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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根据考古发掘报告、研究资料以及实地考察,逐项统计中国青铜时代祖形器考古遺址和祖形器遗迹,共69处,遍布中国各地。在年代和时间分布上,夏商周三代分别有12、37、20处遗址遗迹。在地域分布和文化类型分布上呈现满天星斗、沿现代陇海兰新铁路线东西向一线式分布、地域分布在“三大集中分布片区”、边远地区有零星分布、多种文化类型并存但以夏商周文化为主等主要特点。其中,三大集中分布片区集中度高,淮海鲁南地区16处,以连云港为中心分布,表明中原和淮海地区依然存在炽热的男根崇拜;闽南沿海地区7处,以泉州为中心分布,表明闽南沿海文化和文明发展程度基本与中原地区保持同步;新疆地区25处,集中分布在哈密、昌吉、伊犁河流域和塔里木盆地东部边缘,凸显青铜时代新疆地区在欧亚大陆的地理中心位置和东西方文化融合中心位置。
关键词:青铜时代;祖形器;男根崇拜;地域;分布
在考古学上,中国青铜时代指的是距今4000~2200年的文明时代,也称奴隶社会,因这一时期先后经历了夏商周三个王朝更替,也称为夏商周“三代”。本文上承仰韶时代、龙山时代祖形器统计分析方法,继续对考古发掘出土祖形器的中国青铜时代遗址进行梳理统计,共69处,其数量不仅大大多于仰韶时代祖形器[1],而且多于龙山时代祖形器[2]。本文拟对中国青铜时代祖形器进行地域分布、文化类型鉴别、年代考订、材质和器型规格等量化统计和初步分析。
一、地域分布
(一)中国青铜时代69处祖形器遗址遗迹,按当代省级行政区划,分布情况如下:
1、北京市1处:
北京昌平张营遗址[3]。
2、内蒙古自治区4处:
内蒙古赤峰夏家店遗址[4];
内蒙古赤峰宁城县小黑石沟石椁墓[5];
内蒙古赤峰宁城县南山根遗址[6];
内蒙古宁城县南山根M101石椁墓[60]。
3、江苏省13处:
江苏徐州新沂市阿湖镇三里村[7];
江苏徐州铜山区汉王镇拔剑泉西边[8];江苏徐州铜山区汉王镇张竹坡墓旁[8];江苏连云港赣榆县徐福庙[9];连云港赣榆区赣马镇匡林村[11];
连云港赣榆区赣马镇马厂村[12];
江苏连云港东海县博物馆[9];江苏连云港海州区二涧库遗址[9];江苏连云港市连云区朝阳遗址[9];江苏连云港市连云区朝阳镇小窄山[10];
江苏连云港连云区虚沟后大门路边[9];
江苏连云港连云区平山镇伏羲雄风园[9];江苏宿迁市区幸福中路道生碱店南侧工地[13]。4、江西省1处:
江西宜春樟树市吴城遗址[14]。
5、福建省7处:
福建泉州南门外石笋[15]P714;
福建泉州德化县龙门滩镇碧坑村石笋[16];
福建泉州德化县雷峰镇长基村石笋[16];
福建泉州德化县雷峰镇焦溪村石笋[16];
福建泉州德化县葛坑镇祭头村石笋[16];
福建福州连江县蓼沿镇朱公桥村石笋[15]P713;
福建漳州市区东侧一幢居民院子内石笋[15]P714。
6、台湾省1处:台湾台东卑南遗址[17]。7、山东省3处:
山东潍坊安丘县城顶山公冶长书院遗址[18];
山东滕州薛国故城遗址[19];山东邹城峄山石祖庙子孙石[20]。
8、河南省6处:
河南偃师二里头遗址[21];
河南济源庙街遗址[22];
河南郑州二里岗遗址[23];河南郑州小双桥遗址[24];
河南安阳侯家庄遗址[25];河南安阳殷墟妇好墓[61]。
9、湖北省1处:
湖北宜昌中堡岛遗址[26]。
10、广东省2处:
广东东莞村头遗址[27];
广东增城西瓜岭遗址[28]。
11、云南省2处:
云南元谋大墩子遗址[29];
云南施甸团山窝遗址[30]。12、陕西省1处:
陕西西安张家坡遗址[31]。13、甘肃省2处:
甘肃张掖民乐县东灰山遗址[32];甘肃张掖山丹县四坝滩遗址[33]。
14、新疆维吾尔自治区25处:新疆哈密市天山北路墓地[34];新疆罗布淖尔(罗布泊)小河墓地遗址[35][36];
新疆于田县克里雅河北方墓地遗址[37];新疆伊犁州尼勒克县吉仁台沟口遗址[38][39];
新疆伊犁州尼勒克县乌吐兰墓地[40];
新疆喀什疏附县[34];
新疆哈密五堡墓地[41];
新疆哈密焉布拉克古墓[34];
新疆哈密艾斯克霞尔南墓地[42][43]。
新疆木垒县四道沟遗址[44];新疆呼图壁县康家石门子遗址[34];
新疆呼图壁县康家石门子康尔沟遗址[34];
新疆木垒县城郊县广播站基建工地遗址[45];
新疆木垒县东城公社鸡心梁大队[45];新疆木垒县东城沟[46];
新疆木垒县新户乡61公里和63公里的里程碑处[46];
新疆奇台县5处新石器时代文化遗址[47][48][49];
新疆哈密巴里坤县小黑沟[50];新疆昌吉州阜康市土墩子农场[34];
新疆阜康小泉牧场遗址[51];
新疆石河子总场良种场古墓[34];新疆阿勒泰布尔津县[34];
新疆伊犁州伊宁市[34];
新疆伊犁州新源县塔勒德镇[34];新疆伊犁州尼勒克县别特巴斯陶墓地[52];中国青铜时代69处祖形器遗址遗迹列表如下: (二)青铜时代69处祖形器遗址,按地或和文化类型分区,分布情况如下:
1.淮海地區16处:江苏徐州新沂市阿湖镇三里村;江苏徐州铜山区汉王镇拔剑泉西边;江苏徐州铜山区汉王镇张竹坡墓旁;江苏连云港赣榆县徐福庙;连云港赣榆区赣马镇匡林村;连云港赣榆区赣马镇马厂村;江苏连云港东海县博物馆;江苏连云港海州区二涧库遗址;江苏连云港朝阳遗址;江苏连云港市连云区朝阳镇小窄山;江苏连云港连云区虚沟后大门路边;江苏连云港连云区平山镇伏羲雄风园;江苏宿迁市区幸福中路道生碱店南侧工地;山东潍坊安丘县城顶山公冶长书院遗址;山东滕州薛国故城遗址;山东邹城峄山石祖庙子孙石。2.黄河中游7处:河南偃师二里头遗址;河南济源庙街遗址;河南郑州二里岗遗址;河南郑州小双桥遗址;河南安阳侯家庄遗址;河南安阳殷墟妇好墓;陕西西安张家坡遗址;
3.河西走廊2处:甘肃张掖民乐县东灰山遗址;甘肃张掖山丹县四坝滩遗址。
4.新疆地区25处,与前文分省区分布内容相同,不再重复列举。
5.华北地区5处:北京昌平张营遗址;内蒙古赤峰夏家店遗址;内蒙古赤峰宁城县小黑石沟石椁墓;内蒙古赤峰宁城县南山根遗址;内蒙古宁城县南山根M101石椁墓。
6.福建闽南沿海地区7处:泉州南门外石笋;泉州德化县龙门滩镇碧坑村石笋;泉州德化县雷峰镇长基村石笋;泉州德化县雷峰镇焦溪村石笋;泉州德化县葛坑镇祭头村石笋;福州连江县蓼沿镇朱公桥村石笋;漳州市区东侧一幢居民院子内石笋。
7.其它地区7处:云南元谋大墩子遗址;云南施甸团山窝遗址;广东东莞村头遗址;广东增城西瓜岭遗址;湖北宜昌中堡岛遗址;江西宜春樟树市吴城遗址;台湾台东卑南遗址。(三)地域分布和文化类型分布特点
1.男根崇拜遗迹满天星斗,男根崇拜和生殖崇拜信仰遍布全国各地。
统计和列表显示,青铜时代和早期铁器时代,男根崇拜遗址遗迹如满天星斗,遍布中国各地,从东到西,从南到北,无论中原腹地,还是北方草原;无论东南沿海,还是西部山区,从新疆沙漠戈壁到内蒙草原,从燕山南北到南海之滨,从淮海平原到云贵高原,均有男根崇拜遗址遗迹分布,男根崇拜已经是青铜时代一个普遍的文化现象。
2.呈东西向一线式分布
统计显示,中国青铜时代祖形器遗迹的地域分布,主要沿现代陇海、兰新铁路线东西向集中分布,并向西一直延伸至伊犁地区,主要集中分布在当代中国版图的中部和西北地区,呈东西向一线式分布。其中,陇海线及其两侧地区,分布遗址、遗迹23处;兰新线、新疆西部及其两侧地区分布遗址、遗迹27处。陇海、兰新两线分布遗址遗迹合计达50处,占总量的72.46%;主要分布地点位于淮海、中原、关中、河西走廊、哈密盆地、天山南北、伊犁河谷。从东部的黄海之滨,到西部的伊犁河谷,绵延不断。
3.地域分布集中,出现“三大集中分布片区”
统计显示,淮海地区以及临近的山东鲁南地区、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和福建闽南沿海地区是中国青铜时代祖形器分布最密集的三个片区,是中国青铜时代祖形器“三大集中分布片区”。其中,以徐州、连云港为中心的淮海地区,以及临近的山东鲁南地区,分布遗址遗迹16处,占总量的23.19%。新疆地区分布遗址遗迹多达25处,占总量的36.23%。闽南沿海地区分布遗址遗迹7处,占总量的10.14%。黄河中游7处,占总量的10.14%。其它地区遗址遗迹大都是零星分布,共14处,占总量的20.29%。
4.边远地区有零星分布
相对于夏商周三代中原王朝控制的疆域来说,在青铜时代很多地方都属于远离中原的蛮夷之地、边远之地。但这些地区也有祖形器遗址遗迹分布。其中,除新疆23处外,另有福建7处;台湾1处;云南2处;江西1处;内蒙古4处;广东2处。
5.多种文化类型并存,但以夏商周文化为主。从文化类型看,遗址遗迹文化类型多种多样,多种文化类型并存。除夏文化、商文化、周文化外,还有四坝文化、夏家店上层文化、东胡文化、大墩子文化、闽文化、卑南文化、天山北路文化、克尔木齐文化、小河文化、苏贝希文化、焉不拉克文化、塞伊玛—图尔宾诺文化、安德罗诺沃文化,以及其它各种类型的青铜时代地方文化。但其分布主要集中在青铜时代的夏商周文化、闽文化、夏家店上层文化和青铜时代草原文化。69处遗址遗迹中,夏商周文化26处,占比达37.68%,占绝对优势。其它文化类型大都是零星分布。
二、年代分期和时间分布
(一)夏代及相当于夏代遗址遗迹,自二里头文化起,到成汤灭夏,距今约4010年-3600年,以遗址或遗迹距今年代时间下限3601年计算,有12处遗址,占比为17.39%。各遗址分别如下:
河南偃师二里头遗址;河南济源庙街遗址;北京昌平张营遗址;甘肃民乐东灰山遗址;甘肃张掖山丹四坝滩遗址;新疆哈密市天山北路墓地;新疆罗布淖尔(罗布泊)小河墓地遗址;新疆于田县克里雅河北方墓地遗址;内蒙古赤峰夏家店遗址;广东东莞村头遗址;广东增城西瓜岭遗址;河南郑州二里岗遗址。
(二)商代及相当于商代遗址遗迹,公元前1600年-公元前1046年,距今约3600年-3066年,以遗址或遗迹时间上限计算,有37处遗址,占比为53.62%。各遗址分别如下:
