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关键词：《楚居》;樊郢;同宫之北;承之野
成书于战国中晚期的清华简《楚居》，是一份书写先秦时期楚君世系、居地的楚地文献，1其内容较为系统、丰富、完整，对楚国史事多有补充，不过其体例、内容等多方面与《左传》《史记》等传世文献有所不同，许多地名于史无载，难以考实。其中简10至11记楚庄王时期几处居地曰：“至莊王徙袭樊郢，樊郢徙居同宫之北。若敖起祸，焉徙居承之野，承之野□□□□袭为郢。”2关于简文中所载之樊郢、同宫之北与承之野的地望，学界虽已有所考述，但争议颇多。笔者拟在前人研究基础上，对这3处楚王居地的定位予以进一步探讨，就教于学界方家。
据《楚居》，樊郢先后为两位楚王所居：先是楚文王时首次“徙居樊郢”，后楚庄王时“徙袭樊郢”。其中“樊”字为整理者所释，可与淅川下寺春秋楚墓所出倗戈铭文“楚王樊”之“樊”字互为参考。3关于樊郢地望，当前主要有3种观点：一为襄阳樊城说，《楚居》整理报告引《水经·沔水注》“沔水又迳平鲁城南……东对樊城，仲山甫所封也……城周四里，南半沦水”，认为在樊郢位于今湖北襄阳市樊城，同时指出所谓西周仲山甫所封未必可信。4二为新蔡繁阳说，黄灵庚先生释“樊”为“緐”，即《鄂君启节·车节》之“緐阳”，亦即《左传》襄公四年、定公六年的繁阳，故址在今河南新蔡县北，自畐（酉）焚东行抵此。1三为信阳樊国故地说，魏栋先生根据信阳出土的樊君夫妇墓，认为此处即为春秋古樊国，进而认为樊郢很可能就在古樊国故址。2其中关于新蔡繁阳说，魏栋先生依据文王时期楚国疆域格局，以及“樊郢”和“繁阳”的地名结构，已予以有力驳证，不再赘言。而关于襄阳樊城说与信阳樊国故地说，则疑窦颇多，须重新加以审视。
如上所言，襄阳樊城说首先为《楚居》整理者提出，因其有明确的地名学依据，故支持者众。如李守奎先生就赞同这一观点，并引《路史·国名纪丁·商氏》后篇樊下所载之“今襄之邓城有樊城镇。汉之樊县有樊古城、樊陂，樊侯国也”，予以进一步论证。3除此之外，从地缘格局来看，襄阳樊城说还有不可忽视的独特优势：
其一，襄阳樊城处于文王、庄王居地的“地名群”中。据《楚居》，楚文王所居为免（疆郢）、郢、樊郢、为郢、免郢，楚庄王居为郢、樊郢、同宫之北、烝野。同宫之北和烝野见下文详述，而其中涉及“郢”的地名，虽有不少争议，但学界多认为集中在江汉地区。除非有确凿证据表明樊郢在其它区域，否则樊郢处于楚郢“地名群”的可能性依然最大，襄阳樊城理所当然是首要考虑对象。
其二，考古资料显示，从西周末年至春秋时期，楚都核心区很可能在汉水以南的蛮河流域，蛮河流域聚落群结构完整、体系整齐、聚落群内部有明显的层级差异，年代也与文献中所记载的楚郢都相符合。4襄阳樊城距离当时的楚都核心区不远，如果将樊郢视作较具规模的别都而非临时意义上的居地，襄阳樊城则具备政治、地理距离上的优势。
其三，樊城处汉水北岸，是楚国进入南阳盆地、北出方城的一个必经之地，楚人也有理由在此设立别都：一则占据重要的交通枢纽，同时也可以就近辖制汉水北岸如邓县以及南阳盆地诸县邑。
不过，将樊郢定于襄阳樊城并非没有风险，其最为关键的一点是传世文献中的“樊城”迟至东汉才出现。除前引李守奎先生研究外，王先福
先生亦据《水经注》卷三一《淯水》所引《汉晋春秋》中载“桓帝幸樊城，百姓莫不观”，认为至迟东汉时，已有樊城。5魏栋先生在研究樊郢地望时由此对襄阳樊城提出质疑，认为“直接将七八百年前的地名‘樊郢’，与较为晚出的‘樊城’联系起来，缺少地名演变的中间环节，恐有失稳妥”。6实际上，虽然传世文献中缺乏襄阳樊城的早期记载，但在其它材料中并非无迹可寻。如徐少华先生在考证信阳出土的樊君夫妇墓时曾认为，春秋时期的信阳古樊国在被楚国灭亡后，其公室很可能被迁往邓城附近，襄阳樊城或即因此得名。7又如北大水陆里程秦简中江汉水道一段记有地名“邓攀渚”，辛德勇先生认为“邓攀渚”之“攀”，疑即与此“樊”字相通，二者之间存在密切关联，此地当是沿袭楚国樊郢而来。8据晏昌贵先生考证，邓攀渚距淯口十四里，正是襄阳樊城下的洲渚。9《楚居》整理者曾指出，简8“”字释为“樊”，《汉书·古今人表》作“熊磐”。“樊”与“磐”皆唇音元部字，《楚世家》作熊胜，疑是“般（磐）”字讹误。10“樊”“磐”“攀”音近可通假，“攀渚”之名意味着襄阳樊城可能在秦时已经得名。魏栋先生曾引此段简文，以其中没有樊城相关地名质疑将樊郢定于此的合理性，显然忽视了“邓攀渚”所包含的珍贵信息。
当然，若将襄阳樊城地名的起源与迁往此地的信阳古樊国遗民相联系，亦并非没有风险，其中最为关键的是樊国的灭亡时间。根据《楚居》记载，樊郢最早是楚文王居处。而樊国灭亡时间，徐少华先生依据《韩诗外传》所载楚庄王后妃“樊姬”事迹，考证当在楚庄王以后。1结合樊君夫妇墓的墓葬年代和文献记载，徐少华先生的论断是较为合理的，这也意味着襄阳樊城的起源最早或推论到楚庄王以后，而与楚文王居樊郢的史事可能有抵牾。当然这一点也并非影响襄阳樊城说的决定性因素：如果说樊城并非起源于信阳樊人西迁，而是另有它源，也就与信阳樊国灭亡时间的问题无关了。
另外，襄阳说还有一个不利因素：《楚居》载楚文王居樊郢，而据《左传》楚文王二年伐申过邓，邓侯三甥谋划截杀楚文王未遂。伐申之还年，楚文王即伐邓，这一事实暗示楚文王早期居处不可能位于靠近邓国的今襄阳樊城一带。2魏栋先生论楚文王初年不太可能居于樊郢，这一考虑是有道理的。不过从《传》庄公六年记载来看，楚文王三年即针对邓侯三甥之事兴师伐邓，直至文王十二年灭邓，3这期间邓国不复有叛楚之政治动作，当是文王伐邓之后，此处已在楚国势力范围内。此后不排除文王有居于樊郢的可能，相反正是有可能因文王居樊郢以后，在其北上征伐的过程中顺势灭掉邓国。上文已述《楚居》载文王居地有5处，其具体迁居樊郢的时间并不明晰，因此这则史料也非否定樊郢在襄阳樊城的决定性因素。 在考辨新蔡繁阳说、襄阳樊城说的基础上，魏栋先生提出信阳樊国故地说。从地名比附的角度来看，由于有古樊国相关墓葬的发现，“信阳说”较之文献记载不连贯的“襄阳樊城说”要有优势。同时，其引楚文王伐息、楚庄王伐舒蓼等史事，认为信阳樊国故地正处冥轭三塞以北，对楚国控制淮域有不可忽视的意义。4作者虽倾向于信阳说，但并不能完全肯定，这种犹疑并非过度谨慎，实际上信阳说面临的风险并不比襄阳说小，以下几点尤其值得关注：
其一，信阳说成立的前提是确定樊国灭亡的时间。根据考古报告，信阳市平桥南山咀先后清理出三座樊国墓，5其中樊君墓M1和樊夫人墓M2年代在春秋早期晚段，而随后清理的平桥M3年代，则晚于M1和M2，大约在春秋中期前段。6前述徐少华先生依据庄王娶樊女为妃，将樊国灭亡时间定于庄王以后，那么文王时袭居之樊郢断不可能位于信阳樊国。魏栋先生并没有采纳这一推断，而是依据樊君墓的断代以及樊君夔自作铜器的流散情况，论证楚文王时期樊国已经没落迁徙，甚至灭亡。但正如其所言，这也仅是一种猜测。由于信阳樊国灭亡时间不甚明晰，建立在这一推想上的结论风险极大。
其二，信阳平桥区樊君墓葬以北不远处即是信阳楚王城遗址，即战国时楚之城阳，包山楚简145记：“成阳尹成以告子司马。”7楚城阳城可能始建于春秋晚期，8徐少华先生指出：“长期以来，附近屡有遗物出土，20世纪50年代发掘的长台关楚墓即位于该故城西南。经考古调查，城址周围还有一些大型楚墓和周代遗址分布，说明东周时期这里一直是楚国的一处重要城邑和据点。白起拔郢后，楚頃襄王东徙陈城，途经成（城）阳并作暂时停留，以为临时都城，是有其历史基础的。”9以此来看，城阳当为楚国在信阳市一带的城邑重心，其始建或即楚国春秋中期灭樊国之后。那么，“樊郢”与城阳是什么关系呢？虽然不能完全排除二者为同一城邑的可能，但包山简与《楚居》同出战国楚人之手，为何出现同地异名，尚无法给予合理解释。若二者非同地异名，那么如此相近的区域并存两座重要城邑的可能性似乎并不大，樊郢很可能别有地望。
其三，在楚文王、庄王之王居集中设置于江汉地区的规律下，唯“樊郢”远在大别山以北的河南信阳，此地已出楚方城、冥阨关外。仅以灭国时段不明确的樊国故地和经营淮域这两个理由论证樊郢地望，缺乏对《楚居》中王居地名性质、分布规律的系统考量，信阳说似不足以充分解决问题。
