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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征是中国共产党党史上的一个重要里程碑，正是在长征过程中，党实现了思想路线和军事路线的转变，开始逐步形成了以毛泽东为核心的党中央第一代领导集体，开始独立自主地解决中国革命和战争的重大问题，开始在政治上由幼稚走向成熟。实现这些重要转变、推动这一历史进程的基本形式和重要标志，就是长征途中召开的一系列重要会议。
長征期间召开的会议，按规格可以分为中央一级的会议和其他重要会议（如各中央局、各省委、各主力红军及以下各级召开的重要会议），其中以中央一级的重要会议数量最多、影响也最大。中央一级的会议主要包括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以及中革军委会议、中央负责人紧急会议等。中共党史专家石仲泉认为，长征途中的中央主要会议大致分为三个系列：第一个是从通道会议开始的、以遵义会议为代表的、直至会理会议的近10次主要会议，这个系列会议的一个重要作用，是最终确立了毛泽东在党中央和红军的实际主要领导地位；第二个是从两河口会议直到俄界会议的7次会议，这些会议主要是不断地为统一红军会师后的战略行动方针而与张国焘的分裂主义展开斗争；第三个是从哈达铺会议开始直到陕北所召开的6次会议，这些会议为中央红军到达陕北而作出了一系列重要战略部署。此外，中共中央在1935年10月到达陕北至1936年10月长征胜利结束期间还召开了一系列重要会议，解决了党和红军实现战略转变、东征、西征、迎接三军会师等重大问题。本文从中精选了10次最有代表性的重要会议（有的会议是同一名称包含几次会议，因此本文所考察的实际一共有19次会议），从召开背景、时间地点、规格性质、参加人员、主要内容、落实情况及历史意义等方面作以考察。
黎平会议（1934.12.18）
中央红军在湘江战役后继续向西转移，准备按原定计划沿着红六军团的前进路线，实现北上与红二、红六军团会合的目标。1934年12月12日的通道会议上，决定中央红军转道贵州，暂时脱离了险境。1934年12月15日，中央红军突破黔军防线，攻占黎平和老锦屏。这时蒋介石对红军作战的重点，仍然是在湘西部署重兵，防止中央红军与红二、红六军团会合。为改变博古、李德原定的战略方针，中央政治局中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多数同志，要求召开政治局会议，以讨论中央红军的战略方针问题。
12月18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在黎平召开会议。参加会议的有博古、周恩来、朱德、张闻天、毛泽东、王稼祥等，李德因患疟疾发高烧没有参加。会议由周恩来主持，中心议题是中央红军向何处去的问题。毛泽东根据敌军已在湘西布下重兵，并正向黔东北集结的严重情况，坚决主张放弃同红二、红六军团会合的原定计划，建议中央红军继续西进，在川黔边建立新苏区。而博古仍坚持要红军去黔东北，然后与红二、红六军团会合。会议从白天一直开到深夜，争论十分激烈。周恩来等赞同毛泽东的意见，并对博古进行了批评说服。会议根据周恩来、朱德、张闻天、王稼祥等多数人的意见，否定了博古（包括李德）的错误主张，接受了毛泽东的正确意见，通过了《中共中央政治局关于战略方针之决定》。《决定》指出：“鉴于目前所形成之情况，政治局认为过去在湘西创立新的苏维埃根据地的决定在目前已经是不可能的，并且是不适宜的。”“政治局认为新的根据地地区应该是川黔边地区，在最初应以遵义为中心之地区，在不利的条件下应该转移至遵义西北地区。”“在向遵义方向前进时，野战军之动作应坚决消灭阻拦我之黔敌部队。对蒋桂诸敌应力争避免大的战斗，但在前进路线上与上述诸敌部队遭遇时则应打击之，以保证我向指定地区前进。”“责成军委依据本决定按各阶段制定军事行动计划，而书记处应会同政治部进行加强的政治工作，以保证本决定及军事作战部署之实现。”
黎平会议是中共中央自随军长征以来召开的第一次政治局会议，是一次关系红军命运、中国革命前途的会议，“是以遵义会议为伟大标志的系列会议中的第一次重要会议”。这次会议否定了博古、李德的错误战略方针，采纳了毛泽东的灵活机动的战略战术思想，为遵义会议上纠正“左”倾冒险主义在军事上的错误打下了基础。会议及时而严肃地指出失败主义和游击主义是当时的主要危险倾向，要求红军全体指战员坚决反对这种倾向。这对长征以来屡遭挫折的中央红军是也至关重要的，使广大指战员坚定了革命胜利信念，增强了全党全军的团结。
遵义会议（1935.1.15～17）
1935年1月，中央红军挺进贵州，强渡乌江，巧取遵义，经过10余天征战，控制了以遵义为中心的黔北广大地区。经毛泽东与张闻天、王稼祥讨论酝酿，由王稼祥出面提议，并得到张闻天、周恩来、朱德等人支持，中共中央决定在遵义召开会议讨论军事问题。
1月15日至17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在遵义召开扩大会议，即遵义会议。参加会议的有中央政治局委员毛泽东、朱德、陈云、周恩来、张闻天、博古，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王稼祥、邓发、刘少奇、凯丰（何克全），中央秘书长邓小平，红军总部和各军团负责人刘伯承、李富春、林彪、聂荣臻、彭德怀、杨尚昆、李卓然，列席人员有李德、伍修权。会议由博古主持，主要围绕军事问题进行讨论、总结并做出决定，中心议题是：“（一）决定和审查黎平会议所决定的暂时以黔北为中心，建立苏区根据地的问题。（二）检阅在反对五次‘围剿’中与西征中军事指挥上的经验与教训。”
会议首先根据刘伯承、聂荣臻的建议，分析了黔北地区是否适合建立根据地的问题。经过讨论，大家认为这里的条件不便于创建根据地，应放弃黎平会议确定的以黔北为中心创建根据地的计划，决定北渡长江，同红四方面军会合，在川西或川西北创建根据地。
会议重点讨论总结了第五次反“围剿”以来的经验教训。博古做了主报告，把反“围剿”失败的主要原因归结于敌人的力量过于强大，大家对于这一结论都不同意。周恩来接着做了副报告，指出第五次反“围剿”失利的主要原因是军事领导者犯了战略战术方面的严重错误，并主动承担责任，作了自我批评，同时批评了博古、李德的错误。张闻天按照会前毛泽东、王稼祥共同商量的意见，做了反对“左”倾军事错误的报告，即“反报告”，比较系统地批评了博古、李德在军事指挥上的错误，为会议彻底否定单纯防御路线定了基调。毛泽东接着作了重要发言，讲了1个多小时，指出第五次反“围剿”失败的主要原因决不在于客观，而是由于博古、李德实行单纯防御路线，在战略战术上犯了一系列错误，并将单纯防御路线的主要错误列举为四点：以堡垒对堡垒；分散兵力；军事上没有利用十九路军事变这一有利条件；在战略转变上迟疑不决，在实施突围时仓促出击。王稼祥在发言中表示完全赞同毛泽东的意见，严厉批评了博古、李德违反民主集中制，在军事指挥上个人专断的恶劣作风，提议撤销李德在军事上的指挥权，毛泽东应当参与军事指挥。朱德在发言中态度鲜明地支持毛泽东的正确意见，严厉批评了临时中央领导的错误。刘伯承、李富春、聂荣臻、彭德怀、李卓然等都相继发言，表示支持毛泽东的发言和张闻天的“反报告”。林彪没有多讲话。博古虽然是被批判的主要对象之一，但他的态度比较端正，没有借主持会议的权力压制别人的意见。凯丰是唯一在会上公开反对毛泽东等人意见的，并且表示对会议保留自己的意见。列席会议的李德在发言中拒绝了大家对他的批评意见，不承认自己犯有错误。 会议一共开了3天，气氛紧张热烈。最后会议做出如下重要决定：选举毛泽东为中央政治局常委；指定洛甫（张闻天）起草会议决议，委托政治局常委审查后，发到支部去讨论；政治局常委再进行适当的分工；取消“三人团”，仍由最高军事首长朱德、周恩来为军事指挥者，委托周恩来为党内对于指挥军事下最后决心的负责者。会议根据毛泽东、王稼祥、朱德、周恩来、李富春、聂荣臻等多数人发言中提出的意见，后来形成《中共中央关于反对敌人五次“围剿”的总结决议》（即《遵义会议决议》）。《决议》全面总结了第五次反“围剿”以来红军失败的教训，系统阐明了中国革命战争的特点和相应的战略战术，深刻批评了“左”倾冒险主义在军事上的错误。