新疆伊犁州尼勒克县吉仁台沟口遗址;新疆伊犁州尼勒克县乌吐兰墓地;湖北宜昌中堡岛遗址;江苏铜山汉王镇拔剑泉西边;江苏铜山汉王镇张竹坡墓旁;江苏赣榆徐福庙;江苏东海县博物馆;江苏连云港海州区二涧库遗址;江苏连云港朝阳遗址;江苏连云港连云区虚沟后大门路边;江苏连云港市连云区朝阳镇小窄山;江苏连云港连云区平山镇伏羲雄风园;江苏连云港赣榆区赣马镇匡林村;江苏连云港赣榆区赣马镇马厂村;山东邹城峄山石祖庙子孙石;山东潍坊安丘县城顶山公冶长书院遗址;新疆喀什疏附县;河南郑州小双桥遗址;云南元谋大墩子遗址;河南安阳侯家庄遗址;江西樟树吴城遗址;台湾台东卑南遗址;云南施甸团山窝遗址;新疆哈密五堡墓地;新疆哈密焉布拉克古墓;新疆哈密艾斯克霞尔南墓地;河南安阳殷墟妇好墓;新疆呼图壁县康家石门子遗址;新疆呼图壁县康家石门子康尔沟遗址;江苏宿迁市区幸福中路道生碱店南侧工地;泉州南门外石笋;泉州德化县龙门滩镇碧坑村石笋;泉州德化县雷峰镇长基村石笋;泉州德化县雷峰镇焦溪村石笋;泉州德化县葛坑镇祭头村石笋;福州连江县蓼沿镇朱公桥村石笋;漳州市区东侧一幢居民院子内石笋。 (三)周代及相当于周代遗址遗迹,公元前1046年-公元前221年,距今为3066年-2240年,以遗址或遗迹时间上限计算,有20处遗址,占比为28.99%。各遗址分别如下:
陕西西安张家坡遗址;内蒙古宁城小黑石沟石椁墓;内蒙古宁城南山根遗址;内蒙古宁城县南山根M101石椁墓;新疆木垒县四道沟遗址;新疆木垒县城郊县广播站基建工地遗址;新疆木垒县东城公社鸡心梁大队;新疆木垒县东城沟;新疆木垒县新户乡61公里和63公里的里程碑处;新疆奇台县5处新石器时代文化遗址;新疆巴里坤县小黑沟;山东滕州薛国故城遗址;新疆阜康土墩子农场;新疆阜康小泉牧场遗址;新疆石河子总场良种场古墓;新疆阿勒泰布尔津县;新疆伊犁州伊宁市;新疆伊犁州新源县塔勒德镇;新疆伊犁州尼勒克县别特巴斯陶墓地;江苏新沂阿湖镇三里村。三、三大集中分布片区遗址遗迹的年代和相关问题
(一)淮海和鲁南地区
这一片区的祖形器遗址遗迹共16处,包括江苏省13处,山东省3处。这些遗址遗迹,除连云港海州二涧库遗址、连云区朝阳遗址、宿迁市区幸福中路道生碱店南侧工地3处石祖为地下出土外,其余13处遗迹,均为现存地上文物实物。这些文物,没有考古测年数据和可靠的C-14测年依据。但是,这一区域地处大汶口文化和龙山文化核心区,邳州大墩子遗址[53]、昌乐崇山石祖林[54] 等多处考古遗址发掘出土了龙山时代祖形器文物和男根崇拜祭祀遗迹,采用排除法,将这一区域以大型石祖为主、无法确定年代的众多祖形器确定为中国青铜时代。主要依据:一是有无金属器具雕琢痕迹。这些石祖,除徐州新沂市阿湖镇三里村石祖外,其余石祖雕塑技法均显古朴原始,没有金属器具或者很少有金属器具雕琢痕迹,可以排除秦汉以后年代。二是古籍有无记载。这一区域的16处祖形器遗址遗迹,各类古籍均无记载,所属各地的古代地方志亦无记载,由此也可以排除秦汉以后年代。三是考古和时代风尚依据。龙山时代淮海地区男根崇拜尚不盛行,考古发掘中虽有祖形器出土,但数量不多,出土祖形器的遗址较少;加之,龙山时代生产力落后,在远离东夷文化核心区的淮海地区偏僻乡村,大量制作此类大型石祖,不太可能,可排除龙山时代制作的可能性。四是少数遗址遗迹具有年代参考依据。山东潍坊安丘县城顶山公冶長书院遗址神根祠供奉的大石祖,是2003年生修书院和青云寺时从遗址中挖出,公冶长书院是春秋时期古迹,发掘者推测此石祖在公冶长书院建立之前就存在,其年代大概可归属为龙山时代末期至春秋时期,笔者将其年代定为商代到春秋时期。淮海地区的众多大型石祖的年代,可依此例确定为商周时期。邹城峄山子孙石是这一区域16处男根崇拜遗迹中,唯一的非人工雕琢祖形器。峄山子孙石是一大块自然巨石,高约5米,重达30余吨,因外型貌似男根,得名“子孙石”,自古以来就受到人们祭祀崇拜,至今依然香火旺盛,崇拜者众多且络绎不绝。峄山没有泰山高大雄伟,但开发较早,早于泰山,在夏商时期就得到开发观光,西周春秋时期已是齐鲁名山。因此,峄山子孙石的男根崇拜起始年代可确定为商周时期。
江苏徐州和连云港地区的13处男根崇拜遗址遗迹,笔者大都进行了实地考察。上世纪90年代之前,这些文物大都不受重视,且作为涉性、淫邪品受到排斥。本世纪以来,随着淮海地区经济发展和多次文物普查,此类文物已经普遍受到重视。或设园维护,或移址进馆,或专人保管,或设专舍保护,石祖文物已基本列入保护。这些石祖文物中,铜山区汉王镇拔剑泉西边石祖,铜山区汉王镇张竹坡墓旁石祖,赣榆区徐福庙石祖,赣榆区赣马镇匡林村石祖,赣榆区赣马镇马厂村石祖,东海县博物馆馆藏石祖,海州区二涧库遗址出土石祖,连云区朝阳遗址出土石祖,连云区朝阳镇小窄山石祖,连云区虚沟后大门路边石祖,连云区平山镇伏羲雄风园2根大石祖,共11处,其年代均可确定为商周时期,时间为距今3600~2500年。山东滕州薛国故城遗址大石祖,临近徐州,亦可参照这些石祖,将其年代可确定为商周时期,时间为距今3600~2500年。宿迁市区幸福中路道生碱店南侧工地出土的大石祖,造型古朴,无任何金属雕琢痕迹,但当时发掘者对媒体随意解释发布信息,将其年代定为明清时期,完全错误,其年代亦可确定为商周时期,时间为距今3600~2500年。徐州新沂市阿湖镇三里村大石祖,金属雕琢痕迹明显,可以排除商代及西周时期;同时,考虑到汉代以后不再广泛流行男根石祖崇拜的历史情况,三里村大石祖的年代不会晚于西汉中期武帝时期,因此将其年代确定为战国时代,其绝对年代可确定为距今2500~2000年。
统计显示,淮海鲁南地区祖形器遗址遗迹16处,以连云港为中心分布;加上黄河中游7处,共有23处,表明中原和淮海地区依然存在炽热的男根崇拜。
(二)闽南沿海地区
福建闽南沿海地区现存7处男根崇拜遗迹,其中最有名的是泉州南门外龟山浮桥石笋(泉州市鲤城区浮桥笋语村),简称泉州南门外石笋,是泉州的重要景观之一,历来都很受人们重视,对于其功能,人们都将其归属为生殖崇拜、男根崇拜,没有异议。但对其年代和文化属性,却争议极大,严肃对待认真探讨者有之,鹦鹉学舌人云亦云随意解释者亦有很多。目前,关于石笋年代和功能大概的说法有石器时代说、本土生殖崇拜原始宗教说、风水说、原始水神崇拜说、印度教林伽说等。持石器时代说的学者主要是吴文良[1]。持本土民族传统原始宗教说的学者有黄天柱[2]、彭德斌[3]、吴文良、李秀治、吴文娟、吴诗池[4]等。持风水说的学者主要有傅金星[5]等。持原始水神崇拜说的学者主要是朱亚仁[6]。持印度教林伽说的学者很多,主要有杨钦章[7]、庄为玑[8]、陈水德[9]、蒋颖贤[10]、吴幼雄[11]、段立生[12]、余得恩[13]、朱明忠[14]等等。此外,很多论著、出版物以及文化手册、旅游手册之类的宣传品、印刷品抄袭印度教林伽说的观点,流传甚广。其实,这些说法和观点,基本可以归纳为本土原始宗教说和外来印度教说两大类。我坚决否定印度教说,支持本土生殖崇拜说,且认为石笋为外来印度教林伽说无确切证据,是一厢情愿和想当然,误导社会公众,应予否定。 石笋并非印度教林加的主要依据有五:一是石笋与泉州蕃佛寺之间没有直接关系。二是型制不符,外形相差甚远。三是年代时间和位置座落不符。四是缠枝纹并非印度和印度教独有纹饰,中国古已有之。五是印度教说对宋元时期印度教在泉州的影响有夸大之嫌。详情笔者在另一论文《泉州石笋的年代和文化属性再辨析》中专门论述。
我基本赞同石笋为本土风水建筑的说法。彭德斌认为:“在南宋以前在此处就一直有一座“山川社稷坛”,祭拜风伯、雨师、雷公、电母、城隍、土堆诸神,是个非常神圣的地方,岂可容忍这么一个异教的生殖怪物在此存在,但作为民族的产物为了克服其风水败位,是可以容忍的。而在此处也的确存在有风水败位问题,因为在此处除有高耸的双乳峰直面外,还听老人说,从这里伸向笋江的地方原有两块大石板,石板之间有一缝隙,长年流黄水,且周围多湿地,这些都是朋盛阳衰的地理现象,因此是绝对的风水败位,于是需要利用既纯阳如刚健的生殖器‘石笋’矗立其间,然而这些做法均只是民族心理与理念的表达,与印度教无关。况且在泉州地面上还有许多石笋,如晋江、东海镇、安溪、南安、德化等的诸多石笋,又与印度教何干?”[15] 但是,把宝塔、文峰塔、石塔等高大建筑作为风水建筑是明清时期的风俗和惯例,此类建筑文物遍布全国各地。乾隆版《泉州府志》记载:“高惠连,大中祥符四年(1011)任。以私憾迁府学于郡西,击断荀江石笋为二。”[5][16] 此后,此物被废置400多年,直到明代再为修复。既然石笋如此重要,为什么被废置这么长的时间没有任何僧侣缙绅为之修复呢?傅金星先生认为,南宋人才鼎盛,不感到其为害;元亡明兴,泉州人才未振,故又想到振作乾岗而重修,此说可从[16]。但是,把石笋当作为振乾岗、兴人才,只是明清人的想法,并不是石笋最初建造者的本意。且石笋在明代只是修复重立,并非新建。其建造年代,上溯至河神崇拜、生殖崇拜时代应更合情合理。
石笋的建造年代和寓意用途。闽南沿海地区虽然地处相对偏僻,但并不是落后的文化孤岛,而是与中原地区仍然保持着密切联系,文化和文明发展程度基本与中原地区保持同步。距今约3250年的闽侯黄土仑文化遗址,出土陶石器近200件,主要是“圜底器和高圈足器,纹饰以拍印和刻印的变体雷纹、方格纹、斜线三角纹为最普遍。从陶器造型到纹饰,都体现出浓厚的仿中原商周青铜器的特征”[17]P21-22。1978年、1992年,在建瓯市黄科山遗址出土了铙、觚等多件西周时期青铜器。其中,大铙高达76.8厘米,重达100.35公斤,器形硕大,保存完好,反映中原礼乐文化对福建地区的传播和影响已经很深。但是,由于地处相对偏远、发展落后,福建在商代之前的文字记录几乎是空白。《周礼》记载福建为“闽”、“七闽”,因此,学者们将这一时期的福建文化称之为闽文化。在闽侯县白沙溪头遗址中,还发现有男女合葬墓,男子仰身直肢,女子侧身屈膝,说明“七闽”社会已处在父系社会阶段[17]P27。笔者认为,石笋正是这一时期闽文化的石制建筑,年代相当于中原地区商周时期,是闽文化或者说中华文化中以男阳祭祀、镇压水妖的男根崇拜宗教遗物,不是外来文化,是纯粹地道的中华本土文化。
在我国,水神崇拜贯穿各个历史时期,但其起源和盛行期却是在商周时期,特别是春秋战国时期。这一时期,人口增长迅速,但社会生产力低下,河患水患频繁,类似西门豹治邺之前人们将少女投河祭祀漳河水神之举,建造阳性建筑祭祀水神、镇压河妖,都是为了崇拜水神,祈求控制水患。汉魏隋唐以后历代逐渐演变为“宝塔镇河妖”。中国古代著名的水利工程都江堰、灵渠、郑国渠等,大多都是战国秦汉时期的建筑。闽南地处江河溪流下游入海地区,水患愈加严重。因此,闽南沿海各地的石笋,大多都是古代祭祀水神的宗教遗物。同时,商周时期也是中国男根崇拜盛行期,在笔者统计的中国古今190多处男根崇拜遗址遗迹中,夏商周三代达69处,占总量的36%[18]。处于男根崇拜盛行期的闽人,不可能不留下任何痕迹,石笋正是闽文化时期闽人实行男根崇拜和生殖崇拜的遗迹。此类石笋,不仅存在于泉州,近年来随着文物普查工作的细致深入,在闽南地区多有发现。如德化县龙门滩镇碧坑村、德化县雷峰镇长基村、德化县雷峰镇焦溪村、德化县葛坑镇祭头村、连江县蓼沿镇朱公桥村、漳州市区东侧一幢居民院子内,等等地方,均发现了类似石笋。它们的特点是都靠近居民村、座落在河边,具有男根崇拜生殖祈育和水神崇拜镇压河妖的双重寓意。