当然，这些分析并不能完全否定信阳说的可能。考虑到《楚居》中的“樊郢”仅为楚文王、庄王所居，其后不见于其他史料，在地名演变环节上均缺乏足够的证据。或许从两位楚王在位期间的政治、军事活动记载再作分析，可以对樊郢地望的认识有所突破。
《楚居》载庄王即位以后“徙袭樊郢”。对比《左传》文公十四年记载，庄王刚即位就发生了子燮和申公斗克之乱，二人在图谋“使贼杀子孔”失败后，欲挟持庄王逃亡商密，被庐戢黎等所救。1这里的商密在今河南省淅川县以西，而庐即襄阳中庐县，从这些地点及相关地理路线来看，庄王初年居地显然不在信阳一带。
此次叛乱后三年，楚国因国内饥荒遭遇外来军事威胁：“楚大饥，戎伐其西南，至于阜山，师于大林。又伐其东南，至于阳丘，以侵訾枝。庸人帅群蛮以叛楚，麇人率百濮聚于选，将伐楚。于是申息之北门不启，楚人谋徙于阪高。”2阜山，《舆地纪胜》谓在房陵县西，3顾祖禹《读史方舆纪要》卷七九《湖广五·郧阳府·房县》：“阜山在县南百五十里。”4訾枝，高士奇《春秋地名考略》云即庄子言尧伐丛枝胥敖之“丛枝”，或在钟祥之境。5沈钦韩《春秋左氏传地名补注》：“訾枝当是荆州府枝江县。”6庸，杜预注：“今上庸县，属楚之小国。”7麇，其地望多有争议，据何浩先生考证在今白河至郧县一带。8以上所载地名说法不一，总的来说，戎、庸、麇、濮的叛乱集中在楚国江汉平原及其西境山区。此时楚国郢都面临来自多个方面的军事压力，“申、息之北门不启”，杜注：“备中国。”在这种情况下，楚人封锁申、息两地，将通往中原的两条主要通道同时封闭，以防备北面中原诸侯国趁机南侵。据此来看，至少在庄王三年（前611）时，其居地不可能出冥阨关外。尤其需要注意的是，此次戎人叛乱事件相关地望还有一些争议，陈伟先生指出《左传》之“阳丘”可能与《鄂君启节》中的“阳丘”为同一地，并进一步提出“戎伐其西南”可以理解作“戎以其西南伐”，则此次伐楚之戎人正在申邑（在今河南南阳）之北。9如其说可信，那么当时庄王居地在襄阳与整个形势较为相合。
以上，根据《左传》庄王早期史事与居地线索分析，公子燮政变、戎人叛乱等事件的地理位置距襄阳近而距信阳远，从这一点来看襄阳说显然优于信阳说，后者与文献中庄王早年都城记载相冲突。又根据文献记载来看，庄王权力巩固、消除庸人等威胁后，北上中原再次成为楚国的主要战略方向，直至庄王八年，北伐陆浑戎、问鼎中原。在这期间，郑国是楚国的主要伐、交对象，相关记载在《左传》中占据大量篇幅：楚庄王六年（前608），“楚蔿贾救郑，遇于北林”;庄王七年（前607），“楚斗椒救郑”;庄王八年（前606），“夏，楚人侵郑”;庄王九年（前605），“冬，楚子伐郑”。1这一段时间的楚庄王迁居，很可能也与伐陆浑戎、北上中原、伐郑这些史事关系密切。据此，北上中原是这一时期楚国的战略重点，从地处从汉水北岸的襄阳樊城出方城关直达郑、楚边界，无疑是最为便捷的路线。
此外，樊郢作为楚王居地始于文王，从文王时期相关政治、军事活动中也可寻得一些线索。清华简《系年》中关于楚文王的史事记载较为详细，可与传世文献互证。例如《系年》第二章简12曰：“楚文王以启于汉阳。”整理者认为：“汉阳，即汉水东北地区。”2樊城正在汉水以北，与“汉阳”区域相符。《左传》僖公二十八年（前632）：“汉阳诸姬，楚实尽之。”3楚文王在位期间陆续灭申、邓、息三国，以之为县，伐陈、蔡，封畛于汝，打通北上中原之门户，开拓楚疆。在这一政治背景下，居于襄阳较之信阳更有地利。又，《系年》第五章简29记楚文王伐陈、蔡史事：“文王以北启出方城。”4其北出中原的通道是过方城关外出，可知将樊郢定位于襄阳樊城，也符合文王战时的行军路线。 综上所述，樊郢地望以襄阳樊城、信阳樊国故址两说考证最为坚实。经本文对二说仔细分析，无论是从春秋时期楚文、庄王的居地范围，还是从北上中原之行军路线和《楚居》中其他楚郢之间地理位置关系而言，樊郢地望定于襄阳樊城更加合适。
“同宫之北”的地望，学者多认为在中原地区，与庄王北上中原争霸有关。例如子居认为同宫即文献记载伊尹放太甲之桐宫，并采纳邹衡先生《偃师商城即太甲桐宫说》一文观点，将其定位于今河南偃师的商城遗址。5陈民镇先生同意子居的觀点，认为同宫在河南偃师，且《楚居》所叙不一定是王都，而是王居，其引《左传》宣公三年云“楚子伐陆浑之戎，遂至于洛，观兵于周疆。定王使王孙满劳楚王。楚子问鼎之大小轻重焉”，分析楚庄王曾至于洛“问鼎中原”，所以桐宫与楚庄王北上“问鼎中原”的路径相吻合。6黄灵庚先生亦认为同宫即桐宫，是伊尹放太甲处，在商丘南亳州。又认为北、丘二字之讹，楚简混用不别。丘指墓地，同宫之丘即商丘，是汤所葬地。楚庄王初因袭新蔡之緐阳，再居于宋商亳同宫，是自南而北征。7以上三种意见，多以“同宫”音同“桐宫”，文献中此地名系伊尹放太甲之地;又据楚庄王曾问鼎中原，将“同宫之北”地望定在楚国境外的中原地区。另外，子居与陈民镇先生认为桐宫在河南偃师商城，黄灵庚先生认为在河南商丘，两种异说起源于文献中“桐宫”与亳都地望的多种说法。亳都地望历来争议较多，例如邹衡先生考证在河南偃师商城，8杨宽先生则从雷学淇及王国维之说认为在河南商丘。
因传世文献中不见“同宫之北”的地名，难以详论，学者将这一地名与“桐宫”比附，又结合楚庄王的活动路线进行考证，不失为一种解释。不过文献所载“伊尹放太甲”故事距离楚庄王时期过于久远，将这一“桐宫”与“同宫之北”对应，且忽略“之北”，或将“北”与“丘”对应，这一推论似乎稍显牵强。
这一推论得以成立的前提是确认“桐宫”的存在，而有关伊尹放太甲之事不同文献中虽多有记载，但内容颇有差异，不妨条列下文表1予以分析。
按上表1，传世文献中有关伊尹放太甲的记载相异之处颇多，尤其古本《竹书纪年》中所记之伊尹自立、太甲杀伊尹等情节，与其它文献判然有别。而关于放太甲之地点，《左传》中未明言，与《楚居》时代接近的《竹书纪年》《孟子》则皆记为“桐”，唯有晚出的《史记·殷本纪》记为“桐宫”。概言之，有关伊尹放太甲之地，当前所见之汉以前文献皆作“桐”，“桐宫”之名始自《史记·殷本纪》，而《史记》此条记载是否别有史源尚无明证。有关“桐宫”为“汤葬地”之解释，则始自后出之伪《孔传》，《集解》又以此为据，难以称信。实际上，清人对这一问题早有剖析，如清人阎若璩《尚书古文疏证》曰：“按《殷本纪》注引郑康成曰‘桐，地名也，有王离宫焉’似注《书序》之语。宫字则从《史记》得来，初不指桐为汤葬地。”1又清人雷学淇《竹书纪年义证》云：“桐乃宋之北门，因其门向桐邑，故以为名，即太甲所居……桐邑又在故城南五里，是桐在薄东止数十里也。汤冢在薄城北郭东三里，寔与桐邑无涉。《史记·殷本纪》于桐下增一宫宇，盖谓伊尹之放甲非露处之也，本无他义，故康成《尚书》注亦云：‘桐地名有王离宫焉。’”2质言之，由于“桐宫”这一地名本身存疑，将《楚居》“同宫之北”与之比附则风险太大。另外，桐邑与汤冢并非一处，黄氏之说将“北”等同于“丘”，又认为“丘”即汤之墓地，将桐邑与汤冢等同，可能亦不太妥当。
除地名比附问题之外，前人研究将“同宫之北”定位于河南偃师商城，还有出于文献所载庄王问鼎中原路线的考虑。有关庄王北上中原路线，《左传》曰“楚子伐陆浑之戎，遂至于雒，观兵于周疆”，3《史记·周本纪》曰“定王元年，楚庄王伐陆浑之戎，次洛，使人问九鼎。王使王孙满应设以辞，楚兵乃去”，4二者所记大致相似。其中陆浑戎，杜预云：“允姓之戎居陆浑，在秦、晋西北，二国诱而徙之伊川，遂从戎号，至今为陆浑县也。”5即陆浑戎原居地在陆浑，后迁往伊川。伊川所在，《大清一统志》曰：“在嵩县东北，伏流城北二十余里，古伊川地。”1楚庄王当是过汉水北上伐陆浑之戎，战后继续沿洛水至于周之南境，与王孙满对话之后随即返回。《左传》记庄王至于“周疆”，《楚世家》记为“南郊”，杨伯峻注曰：“周疆，周王室之境界内。《楚世家》云‘观兵于周郊’，以‘郊’释‘疆’，亦谓周境内。”2郊、疆，指周王室边境，当时楚庄王次于洛河，应当是在周王室之南部边境。而“桐宫”地望争议很大，即使定位在偃师商城，也是位于洛邑东北，庄王绝不可能渡过洛河而北至偃师商城。考虑到《楚居》中的楚王居地除“同宫之北”以外，地望考订虽有不少争议，但无疑均在楚国境内。从文献内容的整体性和楚王居地的性质来看，该地更有可能在楚国境内。