遵义会议是中国共产党历史上开始独立自主地解决中国革命和革命战争的重大问题的会议。这次会议明确地回答了红军战略战术方面的是非问题，指出博古、李德军事指挥上的错误，同时改变中央的领导特别是军事领导，解决了党内所面临的最迫切的组织问题和军事问题，结束了“左”倾教条主义错误在中央的统治，开始确立起毛泽东在中共中央和红军的领导地位。遵义会议在极端危急的历史关头，挽救了党，挽救了红军，挽救了中国革命。从此，中国共产党能够在以毛泽东为代表的马克思主义正确路线领导下，克服重重困难，一步步地引导中国革命走向胜利。遵义会议是党的历史上一个生死攸关的转折点，它标志着中国共产党在政治上开始走向成熟。
扎西会议（1935.2.5～10）
中共中央和中央红军一渡赤水后，先后在云南威信县扎西地区召开了一系列重要会议，统称为扎西会议（也有少数学者认为应称威信系列会议）。参加会议的有毛泽东、张闻天、周恩来、朱德、陈云、博古、王稼祥、刘少奇、邓发、凯丰等。
鸡鸣三省会议。1935年2月5日，军委纵队到达云南威信县水田寨附近一个叫做鸡鸣三省的地方，张闻天提出变换中央领导的问题，于是决定在此召开政治局常委会议。参加会议的有博古、周恩来、毛泽东、张闻天、王稼祥、陈云、刘少奇、邓发、凯丰等。会议主要有三项内容：一是研究明确政治局常委分工。张闻天代替博古在党内“负总的责任”，毛泽东为周恩来军事指挥上的帮助者，博古仍留任中央常委。博古服从政治局多数人的决定，把几副装有中央重要文件、记录、印章的挑子交给了张闻天。二是讨论中央苏区的战略问题与组织领导问题。研究确定了中央苏区、闽浙赣苏区的军事路线和组织工作，会后中央书记处致电项英并转中央分局，指示他们“应在中央苏区及其邻近苏区坚持游击战争”，并立即改变组织方式和斗争形式。三是讨论中央红军目前的战略行动方针，决定在渡江不可能时，应决心留在川、滇边境进行战斗与创造新苏区。
大河滩会议。1935年2月8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在大河滩召开会议。参加会议的有张闻天、毛泽东、周恩来、博古、陈云、朱德、王稼祥、刘少奇、邓发、凯丰、邓小平等。会议由张闻天主持，主要讨论了中央红军的战略方向、渡江可能性、目前的战略行动方针和战略战术的基本原则等问题。毛泽东总结了土城战斗失利的主要教训，分析了形势的新变化，指出要用敌变我变的原则指导红军的行动，并争取由黔西向东发展。会议通过了张闻天根据遵义会议精神起草的《中共中央关于对敌人五次“围剿”的总结决议》，即《遵义会议决议》，共1.3万字，涉及14个方面的内容。为尽快向各级干部传达遵义会议精神，张闻天又写了一个2000多字的《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总结粉碎五次“围剿”战争中经验教训决议大纲》，于同一天以中央书记处的名义发布，随后中央政治局常委张闻天、毛泽东、陈云等分别到军委纵队和各军团干部会议上进行了传达。
扎西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1935年2月9日，军委纵队从大河滩进至扎西镇。当日下午至次日凌晨，在江西会馆的戏楼上召开了政治局扩大会议。参加会议的有张闻天、毛泽东、周恩来、博古、陈云、朱德、王稼祥、刘少奇、邓发、凯丰、李富春、彭德怀、杨尚昆、刘伯承、聂荣臻、邓小平、罗炳辉、蔡树藩等。会议由张闻天主持，主要讨论了军事指导等问题。会议根据毛泽东的重点发言，提出了“回兵黔北，再渡赤水，重占遵义”的方针。根据会议精神，中革军委于10日发布整编命令，全军除干部团外，统一编为16个团，其中红一军团编为2个师6个团，红三军团缩编为4个團，红五、红九军团各编为3个团。
扎西系列会议是遵义会议的继续，这几次重要会议的召开，从组织上和战略上解决了党和红军的一系列重大问题，同时重新恢复了中央对全国革命斗争的领导，表明遵义会议开始的新的中央领导，不仅在军事上使中国革命开始由被动转为主动，而且对党的各项工作和全国革命斗争加强了全面领导，为中国革命走向新的胜利奠定了基础。
会理会议（1935.5.12）
1935年5月，中央红军巧渡金沙江，以一部兵力围攻四川会理县城，主力在会理地区进行短期休整。这时，红一军团军团长林彪给中革军委写信，引发了会理会议上的一场轩然大波。
遵义会议后，中央红军在毛泽东的指挥下，一反过去的被动状态，声东击西，灵活机动，打了不少胜仗。但有时为了甩开敌人，不能不走一些冤枉路。对此，教条主义者心中不服气、说怪话，即使原来支持毛泽东的一些红军将领也不理解，林彪就是其中有代表性的一个。林彪一直埋怨红军走的尽是“弓背路”，认为应该走“弓弦”，还说：“这样会把部队拖垮的，像他这样领导指挥还行？！”4月23日，他就曾致电中革军委，建议迅速脱离各路敌人，“须尽可能避免走弓背路，而宁可对不大的敌人（守碉的）采取一部监视掩护主力取捷径通过的办法”。有一次林彪在电话中对彭德怀说：“蒋介石和龙云的追兵现在虽然暂时摆脱了，但他们是不会停止追击的。我们前有川军阻截，后面追兵又要赶上，只在这一块狭小地区，是很不利的。我看该由你来指挥，赶紧北进吧！”彭德怀回绝了林彪：“我怎能指挥北进，这是中央的事。”在会理期间，林彪又给中革军委写信，要求改换中央军事领导人，大意是毛泽东指挥军队作战是不行的，应当解除其指挥权，让彭德怀指挥中央红军北进，与红四方面军会合。 5月12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在会理郊区的铁场召开扩大会议。参加会议的有毛泽东、张闻天、周恩来、朱德、王稼祥、博古、邓发、凯丰、林彪、聂荣臻、彭德怀、杨尚昆等。会议由张闻天主持，主要议题是总结遵义会议以来的经验和教训，部署今后的行动。会议请与会人员传看了两份材料，一份是林彪写给中革军委的信，一份是刘少奇、杨尚昆给中央的电报。张闻天在报告中严厉批评林彪对毛泽东军事指挥的怀疑、动摇是右倾的表现。毛泽东在发言中总结了红军四渡赤水、巧渡金沙江的胜利，阐明了实行运动战的战略思想。他在会上批评林彪：“你懂得什么？你不过是个娃娃！”他误认为林彪的意见得到了彭德怀的支持，于是又批评彭德怀：“林彪的信就是你鼓动起来的！”彭德怀当时没有解释，以致几十年后毛泽东仍对彭德怀存在误会，直到1959年林彪在庐山会议上说那封信与彭德怀无关，他写信彭不知道，这个误会才得以澄清。周恩来等在会上都肯定了毛泽东的军事指挥是正确的，赞扬了毛泽东的军事领导艺术。会议决定继续北上，抢渡大渡河，与红四方面军会合。
会理会议总结了中央红军自四渡赤水以来的作战经验，部署了下一步的行动，批评了林彪的错误，进一步统一了思想、增强了团结，也进一步巩固了毛泽东在红军和中央的领导地位。
两河口会议（1935.6.26）
1935年6月，中央红军与红四方面军会师后，中共中央与红四方面军领导人张国焘在两军会师后的战略方针问题上，产生了严重分歧。中央主张两军北上，“占领川陕甘三省，建立三省苏维埃政权，并于适当时期以一部组织远征军占领新疆”；张国焘则主张南下，要求中央红军大部北上占领阿坝，红四方面军北折茂县、北川等地，并进至松潘以西地区。中央认为这一问题事关全局，一面通过电讯联系耐心同张国焘交换意见，一面要张国焘“立即赶来懋功，以便商决一切”。
为统一全党思想，解决意见分歧，中共中央决定在两河口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商讨两军会师后的战略方针。6月23日，中央领导人到达两河口。24日，张闻天在《前进报》第1期上发表了《夺取松潘，赤化川陕甘！》一文，深刻论述了北上建立川陕甘根据地的可能性和必要性，为两河口会议作了重要的思想准备。6月25日，张国焘在骑兵护卫下到达两河口。
6月26日，两河口会议正式召开。参加会议的有张闻天、毛泽东、周恩来、朱德、博古、王稼祥、张国焘、刘少奇、邓发、凯丰，以及刘伯承、李富春、林彪、聂荣臻、彭德怀、林伯渠等。会议由张闻天主持，主要讨论战略方针问题。周恩来在会上作了目前战略方针的报告，重点围绕目前行动方针问题，阐述了在松潘、理番、茂县一带不利于建立根据地，必须北上川陕甘建立根据地的理由，分析了实施北上战略的必要性和有利条件。张国焘在其后的发言中，首先介绍了红四方面军离开鄂豫皖根据地以后的作战情况，关于战略方针问题，他一方面表示同意政治局关于在川陕甘建立根据地的方针，另一方面却鼓吹其南下的主张。毛泽东在发言中同意周恩来的报告，并提出要全力到新的地区发展根据地等5点意见。朱德、彭德怀、林彪、博古、王稼祥、邓发、刘伯承、聂荣臻、凯丰、刘少奇等也都发了言，一致同意周恩来报告中提出的北上方针，认为当前最关键的是从松潘打出去。张闻天在总结发言中指出，目前这个战略方针是前进的、唯一正确的，并特别强调在组织上应该统一。周恩来在作结论时说，各位同志都是同意的意见，我们的战争方针当然是进攻的，从两个主力会合至到达预定地区，口号是赤化川甘陕；各部队要行动，行动应迅速。会议全体通过了周恩来报告中提出的战略方针，并委托张闻天起草会议决定。