(三)新疆地区
新疆地域辽阔,占中国陆地国土面积六分之一,是古代丝绸之路要冲和各种文化交流汇集中心,多种草原文明、农耕文明和宗教文化在新疆都有交流和传播。在中国古代和新疆发展变迁历史上,中亚草原、蒙古高原是各个草原游牧民族千里驰骋,融合、碰撞的地区,人群混杂交错,民族复杂多样,居无定所的生活习俗,往往很难将东亚蒙古人种、欧罗巴人种中诸如月氏、乌孙、匈奴、突厥、回鹘、东胡、塞人(斯基泰、)、吐火羅人等等各民族、各部落的一些遗存区分清楚,人群构成、人种来源、人种特征极其复杂。新疆地区25处祖形器和男根崇拜遗址遗迹,遍布全疆东西南北各地。在文化类型上,除新疆本地的天山北路文化、克尔木齐文化、小河文化、察吾乎文化、苏贝希文化、焉不拉克文化、索墩布拉克文化、扎滚鲁克文化外,同时受中原夏商周文化影响,还受到甘青地区四坝文化、沙井文化、卡约文化,以及前苏联等境外国家考古发掘命名的阿凡纳谢沃文化、塞伊玛—图尔宾诺文化、安德罗诺沃文化、奥库涅夫文化、卡拉苏克文化、楚斯特文化等众多青铜时代考古学文化影响。多种文化互相影响融合,是新疆史前文化的一大特点。值得庆幸的是,近20多年,新疆考古事业快速发展,成绩突出,出土祖形器的遗址大都经过考古发掘,有测年数据和年代参考依据。因此,与淮海地区和闽南地区相比,新疆地区25处祖形器遗址遗迹的年代,相对比较容易确定。
在新石器时代和金石并用时代对应的考古发掘中,新疆地区没有祖形器出土。到青铜时代,欧亚大陆东西方文化的碰撞与融合,凸显新疆在欧亚大陆的地理中心位置和文化融合中心位置,使新疆及其周边地区成为民族融合和文化融合的中心舞台,各类文化竞相登台汇演。文化是时间、空间和居民活动的综合。其中,居民活动起决定作用,离开居民活动,地域文化无从谈起。因此,考察祖形器的时空分布,必须研究考察一定时间范围内在具体地域空间活动的居民。当代学者结合考古发掘资料、分子人类学、体质人类学、骨骼稳定同位素、民族学的研究成果,将公元前2000—公元0年在新疆活动的民族人种、生业方式等,进行了细致研究。笔者将出土祖形器较多、遗址分布集中的地区分成4个片区:哈密地区、昌吉州东天山北麓区、伊犁河流域、塔里木盆地。 1.哈密地区。“在青铜时代一早期铁器时代的人种变化具有以下特征:天山北路墓地所代表的人群以蒙古人种为主,有少量欧洲人种存在,同时已经出现混血情况。焉不拉克墓地早期蒙古人种占绝大多数,晚期欧洲人种明显增加。五堡墓地以欧洲人种为主,蒙古人种占少数,但欧洲人种形态特征己经逐渐被蒙古人种同化。拜其尔墓地所代表的人种成分复杂,与天山北路墓地、焉不拉克墓地所代表的人群有较大差异。黑沟梁墓地作为墓主的人群与天山北路、焉不拉克墓地所代表的人群有密切关系,殉人与墓主在人种上存在一定的差异。”[62]P128 “这个时期以半农半牧经济为主的遗存,过着定居生活,在聚落周围地带种植小麦、粟、泰等农作物,牧放羊、牛、马等牲畜,同时还从事一定的狩猎活动。”[62]P144
从新疆史前考古学文化上考察,新疆地区十分发达的彩陶文化,虽然存在其显著的地域性风格,但是与甘青地区的早期彩陶文化具有紧密的联系[63]。 年代可推至公元前21-前13世纪的天山北路文化是新疆地区已知的最早与甘青地区相联系的考古文化遗存,也是新疆地区最早的彩陶文化。文化的传入常常会伴随着人群的跟进。如天山北路的6具男颅骨中有5具趋向于蒙古人种类型,1具属欧罗巴人种类型。
1988年,新疆医学院对木垒县“3墓4个颅骨的比较、形态观察及测量结果分析,南郊M1A男和B女属大蒙古人种组群,南郊M2男和四道沟M3女约系大蒙古人群和欧罗巴人群的混血组群。木垒地区古墓材料表明,在距今3000的时期这里已存在蒙古人种的人群和欧罗巴人群的混血现象。”[64]
2.昌吉州天山北麓区。昌吉州各县市都出土和发现了数量不等的祖形器,以木垒县和奇台县最多。但是,由于昌吉州考古相对落后,考古遗址较少,没有以本地遗址命名的考古学文化。这一地区,新疆考古学人根据陶器标型分类和地域相近,将昌吉州考古文化归入吐鲁番地区的苏贝希文化,我以为不够准确。昌吉州的木垒、奇台、吉木萨尔等地,与吐鲁番之间直线距离看似很近,但因中间隔着博格达雪山,两地人员无法直线往来。东天山的哈密、巴里坤可以直接往来木垒、昌吉,古时的丝绸之路北线就是这条路。考古发掘也一再证明,昌吉州出土陶器与哈密天山北路文化、焉不拉克文化有密切关系。苏贝希文化各遗址中,均无祖形器出土。因此,不能将昌吉州史前文化归入苏贝希文化。对此,我建议将距今3000年左右、以木垒和奇台为中心的考古学文化,命名为“四道沟文化”,本文率先使用“四道沟文化”概念。
四道沟文化的人种人群应该与天山北路文化和焉不拉克文化相似,以蒙古人种为主,欧罗巴人种逐渐增多,经济和生业方式以半农半牧为主。根据分子人类学和民族学研究,公元前二千纪至公元前二世纪,匈妈、月氏、乌孙、塞人等蒙古人种、欧罗巴人种以及他们的融合产生的混血民族,以及原本居住在“祁连敦煌间”,向西北包括东天山北坡、准噶尔盆地南缘地区,也就是河西走廊敦煌以西至东天山哈密周围的广大地区,包括哈密、巴里坤、伊吾、木垒、奇台和甘肃的马鬃山区等地的居民。月氏、乌孙等塞人人种的来源,与欧亚草原塞人的游动迁徒和索墩布拉克文化的扩张有关。公元前五世纪之后索墩布拉克文化不断扩张,“其势力范围向东已经到达了乌鲁木齐地区,其扩张的结果不仅带来了古欧洲类型的居民,也跟进了中亚两河类型的居民,这部分人应该是东天山地区乌孙人的来源。另一方面,中亚两河类型的乌孙人有可能是古欧洲类型从阿勒泰地区进入新疆东部,并受当地蒙古人种因素影響而形成。”[65]
3.伊犁河流域。青铜时代和早期铁器时代,在这一地区活动的人群人种,前后可分为两部分。在公元前2千纪后半段的文化遗存基本属于安德罗诺沃文化系统,目前还不见更早的遗存。而公元前1千纪这一区域成为索墩布拉克文化的主要分布区。
前期,主要是早期进入新疆的塞人,有人称其为斯基泰人。约“公元前2千纪中叶到公元前1千纪初,境外的安德罗诺沃文化迅速扩张,掀起了印欧人群的第二次大规模向东迁徙的浪潮。该文化不仅占据着新疆的伊犁、塔城和塔什库尔干等地区,同时也对和静新塔拉遗存、库车哈拉墩遗存和尼雅北部类型遗存的形成都存在着不同程度的影响[66]。这个印欧人群就是早期进入新疆的塞人中的一支。来自西方的人群主要可以分为两支,其中一支是从中亚北部沿伊犁河谷进入新疆,在伊犁地区结合了东方的彩陶传统文化因素形成了索墩布拉克文化[66]。彩陶文化因素来自甘青地区,人群是以古羌氐人为主的的蒙古人种。
后期,主要是印欧人种和印欧与蒙古人种融合的的乌孙人。据韩康信、潘其凤研究,昭苏国营种马场及萨尔霍布、夏台、波马墓葬的头骨特征为“保留着某些原始欧洲人特征的中亚两河类型人种”[67]P503-523。新疆伊犁河流域和哈萨克斯坦伊犁河流域的同类型墓葬,一般都认为是曾经生活在这里的塞克人与乌孙人的遗存[68]。从西汉初期起(公元前3世纪初叶),乌孙西迁至伊犁河流域和伊塞克湖一带,建立了乌孙国,而有相当数量的塞人也逐渐融合到了乌孙民族中[69]P57。因此,公元前5世纪至公元前后的伊犁河流域索墩布拉克文化的居民,既包括了新疆天山、哈萨克斯坦的塞人族属,也包括了后来迁居此地的乌孙人族属。
4.塔里木盆地。主要分布在塔里木盆地东部边缘和南部边缘,以孔雀河流域和罗布泊地区为主。
从已有的人类学研究材料可知,在汉代楼兰古国居民之前,在罗布泊地区的古墓沟墓地、铁板河及小河墓地都发现有青铜时代的人群,他们属于欧罗巴人种的古欧洲类型。小河文化上限大约在公元前2000年,具体的下限还无法明确,但主要墓地年代集中在公元前2千纪前半段。目前的考古工作还未发现罗布泊地区小河文化之后到楼兰古国之前的1千多年间考古遗存,乃至这一时空范围内的人类遗存。[65]P36韩康信曾经推测:“中亚的古代地中海人种成分越过了帕米尔高原,一方面沿塔里木盆地的南缘,向东推进到罗布泊地区。另一方面,一部分地中海人种成分沿塔里木盆地北线向东渗进到天山东段地区,并且在渗进过程中,可能比从其南线向东渗进的同类更多与当地居民发生混杂”[70] 羌人是较早进入塔里木盆地边缘地区的古代民族之一。新疆地区史前时期东方文化(人群)进入新疆路线可能存在着两条:一条是沿河西走廊向西北进入哈密和巴里坤地区,这一条也可称为东方彩陶文化的传播线。另外一条是从安西出玉门关向西南沿塔里木盆地的南缘进入南疆地区,卡约文化和后来的中原文化都可能是通过这条路线传入南疆地区的,这条路线也是汉代丝绸之路南道的重要组成部分。[66]
原来生活在孔雀河流域的古欧洲类型人种特征的居民,他们的后代向新疆中部、东疆及南疆迁移,并在迁移过程中,融入了更多的蒙古人种因素。根据韩康信的分析,有可能留在楼兰本地的一部分古欧洲类型与后来的地中海东支、蒙古人种相遇,使得楼兰本地区的欧罗巴人种类型发生了体质上的改变。[65] 孔雀河流域和楼兰古国出现的蒙古人种因素或者是楼兰地区的早期居民,可能与古代羌族有关。古代羌人主要分布在今甘肃、青海和四川西部一带。
小河文化居民之后发现的古欧洲类型的头骨,其原始欧洲人类型特征都有些弱化,说明到春秋战国时期,无论是东疆的吐鲁番盆地、哈密盆地,还是新疆中部的和静、南疆的且末地区,已不是单纯的古欧洲类型的居民,都存在混血的现象。表明代表安德罗诺沃文化的古欧洲类型的居民移居到罗布泊地区以后,曾以一种纯粹的人种状态生存,随着时间的推移,文化的交流,他们的后代分布到新疆中部的和静地区、东部的吐鲁番、哈密地区,且均发生了形态的改变,融入了更多的蒙古人种的因素,以一种“过渡人种”形态在东疆地区得到了广泛的繁衍[71]。
注释:
[1]楚天佑:《龙山时代祖形器的时空分布统计分析》[J],《看世界?理论研究》2021年月上,第-页。
[2]楚天佑:《仰韶时代祖形器的时空分布统计分析和启示》[J],《看世界?理论研究》2020年12月上,第267-271页。
[3]《昌平张营——燕山南麓地区早期青铜文化遗址发掘报告》[R],文物出版社2007年11月。