“同宫之北”的“宫”，或作建筑物解，或为楚王宫室，《左传·文公十年》记：“子西缢而县绝，王使适至，遂止之，使为商公。沿汉泝江，将入郢。王在渚宫，下，见之。”3渚宫，即为楚穆王之宫室。楚王宫室，也多见于战国楚简记载，九店楚简《日书》还记载“宫”的方位与凶吉观念息息相关，反映了楚地风俗。4包山2号墓文书类竹简7号简记曰：“齐客陈豫贺王之岁八月乙酉之日，王廷于蓝郢之游宫，焉命大莫嚣屈阳为命邦人纳其溺典。”5夕阳坡2号墓简册记：“王处于郢之游宫。”6游，郑玄注：“游，离宫也。”7楚简中的“游宫”即楚王之离宫。楚王所居离宫除称“宫”外，也称为“室”，如上博简第四册《昭王毁室》篇曰：“昭王为室于死湑之淲，既成，将格之。”8上博简第八册《王居》篇记：“王居蘇澫之室。”9《尔雅·释宫》曰：“宫谓之室，室谓之宫。”10“同宫”可能是指楚庄王所居的宫室，而同宫之北则是位于宫室以北的某处。 这种宫殿名 方位的地名结构在文献中并非孤例，如《左传·定公四年》记昭王奔随曰：“楚子在公宫之北，吴人在其南。”11《括地志》中提及随州县北七里有楚昭王城，张守节《史记正义》指出：“《左传》云吴师入郢，王奔随，随人处之公宫之北，即此城也。”12“公宫之北”是随国公宫外以北的一处地点，“同宫之北”或可理解为庄王所居同宫外以北处。“同宫之北”地望囿于史料所限，目前不可详考。其作为居地仅见于庄王时期，且并非称“郢”之地名，可能与为郢、樊郢等称“郢”居地性质有别。从文献记载和《楚居》中楚王迁徙居地的原因来看，楚王的迁徙多与战争需要、灾荒、内乱有关，如接下来简文提到的若敖起祸，迁往“承之野”，又如简16记：“邦大瘠，焉徙居鄩郢。”13庄王迁居同宫之北的时间，在即位居樊郢之后、若敖氏叛乱之前，或与其北上中原的史事有关。
《楚居》简10记若敖氏起祸之后，庄王自同宫之北徙居承之野，整理者认为承之野就是《左传》宣公四年所记“烝野”。14烝野，一说在今湖北荆州，又有说法在河南新野。子居认为诸说都嫌稍远，颇疑承之野即邓之野，为今襄阳市沿岸的冲积平原，所以《左传》下文才会说“战于皋浒”。15整理者释“承之野”为《左传》地名“烝野”，可从，《经典释文·春秋左传音义》：“烝，之丞反。何校本北宋本丞作承。”1不过，《左传》所载与《楚居》有所不同：“子越又恶之，乃以若敖氏之族，圄伯嬴于轑阳而杀之，遂处烝野，将攻王。王以三王之子为质焉，弗受。师于漳澨。秋七月戊戌，楚子与若敖氏战于皋浒。”2《左传》所记是若敖氏处于烝野，在此地向庄王发起进攻;而《楚居》记庄王居于同宫之北，在若敖氏起祸后方才迁居“承之野”。《左传》中上述地名如轑阳、烝野、漳澨、皋浒俱有争议，今对比《楚居》，则烝野之地究竟为谁所居亦有异说。
漳澨，杜预注：“漳水边。”孔颖达疏曰：“《释例》云：‘漳水出新城沶乡县，南至荆山，东南经襄阳南郡当阳县入沮。’”3顾栋高《春秋大事表》曰：“漳水在荆州府枝江县北四十里，此亦当在其境。”4漳水，《汉书·地理志》南郡“临沮”县条下注曰：“《禹贡》南条荆山在东北，漳水所出，东至江陵入阳水，阳水入沔，行六百里。”5《中国历史地图集》将漳澨定位于漳水以东、今荆门市以西之间。6北大水陆里程秦简记有“章渠”，指的是从沮漳河下游至古阳水的一段人工渠道，或是《汉志》所记的漳水下游。7该段简文证明在秦以前楚人可能已在漳水下游开凿连接至汉水的江汉运河，晏昌贵先生认为《河渠书》叙述东周各国水利事业，称“于楚，西方则通渠汉水、云梦之野”，可见楚人确曾修建沟通云梦与汉水的人工渠道。8学界多认为楚庄王起师的漳水边可能指的是此沮漳河沿岸，如《中国历史地图集》所示。
轑阳、烝野、皋浒，顾栋高云：“俱当在荆州府境。”9其说较为简略，田成方先生分析皋浒之战一文，认为顾氏因为深信楚郢都在湖广荆州府治江陵县，因而在考订《左传》地名时把一批与郢都相关的地方都设定在今江陵县周边地区，因此不足为信。10此处顾栋高定位轑阳与烝野的依据，是以漳水为基本点出發的，如其在下文考论皋浒所说：“《路史》：‘英、六、贰、轸皆皋地，皋陶之所封也。’后皆属楚。浒，水边地名。案，《传》上文云若敖师于漳澨，漳水在荆州府枝江县北四十里，此亦当在其境。”11但仅就此定位烝野在荆州境内，确实证据不足。相较之下，沈钦韩《春秋左氏传地名补注》认为轑阳、烝野俱在南阳，轑阳即为南阳盆地的潦河之阳，烝野在河南南阳之新野县。12沈说论据更多，且这几处地名之间相距不远，较为符合皋浒之战的地理形势，学界多从之。如杨伯峻《春秋左传注》比较顾、沈二说，认为“沈说似较确”。13《中国历史地图集》关于烝野、皋浒的定位亦采纳沈钦韩之说。
以上关于此次若敖氏叛乱的几处地点，大致有荆州与南阳周围这两种说法，比较而言二者各有优缺点：荆州说的主要依据在于漳澨，漳澨即漳水边。楚庄王师于漳澨，紧接着当沿漳水而行，如果若敖氏处在沮漳河下游与长江交汇处的荆州府境，相距甚近，这一格局并无不妥。不过，此说中轑阳、烝野、皋浒均没有找到历史上的地名依据，缺少有力的材料支撑。
南阳说的优点在于轑阳、皋浒各自有地名依据，且相距不远。但烝野为河南新野县的前称，没有足够的史料支持。今河南新野，早在战国时期楚国就已经在当地设县，名为“新野”，如书写于战国时期的包山楚简183记：“新野人少妾旬。”1《楚居》的成书年代在楚悼王以后，2《楚居》中的承之野、《左传》之烝野是否能够等同于楚国的新野县，其实也没有直接证据。至秦时《里耶秦简（贰）》简9-2076载：“宛、新野、比阳□雉□言书到。”3可知先秦至秦时新野县之名似乎是较为稳定的存在，除了与“烝野”都称为“野”，未必有别的关联。轑阳地望，高士奇《春秋地名考略》楚“轑阳”条下云：“汉武帝延和二年淮阳县圉啬夫江喜以捕反者城父令功封为轑阳侯。”4此轑阳，《汉书·昭帝纪》“太常轑阳侯德免为庶人”条下文颖注曰“轑阳在魏郡清渊”，当与春秋楚国的轑阳并非一地。5沈钦韩之说轑阳在南阳之潦河，田成方先生分析相关文献记载，认为南阳盆地的潦河之称可能是比较晚才出现的，与轑阳大概没有关系。在此基础上，他认为轑阳很可能与古蓼国有关，且此处所指为西蓼国，在今南阳唐河县以南的湖阳镇一带。又联系到周围还有河南新野县，或为古烝野所在，两处地点相距不远，较为符合皋浒之战的地理形势。6田成方先生引包山楚简相关释文证轑、蓼二字通假，令人信服，但据考证湖阳镇一带在楚共王时期已经被称为“湖阳”。7“轑阳”和“湖阳”究竟是一地之异称，还是根本别为两地？南阳说还需要更多史料证明才能成立。
轑阳之地是否在河南南阳，还与若敖氏之族、蒍贾的出身和居处有莫大关系。《左传》记皋浒之战后，叙子文出身曰：“初，若敖娶于?，生斗伯比。若敖卒，从其母畜于?，淫于?子之女，生子文焉。?夫人使弃诸梦中，虎乳之。?子田，见之，惧而归。夫人以告，遂使收之。楚人谓乳穀，谓虎於菟，故命之曰斗穀於菟。”8?，杜注：“本又作郧，音云。”?当指古郧国。梦中，杜注：“梦，泽名。江夏安陆县城东南有云梦城。”9可知若敖氏与古郧国颇有婚姻渊源，且斗伯比、子文均生养于当地，距离云梦泽不远，也就是说斗氏一族有可能聚居于古郧国、楚郧县周围。《通志·氏族略》楚邑“斗氏”条云：“芈姓，若敖之后。按若敖名熊义，其先无字，斗者必邑也，其地未详。”10斗邑不详，以斗伯比生养于古郧国附近来看，斗邑或许相距不远。若敖氏被灭之后，《左传》在楚昭王时期尚记有郧公斗辛及其弟斗怀、斗巢。11而被子越所杀之蒍贾，出身于楚国另一大家族蒍氏家族，根据考古资料，河南淅川下寺楚墓即与之有关。12若敖氏一族在南阳将同在南阳盆地的蒍氏家族重臣先囚后杀，然后顺利地占据新野、樊郢，继续南下与楚庄王在汉水南岸一战，这一点可能性恐怕不高。 此次皋浒之战前若敖氏所据之轑阳，田成方先生所释“轑”“蓼”二字通假极是。在先秦时期，据徐少华先生考证一共有三个蓼国。一为前文所说的南阳盆地之西蓼国，在楚武王时期已经被灭，颇疑此处被灭后已经设置为湖阳县;二为舒蓼，在今安徽六安市一带;三则为楚穆王时期由楚公子燮所灭的蓼国。轑阳之地也有可能指的是此东蓼国旧址。《左传》文公五年记楚公子燮伐蓼：“六人叛楚即东夷。秋，楚成大心、仲归帅师灭六。冬，楚公子燮灭蓼。臧文仲闻六与蓼灭，曰：‘皋陶、庭坚不祀忽诸。德之不建，民之无援，哀哉！’”释文曰：“蓼或作鄝。”13今固始县城及其以北，有一座规模较大的古城遗址，为固始北山口城，即春秋蓼国故城、汉晋蓼县所在。轑阳或在此古蓼国故址，从蓼国故址的规模以及城内外丰富的东周遗物和高级贵族墓的情况来看，蓼国被灭后其故地仍是作为楚国经略淮域的重要的城邑。1因此楚穆王设为轑阳，或使若敖氏据而守之，庄王即位以后若敖氏在此起祸。包山简中多处记有“鄝莫嚣”，如简29记“八月甲戌之日，鄝莫嚣之人周壬受几。”2简153记有“鄝阳”：“啻苴之田，南与君距疆，东与?君距疆，北与鄝阳距疆，西与鄱君距疆。”3该“鄝阳”也许是《左传》中的轑阳。陈伟先生等整理者编写的《包山2号墓简册》注释即认为简文之蓼有可能就是在今固始县的古蓼国、汉晋蓼县，楚蓼县（蓼阳）的地望亦应在此。4若将轑阳定位在古蓼国故址，整个皋浒之战的路线可在前两说之外再作释读。