6月28日，中央政治局通过了《中共中央政治局决定——关于一、四方面军会合后的战略方针》。6月29日，中革军委根据中央《决定》制定了《松潘战役计划》。同一天，中央政治局在两河口召开常委会议，通过了《松潘战役计划》，并决定增补张国焘为中革军委副主席，徐向前、陈昌浩为中革军委委员，为解决两军会合后的统一指挥，实现北上战略方针，提供了组织上的保证。随后各军陆续北上，准备执行两河口会议决定和军委作战部署。
两河口会议是两大主力红军会师后的第一次重要会议。会议正确分析了两军会师后的形势和川陕甘、川康边的实际情况，确定了两军共同北上、在川陕甘地区创建根据地的战略方针，为两个方面军行动指明了方向。
沙窝会议（1935.8.4～19）
1935年7月，中共中央和中革军委在芦花会议结束后继续北上，翻越仓德山和打鼓山，于28日到达毛儿盖。由于形势变化，中革军委被迫放弃原定的《松潘战役计划》，于8月初制定了《夏洮战役计划》，将红一、红四方面军编组为左、右两路军继续北上。但是，張国焘又节外生枝，要求中央召开政治局会议，解决“政治路线”问题，要求红四方面军的干部要尽可能多地提拔到中央委员会和中央政治局工作，并提出了一个详细名单。毛泽东、张闻天和其他同志商量后，初步取得了一致意见。
8月4日至6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在毛儿盖沙窝寨召开扩大会议。出席会议的有张闻天、毛泽东、周恩来、博古、朱德、张国焘、邓发、凯丰，以及刘伯承、陈昌浩、傅钟等。会议由张闻天主持，内容主要有两项：一是红一、红四方面军会合后的形势和任务；二是组织问题。张闻天首先根据起草好的《中央关于一、四方面军会合后的形势与任务的决议草案》，对形势与任务做了系统的分析阐述。经过两天的讨论，最终通过了这一决议。决议重申了两河口会议创造川陕甘苏区的决定，强调了两个方面军团结的重要性，提出要在部队中坚决反对右倾机会主义的动摇。决议针对张国焘要求清算中央政治路线的问题，申明了遵义会议对这个问题所作的结论，即中央的政治总路线是正确的，没有粉碎敌人第五次“围剿”的主要原因是军事路线上的错误，经遵义会议已经得到了纠正。张国焘在发言中继续对中央确定的建立川陕甘根据地的方针提出反对意见，为领导红四方面军的一些错误辩护，其发言受到与会者的批评。
会议第二项议程，张闻天代表中央政治局提出预先经过磋商的名单，提升红四方面军的徐向前、陈昌浩、周纯全为中央委员，何畏、李先念、傅钟为中央候补委员；两位同志进政治局，陈昌浩为委员，周纯全为候补委员。张国焘在讨论中先后两次发言，提出在提拔工农干部时还可以多提几个人，称红四方面军的这几个同志都要到政治局。毛泽东对他的意见进行了有理有据的反驳。会议经过讨论，坚持不增加人数，但为顾全大局也作了一些让步，决定进政治局的两人都是正式委员，同时任命陈昌浩为红军总政治部主任，周纯全为红军总政治部副主任。会议还决定，恢复红一方面军番号，成立红一方面军总司令部，由周恩来兼任红一方面军司令员兼政治委员。 第一次沙窝会议后，张国焘因未达到全部目的，而且受到批评，回到毛儿盖后再次坚持其南下方针，并一再对中央的指示要求置之不理、自行其是。8月19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会又一次在沙窝召开会议。出席会议的有毛泽东、张闻天、周恩来、博古、王稼祥等。会议由张闻天主持，研究常委的分工问题，同时讨论张国焘错误的方针问题。会议决定，王稼祥负责政治部工作，张闻天负责组织部工作，博古负责宣传部工作，毛泽东负责军事工作，凯丰负责少数民族委员会工作。王稼祥在会上提出要同张国焘作斗争的问题，毛泽东指出斗争是需要的，但目前开展斗争是不适宜的，目前应采取教育的方式，可指定专人搜集材料研究这个问题。
沙窝会议是在党面临严重内部矛盾的情况下召开的重要会议。会议既注重团结又坚持原则，树立了正确处理党内矛盾的典范。毛泽东和党中央在同张国焘错误方针作斗争的过程中，很好地把原则性和灵活性结合起来。周恩来自长征以来辛苦异常，在沙窝会议后终于病倒了，在一段时间内无法参加中央会议，也不分管具体工作。鉴于这一情况，政治局常委分工决定由毛泽东负责军事工作，这对粉碎张国焘分裂党、分裂红军的图谋具有重要意义。
巴西会议（1935.8.29～9.9）
1935年8月底，中共中央随右路军穿过松潘草地，并取得包座战斗的胜利。战斗结束后，红一军由阿西进至拉界地区，红三军位于班佑、巴西、阿西地区，红四、红三十军位于求吉寺、上包座地区，中共中央、中革军委机关和前敌总指挥部驻潘州。按照中央政治局的决定，红一方面军在这里进行了整顿工作。右路军在党中央的直接领导下，一面休整，一面等待左路军向班佑地区集中，共同北上。
可张国焘在到达阿坝后，坚持左路军以阿坝为后方，按兵不动，迟迟不肯北上。后来虽经中共中央一再电示和徐向前、陈昌浩反复劝告，仍未能迅速行动，以致错失战机。9月上旬，张国焘再次提出其南下主张，并要求右路军随之南返。北上与南下之争，再次成为牵动全局部署和有关红军前途命运的斗争焦点。这一时期，中共中央先后在巴西地区的班佑寺院和阿西的牙弄寨召开了4次会议，学术界通常把这四次会议统称为巴西会议。
第一次巴西会议。8月29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在班佑寺院召开常委扩大会议。出席会议的有张闻天、毛泽东、博古、王稼祥、李维汉、凯丰等。会议由张闻天主持，主要议题是研究教育问题。会议决定近期尽可能出一至两期《干部必读》，由王稼祥、李维汉、毛泽东、博古、凯丰分别审查红军建设、战略战术、地方工作、民族问题等材料；决定成立中央宣传委员会，由博古、凯丰、杨尚昆、李维汉担任委员。
第二次巴西会议。9月2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在班佑寺院召开扩大会议。出席会议的有张闻天、毛泽东、博古、王稼祥、凯丰、陈昌浩、刘少奇、彭德怀、杨尚昆、李富春、徐向前、傅钟等。会议由张闻天主持，主要议题是讨论红一方面军的工作方针问题。毛泽东就红一方面军的工作方针做了全面的报告，强调红一方面军的团结和统一行动对于实行北上战略方针具有重大意义，指出红一方面军要学习红四方面军的优良制度，重新进行三大纪律八项注意教育。会议提出，红军的战略方针已确定向东发展，红一方面军的重要任务是整理部队。
第三次巴西会议。9月8日晚，中共中央政治局在牙弄寨周恩来、王稼祥住地召开非正式会议。出席会议的有张闻天、毛泽东、周恩来、博古、王稼祥、徐向前、陈昌浩等。会议由张闻天主持，主要议题是讨论中央令张国焘率领左路军来巴西地区与右路军会合后北上的电报。当时张国焘顽固坚持南下，形势日益严峻。毛泽东在会上念了一份拟好的电文稿，征求徐向前和陈昌浩的意见。陈昌浩表示同意电报的内容，建议力争左右两路军一道北上；如果不成，是否可以考虑南下。徐向前表示同意中央的意见，对南下问题考虑不成熟，没有表态。会议一致通过向左路军领导人发出这份电报。当晚22时，该电以与会7人的名义向左路军朱德、张国焘、刘伯承发出。电报认为，“目前红军行动是处在最严重关头，须要我们慎重而又迅速地考虑与决定这个问题”，指出“左路军如果向南行动，则前途将极端不利”，要求张国焘等“熟思深虑，立下决心”，执行中央北进方针。
第四次巴西会议。9月8日中央电报发出的同一时刻，张国焘电令徐向前、陈昌浩，要求“右路军立即准备南下”。这封电报，标志着中共中央的北上方针和张国焘的南下方针之争，达到了针锋相对的明朗化地步。9日，中央再次致电张国焘并向徐向前、陈昌浩进行争取，但张置若罔闻，一意孤行。同日，张国焘致电陈昌浩，令其率右路军南下。据毛泽东在1937年3月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所说，他从叶剑英的报告中得知了这一电报的内容，“这电报上说：‘南下，彻底开展党内斗争’”。鉴于形势危急，毛泽东、张闻天、博古3人连夜赶到红三军驻地，在周恩来、王稼祥住地召开了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紧急会议。会议决定连夜率红三军和军委纵队先行北上，并通知在俄界的林彪、聂荣臻，行动方针有变，要红一军原地待命。会后，中共中央进行了秘密准备，于10日凌晨率红三军和红军大学离开巴西、阿西等地，向俄界进发；叶剑英同时以“打粮准备南下”的名义带走了军委纵队。中共中央同日发布了《为执行北上方针告同志书》，并于11晚到达甘南俄界，与先期到达的红一军会合。