[4]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内蒙古工作队:《赤峰药王庙_夏家店遗址试掘报告》[R],《考古学报》,1974年第1期,第111-144+194-207页。
[5]项春松、李义:《宁城小黑石沟石椁墓调查清理报告》[R],《文物》,1995年第5期,第4-22+97-98+1-2页。
[6]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内蒙古工作队:《宁城南山根遗址发掘报告》[R],《考古学报》,1975年第1期,第117-140+204-211页。
[7]《男性阳器石雕浮出水面》[K],新沂城市论坛,2009年7月24日,http://bbs.0516k.com/thread-377976-1-1.html.
[8]《徐州千古之谜》[M],中国文联出版社,2004年6月第一版,第369—371页。
[9]高伟:《寻“根”古海州》[J],《海州湾纵横》,2000年试刊。
[10]《连云港日报》[N],2012年2月16日。
[11]《市文保所再赴匡林村考察石祖崇拜遗存》[K],江苏文明网,2015年6月15日。
[12]《市文保所赴赣榆多地考察石祖祭祀活动》[K],江苏文明网,2015年6月25日。
[13]《宿迁出土石制男性生殖器石祖》,宿迁新闻网,http://epaper.sqdaily.com/sqwb/html/2011-11/15/content_270508.htm)。
[14]《吴城—1973~2002年考古发掘报告》[R],科学出版社2005年9月,第330页。
[15]邱季端:《福建古代历史文化博览》,福建教育出版社,2007年12月,P714。
[16]《泉州史迹-石笋》,泉州历史网http://www.qzhnet.com.
[17]云南大学李昆声先生1998年参观台湾卑南遗址时所见。李昆声:《考古材料所见生殖器崇拜考——以云南史前及青铜时代为例》[J],云南民族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3年7月第20卷第4期。
[18]本文作者2020年10月4日实地考察,当代人于2003年建神根祠供奉。
[19]《古薛研究》,新浪博客——喜上眉梢的博客:http://blog.sina.com.cn/s/blog_5f0dfd890101i0ze.html.
[20]怡凡:《峄山子孙石》[J],《走向世界》,2009年第25期第66-67页。本文作者2020年10月4日实地考察。
[21] 李学勤主编、詹子庆著:《夏史与夏代文明》[M],上海科学技术文献出版社2007年4月,第213页。
[22]《济源历史—庙街遗址简介》,新浪博客,http://blog.sina.com.cn/s/blog_4da560130100qqxx.html.
[23]安志敏:《1952年秋季郑州二里岗发掘记》[R],《考古学报》第8册,1954年。
[24]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编著:《郑州小双桥——1990~2000年考古发掘报告》[R],科学出版社2012年9月第一版,第491页;《1995年郑州小双桥遗址的发掘》[R],《华夏考古》1996年第3期。
[25]陈仁涛《金匮论古初集》,转自刘达临:《中国古代性文化》[M],宁夏人民出版社2003年12月第1版,第35页。
[26]王晓田、王风竹主编:《长江三峡工程坝区出土文物图集》[M],科学出版社1997年11月第1版
[27]邱立誠、刘成基《东莞村头遗址发掘的初步收获》[R],《广东省博物馆馆刊》1991年第2期;广东省文物考古研究所、东莞市博物馆:《东莞村头遗址第二次发掘简报》[R],《文物》2000年第9期;报告未提及,转引自刘雪河:《广东原始宗教源自中原考》[J],《河南科技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7年10月第25卷第5期。 [28]刘雪河:《广东原始宗教源自中原考》[J],《河南科技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7年10月第25卷第5期。
[29]云南省博物馆:《元谋大墩子新石器时代遗址》[J],《考古学报》1977年第1期。
[30]耿德铭:《施甸陶祖和和古代男性生殖崇拜》[J],《云南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90年第2期;李昆声:《考古材料所见生殖器崇拜考——以云南史前及青铜时代为例》[J],云南民族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3年7月第20卷第4期。
[31]《沣西发掘报告》[R],文物出版社第112页,1962年版。
[32]施爱民:《东、西灰山考古》,新华网甘肃频道。
[33]安志敏:《甘南山丹四坝滩新石器时代遗址》[R],《考古学报》1959年第3期。
[34]祁小山、王博编著:《丝绸之路?新疆古代文化》[M],新疆人民出版社,2008年4月。
[35]新疆文物考古研究所:《2002年小河墓地考古调查与发掘报告》[R],《边疆考古研究》,2004年,第338-398+401-411页。
[36]新疆文物考古研究所:《新疆罗布泊小河墓地2003年发掘简报》[R],《文物》2007年第10期,第4-42+2+1页。
[37]张迎春、伊弟利斯?阿不都热苏勒:《北方墓地:埋藏在大漠腹地的千古之谜》[J],《新疆人文地理》,2009年第3期第68-75页。
[38]《新疆尼勒克县吉仁台沟口遗址》[R],《考古》2017年第7期。
[39]袁晓、罗佳明、阮秋荣:《新疆尼勒克县吉仁台沟口遗址2019年发掘收获与初步认识》[R],《西域研究》,2020年01期第120-125页。
[40]新疆文物考古研究所:《新疆尼勒克乌吐兰墓地发掘简报》[R],《文物》,2014年12期,第50-63+2页。
[41]哈密地区博物馆馆藏文物。
[42]王永强:《新疆哈密五堡艾斯克霞尔南墓地考古新发现》[J],《西域研究》2011年第2期第134-137页。
[43]于志勇:《2006~2010年的新疆考古新发现》[J],《中国文化遗产》,2011年第4期,第44-51页。
[44]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文物管理委员会:《新疆木垒四道沟遗址》[R],《考古》1982年第2期。
[45]戴良佐:《新疆木垒县出土的石磨棒》[J],《考古》,1984年第1期第40页。
[46]魏敦品:《木垒石祖石妣成双成对出土说明了什么》,《历史在诉说—昌吉历史遗址与文物》[M],新疆青少年出版社1993年第265-266页。
[47]刘学堂:《新疆木垒等地发现的“石祖”和“石女阴”试释》[J],中国文物报,2004年12月3日,第7版。
[48]刘学堂:《新疆史前宗教研究》[M],民族出版社,2009 年,321-328页。
[49]昌吉州文物局:《散落在奇台民间的古旧小什物考略》[J],昌吉回族自治州文物局网站,2011年7月20日。
[50]刘国瑞、祁小山编著:《哈密古代文明》[M],新疆美术摄影出版社,1997年,13页。
[51]张弛:《新疆阜康可移动文物普查记》,《大众考古》,2016年第5期第68-73页。
[52]刘学堂:《新疆尼勒克县别特巴斯陶墓群全面发掘获重要成果》[J],《西域研究》,2004年第1期,106-108页。
[53]《邳州史前文明》[M],远方出版社1996年12月第一版第86—88页、111—117页。
[54]王宪明:《虞舜时代的伟大丰碑:营丘九头图与崇山石祖林》,《诸城大舜研究》[M],人民出版社,2010年。
[55]杨钦章:《对泉州湿婆雕像的探讨》,《南亚研究》,1984年第1期,第7-16+53+58+79+3页。
[56]李秀治、吴文娟、吴诗池:《泉州宗教石刻艺术漫谈》[J],《南方文物》,2006年第1期第56-62页。
[57]陈水德:《泉州文化新视线》[M]——生殖器崇拜与印度教,香港拓文出版社,2004年8月,第78页。
[58]林振礼:《宋代泉州府学—石笋变迁管窥》[J],《泉州师范学院学报》,2006年第5期第49-55页。
[59]朱亚仁:《泉州地区水神崇拜管见》[J],《东南文化》,1990年第5期第219-222页。
[60]辽宁省昭乌达盟文物工作站、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东北工作队:《宁城县南山根的石椁墓》[R],《考古学报》,1973年第2期第27-39+148-159页。
[61]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殷墟妇好墓》[M],文物出版社,1980年,第153页一154页。
[62]习通源:《青铜时代至早期铁器时代东天山地区聚落遗址研究》[D],西北大学2014年博士学位论文,第128页。
[63]安志敏:《中亚东部的青铜时代》,《中亚文明史》第一卷[M],中国对外翻译出版社,238-249 页。
[64]邵兴周、王博:《木垒县古墓及出土颅骨的研究》[J],《新疆医学院学报》1989年第1期。
[65]刘宁:《新疆地区古代居民的人种结构研究》[D],吉林大学博士学位论文,2010年。
[66]邵会秋:《新疆史前时期文化格局的演进及其与周邻地区文化的关系》[D],吉林大学博士学位论文,2007年。
[67]韩康信、潘其凤:《新疆昭苏土墩墓古人类学材料的研究》[J],《考古学报》1987年第4期。
[68][苏联]阿奇舍夫、库沙耶夫:《伊犁河流域塞人和乌孙的古代文明》[M],兰州大学出版社2013年版)
[69]王炳华:《古代新疆塞人历史钩沉》[J],《新疆社会科学》1985第1期。
[70]韩康信:《新疆古代居民种族人类学研究》,《丝绸之路古代居民种族人类学研究》[M],新疆人民出版社,1995 年 8 月第二次印刷,1-32页。
[71]魏东:《新疆哈密地区青铜——早期铁器时代居民人种学研究》[D],吉林大學博士学位论文,2009年。
作者简介:
楚天佑,男,汉族,籍贯和出生地:河南省郑州市;1984年毕业于复旦大学历史系。现任职于南京市税务局,国家公务员,调研员,历史学者。在北核等核心刊物以及各类省刊等,发表论文50余篇。多年来,利用业余时间致力于中国古代生殖崇拜和男根崇拜专题考察研究,成果丰硕,被称为中国男根崇拜研究第一人。主要研究方向:中国古代男根崇拜。
关键词:青铜时代;祖形器;男根崇拜;地域;分布
在考古学上,中国青铜时代指的是距今4000~2200年的文明时代,也称奴隶社会,因这一时期先后经历了夏商周三个王朝更替,也称为夏商周“三代”。本文上承仰韶时代、龙山时代祖形器统计分析方法,继续对考古发掘出土祖形器的中国青铜时代遗址进行梳理统计,共69处,其数量不仅大大多于仰韶时代祖形器[1],而且多于龙山时代祖形器[2]。本文拟对中国青铜时代祖形器进行地域分布、文化类型鉴别、年代考订、材质和器型规格等量化统计和初步分析。
一、地域分布
(一)中国青铜时代69处祖形器遗址遗迹,按当代省级行政区划,分布情况如下:
1、北京市1处:
北京昌平张营遗址[3]。
2、内蒙古自治区4处:
内蒙古赤峰夏家店遗址[4];
内蒙古赤峰宁城县小黑石沟石椁墓[5];
内蒙古赤峰宁城县南山根遗址[6];
内蒙古宁城县南山根M101石椁墓[60]。
3、江苏省13处:
江苏徐州新沂市阿湖镇三里村[7];
江苏徐州铜山区汉王镇拔剑泉西边[8];江苏徐州铜山区汉王镇张竹坡墓旁[8];江苏连云港赣榆县徐福庙[9];连云港赣榆区赣马镇匡林村[11];
连云港赣榆区赣马镇马厂村[12];
江苏连云港东海县博物馆[9];江苏连云港海州区二涧库遗址[9];江苏连云港市连云区朝阳遗址[9];江苏连云港市连云区朝阳镇小窄山[10];
江苏连云港连云区虚沟后大门路边[9];
江苏连云港连云区平山镇伏羲雄风园[9];江苏宿迁市区幸福中路道生碱店南侧工地[13]。4、江西省1处:
江西宜春樟树市吴城遗址[14]。
5、福建省7处:
福建泉州南门外石笋[15]P714;
福建泉州德化县龙门滩镇碧坑村石笋[16];
福建泉州德化县雷峰镇长基村石笋[16];
福建泉州德化县雷峰镇焦溪村石笋[16];
福建泉州德化县葛坑镇祭头村石笋[16];
福建福州连江县蓼沿镇朱公桥村石笋[15]P713;
福建漳州市区东侧一幢居民院子内石笋[15]P714。
6、台湾省1处:台湾台东卑南遗址[17]。7、山东省3处:
山东潍坊安丘县城顶山公冶长书院遗址[18];
山东滕州薛国故城遗址[19];山东邹城峄山石祖庙子孙石[20]。
8、河南省6处:
河南偃师二里头遗址[21];
河南济源庙街遗址[22];
河南郑州二里岗遗址[23];河南郑州小双桥遗址[24];
河南安阳侯家庄遗址[25];河南安阳殷墟妇好墓[61]。
9、湖北省1处:
湖北宜昌中堡岛遗址[26]。
10、广东省2处:
广东东莞村头遗址[27];
广东增城西瓜岭遗址[28]。
11、云南省2处:
云南元谋大墩子遗址[29];
云南施甸团山窝遗址[30]。12、陕西省1处:
陕西西安张家坡遗址[31]。13、甘肃省2处:
甘肃张掖民乐县东灰山遗址[32];甘肃张掖山丹县四坝滩遗址[33]。
14、新疆维吾尔自治区25处:新疆哈密市天山北路墓地[34];新疆罗布淖尔(罗布泊)小河墓地遗址[35][36];
新疆于田县克里雅河北方墓地遗址[37];新疆伊犁州尼勒克县吉仁台沟口遗址[38][39];
新疆伊犁州尼勒克县乌吐兰墓地[40];
新疆喀什疏附县[34];
新疆哈密五堡墓地[41];
新疆哈密焉布拉克古墓[34];
新疆哈密艾斯克霞尔南墓地[42][43]。
新疆木垒县四道沟遗址[44];新疆呼图壁县康家石门子遗址[34];
新疆呼图壁县康家石门子康尔沟遗址[34];
新疆木垒县城郊县广播站基建工地遗址[45];
新疆木垒县东城公社鸡心梁大队[45];新疆木垒县东城沟[46];
新疆木垒县新户乡61公里和63公里的里程碑处[46];
新疆奇台县5处新石器时代文化遗址[47][48][49];
新疆哈密巴里坤县小黑沟[50];新疆昌吉州阜康市土墩子农场[34];
新疆阜康小泉牧场遗址[51];
新疆石河子总场良种场古墓[34];新疆阿勒泰布尔津县[34];
新疆伊犁州伊宁市[34];
新疆伊犁州新源县塔勒德镇[34];新疆伊犁州尼勒克县别特巴斯陶墓地[52];中国青铜时代69处祖形器遗址遗迹列表如下: (二)青铜时代69处祖形器遗址,按地或和文化类型分区,分布情况如下:
1.淮海地區16处:江苏徐州新沂市阿湖镇三里村;江苏徐州铜山区汉王镇拔剑泉西边;江苏徐州铜山区汉王镇张竹坡墓旁;江苏连云港赣榆县徐福庙;连云港赣榆区赣马镇匡林村;连云港赣榆区赣马镇马厂村;江苏连云港东海县博物馆;江苏连云港海州区二涧库遗址;江苏连云港朝阳遗址;江苏连云港市连云区朝阳镇小窄山;江苏连云港连云区虚沟后大门路边;江苏连云港连云区平山镇伏羲雄风园;江苏宿迁市区幸福中路道生碱店南侧工地;山东潍坊安丘县城顶山公冶长书院遗址;山东滕州薛国故城遗址;山东邹城峄山石祖庙子孙石。2.黄河中游7处:河南偃师二里头遗址;河南济源庙街遗址;河南郑州二里岗遗址;河南郑州小双桥遗址;河南安阳侯家庄遗址;河南安阳殷墟妇好墓;陕西西安张家坡遗址;
3.河西走廊2处:甘肃张掖民乐县东灰山遗址;甘肃张掖山丹县四坝滩遗址。
4.新疆地区25处,与前文分省区分布内容相同,不再重复列举。
5.华北地区5处:北京昌平张营遗址;内蒙古赤峰夏家店遗址;内蒙古赤峰宁城县小黑石沟石椁墓;内蒙古赤峰宁城县南山根遗址;内蒙古宁城县南山根M101石椁墓。
6.福建闽南沿海地区7处:泉州南门外石笋;泉州德化县龙门滩镇碧坑村石笋;泉州德化县雷峰镇长基村石笋;泉州德化县雷峰镇焦溪村石笋;泉州德化县葛坑镇祭头村石笋;福州连江县蓼沿镇朱公桥村石笋;漳州市区东侧一幢居民院子内石笋。
7.其它地区7处:云南元谋大墩子遗址;云南施甸团山窝遗址;广东东莞村头遗址;广东增城西瓜岭遗址;湖北宜昌中堡岛遗址;江西宜春樟树市吴城遗址;台湾台东卑南遗址。(三)地域分布和文化类型分布特点
1.男根崇拜遗迹满天星斗,男根崇拜和生殖崇拜信仰遍布全国各地。
统计和列表显示,青铜时代和早期铁器时代,男根崇拜遗址遗迹如满天星斗,遍布中国各地,从东到西,从南到北,无论中原腹地,还是北方草原;无论东南沿海,还是西部山区,从新疆沙漠戈壁到内蒙草原,从燕山南北到南海之滨,从淮海平原到云贵高原,均有男根崇拜遗址遗迹分布,男根崇拜已经是青铜时代一个普遍的文化现象。
2.呈东西向一线式分布
统计显示,中国青铜时代祖形器遗迹的地域分布,主要沿现代陇海、兰新铁路线东西向集中分布,并向西一直延伸至伊犁地区,主要集中分布在当代中国版图的中部和西北地区,呈东西向一线式分布。其中,陇海线及其两侧地区,分布遗址、遗迹23处;兰新线、新疆西部及其两侧地区分布遗址、遗迹27处。陇海、兰新两线分布遗址遗迹合计达50处,占总量的72.46%;主要分布地点位于淮海、中原、关中、河西走廊、哈密盆地、天山南北、伊犁河谷。从东部的黄海之滨,到西部的伊犁河谷,绵延不断。
3.地域分布集中,出现“三大集中分布片区”
统计显示,淮海地区以及临近的山东鲁南地区、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和福建闽南沿海地区是中国青铜时代祖形器分布最密集的三个片区,是中国青铜时代祖形器“三大集中分布片区”。其中,以徐州、连云港为中心的淮海地区,以及临近的山东鲁南地区,分布遗址遗迹16处,占总量的23.19%。新疆地区分布遗址遗迹多达25处,占总量的36.23%。闽南沿海地区分布遗址遗迹7处,占总量的10.14%。黄河中游7处,占总量的10.14%。其它地区遗址遗迹大都是零星分布,共14处,占总量的20.29%。
4.边远地区有零星分布
相对于夏商周三代中原王朝控制的疆域来说,在青铜时代很多地方都属于远离中原的蛮夷之地、边远之地。但这些地区也有祖形器遗址遗迹分布。其中,除新疆23处外,另有福建7处;台湾1处;云南2处;江西1处;内蒙古4处;广东2处。
5.多种文化类型并存,但以夏商周文化为主。从文化类型看,遗址遗迹文化类型多种多样,多种文化类型并存。除夏文化、商文化、周文化外,还有四坝文化、夏家店上层文化、东胡文化、大墩子文化、闽文化、卑南文化、天山北路文化、克尔木齐文化、小河文化、苏贝希文化、焉不拉克文化、塞伊玛—图尔宾诺文化、安德罗诺沃文化,以及其它各种类型的青铜时代地方文化。但其分布主要集中在青铜时代的夏商周文化、闽文化、夏家店上层文化和青铜时代草原文化。69处遗址遗迹中,夏商周文化26处,占比达37.68%,占绝对优势。其它文化类型大都是零星分布。
二、年代分期和时间分布
(一)夏代及相当于夏代遗址遗迹,自二里头文化起,到成汤灭夏,距今约4010年-3600年,以遗址或遗迹距今年代时间下限3601年计算,有12处遗址,占比为17.39%。各遗址分别如下:
河南偃师二里头遗址;河南济源庙街遗址;北京昌平张营遗址;甘肃民乐东灰山遗址;甘肃张掖山丹四坝滩遗址;新疆哈密市天山北路墓地;新疆罗布淖尔(罗布泊)小河墓地遗址;新疆于田县克里雅河北方墓地遗址;内蒙古赤峰夏家店遗址;广东东莞村头遗址;广东增城西瓜岭遗址;河南郑州二里岗遗址。
(二)商代及相当于商代遗址遗迹,公元前1600年-公元前1046年,距今约3600年-3066年,以遗址或遗迹时间上限计算,有37处遗址,占比为53.62%。各遗址分别如下:
新疆伊犁州尼勒克县吉仁台沟口遗址;新疆伊犁州尼勒克县乌吐兰墓地;湖北宜昌中堡岛遗址;江苏铜山汉王镇拔剑泉西边;江苏铜山汉王镇张竹坡墓旁;江苏赣榆徐福庙;江苏东海县博物馆;江苏连云港海州区二涧库遗址;江苏连云港朝阳遗址;江苏连云港连云区虚沟后大门路边;江苏连云港市连云区朝阳镇小窄山;江苏连云港连云区平山镇伏羲雄风园;江苏连云港赣榆区赣马镇匡林村;江苏连云港赣榆区赣马镇马厂村;山东邹城峄山石祖庙子孙石;山东潍坊安丘县城顶山公冶长书院遗址;新疆喀什疏附县;河南郑州小双桥遗址;云南元谋大墩子遗址;河南安阳侯家庄遗址;江西樟树吴城遗址;台湾台东卑南遗址;云南施甸团山窝遗址;新疆哈密五堡墓地;新疆哈密焉布拉克古墓;新疆哈密艾斯克霞尔南墓地;河南安阳殷墟妇好墓;新疆呼图壁县康家石门子遗址;新疆呼图壁县康家石门子康尔沟遗址;江苏宿迁市区幸福中路道生碱店南侧工地;泉州南门外石笋;泉州德化县龙门滩镇碧坑村石笋;泉州德化县雷峰镇长基村石笋;泉州德化县雷峰镇焦溪村石笋;泉州德化县葛坑镇祭头村石笋;福州连江县蓼沿镇朱公桥村石笋;漳州市区东侧一幢居民院子内石笋。 (三)周代及相当于周代遗址遗迹,公元前1046年-公元前221年,距今为3066年-2240年,以遗址或遗迹时间上限计算,有20处遗址,占比为28.99%。各遗址分别如下:
陕西西安张家坡遗址;内蒙古宁城小黑石沟石椁墓;内蒙古宁城南山根遗址;内蒙古宁城县南山根M101石椁墓;新疆木垒县四道沟遗址;新疆木垒县城郊县广播站基建工地遗址;新疆木垒县东城公社鸡心梁大队;新疆木垒县东城沟;新疆木垒县新户乡61公里和63公里的里程碑处;新疆奇台县5处新石器时代文化遗址;新疆巴里坤县小黑沟;山东滕州薛国故城遗址;新疆阜康土墩子农场;新疆阜康小泉牧场遗址;新疆石河子总场良种场古墓;新疆阿勒泰布尔津县;新疆伊犁州伊宁市;新疆伊犁州新源县塔勒德镇;新疆伊犁州尼勒克县别特巴斯陶墓地;江苏新沂阿湖镇三里村。三、三大集中分布片区遗址遗迹的年代和相关问题
(一)淮海和鲁南地区
这一片区的祖形器遗址遗迹共16处,包括江苏省13处,山东省3处。这些遗址遗迹,除连云港海州二涧库遗址、连云区朝阳遗址、宿迁市区幸福中路道生碱店南侧工地3处石祖为地下出土外,其余13处遗迹,均为现存地上文物实物。这些文物,没有考古测年数据和可靠的C-14测年依据。但是,这一区域地处大汶口文化和龙山文化核心区,邳州大墩子遗址[53]、昌乐崇山石祖林[54] 等多处考古遗址发掘出土了龙山时代祖形器文物和男根崇拜祭祀遗迹,采用排除法,将这一区域以大型石祖为主、无法确定年代的众多祖形器确定为中国青铜时代。主要依据:一是有无金属器具雕琢痕迹。这些石祖,除徐州新沂市阿湖镇三里村石祖外,其余石祖雕塑技法均显古朴原始,没有金属器具或者很少有金属器具雕琢痕迹,可以排除秦汉以后年代。二是古籍有无记载。这一区域的16处祖形器遗址遗迹,各类古籍均无记载,所属各地的古代地方志亦无记载,由此也可以排除秦汉以后年代。三是考古和时代风尚依据。龙山时代淮海地区男根崇拜尚不盛行,考古发掘中虽有祖形器出土,但数量不多,出土祖形器的遗址较少;加之,龙山时代生产力落后,在远离东夷文化核心区的淮海地区偏僻乡村,大量制作此类大型石祖,不太可能,可排除龙山时代制作的可能性。四是少数遗址遗迹具有年代参考依据。山东潍坊安丘县城顶山公冶長书院遗址神根祠供奉的大石祖,是2003年生修书院和青云寺时从遗址中挖出,公冶长书院是春秋时期古迹,发掘者推测此石祖在公冶长书院建立之前就存在,其年代大概可归属为龙山时代末期至春秋时期,笔者将其年代定为商代到春秋时期。淮海地区的众多大型石祖的年代,可依此例确定为商周时期。邹城峄山子孙石是这一区域16处男根崇拜遗迹中,唯一的非人工雕琢祖形器。峄山子孙石是一大块自然巨石,高约5米,重达30余吨,因外型貌似男根,得名“子孙石”,自古以来就受到人们祭祀崇拜,至今依然香火旺盛,崇拜者众多且络绎不绝。峄山没有泰山高大雄伟,但开发较早,早于泰山,在夏商时期就得到开发观光,西周春秋时期已是齐鲁名山。因此,峄山子孙石的男根崇拜起始年代可确定为商周时期。
江苏徐州和连云港地区的13处男根崇拜遗址遗迹,笔者大都进行了实地考察。上世纪90年代之前,这些文物大都不受重视,且作为涉性、淫邪品受到排斥。本世纪以来,随着淮海地区经济发展和多次文物普查,此类文物已经普遍受到重视。或设园维护,或移址进馆,或专人保管,或设专舍保护,石祖文物已基本列入保护。这些石祖文物中,铜山区汉王镇拔剑泉西边石祖,铜山区汉王镇张竹坡墓旁石祖,赣榆区徐福庙石祖,赣榆区赣马镇匡林村石祖,赣榆区赣马镇马厂村石祖,东海县博物馆馆藏石祖,海州区二涧库遗址出土石祖,连云区朝阳遗址出土石祖,连云区朝阳镇小窄山石祖,连云区虚沟后大门路边石祖,连云区平山镇伏羲雄风园2根大石祖,共11处,其年代均可确定为商周时期,时间为距今3600~2500年。山东滕州薛国故城遗址大石祖,临近徐州,亦可参照这些石祖,将其年代可确定为商周时期,时间为距今3600~2500年。宿迁市区幸福中路道生碱店南侧工地出土的大石祖,造型古朴,无任何金属雕琢痕迹,但当时发掘者对媒体随意解释发布信息,将其年代定为明清时期,完全错误,其年代亦可确定为商周时期,时间为距今3600~2500年。徐州新沂市阿湖镇三里村大石祖,金属雕琢痕迹明显,可以排除商代及西周时期;同时,考虑到汉代以后不再广泛流行男根石祖崇拜的历史情况,三里村大石祖的年代不会晚于西汉中期武帝时期,因此将其年代确定为战国时代,其绝对年代可确定为距今2500~2000年。
统计显示,淮海鲁南地区祖形器遗址遗迹16处,以连云港为中心分布;加上黄河中游7处,共有23处,表明中原和淮海地区依然存在炽热的男根崇拜。
(二)闽南沿海地区
福建闽南沿海地区现存7处男根崇拜遗迹,其中最有名的是泉州南门外龟山浮桥石笋(泉州市鲤城区浮桥笋语村),简称泉州南门外石笋,是泉州的重要景观之一,历来都很受人们重视,对于其功能,人们都将其归属为生殖崇拜、男根崇拜,没有异议。但对其年代和文化属性,却争议极大,严肃对待认真探讨者有之,鹦鹉学舌人云亦云随意解释者亦有很多。目前,关于石笋年代和功能大概的说法有石器时代说、本土生殖崇拜原始宗教说、风水说、原始水神崇拜说、印度教林伽说等。持石器时代说的学者主要是吴文良[1]。持本土民族传统原始宗教说的学者有黄天柱[2]、彭德斌[3]、吴文良、李秀治、吴文娟、吴诗池[4]等。持风水说的学者主要有傅金星[5]等。持原始水神崇拜说的学者主要是朱亚仁[6]。持印度教林伽说的学者很多,主要有杨钦章[7]、庄为玑[8]、陈水德[9]、蒋颖贤[10]、吴幼雄[11]、段立生[12]、余得恩[13]、朱明忠[14]等等。此外,很多论著、出版物以及文化手册、旅游手册之类的宣传品、印刷品抄袭印度教林伽说的观点,流传甚广。其实,这些说法和观点,基本可以归纳为本土原始宗教说和外来印度教说两大类。我坚决否定印度教说,支持本土生殖崇拜说,且认为石笋为外来印度教林伽说无确切证据,是一厢情愿和想当然,误导社会公众,应予否定。 石笋并非印度教林加的主要依据有五:一是石笋与泉州蕃佛寺之间没有直接关系。二是型制不符,外形相差甚远。三是年代时间和位置座落不符。四是缠枝纹并非印度和印度教独有纹饰,中国古已有之。五是印度教说对宋元时期印度教在泉州的影响有夸大之嫌。详情笔者在另一论文《泉州石笋的年代和文化属性再辨析》中专门论述。
我基本赞同石笋为本土风水建筑的说法。彭德斌认为:“在南宋以前在此处就一直有一座“山川社稷坛”,祭拜风伯、雨师、雷公、电母、城隍、土堆诸神,是个非常神圣的地方,岂可容忍这么一个异教的生殖怪物在此存在,但作为民族的产物为了克服其风水败位,是可以容忍的。而在此处也的确存在有风水败位问题,因为在此处除有高耸的双乳峰直面外,还听老人说,从这里伸向笋江的地方原有两块大石板,石板之间有一缝隙,长年流黄水,且周围多湿地,这些都是朋盛阳衰的地理现象,因此是绝对的风水败位,于是需要利用既纯阳如刚健的生殖器‘石笋’矗立其间,然而这些做法均只是民族心理与理念的表达,与印度教无关。况且在泉州地面上还有许多石笋,如晋江、东海镇、安溪、南安、德化等的诸多石笋,又与印度教何干?”[15] 但是,把宝塔、文峰塔、石塔等高大建筑作为风水建筑是明清时期的风俗和惯例,此类建筑文物遍布全国各地。乾隆版《泉州府志》记载:“高惠连,大中祥符四年(1011)任。以私憾迁府学于郡西,击断荀江石笋为二。”[5][16] 此后,此物被废置400多年,直到明代再为修复。既然石笋如此重要,为什么被废置这么长的时间没有任何僧侣缙绅为之修复呢?傅金星先生认为,南宋人才鼎盛,不感到其为害;元亡明兴,泉州人才未振,故又想到振作乾岗而重修,此说可从[16]。但是,把石笋当作为振乾岗、兴人才,只是明清人的想法,并不是石笋最初建造者的本意。且石笋在明代只是修复重立,并非新建。其建造年代,上溯至河神崇拜、生殖崇拜时代应更合情合理。
石笋的建造年代和寓意用途。闽南沿海地区虽然地处相对偏僻,但并不是落后的文化孤岛,而是与中原地区仍然保持着密切联系,文化和文明发展程度基本与中原地区保持同步。距今约3250年的闽侯黄土仑文化遗址,出土陶石器近200件,主要是“圜底器和高圈足器,纹饰以拍印和刻印的变体雷纹、方格纹、斜线三角纹为最普遍。从陶器造型到纹饰,都体现出浓厚的仿中原商周青铜器的特征”[17]P21-22。1978年、1992年,在建瓯市黄科山遗址出土了铙、觚等多件西周时期青铜器。其中,大铙高达76.8厘米,重达100.35公斤,器形硕大,保存完好,反映中原礼乐文化对福建地区的传播和影响已经很深。但是,由于地处相对偏远、发展落后,福建在商代之前的文字记录几乎是空白。《周礼》记载福建为“闽”、“七闽”,因此,学者们将这一时期的福建文化称之为闽文化。在闽侯县白沙溪头遗址中,还发现有男女合葬墓,男子仰身直肢,女子侧身屈膝,说明“七闽”社会已处在父系社会阶段[17]P27。笔者认为,石笋正是这一时期闽文化的石制建筑,年代相当于中原地区商周时期,是闽文化或者说中华文化中以男阳祭祀、镇压水妖的男根崇拜宗教遗物,不是外来文化,是纯粹地道的中华本土文化。
在我国,水神崇拜贯穿各个历史时期,但其起源和盛行期却是在商周时期,特别是春秋战国时期。这一时期,人口增长迅速,但社会生产力低下,河患水患频繁,类似西门豹治邺之前人们将少女投河祭祀漳河水神之举,建造阳性建筑祭祀水神、镇压河妖,都是为了崇拜水神,祈求控制水患。汉魏隋唐以后历代逐渐演变为“宝塔镇河妖”。中国古代著名的水利工程都江堰、灵渠、郑国渠等,大多都是战国秦汉时期的建筑。闽南地处江河溪流下游入海地区,水患愈加严重。因此,闽南沿海各地的石笋,大多都是古代祭祀水神的宗教遗物。同时,商周时期也是中国男根崇拜盛行期,在笔者统计的中国古今190多处男根崇拜遗址遗迹中,夏商周三代达69处,占总量的36%[18]。处于男根崇拜盛行期的闽人,不可能不留下任何痕迹,石笋正是闽文化时期闽人实行男根崇拜和生殖崇拜的遗迹。此类石笋,不仅存在于泉州,近年来随着文物普查工作的细致深入,在闽南地区多有发现。如德化县龙门滩镇碧坑村、德化县雷峰镇长基村、德化县雷峰镇焦溪村、德化县葛坑镇祭头村、连江县蓼沿镇朱公桥村、漳州市区东侧一幢居民院子内,等等地方,均发现了类似石笋。它们的特点是都靠近居民村、座落在河边,具有男根崇拜生殖祈育和水神崇拜镇压河妖的双重寓意。
(三)新疆地区