皋浒，沈钦韩考证襄阳县西有万山，别名“汉皋山”，皋浒指的是汉皋山之测的水边。不过“汉皋”别名首见于张衡《南都赋》，至于在春秋时期是否有“汉皋山”之称，还没见有相关的文献记载。除沈钦韩、田成方先生之考证外，其实旧说多以为皋浒在古皋地，如上文引顾栋高之论“皋浒”条，此外《春秋传说汇纂》、高士奇、江永亦持此说。5其中古贰、轸国，在今随州广水市至应城市一带。6如果轑阳地望在荆州府境，皋地说就让人难以信服，如江永《春秋地理考实》引用此说后随即写道：“此释恐未确。”旧说定轑阳在漳水边或江陵一带，若敖氏不可能面对北方来师而反过来回师向西，这是无论如何解释不通的。但倘若轑阳在大别山以北的古蓼国一带，若敖氏从今河南固始县出发，南下穿过义阳三关，经广水、大悟县──安陆一线进入今安陆至应城境内，楚庄王沿漳水而行，二者最终决战于云梦泽以北，整个战争路线则可以疏通。皋浒之“浒”，具体是指离水稍远的岸上平地，如《尔雅·释丘》“浒”条注云：“岸上地，浒音虎。”疏曰：“岸上平地，去水稍远者名浒。《诗·大雅·緜》篇云‘率西水浒’之类也。”7其地名的含义大概是指距离水边有一段距离的皋地，古云梦泽以北的狭长平原地带，有涢水、富水、漳水遍布，皋浒可能指的就是这中间的陆地。
楚庄王所居漳澨，前文对以往说法已作梳理，杜预仅言在漳水边，并未说明具体地点。孔颖达认为即今沮、漳河，至当阳县东南合流称为沮漳河，途径当阳、江陵间而汇入长江。北大水陆里程秦简记有从沮漳河下游连接至古杨水的一段人工渠道，称为长利渠（章渠），章渠自是因漳水而得名。8因此，漳澨有可能指的是沮漳河边。不过，修筑人工渠道的大型工程多记载在战国时代，楚庄王时期虽传说有孙叔敖“激沮水作云梦大泽之池”，但此时章渠是否得以开凿疏通，还存有疑问。9如果此时尚未有章渠，当时的长江北岸可能湖沼遍布，楚庄王想要沿沮漳河南下入江，再到达大洪山脚下的平原地带，可能比较艰难。高士奇指出除沮漳河外，别有二漳水：
……再考德安府西南五十里亦有漳水出大洪山，经京山应城县界流入境，下流合涢水。沈括曰：“清浊相揉曰漳。”漳，文也。别有云梦之漳，与涢水合流，色理如?蝀，数十里方混，其处谓之漳口。陈大建十二年后周将元景山等败陈将樊毅于漳口，毅退保甑山镇是也。此又一漳水，与《释例》不同，存之俟考。
《读史方舆纪要·湖广三·京山县》“澨水”条下载：“‘吴败楚师于雍澨，三战及郢’，即此水也。又县境有汊澨、漳澨、薳澨，说者谓即《禹贡》之三澨，皆与景陵接界云。”2相比此漳水，我们认为《左传》言楚庄王之漳澨，也有可能在云梦之漳。从地理交通上考虑，楚庄王此前所居樊郢在襄阳樊城一带，同宫之北可能与其在位期间北上征伐有关，或亦在汉水以北。楚庄王从其居地出发，沿随枣走廊南下，即可到达大洪山以南的平原地带，较沿沮漳河南下更为便利。昔日周昭王南征之路线，据学者考证，就是从南阳盆地进入随枣走廊，并南下至孝感。3因此，庄王所在的漳澨，有两种可能：一在今沮漳河沿岸，或如《中国历史地图集》上所标注的地点，也有可能在云梦之漳。
以漳澨、轑阳、皋浒三处地望的方位来看，烝野或在今云梦县以北，距离皋浒不远。烝野之具体地望无考，姑且仅从名称上作解。《集韵》云：“气之上达也。或作蒸。”4《读史方舆纪要·衡州府·衡阳县》记：“烝水，在城北……《衡州志》：‘吴立临烝县，以俯临烝水，其气如烝而名。’烝水东注于湘谓之烝口。烝亦作‘承’。”5此又可证烝野即《楚居》承之野，虽烝野地点不大可能在湖南，但其地处云梦之郊野，“烝”取蒸气上涌之意是一样的，如《高唐赋》曰：“昔者楚襄王与宋玉游于云夢之台，望高唐之观，其上独有云气，崪兮直上，忽兮改容，须臾之间，变化无穷。”6谭其骧先生指出，先秦时期的古云梦泽，北以汉水为限，南侧“缘以大江”，约当今监利全县、洪湖西北部、沔阳大部分及江陵、潜江、石首各一部分地。春秋中叶以前的云梦泽，范围可能要更大一些，当时汉水北岸今天门、应城一带也有一片云梦泽。7在大洪山以南、云梦泽以北，是一片平原湖沼地带，其间地势低洼、湖沼众多，夏季高温多雨，壅水成泽，秋冬季节积水蒸发、相对潮湿，8烝野或在云梦泽以北的平原范围内。古时交通不便，楚庄王起师于漳澨，唯有穿行于其中的平原地带，才得以与若敖氏一战。皋浒上文从清人之说认为在古皋地，同时也可以另作理解：皋本义可训作泽边岸地，朱骏声《说文通训定声》曰：“皋，此字当训泽边地也。”9也有沼泽之义，段玉裁《说文解字注》曰：“皋有训泽者，《小雅·鹤鸣》传曰：‘皋，泽也。’泽与皋析言则二，统言则一。如《左传》鸠薮泽、牧隰皋并举，析言也。《鹤鸣》传则皋即泽，泽薮之地，极望数百，沆瀁皛溔，皆白气也，故曰皋。”10皋浒如果仅仅是指水边的高岸和平地，或者沼泽，也符合烝野、云梦的地形特点。 今云梦县北有楚王城遗址，根据考古资料，云梦楚王城始筑于战国中晚期，但在城下叠压有西周中晚期至春秋中晚期的遗物，说明此地在春秋时期就有人居住。11当时的王居并不都筑城，只是在特殊情况下可能加筑城墙，这一带或为烝野所在。比较《左传》、《楚居》记载之异，当时情形有可能是烝野先为若敖氏，庄王灭若敖氏之后，方才徙居烝野，因为云梦泽是历代楚王的田猎场所，而烝野距其不远，所以庄王也理由在此继续停留。
需要指出的是，清人沈钦韩关于皋浒地望的说法较为深入，因此学界多从其说。但经本文之分析，前人关于漳澨、轑阳、烝野的考证似仍可商，漳澨有可能在沮漳河沿岸或云梦之漳，轑阳为楚国蓼阳县，皋浒从清人高士奇等所说在古皋地，烝野在云梦之野，将整个皋浒之战推向汉东，但相关地望均距离较远。从《左传》记载若敖氏处于烝野，“将攻王”的表述来看，似乎几个地点之间相距不远。同时，蒍贾、子越和若敖氏族人为何会出现在较远的信阳蓼县一带？蒍贾为楚国司马、子越为令尹，其二人或在楚都之内更为合理。当然，春秋时期的楚国开疆拓土，常年征战，无论是令尹、司马，均有外出行军的例证。本文之论述，旨在将相关说法逐一辨析，为解决皋浒之战、《楚居》烝野的地望提供新的思路。
在《楚居》中，樊郢、同宫之北、承之野为楚庄王前期的3处居地，根据若敖之战的时间，应不晚于庄王九年，但传世文献皆没有直接记载。本文在前人研究基础上，对相关史料重新加以考索，有如下结论：其一，关于樊郢地望，襄阳樊城说与信阳樊城說皆有一定合理性，但由于樊国灭亡时间无法确定，同时参考这一时期楚国相关政治军事活动，襄阳樊城说明显更具优势。其二，关于同宫之北，先行研究往往将其与伊尹放太甲之桐宫相比附，然而由于桐宫这一地名本身颇有疑窦，且其方位与庄王北上路线难以吻合，这一说法不可据信。其三，承之野即传世文献中的“烝野”，其地望应参考若敖之乱相关的漳澨、轑阳、皋浒等地进行整体考察。本文对现有观点以及若敖之乱的形势进行分析后，提出新说，即漳澨在沮漳河边或云梦之漳，轑阳在东蓼国旧址，皋浒、烝野位于云梦泽以北地区。囿于史料所限，樊郢、同宫之北和承之野的具体地望，尚待更多新资料明证。但《楚居》地名历来众说纷纭，辨析流行说法之得失，充分利用史料讨论其地望所在，对理解《楚居》王居分布、春秋时期的楚国都城制度与政治地理形势还是很有必要的。