巴西会议在中国革命史上具有重要意义。四次巴西会议，尤其是后两次巴西会议，是决定党和红军前途命运的关键会议，在十分危急的情况下打破了可能危害黨中央的图谋，避免了更为严重的分裂。中共中央在《为执行北上方针告同志书》中指出：“只有中央的战略方针是唯一正确的，中央反对南下，主张北上，为红军为中国革命，取得胜利。你们应该坚持拥护中央的战略方针，迅速北上，创造川陕甘新苏区去！”历史的发展最终证明了这一结论的正确。
俄界会议（1935.9.12）
1935年9月10日，中共中央率红三军等部到达拉界。同日中央致电张国焘，指出“北上方针绝对不应该改变，左路军应速即北上”。同一天，中央发布了《为执行北上方针告同志书》。9月11日晚，中央率各部陆续到达甘南的俄界，与先期到达的红一军会合。同日，中央再次致电张国焘，令其立即率左路军北上。9月12日，张国焘致电中央，再次拒绝了中央的命令。 9月12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在俄界召开扩大会议。参加会议的有张闻天、博古、毛泽东、王稼祥、凯丰、刘少奇、邓发，以及蔡树藩、叶剑英、林伯渠、李维汉、杨尚昆、李德、林彪、聂荣臻、朱瑞、罗瑞卿、彭德怀、李富春、袁国平、张纯清等。会议由张闻天主持，主要议题是揭露和批判张国焘的分裂主义，确定下一步的行动方针。毛泽东首先作了关于同红四方面军领导人张国焘的争论与目前行动方针的报告，指出当前的基本方针是要经过游击战争，打通同国际的关系，整顿休养兵力，扩大队伍，首先要在与苏联接近的地方创造一个根据地，将来向东发展。彭德怀接着报告了改变军队编制等问题。会议讨论中，邓发、李富春、李德、李维汉、王稼祥、聂荣臻、杨尚昆、林彪、博古等发言，揭露了张国焘制造分裂、争夺权力的阴谋活动，一致同意中央对这次事件的处理，拥护中央果断率红一、红三军北上和统一改编军队。张闻天在做总结性发言时指出，中央同张国焘的斗争，是两条路线的斗争，张国焘错误的发展前途，必然是组织第二党，但是只要还有一线可能我们还要争取他。毛泽东在结论中指出，张国焘是发展着的军阀主义倾向，将来可能发展到叛变革命，这是党内空前未有的。會议决定，红一、红三军和军委纵队编为中国工农红军陕甘支队，彭德怀为司令员，林彪为副司令员，毛泽东为政治委员，王稼祥为政治部主任，杨尚昆为政治部副主任；由毛泽东、周恩来、彭德怀、林彪、王稼祥组成五人团，负责军事领导；由李德、叶剑英、邓发、蔡树藩、李维汉组成编制委员会，主持部队整编工作。
会议根据毛泽东所作的报告和结论的精神，作出《关于张国焘同志的错误的决定》。决定指出，张国焘与中央争论的实质是对目前政治形势与敌我力量对比估计上有着原则的分歧。张国焘夸大敌人的力量，轻视自己的力量，以致丧失了在抗日前线的中国西北部创造新苏区的信心，主张向川、康边界地区退却。决定揭露了张国焘分裂党、分裂红军的严重错误，指出张国焘的分裂主义和军阀主义倾向使他“对于中央的耐心的说服、解释、劝告和诱导，不但表示完全的拒绝，而且自己组织反党的小团体同中央进行公开的斗争”，“这种倾向的发展与坚持，会使张国焘同志离开党”。决定提出，必须采取一切具体办法去纠正张国焘的错误，并号召红四方面军中全体忠实于共产党的同志团结在党中央的周围，同张国焘的错误倾向作坚决的斗争，以巩固党与红军。
俄界会议研究确定了中央红军主力下一步的行动方针，公开揭露和批判了张国焘的反党分裂活动和军阀主义倾向，使党和红军的高级干部明白了其错误性质，对于统一党内思想、团结全军北上具有重要意义。根据俄界会议的精神，中共中央对张国焘的错误仍然坚持党内斗争的方针，体现了高度的原则性与灵活性的统一。
榜罗镇会议（1935.9.27）
1935年9月中共中央率陕甘支队进至哈达铺一带后，蒋介石害怕红军东进天水、威胁西安，遂将主力向天水一带集结，并以一部兵力占领渭河附近的武山、漳县两城，防堵红军东进。26日又在西安成立西北“剿共”总司令部，自任总司令，张学良任副总司令代行总司令职权，指挥陕甘宁青等省国民党军的“剿共”作战。陕甘支队根据中共中央的指示，以一部兵力东进佯攻天水，以调动敌人向该地区集中，主力乘机以急行军突然折向西北，通过了武山、漳县间封锁线，在鸳鸯镇和山丹镇之间渡过渭河，于27日到达通渭县榜罗镇。
9月27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会在榜罗镇召开会议。参加会议的有张闻天、毛泽东、周恩来、王稼祥、博古等。会议由张闻天主持，主要研究讨论了当前的形势和陕北的军事、政治、经济状况，以及迅速同陕甘红军会合的问题。毛泽东在报告中通报了从各种报刊上得到的消息，提出要改变俄界会议确定的打通国际路线的计划，到陕甘去，与陕甘红军会师，在陕北保卫和扩大苏区，开创新的革命根据地。会议一致同意毛泽东的建议，决定中央率红军迅速北上，尽快与陕甘红军会师。会议还决定派一支部队与国际联系，取得国际的技术帮助，后来条件不具备而未能实现。
28日清晨，陕甘支队在榜罗镇小学门前的打麦场上，召开了全军连以上军政干部大会，传达榜罗镇会议精神，部署下一步行动。毛泽东、彭德怀、张闻天、林彪做了讲话。毛泽东在当前形势和任务的报告中讲了5个问题：第一，日本帝国主义侵略中国北方的严重性；第二，陕甘革命根据地和红军的状况；第三，北方可成为抗日新阵地的经济、政治条件；第四，尽力避免与国民党军正面交锋，迅速到陕北集中；第五，严格整顿纪律，充分注意群众工作，积极宣传我军北上抗日的意义，注意扩充新战士。他号召全体指战员迅速突破长征以来的最后一道关口——固原、平凉封锁线，与陕甘红军胜利会合。当事人后来回忆当时的场景：“庄严的空气，团结一致的精神，笼罩着整个会场，这个露天的，毫无装饰的，风和雨在飞舞着的会场。人人在谛听着领袖们的讲话，热血沸腾着，寒冷悄悄地逃走了。”
榜罗镇会议在中共中央和红军北进的关键时刻，正式决定将陕北作为中国革命的大本营，使将近一年的战略转移有了确定的最终落脚点，为继续北上的红军指明了前进的方向，对长征的最后胜利具有决定性意义。
吴起镇会议（1935.10.18～27）
1935年10月，中共中央率陕甘支队翻越六盘山，一路向东北疾进，于19日到达陕甘根据地的吴起镇。在吴起镇战斗中，彭德怀指挥部队一举击溃追敌骑兵4个团，歼敌数百人，使敌军一时不敢前来进犯。至此，历时一年、长驱二万五千里的中央红军长征胜利结束。在吴起镇期间，中共中央政治局为解决同陕北红军会师后的一系列问题，连续召开了三次重要会议。
第一次吴起镇会议。10月18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会在吴起镇附近的铁边城召开会议。参加会议的有张闻天、毛泽东、周恩来、博古、王稼祥等。会议由张闻天主持，主要讨论了陕甘支队入陕作战方针和进入吴起镇与红二十五军、陕北红军会合等问题。毛泽东在发言中指出，入陕作战方针主要在西边打蒋；要了解陕北红军和苏区的情况；敌人的追击变为“围剿”，要打破这一“围剿”。
第二次吴起镇会议。10月22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在吴起镇召开扩大会议。参加会议的有张闻天、毛泽东、周恩来、博古、王稼祥、邓发、刘少奇、凯丰以及彭德怀、李富春、聂荣臻、叶剑英、贾拓夫等。会议由张闻天主持，主要讨论目前的形势和任务。毛泽东在会上做了关于目前行动方针的报告并做结论，他指出：陕甘支队自俄界出发已走了1000公里，到达这一地区的任务已经完成。现在全国革命总指挥部到这里，成为反革命进攻的中心。我们的任务是保卫和扩大陕北苏区，以陕北苏区领导全国革命。会议一致认为榜罗镇常委会的决定是正确的，通过了毛泽东的报告，宣告红一方面军长征胜利结束，决定党和红军今后的战略任务是“建立西北苏区，领导全国大革命”。会议决定派白区工作部部长贾拓夫作为先遣队，前往寻找陕甘红军和刘志丹，李维汉同行。
第三次吴起镇会议。10月27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在吴起镇召开了常委会议。参加会议的有张闻天、毛泽东、周恩来、博古、王稼祥等。会议由张闻天主持，主要议题是研究部队工作。毛泽东指出：部队减员，队伍虽小，但它是将来发展的基础；现在环境改变，二万里完结，应向干部解释发展前途。会议决定，陕甘支队南下，同红十五军团会师，打破国民党军的“围剿”，在严冬之前粉碎敌人“围剿”。会议还确定了常委分工，毛泽东负责军事工作，博古负责苏维埃工作，周恩来负责中央组织局和后方军事工作。