新疆地域辽阔,占中国陆地国土面积六分之一,是古代丝绸之路要冲和各种文化交流汇集中心,多种草原文明、农耕文明和宗教文化在新疆都有交流和传播。在中国古代和新疆发展变迁历史上,中亚草原、蒙古高原是各个草原游牧民族千里驰骋,融合、碰撞的地区,人群混杂交错,民族复杂多样,居无定所的生活习俗,往往很难将东亚蒙古人种、欧罗巴人种中诸如月氏、乌孙、匈奴、突厥、回鹘、东胡、塞人(斯基泰、)、吐火羅人等等各民族、各部落的一些遗存区分清楚,人群构成、人种来源、人种特征极其复杂。新疆地区25处祖形器和男根崇拜遗址遗迹,遍布全疆东西南北各地。在文化类型上,除新疆本地的天山北路文化、克尔木齐文化、小河文化、察吾乎文化、苏贝希文化、焉不拉克文化、索墩布拉克文化、扎滚鲁克文化外,同时受中原夏商周文化影响,还受到甘青地区四坝文化、沙井文化、卡约文化,以及前苏联等境外国家考古发掘命名的阿凡纳谢沃文化、塞伊玛—图尔宾诺文化、安德罗诺沃文化、奥库涅夫文化、卡拉苏克文化、楚斯特文化等众多青铜时代考古学文化影响。多种文化互相影响融合,是新疆史前文化的一大特点。值得庆幸的是,近20多年,新疆考古事业快速发展,成绩突出,出土祖形器的遗址大都经过考古发掘,有测年数据和年代参考依据。因此,与淮海地区和闽南地区相比,新疆地区25处祖形器遗址遗迹的年代,相对比较容易确定。
在新石器时代和金石并用时代对应的考古发掘中,新疆地区没有祖形器出土。到青铜时代,欧亚大陆东西方文化的碰撞与融合,凸显新疆在欧亚大陆的地理中心位置和文化融合中心位置,使新疆及其周边地区成为民族融合和文化融合的中心舞台,各类文化竞相登台汇演。文化是时间、空间和居民活动的综合。其中,居民活动起决定作用,离开居民活动,地域文化无从谈起。因此,考察祖形器的时空分布,必须研究考察一定时间范围内在具体地域空间活动的居民。当代学者结合考古发掘资料、分子人类学、体质人类学、骨骼稳定同位素、民族学的研究成果,将公元前2000—公元0年在新疆活动的民族人种、生业方式等,进行了细致研究。笔者将出土祖形器较多、遗址分布集中的地区分成4个片区:哈密地区、昌吉州东天山北麓区、伊犁河流域、塔里木盆地。 1.哈密地区。“在青铜时代一早期铁器时代的人种变化具有以下特征:天山北路墓地所代表的人群以蒙古人种为主,有少量欧洲人种存在,同时已经出现混血情况。焉不拉克墓地早期蒙古人种占绝大多数,晚期欧洲人种明显增加。五堡墓地以欧洲人种为主,蒙古人种占少数,但欧洲人种形态特征己经逐渐被蒙古人种同化。拜其尔墓地所代表的人种成分复杂,与天山北路墓地、焉不拉克墓地所代表的人群有较大差异。黑沟梁墓地作为墓主的人群与天山北路、焉不拉克墓地所代表的人群有密切关系,殉人与墓主在人种上存在一定的差异。”[62]P128 “这个时期以半农半牧经济为主的遗存,过着定居生活,在聚落周围地带种植小麦、粟、泰等农作物,牧放羊、牛、马等牲畜,同时还从事一定的狩猎活动。”[62]P144
从新疆史前考古学文化上考察,新疆地区十分发达的彩陶文化,虽然存在其显著的地域性风格,但是与甘青地区的早期彩陶文化具有紧密的联系[63]。 年代可推至公元前21-前13世纪的天山北路文化是新疆地区已知的最早与甘青地区相联系的考古文化遗存,也是新疆地区最早的彩陶文化。文化的传入常常会伴随着人群的跟进。如天山北路的6具男颅骨中有5具趋向于蒙古人种类型,1具属欧罗巴人种类型。
1988年,新疆医学院对木垒县“3墓4个颅骨的比较、形态观察及测量结果分析,南郊M1A男和B女属大蒙古人种组群,南郊M2男和四道沟M3女约系大蒙古人群和欧罗巴人群的混血组群。木垒地区古墓材料表明,在距今3000的时期这里已存在蒙古人种的人群和欧罗巴人群的混血现象。”[64]
2.昌吉州天山北麓区。昌吉州各县市都出土和发现了数量不等的祖形器,以木垒县和奇台县最多。但是,由于昌吉州考古相对落后,考古遗址较少,没有以本地遗址命名的考古学文化。这一地区,新疆考古学人根据陶器标型分类和地域相近,将昌吉州考古文化归入吐鲁番地区的苏贝希文化,我以为不够准确。昌吉州的木垒、奇台、吉木萨尔等地,与吐鲁番之间直线距离看似很近,但因中间隔着博格达雪山,两地人员无法直线往来。东天山的哈密、巴里坤可以直接往来木垒、昌吉,古时的丝绸之路北线就是这条路。考古发掘也一再证明,昌吉州出土陶器与哈密天山北路文化、焉不拉克文化有密切关系。苏贝希文化各遗址中,均无祖形器出土。因此,不能将昌吉州史前文化归入苏贝希文化。对此,我建议将距今3000年左右、以木垒和奇台为中心的考古学文化,命名为“四道沟文化”,本文率先使用“四道沟文化”概念。
四道沟文化的人种人群应该与天山北路文化和焉不拉克文化相似,以蒙古人种为主,欧罗巴人种逐渐增多,经济和生业方式以半农半牧为主。根据分子人类学和民族学研究,公元前二千纪至公元前二世纪,匈妈、月氏、乌孙、塞人等蒙古人种、欧罗巴人种以及他们的融合产生的混血民族,以及原本居住在“祁连敦煌间”,向西北包括东天山北坡、准噶尔盆地南缘地区,也就是河西走廊敦煌以西至东天山哈密周围的广大地区,包括哈密、巴里坤、伊吾、木垒、奇台和甘肃的马鬃山区等地的居民。月氏、乌孙等塞人人种的来源,与欧亚草原塞人的游动迁徒和索墩布拉克文化的扩张有关。公元前五世纪之后索墩布拉克文化不断扩张,“其势力范围向东已经到达了乌鲁木齐地区,其扩张的结果不仅带来了古欧洲类型的居民,也跟进了中亚两河类型的居民,这部分人应该是东天山地区乌孙人的来源。另一方面,中亚两河类型的乌孙人有可能是古欧洲类型从阿勒泰地区进入新疆东部,并受当地蒙古人种因素影響而形成。”[65]
3.伊犁河流域。青铜时代和早期铁器时代,在这一地区活动的人群人种,前后可分为两部分。在公元前2千纪后半段的文化遗存基本属于安德罗诺沃文化系统,目前还不见更早的遗存。而公元前1千纪这一区域成为索墩布拉克文化的主要分布区。
前期,主要是早期进入新疆的塞人,有人称其为斯基泰人。约“公元前2千纪中叶到公元前1千纪初,境外的安德罗诺沃文化迅速扩张,掀起了印欧人群的第二次大规模向东迁徙的浪潮。该文化不仅占据着新疆的伊犁、塔城和塔什库尔干等地区,同时也对和静新塔拉遗存、库车哈拉墩遗存和尼雅北部类型遗存的形成都存在着不同程度的影响[66]。这个印欧人群就是早期进入新疆的塞人中的一支。来自西方的人群主要可以分为两支,其中一支是从中亚北部沿伊犁河谷进入新疆,在伊犁地区结合了东方的彩陶传统文化因素形成了索墩布拉克文化[66]。彩陶文化因素来自甘青地区,人群是以古羌氐人为主的的蒙古人种。
后期,主要是印欧人种和印欧与蒙古人种融合的的乌孙人。据韩康信、潘其凤研究,昭苏国营种马场及萨尔霍布、夏台、波马墓葬的头骨特征为“保留着某些原始欧洲人特征的中亚两河类型人种”[67]P503-523。新疆伊犁河流域和哈萨克斯坦伊犁河流域的同类型墓葬,一般都认为是曾经生活在这里的塞克人与乌孙人的遗存[68]。从西汉初期起(公元前3世纪初叶),乌孙西迁至伊犁河流域和伊塞克湖一带,建立了乌孙国,而有相当数量的塞人也逐渐融合到了乌孙民族中[69]P57。因此,公元前5世纪至公元前后的伊犁河流域索墩布拉克文化的居民,既包括了新疆天山、哈萨克斯坦的塞人族属,也包括了后来迁居此地的乌孙人族属。
4.塔里木盆地。主要分布在塔里木盆地东部边缘和南部边缘,以孔雀河流域和罗布泊地区为主。
从已有的人类学研究材料可知,在汉代楼兰古国居民之前,在罗布泊地区的古墓沟墓地、铁板河及小河墓地都发现有青铜时代的人群,他们属于欧罗巴人种的古欧洲类型。小河文化上限大约在公元前2000年,具体的下限还无法明确,但主要墓地年代集中在公元前2千纪前半段。目前的考古工作还未发现罗布泊地区小河文化之后到楼兰古国之前的1千多年间考古遗存,乃至这一时空范围内的人类遗存。[65]P36韩康信曾经推测:“中亚的古代地中海人种成分越过了帕米尔高原,一方面沿塔里木盆地的南缘,向东推进到罗布泊地区。另一方面,一部分地中海人种成分沿塔里木盆地北线向东渗进到天山东段地区,并且在渗进过程中,可能比从其南线向东渗进的同类更多与当地居民发生混杂”[70] 羌人是较早进入塔里木盆地边缘地区的古代民族之一。新疆地区史前时期东方文化(人群)进入新疆路线可能存在着两条:一条是沿河西走廊向西北进入哈密和巴里坤地区,这一条也可称为东方彩陶文化的传播线。另外一条是从安西出玉门关向西南沿塔里木盆地的南缘进入南疆地区,卡约文化和后来的中原文化都可能是通过这条路线传入南疆地区的,这条路线也是汉代丝绸之路南道的重要组成部分。[66]
原来生活在孔雀河流域的古欧洲类型人种特征的居民,他们的后代向新疆中部、东疆及南疆迁移,并在迁移过程中,融入了更多的蒙古人种因素。根据韩康信的分析,有可能留在楼兰本地的一部分古欧洲类型与后来的地中海东支、蒙古人种相遇,使得楼兰本地区的欧罗巴人种类型发生了体质上的改变。[65] 孔雀河流域和楼兰古国出现的蒙古人种因素或者是楼兰地区的早期居民,可能与古代羌族有关。古代羌人主要分布在今甘肃、青海和四川西部一带。
小河文化居民之后发现的古欧洲类型的头骨,其原始欧洲人类型特征都有些弱化,说明到春秋战国时期,无论是东疆的吐鲁番盆地、哈密盆地,还是新疆中部的和静、南疆的且末地区,已不是单纯的古欧洲类型的居民,都存在混血的现象。表明代表安德罗诺沃文化的古欧洲类型的居民移居到罗布泊地区以后,曾以一种纯粹的人种状态生存,随着时间的推移,文化的交流,他们的后代分布到新疆中部的和静地区、东部的吐鲁番、哈密地区,且均发生了形态的改变,融入了更多的蒙古人种的因素,以一种“过渡人种”形态在东疆地区得到了广泛的繁衍[71]。
注释:
[1]楚天佑:《龙山时代祖形器的时空分布统计分析》[J],《看世界?理论研究》2021年月上,第-页。
[2]楚天佑:《仰韶时代祖形器的时空分布统计分析和启示》[J],《看世界?理论研究》2020年12月上,第267-271页。
[3]《昌平张营——燕山南麓地区早期青铜文化遗址发掘报告》[R],文物出版社2007年11月。
[4]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内蒙古工作队:《赤峰药王庙_夏家店遗址试掘报告》[R],《考古学报》,1974年第1期,第111-144+194-207页。
[5]项春松、李义:《宁城小黑石沟石椁墓调查清理报告》[R],《文物》,1995年第5期,第4-22+97-98+1-2页。
[6]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内蒙古工作队:《宁城南山根遗址发掘报告》[R],《考古学报》,1975年第1期,第117-140+204-211页。
[7]《男性阳器石雕浮出水面》[K],新沂城市论坛,2009年7月24日,http://bbs.0516k.com/thread-377976-1-1.html.