成书于战国中晚期的清华简《楚居》，是一份书写先秦时期楚君世系、居地的楚地文献，1其内容较为系统、丰富、完整，对楚国史事多有补充，不过其体例、内容等多方面与《左传》《史记》等传世文献有所不同，许多地名于史无载，难以考实。其中简10至11记楚庄王时期几处居地曰：“至莊王徙袭樊郢，樊郢徙居同宫之北。若敖起祸，焉徙居承之野，承之野□□□□袭为郢。”2关于简文中所载之樊郢、同宫之北与承之野的地望，学界虽已有所考述，但争议颇多。笔者拟在前人研究基础上，对这3处楚王居地的定位予以进一步探讨，就教于学界方家。
一、樊郢
据《楚居》，樊郢先后为两位楚王所居：先是楚文王时首次“徙居樊郢”，后楚庄王时“徙袭樊郢”。其中“樊”字为整理者所释，可与淅川下寺春秋楚墓所出倗戈铭文“楚王樊”之“樊”字互为参考。3关于樊郢地望，当前主要有3种观点：一为襄阳樊城说，《楚居》整理报告引《水经·沔水注》“沔水又迳平鲁城南……东对樊城，仲山甫所封也……城周四里，南半沦水”，认为在樊郢位于今湖北襄阳市樊城，同时指出所谓西周仲山甫所封未必可信。4二为新蔡繁阳说，黄灵庚先生释“樊”为“緐”，即《鄂君启节·车节》之“緐阳”，亦即《左传》襄公四年、定公六年的繁阳，故址在今河南新蔡县北，自畐（酉）焚东行抵此。1三为信阳樊国故地说，魏栋先生根据信阳出土的樊君夫妇墓，认为此处即为春秋古樊国，进而认为樊郢很可能就在古樊国故址。2其中关于新蔡繁阳说，魏栋先生依据文王时期楚国疆域格局，以及“樊郢”和“繁阳”的地名结构，已予以有力驳证，不再赘言。而关于襄阳樊城说与信阳樊国故地说，则疑窦颇多，须重新加以审视。
如上所言，襄阳樊城说首先为《楚居》整理者提出，因其有明确的地名学依据，故支持者众。如李守奎先生就赞同这一观点，并引《路史·国名纪丁·商氏》后篇樊下所载之“今襄之邓城有樊城镇。汉之樊县有樊古城、樊陂，樊侯国也”，予以进一步论证。3除此之外，从地缘格局来看，襄阳樊城说还有不可忽视的独特优势：
其一，襄阳樊城处于文王、庄王居地的“地名群”中。据《楚居》，楚文王所居为免（疆郢）、郢、樊郢、为郢、免郢，楚庄王居为郢、樊郢、同宫之北、烝野。同宫之北和烝野见下文详述，而其中涉及“郢”的地名，虽有不少争议，但学界多认为集中在江汉地区。除非有确凿证据表明樊郢在其它区域，否则樊郢处于楚郢“地名群”的可能性依然最大，襄阳樊城理所当然是首要考虑对象。
其二，考古资料显示，从西周末年至春秋时期，楚都核心区很可能在汉水以南的蛮河流域，蛮河流域聚落群结构完整、体系整齐、聚落群内部有明显的层级差异，年代也与文献中所记载的楚郢都相符合。4襄阳樊城距离当时的楚都核心区不远，如果将樊郢视作较具规模的别都而非临时意义上的居地，襄阳樊城则具备政治、地理距离上的优势。
其三，樊城处汉水北岸，是楚国进入南阳盆地、北出方城的一个必经之地，楚人也有理由在此设立别都：一则占据重要的交通枢纽，同时也可以就近辖制汉水北岸如邓县以及南阳盆地诸县邑。
不过，将樊郢定于襄阳樊城并非没有风险，其最为关键的一点是传世文献中的“樊城”迟至东汉才出现。除前引李守奎先生研究外，王先福
先生亦据《水经注》卷三一《淯水》所引《汉晋春秋》中载“桓帝幸樊城，百姓莫不观”，认为至迟东汉时，已有樊城。5魏栋先生在研究樊郢地望时由此对襄阳樊城提出质疑，认为“直接将七八百年前的地名‘樊郢’，与较为晚出的‘樊城’联系起来，缺少地名演变的中间环节，恐有失稳妥”。6实际上，虽然传世文献中缺乏襄阳樊城的早期记载，但在其它材料中并非无迹可寻。如徐少华先生在考证信阳出土的樊君夫妇墓时曾认为，春秋时期的信阳古樊国在被楚国灭亡后，其公室很可能被迁往邓城附近，襄阳樊城或即因此得名。7又如北大水陆里程秦简中江汉水道一段记有地名“邓攀渚”，辛德勇先生认为“邓攀渚”之“攀”，疑即与此“樊”字相通，二者之间存在密切关联，此地当是沿袭楚国樊郢而来。8据晏昌贵先生考证，邓攀渚距淯口十四里，正是襄阳樊城下的洲渚。9《楚居》整理者曾指出，简8“”字释为“樊”，《汉书·古今人表》作“熊磐”。“樊”与“磐”皆唇音元部字，《楚世家》作熊胜，疑是“般（磐）”字讹误。10“樊”“磐”“攀”音近可通假，“攀渚”之名意味着襄阳樊城可能在秦时已经得名。魏栋先生曾引此段简文，以其中没有樊城相关地名质疑将樊郢定于此的合理性，显然忽视了“邓攀渚”所包含的珍贵信息。
当然，若将襄阳樊城地名的起源与迁往此地的信阳古樊国遗民相联系，亦并非没有风险，其中最为关键的是樊国的灭亡时间。根据《楚居》记载，樊郢最早是楚文王居处。而樊国灭亡时间，徐少华先生依据《韩诗外传》所载楚庄王后妃“樊姬”事迹，考证当在楚庄王以后。1结合樊君夫妇墓的墓葬年代和文献记载，徐少华先生的论断是较为合理的，这也意味着襄阳樊城的起源最早或推论到楚庄王以后，而与楚文王居樊郢的史事可能有抵牾。当然这一点也并非影响襄阳樊城说的决定性因素：如果说樊城并非起源于信阳樊人西迁，而是另有它源，也就与信阳樊国灭亡时间的问题无关了。
另外，襄阳说还有一个不利因素：《楚居》载楚文王居樊郢，而据《左传》楚文王二年伐申过邓，邓侯三甥谋划截杀楚文王未遂。伐申之还年，楚文王即伐邓，这一事实暗示楚文王早期居处不可能位于靠近邓国的今襄阳樊城一带。2魏栋先生论楚文王初年不太可能居于樊郢，这一考虑是有道理的。不过从《传》庄公六年记载来看，楚文王三年即针对邓侯三甥之事兴师伐邓，直至文王十二年灭邓，3这期间邓国不复有叛楚之政治动作，当是文王伐邓之后，此处已在楚国势力范围内。此后不排除文王有居于樊郢的可能，相反正是有可能因文王居樊郢以后，在其北上征伐的过程中顺势灭掉邓国。上文已述《楚居》载文王居地有5处，其具体迁居樊郢的时间并不明晰，因此这则史料也非否定樊郢在襄阳樊城的决定性因素。 在考辨新蔡繁阳说、襄阳樊城说的基础上，魏栋先生提出信阳樊国故地说。从地名比附的角度来看，由于有古樊国相关墓葬的发现，“信阳说”较之文献记载不连贯的“襄阳樊城说”要有优势。同时，其引楚文王伐息、楚庄王伐舒蓼等史事，认为信阳樊国故地正处冥轭三塞以北，对楚国控制淮域有不可忽视的意义。4作者虽倾向于信阳说，但并不能完全肯定，这种犹疑并非过度谨慎，实际上信阳说面临的风险并不比襄阳说小，以下几点尤其值得关注：
其一，信阳说成立的前提是确定樊国灭亡的时间。根据考古报告，信阳市平桥南山咀先后清理出三座樊国墓，5其中樊君墓M1和樊夫人墓M2年代在春秋早期晚段，而随后清理的平桥M3年代，则晚于M1和M2，大约在春秋中期前段。6前述徐少华先生依据庄王娶樊女为妃，将樊国灭亡时间定于庄王以后，那么文王时袭居之樊郢断不可能位于信阳樊国。魏栋先生并没有采纳这一推断，而是依据樊君墓的断代以及樊君夔自作铜器的流散情况，论证楚文王时期樊国已经没落迁徙，甚至灭亡。但正如其所言，这也仅是一种猜测。由于信阳樊国灭亡时间不甚明晰，建立在这一推想上的结论风险极大。
其二，信阳平桥区樊君墓葬以北不远处即是信阳楚王城遗址，即战国时楚之城阳，包山楚简145记：“成阳尹成以告子司马。”7楚城阳城可能始建于春秋晚期，8徐少华先生指出：“长期以来，附近屡有遗物出土，20世纪50年代发掘的长台关楚墓即位于该故城西南。经考古调查，城址周围还有一些大型楚墓和周代遗址分布，说明东周时期这里一直是楚国的一处重要城邑和据点。白起拔郢后，楚頃襄王东徙陈城，途经成（城）阳并作暂时停留，以为临时都城，是有其历史基础的。”9以此来看，城阳当为楚国在信阳市一带的城邑重心，其始建或即楚国春秋中期灭樊国之后。那么，“樊郢”与城阳是什么关系呢？虽然不能完全排除二者为同一城邑的可能，但包山简与《楚居》同出战国楚人之手，为何出现同地异名，尚无法给予合理解释。若二者非同地异名，那么如此相近的区域并存两座重要城邑的可能性似乎并不大，樊郢很可能别有地望。
其三，在楚文王、庄王之王居集中设置于江汉地区的规律下，唯“樊郢”远在大别山以北的河南信阳，此地已出楚方城、冥阨关外。仅以灭国时段不明确的樊国故地和经营淮域这两个理由论证樊郢地望，缺乏对《楚居》中王居地名性质、分布规律的系统考量，信阳说似不足以充分解决问题。
