产阶级分子，都应当扑灭净尽，应当铲除蒋介石主义的发源地。仅仅到上海南京去进攻蒋介石还不够，我们在每个乡村每个城市中都要向他的势力进攻。扑灭封建制度权力和反动的资产阶级。”宣言宣布蒋介石是帝国主义的工具，屠杀工农的凶手和民族的叛徒，而铲除蒋介石主义的根株，是目前主要的工作。于是，共产国际和蒋介石最终断绝了联系。
四一二反革命事变后，在中国革命最需要加强领导的时候，罗易和鲍罗廷这对旧日的密友却在中国革命何去何从的问题上发生了激烈争论。争论的焦点主要集中于土地革命和统一战线。鲍罗廷主张立即发动第二次北伐，将土地革命推迟到攻克北京之后。罗易则主张在两湖地区开展土地革命，巩固根据地，深入革命，然后北伐。最终，鲍罗廷的主张在党内占了上风，共产党与汪精卫等国民党一起继续北伐。随之，罗易所极力企盼的依靠政权自上而下解决土地问题的道路也被武汉国民政府所堵死。
罗、鲍之争中鲍罗廷占了上风。罗易认为造成这种局面的原因是：“全部权力集中在鲍罗廷之手……中国共产党的最高领导人作为他的信徒，追随着他，思想上与他站在一起，一再漠视共产国际，无视负责的代表。” 罗易新来乍到，人生地疏，对于如何开展革命，他实际上并没有具体的实施办法，而鲍罗廷在中国工作多年，对中国革命的影响和号召力远远超过罗易，这是实情。而罗易一再遭冷落的另一个原因，正如中共早期领导人蔡和森所言：“事后追论，罗易不失为一介书生：他总是在纸上坚持原则，而在实践上一个问题也解决不了。”毛泽东则一针见血地指出：“虽然在罗、鲍之争中，罗易确实提出过一些正确的或基本正确的看法，然而他的最大缺点是言多于行。罗易只是站在陈独秀和鲍罗廷左边一点点，可是他只是站着而已。”站着空谈，则没有了任何实际意义。
罗易衔命到中国开展土地革命，但却又无法立刻在中国实行。他进退维谷，不得不另找出路。于是，他把眼光转向了他心目中的国民党左派汪精卫。
他竟然把共产国际的指示拿给汪精卫看
1927年4月底，中国共产党第五次代表大会在汉口召开。大会讨论了在紧急时期党的政策和策略问题。罗易以共产国际首席代表的身份出席了大会，并对大会的进展起了主导作用。他在大会上多次发言，总结了前一阶段中国革命发展的历史，指出了造成今天错误的原因，批评了鲍罗廷、陈独秀等人主张到西北发展革命的观点，强调了下一阶段的任务应是大力开展土地革命，建立巩固的革命根据地。但罗易对无产阶级领导权的解释是矛盾的。他认为无产阶级并非革命的唯一指导者，它不能单独领导革命，但无产阶级又是唯一的革命势力，只有他可能而且能够保障革命的前进。大会经过激烈争论，通过了一系列决议案，体现了罗易的主要精神。
对中共五大的胜利闭幕，罗易感到非常满意，他宣称：“中共五大消除了革命前途问题上的一切疑问，这次大会不仅在中国，即在世界亦有重要的意义。我们敢说中国共产党第五次大会是世界社会主义斗争史的一个新标界。”中共五大，使罗易在华期间的权力与作用发挥到了顶峰。但他提出的许多主张，会后并未得到贯彻。因为，这些主张多与革命实际不相符合。对罗易在中共五大上的作用，毛泽东对此直接了当地评论说：“罗易只是能说，而且说得太多，却提不出任何实现的方法。……客观地说，罗易是个蠢货。”
随着革命的进一步发展，以汪精卫为首的武汉国民政府越来越走向右倾，中共与汪精卫的合作开始出现分裂。5月中旬，武汉夏斗寅和长沙许克祥相继发生叛变。叛乱发生后，鲍罗廷和陈独秀继续采取让步措施，并由鲍罗廷组成一个“查办代表团”到长沙查办许克祥。这时，罗易与鲍罗廷之间的分歧更加激化。罗易反对鲍罗廷继续肯定汪精卫等所谓国民党“左”派的观点，认为应该号召工农群众推翻武汉国民政府，实行工农民主独裁制。罗易还强烈反对鲍罗廷和平查办许克祥叛变的方法。结果，当查办代表团到达岳阳时，许克祥下达就地逮捕令，鲍罗廷一行吓得仓惶逃回武汉。