吴起镇会议宣告了中央红军长征胜利结束，明确了党和红军今后的战略任务，对中央红军与陕甘红军会师后的一系列问题作出具体安排，为实现两军胜利会师、克服和扭转陕北苏区的红军的危机、合力打破国民党的“围剿”、巩固和发展陕北革命大本营，指明了正确方向，奠定了思想基础。
長征期间召开的会议，按规格可以分为中央一级的会议和其他重要会议（如各中央局、各省委、各主力红军及以下各级召开的重要会议），其中以中央一级的重要会议数量最多、影响也最大。中央一级的会议主要包括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以及中革军委会议、中央负责人紧急会议等。中共党史专家石仲泉认为，长征途中的中央主要会议大致分为三个系列：第一个是从通道会议开始的、以遵义会议为代表的、直至会理会议的近10次主要会议，这个系列会议的一个重要作用，是最终确立了毛泽东在党中央和红军的实际主要领导地位；第二个是从两河口会议直到俄界会议的7次会议，这些会议主要是不断地为统一红军会师后的战略行动方针而与张国焘的分裂主义展开斗争；第三个是从哈达铺会议开始直到陕北所召开的6次会议，这些会议为中央红军到达陕北而作出了一系列重要战略部署。此外，中共中央在1935年10月到达陕北至1936年10月长征胜利结束期间还召开了一系列重要会议，解决了党和红军实现战略转变、东征、西征、迎接三军会师等重大问题。本文从中精选了10次最有代表性的重要会议（有的会议是同一名称包含几次会议，因此本文所考察的实际一共有19次会议），从召开背景、时间地点、规格性质、参加人员、主要内容、落实情况及历史意义等方面作以考察。
黎平会议（1934.12.18）
中央红军在湘江战役后继续向西转移，准备按原定计划沿着红六军团的前进路线，实现北上与红二、红六军团会合的目标。1934年12月12日的通道会议上，决定中央红军转道贵州，暂时脱离了险境。1934年12月15日，中央红军突破黔军防线，攻占黎平和老锦屏。这时蒋介石对红军作战的重点，仍然是在湘西部署重兵，防止中央红军与红二、红六军团会合。为改变博古、李德原定的战略方针，中央政治局中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多数同志，要求召开政治局会议，以讨论中央红军的战略方针问题。
12月18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在黎平召开会议。参加会议的有博古、周恩来、朱德、张闻天、毛泽东、王稼祥等，李德因患疟疾发高烧没有参加。会议由周恩来主持，中心议题是中央红军向何处去的问题。毛泽东根据敌军已在湘西布下重兵，并正向黔东北集结的严重情况，坚决主张放弃同红二、红六军团会合的原定计划，建议中央红军继续西进，在川黔边建立新苏区。而博古仍坚持要红军去黔东北，然后与红二、红六军团会合。会议从白天一直开到深夜，争论十分激烈。周恩来等赞同毛泽东的意见，并对博古进行了批评说服。会议根据周恩来、朱德、张闻天、王稼祥等多数人的意见，否定了博古（包括李德）的错误主张，接受了毛泽东的正确意见，通过了《中共中央政治局关于战略方针之决定》。《决定》指出：“鉴于目前所形成之情况，政治局认为过去在湘西创立新的苏维埃根据地的决定在目前已经是不可能的，并且是不适宜的。”“政治局认为新的根据地地区应该是川黔边地区，在最初应以遵义为中心之地区，在不利的条件下应该转移至遵义西北地区。”“在向遵义方向前进时，野战军之动作应坚决消灭阻拦我之黔敌部队。对蒋桂诸敌应力争避免大的战斗，但在前进路线上与上述诸敌部队遭遇时则应打击之，以保证我向指定地区前进。”“责成军委依据本决定按各阶段制定军事行动计划，而书记处应会同政治部进行加强的政治工作，以保证本决定及军事作战部署之实现。”
黎平会议是中共中央自随军长征以来召开的第一次政治局会议，是一次关系红军命运、中国革命前途的会议，“是以遵义会议为伟大标志的系列会议中的第一次重要会议”。这次会议否定了博古、李德的错误战略方针，采纳了毛泽东的灵活机动的战略战术思想，为遵义会议上纠正“左”倾冒险主义在军事上的错误打下了基础。会议及时而严肃地指出失败主义和游击主义是当时的主要危险倾向，要求红军全体指战员坚决反对这种倾向。这对长征以来屡遭挫折的中央红军是也至关重要的，使广大指战员坚定了革命胜利信念，增强了全党全军的团结。
遵义会议（1935.1.15～17）
1935年1月，中央红军挺进贵州，强渡乌江，巧取遵义，经过10余天征战，控制了以遵义为中心的黔北广大地区。经毛泽东与张闻天、王稼祥讨论酝酿，由王稼祥出面提议，并得到张闻天、周恩来、朱德等人支持，中共中央决定在遵义召开会议讨论军事问题。
1月15日至17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在遵义召开扩大会议，即遵义会议。参加会议的有中央政治局委员毛泽东、朱德、陈云、周恩来、张闻天、博古，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王稼祥、邓发、刘少奇、凯丰（何克全），中央秘书长邓小平，红军总部和各军团负责人刘伯承、李富春、林彪、聂荣臻、彭德怀、杨尚昆、李卓然，列席人员有李德、伍修权。会议由博古主持，主要围绕军事问题进行讨论、总结并做出决定，中心议题是：“（一）决定和审查黎平会议所决定的暂时以黔北为中心，建立苏区根据地的问题。（二）检阅在反对五次‘围剿’中与西征中军事指挥上的经验与教训。”
会议首先根据刘伯承、聂荣臻的建议，分析了黔北地区是否适合建立根据地的问题。经过讨论，大家认为这里的条件不便于创建根据地，应放弃黎平会议确定的以黔北为中心创建根据地的计划，决定北渡长江，同红四方面军会合，在川西或川西北创建根据地。
会议重点讨论总结了第五次反“围剿”以来的经验教训。博古做了主报告，把反“围剿”失败的主要原因归结于敌人的力量过于强大，大家对于这一结论都不同意。周恩来接着做了副报告，指出第五次反“围剿”失利的主要原因是军事领导者犯了战略战术方面的严重错误，并主动承担责任，作了自我批评，同时批评了博古、李德的错误。张闻天按照会前毛泽东、王稼祥共同商量的意见，做了反对“左”倾军事错误的报告，即“反报告”，比较系统地批评了博古、李德在军事指挥上的错误，为会议彻底否定单纯防御路线定了基调。毛泽东接着作了重要发言，讲了1个多小时，指出第五次反“围剿”失败的主要原因决不在于客观，而是由于博古、李德实行单纯防御路线，在战略战术上犯了一系列错误，并将单纯防御路线的主要错误列举为四点：以堡垒对堡垒；分散兵力；军事上没有利用十九路军事变这一有利条件；在战略转变上迟疑不决，在实施突围时仓促出击。王稼祥在发言中表示完全赞同毛泽东的意见，严厉批评了博古、李德违反民主集中制，在军事指挥上个人专断的恶劣作风，提议撤销李德在军事上的指挥权，毛泽东应当参与军事指挥。朱德在发言中态度鲜明地支持毛泽东的正确意见，严厉批评了临时中央领导的错误。刘伯承、李富春、聂荣臻、彭德怀、李卓然等都相继发言，表示支持毛泽东的发言和张闻天的“反报告”。林彪没有多讲话。博古虽然是被批判的主要对象之一，但他的态度比较端正，没有借主持会议的权力压制别人的意见。凯丰是唯一在会上公开反对毛泽东等人意见的，并且表示对会议保留自己的意见。列席会议的李德在发言中拒绝了大家对他的批评意见，不承认自己犯有错误。 会议一共开了3天，气氛紧张热烈。最后会议做出如下重要决定：选举毛泽东为中央政治局常委；指定洛甫（张闻天）起草会议决议，委托政治局常委审查后，发到支部去讨论；政治局常委再进行适当的分工；取消“三人团”，仍由最高军事首长朱德、周恩来为军事指挥者，委托周恩来为党内对于指挥军事下最后决心的负责者。会议根据毛泽东、王稼祥、朱德、周恩来、李富春、聂荣臻等多数人发言中提出的意见，后来形成《中共中央关于反对敌人五次“围剿”的总结决议》（即《遵义会议决议》）。《决议》全面总结了第五次反“围剿”以来红军失败的教训，系统阐明了中国革命战争的特点和相应的战略战术，深刻批评了“左”倾冒险主义在军事上的错误。
遵义会议是中国共产党历史上开始独立自主地解决中国革命和革命战争的重大问题的会议。这次会议明确地回答了红军战略战术方面的是非问题，指出博古、李德军事指挥上的错误，同时改变中央的领导特别是军事领导，解决了党内所面临的最迫切的组织问题和军事问题，结束了“左”倾教条主义错误在中央的统治，开始确立起毛泽东在中共中央和红军的领导地位。遵义会议在极端危急的历史关头，挽救了党，挽救了红军，挽救了中国革命。从此，中国共产党能够在以毛泽东为代表的马克思主义正确路线领导下，克服重重困难，一步步地引导中国革命走向胜利。遵义会议是党的历史上一个生死攸关的转折点，它标志着中国共产党在政治上开始走向成熟。