当然，这些分析并不能完全否定信阳说的可能。考虑到《楚居》中的“樊郢”仅为楚文王、庄王所居，其后不见于其他史料，在地名演变环节上均缺乏足够的证据。或许从两位楚王在位期间的政治、军事活动记载再作分析，可以对樊郢地望的认识有所突破。
《楚居》载庄王即位以后“徙袭樊郢”。对比《左传》文公十四年记载，庄王刚即位就发生了子燮和申公斗克之乱，二人在图谋“使贼杀子孔”失败后，欲挟持庄王逃亡商密，被庐戢黎等所救。1这里的商密在今河南省淅川县以西，而庐即襄阳中庐县，从这些地点及相关地理路线来看，庄王初年居地显然不在信阳一带。
此次叛乱后三年，楚国因国内饥荒遭遇外来军事威胁：“楚大饥，戎伐其西南，至于阜山，师于大林。又伐其东南，至于阳丘，以侵訾枝。庸人帅群蛮以叛楚，麇人率百濮聚于选，将伐楚。于是申息之北门不启，楚人谋徙于阪高。”2阜山，《舆地纪胜》谓在房陵县西，3顾祖禹《读史方舆纪要》卷七九《湖广五·郧阳府·房县》：“阜山在县南百五十里。”4訾枝，高士奇《春秋地名考略》云即庄子言尧伐丛枝胥敖之“丛枝”，或在钟祥之境。5沈钦韩《春秋左氏传地名补注》：“訾枝当是荆州府枝江县。”6庸，杜预注：“今上庸县，属楚之小国。”7麇，其地望多有争议，据何浩先生考证在今白河至郧县一带。8以上所载地名说法不一，总的来说，戎、庸、麇、濮的叛乱集中在楚国江汉平原及其西境山区。此时楚国郢都面临来自多个方面的军事压力，“申、息之北门不启”，杜注：“备中国。”在这种情况下，楚人封锁申、息两地，将通往中原的两条主要通道同时封闭，以防备北面中原诸侯国趁机南侵。据此来看，至少在庄王三年（前611）时，其居地不可能出冥阨关外。尤其需要注意的是，此次戎人叛乱事件相关地望还有一些争议，陈伟先生指出《左传》之“阳丘”可能与《鄂君启节》中的“阳丘”为同一地，并进一步提出“戎伐其西南”可以理解作“戎以其西南伐”，则此次伐楚之戎人正在申邑（在今河南南阳）之北。9如其说可信，那么当时庄王居地在襄阳与整个形势较为相合。
以上，根据《左传》庄王早期史事与居地线索分析，公子燮政变、戎人叛乱等事件的地理位置距襄阳近而距信阳远，从这一点来看襄阳说显然优于信阳说，后者与文献中庄王早年都城记载相冲突。又根据文献记载来看，庄王权力巩固、消除庸人等威胁后，北上中原再次成为楚国的主要战略方向，直至庄王八年，北伐陆浑戎、问鼎中原。在这期间，郑国是楚国的主要伐、交对象，相关记载在《左传》中占据大量篇幅：楚庄王六年（前608），“楚蔿贾救郑，遇于北林”;庄王七年（前607），“楚斗椒救郑”;庄王八年（前606），“夏，楚人侵郑”;庄王九年（前605），“冬，楚子伐郑”。1这一段时间的楚庄王迁居，很可能也与伐陆浑戎、北上中原、伐郑这些史事关系密切。据此，北上中原是这一时期楚国的战略重点，从地处从汉水北岸的襄阳樊城出方城关直达郑、楚边界，无疑是最为便捷的路线。
此外，樊郢作为楚王居地始于文王，从文王时期相关政治、军事活动中也可寻得一些线索。清华简《系年》中关于楚文王的史事记载较为详细，可与传世文献互证。例如《系年》第二章简12曰：“楚文王以启于汉阳。”整理者认为：“汉阳，即汉水东北地区。”2樊城正在汉水以北，与“汉阳”区域相符。《左传》僖公二十八年（前632）：“汉阳诸姬，楚实尽之。”3楚文王在位期间陆续灭申、邓、息三国，以之为县，伐陈、蔡，封畛于汝，打通北上中原之门户，开拓楚疆。在这一政治背景下，居于襄阳较之信阳更有地利。又，《系年》第五章简29记楚文王伐陈、蔡史事：“文王以北启出方城。”4其北出中原的通道是过方城关外出，可知将樊郢定位于襄阳樊城，也符合文王战时的行军路线。 综上所述，樊郢地望以襄阳樊城、信阳樊国故址两说考证最为坚实。经本文对二说仔细分析，无论是从春秋时期楚文、庄王的居地范围，还是从北上中原之行军路线和《楚居》中其他楚郢之间地理位置关系而言，樊郢地望定于襄阳樊城更加合适。
二、同宫之北
“同宫之北”的地望，学者多认为在中原地区，与庄王北上中原争霸有关。例如子居认为同宫即文献记载伊尹放太甲之桐宫，并采纳邹衡先生《偃师商城即太甲桐宫说》一文观点，将其定位于今河南偃师的商城遗址。5陈民镇先生同意子居的觀点，认为同宫在河南偃师，且《楚居》所叙不一定是王都，而是王居，其引《左传》宣公三年云“楚子伐陆浑之戎，遂至于洛，观兵于周疆。定王使王孙满劳楚王。楚子问鼎之大小轻重焉”，分析楚庄王曾至于洛“问鼎中原”，所以桐宫与楚庄王北上“问鼎中原”的路径相吻合。6黄灵庚先生亦认为同宫即桐宫，是伊尹放太甲处，在商丘南亳州。又认为北、丘二字之讹，楚简混用不别。丘指墓地，同宫之丘即商丘，是汤所葬地。楚庄王初因袭新蔡之緐阳，再居于宋商亳同宫，是自南而北征。7以上三种意见，多以“同宫”音同“桐宫”，文献中此地名系伊尹放太甲之地;又据楚庄王曾问鼎中原，将“同宫之北”地望定在楚国境外的中原地区。另外，子居与陈民镇先生认为桐宫在河南偃师商城，黄灵庚先生认为在河南商丘，两种异说起源于文献中“桐宫”与亳都地望的多种说法。亳都地望历来争议较多，例如邹衡先生考证在河南偃师商城，8杨宽先生则从雷学淇及王国维之说认为在河南商丘。
因传世文献中不见“同宫之北”的地名，难以详论，学者将这一地名与“桐宫”比附，又结合楚庄王的活动路线进行考证，不失为一种解释。不过文献所载“伊尹放太甲”故事距离楚庄王时期过于久远，将这一“桐宫”与“同宫之北”对应，且忽略“之北”，或将“北”与“丘”对应，这一推论似乎稍显牵强。
这一推论得以成立的前提是确认“桐宫”的存在，而有关伊尹放太甲之事不同文献中虽多有记载，但内容颇有差异，不妨条列下文表1予以分析。
按上表1，传世文献中有关伊尹放太甲的记载相异之处颇多，尤其古本《竹书纪年》中所记之伊尹自立、太甲杀伊尹等情节，与其它文献判然有别。而关于放太甲之地点，《左传》中未明言，与《楚居》时代接近的《竹书纪年》《孟子》则皆记为“桐”，唯有晚出的《史记·殷本纪》记为“桐宫”。概言之，有关伊尹放太甲之地，当前所见之汉以前文献皆作“桐”，“桐宫”之名始自《史记·殷本纪》，而《史记》此条记载是否别有史源尚无明证。有关“桐宫”为“汤葬地”之解释，则始自后出之伪《孔传》，《集解》又以此为据，难以称信。实际上，清人对这一问题早有剖析，如清人阎若璩《尚书古文疏证》曰：“按《殷本纪》注引郑康成曰‘桐，地名也，有王离宫焉’似注《书序》之语。宫字则从《史记》得来，初不指桐为汤葬地。”1又清人雷学淇《竹书纪年义证》云：“桐乃宋之北门，因其门向桐邑，故以为名，即太甲所居……桐邑又在故城南五里，是桐在薄东止数十里也。汤冢在薄城北郭东三里，寔与桐邑无涉。《史记·殷本纪》于桐下增一宫宇，盖谓伊尹之放甲非露处之也，本无他义，故康成《尚书》注亦云：‘桐地名有王离宫焉。’”2质言之，由于“桐宫”这一地名本身存疑，将《楚居》“同宫之北”与之比附则风险太大。另外，桐邑与汤冢并非一处，黄氏之说将“北”等同于“丘”，又认为“丘”即汤之墓地，将桐邑与汤冢等同，可能亦不太妥当。
除地名比附问题之外，前人研究将“同宫之北”定位于河南偃师商城，还有出于文献所载庄王问鼎中原路线的考虑。有关庄王北上中原路线，《左传》曰“楚子伐陆浑之戎，遂至于雒，观兵于周疆”，3《史记·周本纪》曰“定王元年，楚庄王伐陆浑之戎，次洛，使人问九鼎。王使王孙满应设以辞，楚兵乃去”，4二者所记大致相似。其中陆浑戎，杜预云：“允姓之戎居陆浑，在秦、晋西北，二国诱而徙之伊川，遂从戎号，至今为陆浑县也。”5即陆浑戎原居地在陆浑，后迁往伊川。伊川所在，《大清一统志》曰：“在嵩县东北，伏流城北二十余里，古伊川地。”1楚庄王当是过汉水北上伐陆浑之戎，战后继续沿洛水至于周之南境，与王孙满对话之后随即返回。《左传》记庄王至于“周疆”，《楚世家》记为“南郊”，杨伯峻注曰：“周疆，周王室之境界内。《楚世家》云‘观兵于周郊’，以‘郊’释‘疆’，亦谓周境内。”2郊、疆，指周王室边境，当时楚庄王次于洛河，应当是在周王室之南部边境。而“桐宫”地望争议很大，即使定位在偃师商城，也是位于洛邑东北，庄王绝不可能渡过洛河而北至偃师商城。考虑到《楚居》中的楚王居地除“同宫之北”以外，地望考订虽有不少争议，但无疑均在楚国境内。从文献内容的整体性和楚王居地的性质来看，该地更有可能在楚国境内。