为挽救中国革命的危机，1927年5月18至19日，共产国际执委会召开第八次全体会议，专门讨论了中国革命问题。会后，共产国际向中共中央发出著名的“五月指示”。“五月指示”提出开展土地革命，以工农领袖改组国民党上层机构，组建革命军队和组织革命军事法庭惩办蒋介石等一系列紧急措施。“五月指示”虽有战略指导作用，但指示所采取的一系列紧急措施是在保持国共合作的前提下，在武汉国民党和国民政府的领导下进行的。在中共与汪精卫等国民党的合作已开始出现分裂，中国革命走到失败边缘的形势下，这对挽救中国革命的时局，显然已无所补益。
“五月指示”到达中国后，鲍罗廷认为实在荒唐可笑，他说：“通过武汉政府来进行土地革命、武装工农，显然是不可能的；而不受武汉政府约束，独立自主自上而下发动革命，又必然会使已经危在旦夕的国共关系破裂。这不是让我们进退两难吗？唯一的办法是‘暂缓执行’。”陈独秀则干脆以共产国际不了解中国的实际为由拒绝了“五月指示”。
而罗易在明知汪精卫开始走向反动，正与蒋介石和其他国民党右派进行密谋勾结，准备以共产党人的鲜血来换取蒋介石的谅解的情况下，仍然对汪精卫寄予了很大希望，幻想汪精卫能回心转意。他要以最后的努力赢回汪精卫的信任。因此，在没有和任何人商量的情况下，罗易竟然把共产国际的指示拿给汪精卫看，并送给汪精卫一份共产国际指示的电报副本。结果，汪精卫看到电报后大吃一惊，立即传示左右。“五月指示”在国民党中迅速传播，成为公开的秘密。这就是轰动一时的“罗易泄密事件”。
当时，汪精卫正苦于没有叛变革命的借口，“五月指示”正好给他以叛变革命的口实。随之，6月5日，汪精卫解除了鲍罗廷国民政府最高顾问的职务。6日，国民党地方大员朱培德在江西“礼送”共产党员出境，并武装搜查革命群众团体。10日，汪精卫、冯玉祥、孙科、唐生智等国民党要员在郑州召开分共会议。会上，汪精卫说：“共产党在策划政变，我们要早做准备。……这就像一条船上有两个把舵的，一个是共产党，一个是国民党，各自要开往不同的方向。若要将国民革命开往共产主义那条路去，不能不将国民党变做共产党，否则只有消灭国民党之一法。反之，如果要将国民革命带往三民主义那条路去，不能不将共产党变做国民党，否则只有消灭共产党之一法。现在已到了与共产党争船的时候了，已经到了与共产党争把舵的时候了。”这次会议使汪精卫、唐生智、冯玉祥等达成武装反共的联合。郑州会议成为汪精卫公开反共的信号。19日，冯玉祥又同蒋介石举行徐州会议，公开支持蒋介石，主张“宁汉合作”，共同反共。7月15日，武汉国民党中央召开扩大会议，正式宣布和共产党决裂，汪精卫公开叛变了革命。“七一五”分共会议后，为进行反革命宣传，汪精卫陆续公布了共产国际给中共中央的“五月指示”，并大规模地逮捕和屠杀共产党人。第一次大革命宣告失败。
罗易泄密，有人指责这是对中国革命的背叛，还有人说他应该对中国成千上万的工农群众所遭受的屠杀负责。共产国际对此也持批评态度，布哈林在中共六大的报告中说：“中国共产党员实在完全是一些忠厚长者；不独中国共产党员，就是罗易，他将共产国际之秘密之电报给汪精卫看。……这种人完全是做得糊涂、愚笨。”
确实，罗易应该对中国大革命的失败负一定责任。但在国共统一战线已经摇摇欲坠，汪精卫已经走向右倾的情况下，罗易只是推动汪精卫更快地转向右派而已。
最后归宿：激进的人道主义
第一次大革命失败后，共产国际急电召回罗易。1927年8月，罗易回到莫斯科。他要求会见斯大林，但遭到拒绝。此后，罗易前往柏林从事印度革命工作。在柏林，他对中国革命的失败作了总结，认为共产国际对中国革命的失败没有任何责任，相反，共产国际曾正确地预见到中国革命的发展并制定了正确的政策，而年轻的中国共产党因为不足以胜任它所面临的艰巨任务，不能理解共产国际决议的全部意义，在关键时刻，中共领导人又拒不接受共产国际的指示，从而导致了革命的失败。无疑，罗易把大革命失败的责任推到中共方面，是忠于当时共产国际和斯大林的精神的。