扎西会议（1935.2.5～10）
中共中央和中央红军一渡赤水后，先后在云南威信县扎西地区召开了一系列重要会议，统称为扎西会议（也有少数学者认为应称威信系列会议）。参加会议的有毛泽东、张闻天、周恩来、朱德、陈云、博古、王稼祥、刘少奇、邓发、凯丰等。
鸡鸣三省会议。1935年2月5日，军委纵队到达云南威信县水田寨附近一个叫做鸡鸣三省的地方，张闻天提出变换中央领导的问题，于是决定在此召开政治局常委会议。参加会议的有博古、周恩来、毛泽东、张闻天、王稼祥、陈云、刘少奇、邓发、凯丰等。会议主要有三项内容：一是研究明确政治局常委分工。张闻天代替博古在党内“负总的责任”，毛泽东为周恩来军事指挥上的帮助者，博古仍留任中央常委。博古服从政治局多数人的决定，把几副装有中央重要文件、记录、印章的挑子交给了张闻天。二是讨论中央苏区的战略问题与组织领导问题。研究确定了中央苏区、闽浙赣苏区的军事路线和组织工作，会后中央书记处致电项英并转中央分局，指示他们“应在中央苏区及其邻近苏区坚持游击战争”，并立即改变组织方式和斗争形式。三是讨论中央红军目前的战略行动方针，决定在渡江不可能时，应决心留在川、滇边境进行战斗与创造新苏区。
大河滩会议。1935年2月8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在大河滩召开会议。参加会议的有张闻天、毛泽东、周恩来、博古、陈云、朱德、王稼祥、刘少奇、邓发、凯丰、邓小平等。会议由张闻天主持，主要讨论了中央红军的战略方向、渡江可能性、目前的战略行动方针和战略战术的基本原则等问题。毛泽东总结了土城战斗失利的主要教训，分析了形势的新变化，指出要用敌变我变的原则指导红军的行动，并争取由黔西向东发展。会议通过了张闻天根据遵义会议精神起草的《中共中央关于对敌人五次“围剿”的总结决议》，即《遵义会议决议》，共1.3万字，涉及14个方面的内容。为尽快向各级干部传达遵义会议精神，张闻天又写了一个2000多字的《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总结粉碎五次“围剿”战争中经验教训决议大纲》，于同一天以中央书记处的名义发布，随后中央政治局常委张闻天、毛泽东、陈云等分别到军委纵队和各军团干部会议上进行了传达。
扎西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1935年2月9日，军委纵队从大河滩进至扎西镇。当日下午至次日凌晨，在江西会馆的戏楼上召开了政治局扩大会议。参加会议的有张闻天、毛泽东、周恩来、博古、陈云、朱德、王稼祥、刘少奇、邓发、凯丰、李富春、彭德怀、杨尚昆、刘伯承、聂荣臻、邓小平、罗炳辉、蔡树藩等。会议由张闻天主持，主要讨论了军事指导等问题。会议根据毛泽东的重点发言，提出了“回兵黔北，再渡赤水，重占遵义”的方针。根据会议精神，中革军委于10日发布整编命令，全军除干部团外，统一编为16个团，其中红一军团编为2个师6个团，红三军团缩编为4个團，红五、红九军团各编为3个团。
扎西系列会议是遵义会议的继续，这几次重要会议的召开，从组织上和战略上解决了党和红军的一系列重大问题，同时重新恢复了中央对全国革命斗争的领导，表明遵义会议开始的新的中央领导，不仅在军事上使中国革命开始由被动转为主动，而且对党的各项工作和全国革命斗争加强了全面领导，为中国革命走向新的胜利奠定了基础。
会理会议（1935.5.12）
1935年5月，中央红军巧渡金沙江，以一部兵力围攻四川会理县城，主力在会理地区进行短期休整。这时，红一军团军团长林彪给中革军委写信，引发了会理会议上的一场轩然大波。
遵义会议后，中央红军在毛泽东的指挥下，一反过去的被动状态，声东击西，灵活机动，打了不少胜仗。但有时为了甩开敌人，不能不走一些冤枉路。对此，教条主义者心中不服气、说怪话，即使原来支持毛泽东的一些红军将领也不理解，林彪就是其中有代表性的一个。林彪一直埋怨红军走的尽是“弓背路”，认为应该走“弓弦”，还说：“这样会把部队拖垮的，像他这样领导指挥还行？！”4月23日，他就曾致电中革军委，建议迅速脱离各路敌人，“须尽可能避免走弓背路，而宁可对不大的敌人（守碉的）采取一部监视掩护主力取捷径通过的办法”。有一次林彪在电话中对彭德怀说：“蒋介石和龙云的追兵现在虽然暂时摆脱了，但他们是不会停止追击的。我们前有川军阻截，后面追兵又要赶上，只在这一块狭小地区，是很不利的。我看该由你来指挥，赶紧北进吧！”彭德怀回绝了林彪：“我怎能指挥北进，这是中央的事。”在会理期间，林彪又给中革军委写信，要求改换中央军事领导人，大意是毛泽东指挥军队作战是不行的，应当解除其指挥权，让彭德怀指挥中央红军北进，与红四方面军会合。 5月12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在会理郊区的铁场召开扩大会议。参加会议的有毛泽东、张闻天、周恩来、朱德、王稼祥、博古、邓发、凯丰、林彪、聂荣臻、彭德怀、杨尚昆等。会议由张闻天主持，主要议题是总结遵义会议以来的经验和教训，部署今后的行动。会议请与会人员传看了两份材料，一份是林彪写给中革军委的信，一份是刘少奇、杨尚昆给中央的电报。张闻天在报告中严厉批评林彪对毛泽东军事指挥的怀疑、动摇是右倾的表现。毛泽东在发言中总结了红军四渡赤水、巧渡金沙江的胜利，阐明了实行运动战的战略思想。他在会上批评林彪：“你懂得什么？你不过是个娃娃！”他误认为林彪的意见得到了彭德怀的支持，于是又批评彭德怀：“林彪的信就是你鼓动起来的！”彭德怀当时没有解释，以致几十年后毛泽东仍对彭德怀存在误会，直到1959年林彪在庐山会议上说那封信与彭德怀无关，他写信彭不知道，这个误会才得以澄清。周恩来等在会上都肯定了毛泽东的军事指挥是正确的，赞扬了毛泽东的军事领导艺术。会议决定继续北上，抢渡大渡河，与红四方面军会合。
会理会议总结了中央红军自四渡赤水以来的作战经验，部署了下一步的行动，批评了林彪的错误，进一步统一了思想、增强了团结，也进一步巩固了毛泽东在红军和中央的领导地位。
两河口会议（1935.6.26）
1935年6月，中央红军与红四方面军会师后，中共中央与红四方面军领导人张国焘在两军会师后的战略方针问题上，产生了严重分歧。中央主张两军北上，“占领川陕甘三省，建立三省苏维埃政权，并于适当时期以一部组织远征军占领新疆”；张国焘则主张南下，要求中央红军大部北上占领阿坝，红四方面军北折茂县、北川等地，并进至松潘以西地区。中央认为这一问题事关全局，一面通过电讯联系耐心同张国焘交换意见，一面要张国焘“立即赶来懋功，以便商决一切”。
为统一全党思想，解决意见分歧，中共中央决定在两河口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商讨两军会师后的战略方针。6月23日，中央领导人到达两河口。24日，张闻天在《前进报》第1期上发表了《夺取松潘，赤化川陕甘！》一文，深刻论述了北上建立川陕甘根据地的可能性和必要性，为两河口会议作了重要的思想准备。6月25日，张国焘在骑兵护卫下到达两河口。
6月26日，两河口会议正式召开。参加会议的有张闻天、毛泽东、周恩来、朱德、博古、王稼祥、张国焘、刘少奇、邓发、凯丰，以及刘伯承、李富春、林彪、聂荣臻、彭德怀、林伯渠等。会议由张闻天主持，主要讨论战略方针问题。周恩来在会上作了目前战略方针的报告，重点围绕目前行动方针问题，阐述了在松潘、理番、茂县一带不利于建立根据地，必须北上川陕甘建立根据地的理由，分析了实施北上战略的必要性和有利条件。张国焘在其后的发言中，首先介绍了红四方面军离开鄂豫皖根据地以后的作战情况，关于战略方针问题，他一方面表示同意政治局关于在川陕甘建立根据地的方针，另一方面却鼓吹其南下的主张。毛泽东在发言中同意周恩来的报告，并提出要全力到新的地区发展根据地等5点意见。朱德、彭德怀、林彪、博古、王稼祥、邓发、刘伯承、聂荣臻、凯丰、刘少奇等也都发了言，一致同意周恩来报告中提出的北上方针，认为当前最关键的是从松潘打出去。张闻天在总结发言中指出，目前这个战略方针是前进的、唯一正确的，并特别强调在组织上应该统一。周恩来在作结论时说，各位同志都是同意的意见，我们的战争方针当然是进攻的，从两个主力会合至到达预定地区，口号是赤化川甘陕；各部队要行动，行动应迅速。会议全体通过了周恩来报告中提出的战略方针，并委托张闻天起草会议决定。