“同宫之北”的“宫”，或作建筑物解，或为楚王宫室，《左传·文公十年》记：“子西缢而县绝，王使适至，遂止之，使为商公。沿汉泝江，将入郢。王在渚宫，下，见之。”3渚宫，即为楚穆王之宫室。楚王宫室，也多见于战国楚简记载，九店楚简《日书》还记载“宫”的方位与凶吉观念息息相关，反映了楚地风俗。4包山2号墓文书类竹简7号简记曰：“齐客陈豫贺王之岁八月乙酉之日，王廷于蓝郢之游宫，焉命大莫嚣屈阳为命邦人纳其溺典。”5夕阳坡2号墓简册记：“王处于郢之游宫。”6游，郑玄注：“游，离宫也。”7楚简中的“游宫”即楚王之离宫。楚王所居离宫除称“宫”外，也称为“室”，如上博简第四册《昭王毁室》篇曰：“昭王为室于死湑之淲，既成，将格之。”8上博简第八册《王居》篇记：“王居蘇澫之室。”9《尔雅·释宫》曰：“宫谓之室，室谓之宫。”10“同宫”可能是指楚庄王所居的宫室，而同宫之北则是位于宫室以北的某处。 这种宫殿名 方位的地名结构在文献中并非孤例，如《左传·定公四年》记昭王奔随曰：“楚子在公宫之北，吴人在其南。”11《括地志》中提及随州县北七里有楚昭王城，张守节《史记正义》指出：“《左传》云吴师入郢，王奔随，随人处之公宫之北，即此城也。”12“公宫之北”是随国公宫外以北的一处地点，“同宫之北”或可理解为庄王所居同宫外以北处。“同宫之北”地望囿于史料所限，目前不可详考。其作为居地仅见于庄王时期，且并非称“郢”之地名，可能与为郢、樊郢等称“郢”居地性质有别。从文献记载和《楚居》中楚王迁徙居地的原因来看，楚王的迁徙多与战争需要、灾荒、内乱有关，如接下来简文提到的若敖起祸，迁往“承之野”，又如简16记：“邦大瘠，焉徙居鄩郢。”13庄王迁居同宫之北的时间，在即位居樊郢之后、若敖氏叛乱之前，或与其北上中原的史事有关。
三、承之野
《楚居》简10记若敖氏起祸之后，庄王自同宫之北徙居承之野，整理者认为承之野就是《左传》宣公四年所记“烝野”。14烝野，一说在今湖北荆州，又有说法在河南新野。子居认为诸说都嫌稍远，颇疑承之野即邓之野，为今襄阳市沿岸的冲积平原，所以《左传》下文才会说“战于皋浒”。15整理者释“承之野”为《左传》地名“烝野”，可从，《经典释文·春秋左传音义》：“烝，之丞反。何校本北宋本丞作承。”1不过，《左传》所载与《楚居》有所不同：“子越又恶之，乃以若敖氏之族，圄伯嬴于轑阳而杀之，遂处烝野，将攻王。王以三王之子为质焉，弗受。师于漳澨。秋七月戊戌，楚子与若敖氏战于皋浒。”2《左传》所记是若敖氏处于烝野，在此地向庄王发起进攻;而《楚居》记庄王居于同宫之北，在若敖氏起祸后方才迁居“承之野”。《左传》中上述地名如轑阳、烝野、漳澨、皋浒俱有争议，今对比《楚居》，则烝野之地究竟为谁所居亦有异说。
漳澨，杜预注：“漳水边。”孔颖达疏曰：“《释例》云：‘漳水出新城沶乡县，南至荆山，东南经襄阳南郡当阳县入沮。’”3顾栋高《春秋大事表》曰：“漳水在荆州府枝江县北四十里，此亦当在其境。”4漳水，《汉书·地理志》南郡“临沮”县条下注曰：“《禹贡》南条荆山在东北，漳水所出，东至江陵入阳水，阳水入沔，行六百里。”5《中国历史地图集》将漳澨定位于漳水以东、今荆门市以西之间。6北大水陆里程秦简记有“章渠”，指的是从沮漳河下游至古阳水的一段人工渠道，或是《汉志》所记的漳水下游。7该段简文证明在秦以前楚人可能已在漳水下游开凿连接至汉水的江汉运河，晏昌贵先生认为《河渠书》叙述东周各国水利事业，称“于楚，西方则通渠汉水、云梦之野”，可见楚人确曾修建沟通云梦与汉水的人工渠道。8学界多认为楚庄王起师的漳水边可能指的是此沮漳河沿岸，如《中国历史地图集》所示。
轑阳、烝野、皋浒，顾栋高云：“俱当在荆州府境。”9其说较为简略，田成方先生分析皋浒之战一文，认为顾氏因为深信楚郢都在湖广荆州府治江陵县，因而在考订《左传》地名时把一批与郢都相关的地方都设定在今江陵县周边地区，因此不足为信。10此处顾栋高定位轑阳与烝野的依据，是以漳水为基本点出發的，如其在下文考论皋浒所说：“《路史》：‘英、六、贰、轸皆皋地，皋陶之所封也。’后皆属楚。浒，水边地名。案，《传》上文云若敖师于漳澨，漳水在荆州府枝江县北四十里，此亦当在其境。”11但仅就此定位烝野在荆州境内，确实证据不足。相较之下，沈钦韩《春秋左氏传地名补注》认为轑阳、烝野俱在南阳，轑阳即为南阳盆地的潦河之阳，烝野在河南南阳之新野县。12沈说论据更多，且这几处地名之间相距不远，较为符合皋浒之战的地理形势，学界多从之。如杨伯峻《春秋左传注》比较顾、沈二说，认为“沈说似较确”。13《中国历史地图集》关于烝野、皋浒的定位亦采纳沈钦韩之说。
以上关于此次若敖氏叛乱的几处地点，大致有荆州与南阳周围这两种说法，比较而言二者各有优缺点：荆州说的主要依据在于漳澨，漳澨即漳水边。楚庄王师于漳澨，紧接着当沿漳水而行，如果若敖氏处在沮漳河下游与长江交汇处的荆州府境，相距甚近，这一格局并无不妥。不过，此说中轑阳、烝野、皋浒均没有找到历史上的地名依据，缺少有力的材料支撑。
南阳说的优点在于轑阳、皋浒各自有地名依据，且相距不远。但烝野为河南新野县的前称，没有足够的史料支持。今河南新野，早在战国时期楚国就已经在当地设县，名为“新野”，如书写于战国时期的包山楚简183记：“新野人少妾旬。”1《楚居》的成书年代在楚悼王以后，2《楚居》中的承之野、《左传》之烝野是否能够等同于楚国的新野县，其实也没有直接证据。至秦时《里耶秦简（贰）》简9-2076载：“宛、新野、比阳□雉□言书到。”3可知先秦至秦时新野县之名似乎是较为稳定的存在，除了与“烝野”都称为“野”，未必有别的关联。轑阳地望，高士奇《春秋地名考略》楚“轑阳”条下云：“汉武帝延和二年淮阳县圉啬夫江喜以捕反者城父令功封为轑阳侯。”4此轑阳，《汉书·昭帝纪》“太常轑阳侯德免为庶人”条下文颖注曰“轑阳在魏郡清渊”，当与春秋楚国的轑阳并非一地。5沈钦韩之说轑阳在南阳之潦河，田成方先生分析相关文献记载，认为南阳盆地的潦河之称可能是比较晚才出现的，与轑阳大概没有关系。在此基础上，他认为轑阳很可能与古蓼国有关，且此处所指为西蓼国，在今南阳唐河县以南的湖阳镇一带。又联系到周围还有河南新野县，或为古烝野所在，两处地点相距不远，较为符合皋浒之战的地理形势。6田成方先生引包山楚简相关释文证轑、蓼二字通假，令人信服，但据考证湖阳镇一带在楚共王时期已经被称为“湖阳”。7“轑阳”和“湖阳”究竟是一地之异称，还是根本别为两地？南阳说还需要更多史料证明才能成立。
轑阳之地是否在河南南阳，还与若敖氏之族、蒍贾的出身和居处有莫大关系。《左传》记皋浒之战后，叙子文出身曰：“初，若敖娶于?，生斗伯比。若敖卒，从其母畜于?，淫于?子之女，生子文焉。?夫人使弃诸梦中，虎乳之。?子田，见之，惧而归。夫人以告，遂使收之。楚人谓乳穀，谓虎於菟，故命之曰斗穀於菟。”8?，杜注：“本又作郧，音云。”?当指古郧国。梦中，杜注：“梦，泽名。江夏安陆县城东南有云梦城。”9可知若敖氏与古郧国颇有婚姻渊源，且斗伯比、子文均生养于当地，距离云梦泽不远，也就是说斗氏一族有可能聚居于古郧国、楚郧县周围。《通志·氏族略》楚邑“斗氏”条云：“芈姓，若敖之后。按若敖名熊义，其先无字，斗者必邑也，其地未详。”10斗邑不详，以斗伯比生养于古郧国附近来看，斗邑或许相距不远。若敖氏被灭之后，《左传》在楚昭王时期尚记有郧公斗辛及其弟斗怀、斗巢。11而被子越所杀之蒍贾，出身于楚国另一大家族蒍氏家族，根据考古资料，河南淅川下寺楚墓即与之有关。12若敖氏一族在南阳将同在南阳盆地的蒍氏家族重臣先囚后杀，然后顺利地占据新野、樊郢，继续南下与楚庄王在汉水南岸一战，这一点可能性恐怕不高。 此次皋浒之战前若敖氏所据之轑阳，田成方先生所释“轑”“蓼”二字通假极是。在先秦时期，据徐少华先生考证一共有三个蓼国。一为前文所说的南阳盆地之西蓼国，在楚武王时期已经被灭，颇疑此处被灭后已经设置为湖阳县;二为舒蓼，在今安徽六安市一带;三则为楚穆王时期由楚公子燮所灭的蓼国。轑阳之地也有可能指的是此东蓼国旧址。《左传》文公五年记楚公子燮伐蓼：“六人叛楚即东夷。秋，楚成大心、仲归帅师灭六。冬，楚公子燮灭蓼。臧文仲闻六与蓼灭，曰：‘皋陶、庭坚不祀忽诸。德之不建，民之无援，哀哉！’”释文曰：“蓼或作鄝。”13今固始县城及其以北，有一座规模较大的古城遗址，为固始北山口城，即春秋蓼国故城、汉晋蓼县所在。轑阳或在此古蓼国故址，从蓼国故址的规模以及城内外丰富的东周遗物和高级贵族墓的情况来看，蓼国被灭后其故地仍是作为楚国经略淮域的重要的城邑。1因此楚穆王设为轑阳，或使若敖氏据而守之，庄王即位以后若敖氏在此起祸。包山简中多处记有“鄝莫嚣”，如简29记“八月甲戌之日，鄝莫嚣之人周壬受几。”2简153记有“鄝阳”：“啻苴之田，南与君距疆，东与?君距疆，北与鄝阳距疆，西与鄱君距疆。”3该“鄝阳”也许是《左传》中的轑阳。陈伟先生等整理者编写的《包山2号墓简册》注释即认为简文之蓼有可能就是在今固始县的古蓼国、汉晋蓼县，楚蓼县（蓼阳）的地望亦应在此。4若将轑阳定位在古蓼国故址，整个皋浒之战的路线可在前两说之外再作释读。