1928年2月，罗易回莫斯科参加共产国际执委会第九次扩大全体会议。他希望自己关于中国问题的报告能被共产国际接受，期望自己在中国的努力能得到斯大林的认可。但是，斯大林仍拒绝接见他。随着会议的进行，罗易逐渐认识到他在共产国际的生涯实际上已经完结，他的性命和事业很可能陷入危境。几个星期之后，在鲍罗廷的帮助下，在一个星月全无的夜晚他秘密出走，并于4月重返柏林。
1929年12月13日，《国际新闻通讯》公布了罗易被共产国际开除的消息。该通讯刊登的声明如下：“根据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第十次全会的决议，并根据国际执委委员会主席团1928年12月19日关于布兰德勒组织的追随者不得作为共产国际成员的决定，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主席团宣布，罗易由于为布兰德勒的报纸写文章，并支持布兰德勒的组织，而自绝于共产国际的队伍，应被认为已经开除出共产国际。”
罗易被开除，成为人们议论纷纷却又百思不解的话题。此前他一直以“赤都红人”闻名于国际，他对于共产国际中后期的最高领导人斯大林的忠诚也是人所共知的，甚至在他被开除后，仍然始终不渝地维护斯大林。对此，有人说：“罗易是一个极其忠实的斯大林分子。斯大林在许多方面对他有极大的支配力。罗易以中国1927年的溃败责难中国共产党，是本着忠于共产国际和斯大林的精神才这样做的。”虽然他忠诚地按照共产国际和斯大林的指示行事，但赴华使命的失败结局无疑是罗易被开除的最重要原因。
被共产国际开除后，罗易对国际和苏共在中国革命中的作用作出了坦率的评价，他说：“这是故意歪曲历史，以把全部的责任公开推到中共领导人身上。从1923年起，中国党就在苏联的控制下，它的领导人是苏联所培养的。导致1927年失败的机会主义叛卖，不是来自于中国共产党，而是他们的苏联朋友。那些能力不强、平庸的苏联共产党员，对于中国共产党，他们的权力却是无比权威和一贯正确的。这种指导的不幸结果是使中共像一个进行填鸭式灌输而成长的小孩。”
1930年12月，在离开祖国16年后，罗易秘密返回印度。但被共产国际开除，意味着他在共产国际和印度共产主义运动中政治生命的结束。在罗易回国之前，共产国际反对他的宣言就已传达给了印度共产党。因此，归国后他无法开展革命工作。
1931年，罗易被指控犯有煽动不服从皇帝罪而在孟买被英国当局逮捕，并被判处5年有期徒刑。在狱中，他对马克思主义和自己的革命经历进行了深刻反思，在思想上开始背叛马克思主义而倾向于新人道主义。
1936年，罗易出狱后参加了印度国大党。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因对战争持不同立场，他很快又脱离了国大党。1940年，他创立激进民主党，积极支持反法西斯战争。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罗易揭起新人道主义（又称激进人道主义）的旗帜，大肆攻击马克思主义和共产主义。他说：“新人道主义是世界性的。一个由精神自由的人们所组成的世界性的联邦将不受民族国家——资本主义的、法西斯主义的、社会主义的、共产主义的或其他任何类型的——疆界的限制。”他断言，马克思主义所强调的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将会导致极权主义。他警告人们不要对革命抱不切实际的幻想，革命并不能创造奇迹，而且革命不能通过阶级斗争或武装暴动来实现，应当通过教育来实现。激进人道主义成了他思想的最后归宿。
1954年1月15日，罗易在台拉寓所夤夜病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