6月28日，中央政治局通过了《中共中央政治局决定——关于一、四方面军会合后的战略方针》。6月29日，中革军委根据中央《决定》制定了《松潘战役计划》。同一天，中央政治局在两河口召开常委会议，通过了《松潘战役计划》，并决定增补张国焘为中革军委副主席，徐向前、陈昌浩为中革军委委员，为解决两军会合后的统一指挥，实现北上战略方针，提供了组织上的保证。随后各军陆续北上，准备执行两河口会议决定和军委作战部署。
两河口会议是两大主力红军会师后的第一次重要会议。会议正确分析了两军会师后的形势和川陕甘、川康边的实际情况，确定了两军共同北上、在川陕甘地区创建根据地的战略方针，为两个方面军行动指明了方向。
沙窝会议（1935.8.4～19）
1935年7月，中共中央和中革军委在芦花会议结束后继续北上，翻越仓德山和打鼓山，于28日到达毛儿盖。由于形势变化，中革军委被迫放弃原定的《松潘战役计划》，于8月初制定了《夏洮战役计划》，将红一、红四方面军编组为左、右两路军继续北上。但是，張国焘又节外生枝，要求中央召开政治局会议，解决“政治路线”问题，要求红四方面军的干部要尽可能多地提拔到中央委员会和中央政治局工作，并提出了一个详细名单。毛泽东、张闻天和其他同志商量后，初步取得了一致意见。
8月4日至6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在毛儿盖沙窝寨召开扩大会议。出席会议的有张闻天、毛泽东、周恩来、博古、朱德、张国焘、邓发、凯丰，以及刘伯承、陈昌浩、傅钟等。会议由张闻天主持，内容主要有两项：一是红一、红四方面军会合后的形势和任务；二是组织问题。张闻天首先根据起草好的《中央关于一、四方面军会合后的形势与任务的决议草案》，对形势与任务做了系统的分析阐述。经过两天的讨论，最终通过了这一决议。决议重申了两河口会议创造川陕甘苏区的决定，强调了两个方面军团结的重要性，提出要在部队中坚决反对右倾机会主义的动摇。决议针对张国焘要求清算中央政治路线的问题，申明了遵义会议对这个问题所作的结论，即中央的政治总路线是正确的，没有粉碎敌人第五次“围剿”的主要原因是军事路线上的错误，经遵义会议已经得到了纠正。张国焘在发言中继续对中央确定的建立川陕甘根据地的方针提出反对意见，为领导红四方面军的一些错误辩护，其发言受到与会者的批评。
会议第二项议程，张闻天代表中央政治局提出预先经过磋商的名单，提升红四方面军的徐向前、陈昌浩、周纯全为中央委员，何畏、李先念、傅钟为中央候补委员；两位同志进政治局，陈昌浩为委员，周纯全为候补委员。张国焘在讨论中先后两次发言，提出在提拔工农干部时还可以多提几个人，称红四方面军的这几个同志都要到政治局。毛泽东对他的意见进行了有理有据的反驳。会议经过讨论，坚持不增加人数，但为顾全大局也作了一些让步，决定进政治局的两人都是正式委员，同时任命陈昌浩为红军总政治部主任，周纯全为红军总政治部副主任。会议还决定，恢复红一方面军番号，成立红一方面军总司令部，由周恩来兼任红一方面军司令员兼政治委员。 第一次沙窝会议后，张国焘因未达到全部目的，而且受到批评，回到毛儿盖后再次坚持其南下方针，并一再对中央的指示要求置之不理、自行其是。8月19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会又一次在沙窝召开会议。出席会议的有毛泽东、张闻天、周恩来、博古、王稼祥等。会议由张闻天主持，研究常委的分工问题，同时讨论张国焘错误的方针问题。会议决定，王稼祥负责政治部工作，张闻天负责组织部工作，博古负责宣传部工作，毛泽东负责军事工作，凯丰负责少数民族委员会工作。王稼祥在会上提出要同张国焘作斗争的问题，毛泽东指出斗争是需要的，但目前开展斗争是不适宜的，目前应采取教育的方式，可指定专人搜集材料研究这个问题。
沙窝会议是在党面临严重内部矛盾的情况下召开的重要会议。会议既注重团结又坚持原则，树立了正确处理党内矛盾的典范。毛泽东和党中央在同张国焘错误方针作斗争的过程中，很好地把原则性和灵活性结合起来。周恩来自长征以来辛苦异常，在沙窝会议后终于病倒了，在一段时间内无法参加中央会议，也不分管具体工作。鉴于这一情况，政治局常委分工决定由毛泽东负责军事工作，这对粉碎张国焘分裂党、分裂红军的图谋具有重要意义。
巴西会议（1935.8.29～9.9）
1935年8月底，中共中央随右路军穿过松潘草地，并取得包座战斗的胜利。战斗结束后，红一军由阿西进至拉界地区，红三军位于班佑、巴西、阿西地区，红四、红三十军位于求吉寺、上包座地区，中共中央、中革军委机关和前敌总指挥部驻潘州。按照中央政治局的决定，红一方面军在这里进行了整顿工作。右路军在党中央的直接领导下，一面休整，一面等待左路军向班佑地区集中，共同北上。
可张国焘在到达阿坝后，坚持左路军以阿坝为后方，按兵不动，迟迟不肯北上。后来虽经中共中央一再电示和徐向前、陈昌浩反复劝告，仍未能迅速行动，以致错失战机。9月上旬，张国焘再次提出其南下主张，并要求右路军随之南返。北上与南下之争，再次成为牵动全局部署和有关红军前途命运的斗争焦点。这一时期，中共中央先后在巴西地区的班佑寺院和阿西的牙弄寨召开了4次会议，学术界通常把这四次会议统称为巴西会议。
第一次巴西会议。8月29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在班佑寺院召开常委扩大会议。出席会议的有张闻天、毛泽东、博古、王稼祥、李维汉、凯丰等。会议由张闻天主持，主要议题是研究教育问题。会议决定近期尽可能出一至两期《干部必读》，由王稼祥、李维汉、毛泽东、博古、凯丰分别审查红军建设、战略战术、地方工作、民族问题等材料；决定成立中央宣传委员会，由博古、凯丰、杨尚昆、李维汉担任委员。
第二次巴西会议。9月2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在班佑寺院召开扩大会议。出席会议的有张闻天、毛泽东、博古、王稼祥、凯丰、陈昌浩、刘少奇、彭德怀、杨尚昆、李富春、徐向前、傅钟等。会议由张闻天主持，主要议题是讨论红一方面军的工作方针问题。毛泽东就红一方面军的工作方针做了全面的报告，强调红一方面军的团结和统一行动对于实行北上战略方针具有重大意义，指出红一方面军要学习红四方面军的优良制度，重新进行三大纪律八项注意教育。会议提出，红军的战略方针已确定向东发展，红一方面军的重要任务是整理部队。
第三次巴西会议。9月8日晚，中共中央政治局在牙弄寨周恩来、王稼祥住地召开非正式会议。出席会议的有张闻天、毛泽东、周恩来、博古、王稼祥、徐向前、陈昌浩等。会议由张闻天主持，主要议题是讨论中央令张国焘率领左路军来巴西地区与右路军会合后北上的电报。当时张国焘顽固坚持南下，形势日益严峻。毛泽东在会上念了一份拟好的电文稿，征求徐向前和陈昌浩的意见。陈昌浩表示同意电报的内容，建议力争左右两路军一道北上；如果不成，是否可以考虑南下。徐向前表示同意中央的意见，对南下问题考虑不成熟，没有表态。会议一致通过向左路军领导人发出这份电报。当晚22时，该电以与会7人的名义向左路军朱德、张国焘、刘伯承发出。电报认为，“目前红军行动是处在最严重关头，须要我们慎重而又迅速地考虑与决定这个问题”，指出“左路军如果向南行动，则前途将极端不利”，要求张国焘等“熟思深虑，立下决心”，执行中央北进方针。
第四次巴西会议。9月8日中央电报发出的同一时刻，张国焘电令徐向前、陈昌浩，要求“右路军立即准备南下”。这封电报，标志着中共中央的北上方针和张国焘的南下方针之争，达到了针锋相对的明朗化地步。9日，中央再次致电张国焘并向徐向前、陈昌浩进行争取，但张置若罔闻，一意孤行。同日，张国焘致电陈昌浩，令其率右路军南下。据毛泽东在1937年3月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所说，他从叶剑英的报告中得知了这一电报的内容，“这电报上说：‘南下，彻底开展党内斗争’”。鉴于形势危急，毛泽东、张闻天、博古3人连夜赶到红三军驻地，在周恩来、王稼祥住地召开了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紧急会议。会议决定连夜率红三军和军委纵队先行北上，并通知在俄界的林彪、聂荣臻，行动方针有变，要红一军原地待命。会后，中共中央进行了秘密准备，于10日凌晨率红三军和红军大学离开巴西、阿西等地，向俄界进发；叶剑英同时以“打粮准备南下”的名义带走了军委纵队。中共中央同日发布了《为执行北上方针告同志书》，并于11晚到达甘南俄界，与先期到达的红一军会合。
巴西会议在中国革命史上具有重要意义。四次巴西会议，尤其是后两次巴西会议，是决定党和红军前途命运的关键会议，在十分危急的情况下打破了可能危害黨中央的图谋，避免了更为严重的分裂。中共中央在《为执行北上方针告同志书》中指出：“只有中央的战略方针是唯一正确的，中央反对南下，主张北上，为红军为中国革命，取得胜利。你们应该坚持拥护中央的战略方针，迅速北上，创造川陕甘新苏区去！”历史的发展最终证明了这一结论的正确。