皋浒，沈钦韩考证襄阳县西有万山，别名“汉皋山”，皋浒指的是汉皋山之测的水边。不过“汉皋”别名首见于张衡《南都赋》，至于在春秋时期是否有“汉皋山”之称，还没见有相关的文献记载。除沈钦韩、田成方先生之考证外，其实旧说多以为皋浒在古皋地，如上文引顾栋高之论“皋浒”条，此外《春秋传说汇纂》、高士奇、江永亦持此说。5其中古贰、轸国，在今随州广水市至应城市一带。6如果轑阳地望在荆州府境，皋地说就让人难以信服，如江永《春秋地理考实》引用此说后随即写道：“此释恐未确。”旧说定轑阳在漳水边或江陵一带，若敖氏不可能面对北方来师而反过来回师向西，这是无论如何解释不通的。但倘若轑阳在大别山以北的古蓼国一带，若敖氏从今河南固始县出发，南下穿过义阳三关，经广水、大悟县──安陆一线进入今安陆至应城境内，楚庄王沿漳水而行，二者最终决战于云梦泽以北，整个战争路线则可以疏通。皋浒之“浒”，具体是指离水稍远的岸上平地，如《尔雅·释丘》“浒”条注云：“岸上地，浒音虎。”疏曰：“岸上平地，去水稍远者名浒。《诗·大雅·緜》篇云‘率西水浒’之类也。”7其地名的含义大概是指距离水边有一段距离的皋地，古云梦泽以北的狭长平原地带，有涢水、富水、漳水遍布，皋浒可能指的就是这中间的陆地。
楚庄王所居漳澨，前文对以往说法已作梳理，杜预仅言在漳水边，并未说明具体地点。孔颖达认为即今沮、漳河，至当阳县东南合流称为沮漳河，途径当阳、江陵间而汇入长江。北大水陆里程秦简记有从沮漳河下游连接至古杨水的一段人工渠道，称为长利渠（章渠），章渠自是因漳水而得名。8因此，漳澨有可能指的是沮漳河边。不过，修筑人工渠道的大型工程多记载在战国时代，楚庄王时期虽传说有孙叔敖“激沮水作云梦大泽之池”，但此时章渠是否得以开凿疏通，还存有疑问。9如果此时尚未有章渠，当时的长江北岸可能湖沼遍布，楚庄王想要沿沮漳河南下入江，再到达大洪山脚下的平原地带，可能比较艰难。高士奇指出除沮漳河外，别有二漳水：
……再考德安府西南五十里亦有漳水出大洪山，经京山应城县界流入境，下流合涢水。沈括曰：“清浊相揉曰漳。”漳，文也。别有云梦之漳，与涢水合流，色理如?蝀，数十里方混，其处谓之漳口。陈大建十二年后周将元景山等败陈将樊毅于漳口，毅退保甑山镇是也。此又一漳水，与《释例》不同，存之俟考。
《读史方舆纪要·湖广三·京山县》“澨水”条下载：“‘吴败楚师于雍澨，三战及郢’，即此水也。又县境有汊澨、漳澨、薳澨，说者谓即《禹贡》之三澨，皆与景陵接界云。”2相比此漳水，我们认为《左传》言楚庄王之漳澨，也有可能在云梦之漳。从地理交通上考虑，楚庄王此前所居樊郢在襄阳樊城一带，同宫之北可能与其在位期间北上征伐有关，或亦在汉水以北。楚庄王从其居地出发，沿随枣走廊南下，即可到达大洪山以南的平原地带，较沿沮漳河南下更为便利。昔日周昭王南征之路线，据学者考证，就是从南阳盆地进入随枣走廊，并南下至孝感。3因此，庄王所在的漳澨，有两种可能：一在今沮漳河沿岸，或如《中国历史地图集》上所标注的地点，也有可能在云梦之漳。
以漳澨、轑阳、皋浒三处地望的方位来看，烝野或在今云梦县以北，距离皋浒不远。烝野之具体地望无考，姑且仅从名称上作解。《集韵》云：“气之上达也。或作蒸。”4《读史方舆纪要·衡州府·衡阳县》记：“烝水，在城北……《衡州志》：‘吴立临烝县，以俯临烝水，其气如烝而名。’烝水东注于湘谓之烝口。烝亦作‘承’。”5此又可证烝野即《楚居》承之野，虽烝野地点不大可能在湖南，但其地处云梦之郊野，“烝”取蒸气上涌之意是一样的，如《高唐赋》曰：“昔者楚襄王与宋玉游于云夢之台，望高唐之观，其上独有云气，崪兮直上，忽兮改容，须臾之间，变化无穷。”6谭其骧先生指出，先秦时期的古云梦泽，北以汉水为限，南侧“缘以大江”，约当今监利全县、洪湖西北部、沔阳大部分及江陵、潜江、石首各一部分地。春秋中叶以前的云梦泽，范围可能要更大一些，当时汉水北岸今天门、应城一带也有一片云梦泽。7在大洪山以南、云梦泽以北，是一片平原湖沼地带，其间地势低洼、湖沼众多，夏季高温多雨，壅水成泽，秋冬季节积水蒸发、相对潮湿，8烝野或在云梦泽以北的平原范围内。古时交通不便，楚庄王起师于漳澨，唯有穿行于其中的平原地带，才得以与若敖氏一战。皋浒上文从清人之说认为在古皋地，同时也可以另作理解：皋本义可训作泽边岸地，朱骏声《说文通训定声》曰：“皋，此字当训泽边地也。”9也有沼泽之义，段玉裁《说文解字注》曰：“皋有训泽者，《小雅·鹤鸣》传曰：‘皋，泽也。’泽与皋析言则二，统言则一。如《左传》鸠薮泽、牧隰皋并举，析言也。《鹤鸣》传则皋即泽，泽薮之地，极望数百，沆瀁皛溔，皆白气也，故曰皋。”10皋浒如果仅仅是指水边的高岸和平地，或者沼泽，也符合烝野、云梦的地形特点。 今云梦县北有楚王城遗址，根据考古资料，云梦楚王城始筑于战国中晚期，但在城下叠压有西周中晚期至春秋中晚期的遗物，说明此地在春秋时期就有人居住。11当时的王居并不都筑城，只是在特殊情况下可能加筑城墙，这一带或为烝野所在。比较《左传》、《楚居》记载之异，当时情形有可能是烝野先为若敖氏，庄王灭若敖氏之后，方才徙居烝野，因为云梦泽是历代楚王的田猎场所，而烝野距其不远，所以庄王也理由在此继续停留。
需要指出的是，清人沈钦韩关于皋浒地望的说法较为深入，因此学界多从其说。但经本文之分析，前人关于漳澨、轑阳、烝野的考证似仍可商，漳澨有可能在沮漳河沿岸或云梦之漳，轑阳为楚国蓼阳县，皋浒从清人高士奇等所说在古皋地，烝野在云梦之野，将整个皋浒之战推向汉东，但相关地望均距离较远。从《左传》记载若敖氏处于烝野，“将攻王”的表述来看，似乎几个地点之间相距不远。同时，蒍贾、子越和若敖氏族人为何会出现在较远的信阳蓼县一带？蒍贾为楚国司马、子越为令尹，其二人或在楚都之内更为合理。当然，春秋时期的楚国开疆拓土，常年征战，无论是令尹、司马，均有外出行军的例证。本文之论述，旨在将相关说法逐一辨析，为解决皋浒之战、《楚居》烝野的地望提供新的思路。
四、结论
在《楚居》中，樊郢、同宫之北、承之野为楚庄王前期的3处居地，根据若敖之战的时间，应不晚于庄王九年，但传世文献皆没有直接记载。本文在前人研究基础上，对相关史料重新加以考索，有如下结论：其一，关于樊郢地望，襄阳樊城说与信阳樊城說皆有一定合理性，但由于樊国灭亡时间无法确定，同时参考这一时期楚国相关政治军事活动，襄阳樊城说明显更具优势。其二，关于同宫之北，先行研究往往将其与伊尹放太甲之桐宫相比附，然而由于桐宫这一地名本身颇有疑窦，且其方位与庄王北上路线难以吻合，这一说法不可据信。其三，承之野即传世文献中的“烝野”，其地望应参考若敖之乱相关的漳澨、轑阳、皋浒等地进行整体考察。本文对现有观点以及若敖之乱的形势进行分析后，提出新说，即漳澨在沮漳河边或云梦之漳，轑阳在东蓼国旧址，皋浒、烝野位于云梦泽以北地区。囿于史料所限，樊郢、同宫之北和承之野的具体地望，尚待更多新资料明证。但《楚居》地名历来众说纷纭，辨析流行说法之得失，充分利用史料讨论其地望所在，对理解《楚居》王居分布、春秋时期的楚国都城制度与政治地理形势还是很有必要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