[8]《徐州千古之谜》[M],中国文联出版社,2004年6月第一版,第369—371页。
[9]高伟:《寻“根”古海州》[J],《海州湾纵横》,2000年试刊。
[10]《连云港日报》[N],2012年2月16日。
[11]《市文保所再赴匡林村考察石祖崇拜遗存》[K],江苏文明网,2015年6月15日。
[12]《市文保所赴赣榆多地考察石祖祭祀活动》[K],江苏文明网,2015年6月25日。
[13]《宿迁出土石制男性生殖器石祖》,宿迁新闻网,http://epaper.sqdaily.com/sqwb/html/2011-11/15/content_270508.htm)。
[14]《吴城—1973~2002年考古发掘报告》[R],科学出版社2005年9月,第330页。
[15]邱季端:《福建古代历史文化博览》,福建教育出版社,2007年12月,P714。
[16]《泉州史迹-石笋》,泉州历史网http://www.qzhnet.com.
[17]云南大学李昆声先生1998年参观台湾卑南遗址时所见。李昆声:《考古材料所见生殖器崇拜考——以云南史前及青铜时代为例》[J],云南民族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3年7月第20卷第4期。
[18]本文作者2020年10月4日实地考察,当代人于2003年建神根祠供奉。
[19]《古薛研究》,新浪博客——喜上眉梢的博客:http://blog.sina.com.cn/s/blog_5f0dfd890101i0ze.html.
[20]怡凡:《峄山子孙石》[J],《走向世界》,2009年第25期第66-67页。本文作者2020年10月4日实地考察。
[21] 李学勤主编、詹子庆著:《夏史与夏代文明》[M],上海科学技术文献出版社2007年4月,第213页。
[22]《济源历史—庙街遗址简介》,新浪博客,http://blog.sina.com.cn/s/blog_4da560130100qqxx.html.
[23]安志敏:《1952年秋季郑州二里岗发掘记》[R],《考古学报》第8册,1954年。
[24]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编著:《郑州小双桥——1990~2000年考古发掘报告》[R],科学出版社2012年9月第一版,第491页;《1995年郑州小双桥遗址的发掘》[R],《华夏考古》1996年第3期。
[25]陈仁涛《金匮论古初集》,转自刘达临:《中国古代性文化》[M],宁夏人民出版社2003年12月第1版,第35页。
[26]王晓田、王风竹主编:《长江三峡工程坝区出土文物图集》[M],科学出版社1997年11月第1版
[27]邱立誠、刘成基《东莞村头遗址发掘的初步收获》[R],《广东省博物馆馆刊》1991年第2期;广东省文物考古研究所、东莞市博物馆:《东莞村头遗址第二次发掘简报》[R],《文物》2000年第9期;报告未提及,转引自刘雪河:《广东原始宗教源自中原考》[J],《河南科技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7年10月第25卷第5期。 [28]刘雪河:《广东原始宗教源自中原考》[J],《河南科技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7年10月第25卷第5期。
[29]云南省博物馆:《元谋大墩子新石器时代遗址》[J],《考古学报》1977年第1期。
[30]耿德铭:《施甸陶祖和和古代男性生殖崇拜》[J],《云南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90年第2期;李昆声:《考古材料所见生殖器崇拜考——以云南史前及青铜时代为例》[J],云南民族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3年7月第20卷第4期。
[31]《沣西发掘报告》[R],文物出版社第112页,1962年版。
[32]施爱民:《东、西灰山考古》,新华网甘肃频道。
[33]安志敏:《甘南山丹四坝滩新石器时代遗址》[R],《考古学报》1959年第3期。
[34]祁小山、王博编著:《丝绸之路?新疆古代文化》[M],新疆人民出版社,2008年4月。
[35]新疆文物考古研究所:《2002年小河墓地考古调查与发掘报告》[R],《边疆考古研究》,2004年,第338-398+401-411页。
[36]新疆文物考古研究所:《新疆罗布泊小河墓地2003年发掘简报》[R],《文物》2007年第10期,第4-42+2+1页。
[37]张迎春、伊弟利斯?阿不都热苏勒:《北方墓地:埋藏在大漠腹地的千古之谜》[J],《新疆人文地理》,2009年第3期第68-75页。
[38]《新疆尼勒克县吉仁台沟口遗址》[R],《考古》2017年第7期。
[39]袁晓、罗佳明、阮秋荣:《新疆尼勒克县吉仁台沟口遗址2019年发掘收获与初步认识》[R],《西域研究》,2020年01期第120-125页。
[40]新疆文物考古研究所:《新疆尼勒克乌吐兰墓地发掘简报》[R],《文物》,2014年12期,第50-63+2页。
[41]哈密地区博物馆馆藏文物。
[42]王永强:《新疆哈密五堡艾斯克霞尔南墓地考古新发现》[J],《西域研究》2011年第2期第134-137页。
[43]于志勇:《2006~2010年的新疆考古新发现》[J],《中国文化遗产》,2011年第4期,第44-5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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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7]刘学堂:《新疆木垒等地发现的“石祖”和“石女阴”试释》[J],中国文物报,2004年12月3日,第7版。
[48]刘学堂:《新疆史前宗教研究》[M],民族出版社,2009 年,321-328页。
[49]昌吉州文物局:《散落在奇台民间的古旧小什物考略》[J],昌吉回族自治州文物局网站,2011年7月20日。
[50]刘国瑞、祁小山编著:《哈密古代文明》[M],新疆美术摄影出版社,1997年,13页。
[51]张弛:《新疆阜康可移动文物普查记》,《大众考古》,2016年第5期第68-73页。
[52]刘学堂:《新疆尼勒克县别特巴斯陶墓群全面发掘获重要成果》[J],《西域研究》,2004年第1期,106-108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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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4]王宪明:《虞舜时代的伟大丰碑:营丘九头图与崇山石祖林》,《诸城大舜研究》[M],人民出版社,2010年。
[55]杨钦章:《对泉州湿婆雕像的探讨》,《南亚研究》,1984年第1期,第7-16+53+58+79+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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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9]朱亚仁:《泉州地区水神崇拜管见》[J],《东南文化》,1990年第5期第219-222页。
[60]辽宁省昭乌达盟文物工作站、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东北工作队:《宁城县南山根的石椁墓》[R],《考古学报》,1973年第2期第27-39+148-159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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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2]习通源:《青铜时代至早期铁器时代东天山地区聚落遗址研究》[D],西北大学2014年博士学位论文,第128页。
[63]安志敏:《中亚东部的青铜时代》,《中亚文明史》第一卷[M],中国对外翻译出版社,238-249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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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5]刘宁:《新疆地区古代居民的人种结构研究》[D],吉林大学博士学位论文,2010年。
[66]邵会秋:《新疆史前时期文化格局的演进及其与周邻地区文化的关系》[D],吉林大学博士学位论文,2007年。
[67]韩康信、潘其凤:《新疆昭苏土墩墓古人类学材料的研究》[J],《考古学报》1987年第4期。
[68][苏联]阿奇舍夫、库沙耶夫:《伊犁河流域塞人和乌孙的古代文明》[M],兰州大学出版社2013年版)
[69]王炳华:《古代新疆塞人历史钩沉》[J],《新疆社会科学》1985第1期。
[70]韩康信:《新疆古代居民种族人类学研究》,《丝绸之路古代居民种族人类学研究》[M],新疆人民出版社,1995 年 8 月第二次印刷,1-32页。
[71]魏东:《新疆哈密地区青铜——早期铁器时代居民人种学研究》[D],吉林大學博士学位论文,2009年。
作者简介:
楚天佑,男,汉族,籍贯和出生地:河南省郑州市;1984年毕业于复旦大学历史系。现任职于南京市税务局,国家公务员,调研员,历史学者。在北核等核心刊物以及各类省刊等,发表论文50余篇。多年来,利用业余时间致力于中国古代生殖崇拜和男根崇拜专题考察研究,成果丰硕,被称为中国男根崇拜研究第一人。主要研究方向:中国古代男根崇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