俄界会议（1935.9.12）
1935年9月10日，中共中央率红三军等部到达拉界。同日中央致电张国焘，指出“北上方针绝对不应该改变，左路军应速即北上”。同一天，中央发布了《为执行北上方针告同志书》。9月11日晚，中央率各部陆续到达甘南的俄界，与先期到达的红一军会合。同日，中央再次致电张国焘，令其立即率左路军北上。9月12日，张国焘致电中央，再次拒绝了中央的命令。 9月12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在俄界召开扩大会议。参加会议的有张闻天、博古、毛泽东、王稼祥、凯丰、刘少奇、邓发，以及蔡树藩、叶剑英、林伯渠、李维汉、杨尚昆、李德、林彪、聂荣臻、朱瑞、罗瑞卿、彭德怀、李富春、袁国平、张纯清等。会议由张闻天主持，主要议题是揭露和批判张国焘的分裂主义，确定下一步的行动方针。毛泽东首先作了关于同红四方面军领导人张国焘的争论与目前行动方针的报告，指出当前的基本方针是要经过游击战争，打通同国际的关系，整顿休养兵力，扩大队伍，首先要在与苏联接近的地方创造一个根据地，将来向东发展。彭德怀接着报告了改变军队编制等问题。会议讨论中，邓发、李富春、李德、李维汉、王稼祥、聂荣臻、杨尚昆、林彪、博古等发言，揭露了张国焘制造分裂、争夺权力的阴谋活动，一致同意中央对这次事件的处理，拥护中央果断率红一、红三军北上和统一改编军队。张闻天在做总结性发言时指出，中央同张国焘的斗争，是两条路线的斗争，张国焘错误的发展前途，必然是组织第二党，但是只要还有一线可能我们还要争取他。毛泽东在结论中指出，张国焘是发展着的军阀主义倾向，将来可能发展到叛变革命，这是党内空前未有的。會议决定，红一、红三军和军委纵队编为中国工农红军陕甘支队，彭德怀为司令员，林彪为副司令员，毛泽东为政治委员，王稼祥为政治部主任，杨尚昆为政治部副主任；由毛泽东、周恩来、彭德怀、林彪、王稼祥组成五人团，负责军事领导；由李德、叶剑英、邓发、蔡树藩、李维汉组成编制委员会，主持部队整编工作。
会议根据毛泽东所作的报告和结论的精神，作出《关于张国焘同志的错误的决定》。决定指出，张国焘与中央争论的实质是对目前政治形势与敌我力量对比估计上有着原则的分歧。张国焘夸大敌人的力量，轻视自己的力量，以致丧失了在抗日前线的中国西北部创造新苏区的信心，主张向川、康边界地区退却。决定揭露了张国焘分裂党、分裂红军的严重错误，指出张国焘的分裂主义和军阀主义倾向使他“对于中央的耐心的说服、解释、劝告和诱导，不但表示完全的拒绝，而且自己组织反党的小团体同中央进行公开的斗争”，“这种倾向的发展与坚持，会使张国焘同志离开党”。决定提出，必须采取一切具体办法去纠正张国焘的错误，并号召红四方面军中全体忠实于共产党的同志团结在党中央的周围，同张国焘的错误倾向作坚决的斗争，以巩固党与红军。
俄界会议研究确定了中央红军主力下一步的行动方针，公开揭露和批判了张国焘的反党分裂活动和军阀主义倾向，使党和红军的高级干部明白了其错误性质，对于统一党内思想、团结全军北上具有重要意义。根据俄界会议的精神，中共中央对张国焘的错误仍然坚持党内斗争的方针，体现了高度的原则性与灵活性的统一。
榜罗镇会议（1935.9.27）
1935年9月中共中央率陕甘支队进至哈达铺一带后，蒋介石害怕红军东进天水、威胁西安，遂将主力向天水一带集结，并以一部兵力占领渭河附近的武山、漳县两城，防堵红军东进。26日又在西安成立西北“剿共”总司令部，自任总司令，张学良任副总司令代行总司令职权，指挥陕甘宁青等省国民党军的“剿共”作战。陕甘支队根据中共中央的指示，以一部兵力东进佯攻天水，以调动敌人向该地区集中，主力乘机以急行军突然折向西北，通过了武山、漳县间封锁线，在鸳鸯镇和山丹镇之间渡过渭河，于27日到达通渭县榜罗镇。
9月27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会在榜罗镇召开会议。参加会议的有张闻天、毛泽东、周恩来、王稼祥、博古等。会议由张闻天主持，主要研究讨论了当前的形势和陕北的军事、政治、经济状况，以及迅速同陕甘红军会合的问题。毛泽东在报告中通报了从各种报刊上得到的消息，提出要改变俄界会议确定的打通国际路线的计划，到陕甘去，与陕甘红军会师，在陕北保卫和扩大苏区，开创新的革命根据地。会议一致同意毛泽东的建议，决定中央率红军迅速北上，尽快与陕甘红军会师。会议还决定派一支部队与国际联系，取得国际的技术帮助，后来条件不具备而未能实现。
28日清晨，陕甘支队在榜罗镇小学门前的打麦场上，召开了全军连以上军政干部大会，传达榜罗镇会议精神，部署下一步行动。毛泽东、彭德怀、张闻天、林彪做了讲话。毛泽东在当前形势和任务的报告中讲了5个问题：第一，日本帝国主义侵略中国北方的严重性；第二，陕甘革命根据地和红军的状况；第三，北方可成为抗日新阵地的经济、政治条件；第四，尽力避免与国民党军正面交锋，迅速到陕北集中；第五，严格整顿纪律，充分注意群众工作，积极宣传我军北上抗日的意义，注意扩充新战士。他号召全体指战员迅速突破长征以来的最后一道关口——固原、平凉封锁线，与陕甘红军胜利会合。当事人后来回忆当时的场景：“庄严的空气，团结一致的精神，笼罩着整个会场，这个露天的，毫无装饰的，风和雨在飞舞着的会场。人人在谛听着领袖们的讲话，热血沸腾着，寒冷悄悄地逃走了。”
榜罗镇会议在中共中央和红军北进的关键时刻，正式决定将陕北作为中国革命的大本营，使将近一年的战略转移有了确定的最终落脚点，为继续北上的红军指明了前进的方向，对长征的最后胜利具有决定性意义。
吴起镇会议（1935.10.18～27）
1935年10月，中共中央率陕甘支队翻越六盘山，一路向东北疾进，于19日到达陕甘根据地的吴起镇。在吴起镇战斗中，彭德怀指挥部队一举击溃追敌骑兵4个团，歼敌数百人，使敌军一时不敢前来进犯。至此，历时一年、长驱二万五千里的中央红军长征胜利结束。在吴起镇期间，中共中央政治局为解决同陕北红军会师后的一系列问题，连续召开了三次重要会议。
第一次吴起镇会议。10月18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会在吴起镇附近的铁边城召开会议。参加会议的有张闻天、毛泽东、周恩来、博古、王稼祥等。会议由张闻天主持，主要讨论了陕甘支队入陕作战方针和进入吴起镇与红二十五军、陕北红军会合等问题。毛泽东在发言中指出，入陕作战方针主要在西边打蒋；要了解陕北红军和苏区的情况；敌人的追击变为“围剿”，要打破这一“围剿”。
第二次吴起镇会议。10月22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在吴起镇召开扩大会议。参加会议的有张闻天、毛泽东、周恩来、博古、王稼祥、邓发、刘少奇、凯丰以及彭德怀、李富春、聂荣臻、叶剑英、贾拓夫等。会议由张闻天主持，主要讨论目前的形势和任务。毛泽东在会上做了关于目前行动方针的报告并做结论，他指出：陕甘支队自俄界出发已走了1000公里，到达这一地区的任务已经完成。现在全国革命总指挥部到这里，成为反革命进攻的中心。我们的任务是保卫和扩大陕北苏区，以陕北苏区领导全国革命。会议一致认为榜罗镇常委会的决定是正确的，通过了毛泽东的报告，宣告红一方面军长征胜利结束，决定党和红军今后的战略任务是“建立西北苏区，领导全国大革命”。会议决定派白区工作部部长贾拓夫作为先遣队，前往寻找陕甘红军和刘志丹，李维汉同行。
第三次吴起镇会议。10月27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在吴起镇召开了常委会议。参加会议的有张闻天、毛泽东、周恩来、博古、王稼祥等。会议由张闻天主持，主要议题是研究部队工作。毛泽东指出：部队减员，队伍虽小，但它是将来发展的基础；现在环境改变，二万里完结，应向干部解释发展前途。会议决定，陕甘支队南下，同红十五军团会师，打破国民党军的“围剿”，在严冬之前粉碎敌人“围剿”。会议还确定了常委分工，毛泽东负责军事工作，博古负责苏维埃工作，周恩来负责中央组织局和后方军事工作。
吴起镇会议宣告了中央红军长征胜利结束，明确了党和红军今后的战略任务，对中央红军与陕甘红军会师后的一系列问题作出具体安排，为实现两军胜利会师、克服和扭转陕北苏区的红军的危机、合力打破国民党的“围剿”、巩固和发展陕北革命大本营，指明了正确方向，奠定了思想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