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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第二故乡
1923年12月5日，在黄浦江与长江合流的吴淞口炮台附近，出现了十几艘船，让准备快快乐乐迎接圣诞的上海租界的外国人很震惊。这是海军上将斯塔尔库率领的舰队，不过，这支舰队不是来挑起战争的，乘员是在与苏维埃军队战斗中失败的俄罗斯人。
舰队来到上海后要求登陆，但遭到民国政府拒绝，将强行登陆的难民立刻送回船上。租界当局也不隐藏自己的为难，因为这么多难民一次性涌来是前所未有的。生活在上海的俄罗斯人原来并不多，在革命前的1915年，生活在公共租界与法租界的俄罗斯人加起来约为四百人。和其他外国人一样，许多都是参与贸易的商人及与领事馆有关的人。革命之后，虽然来上海的俄罗斯人数增加了，但基本上都是富裕的、懂法语的上流社会人士，接受这些人士是没有问题的。如果接受了大量涌入的除了身上的衣服以外一无所有的难民，就会伤害到一直保持着的俄罗斯社会的“名誉”，引起同胞们的担忧。
最终，由于斯塔尔库坚韧不拔的交涉，在一千八百名难民中，上海当局允许孤儿（士官学校生中的大多数是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牺牲的军人的子弟）及有身份担保的大约一千二百人登陆，剩下的六百余人跟着舰队继续南下到了菲律宾。
斯塔尔库舰队事件开了俄罗斯难民来上海的先河。其后，古莱依波夫率领远东哥萨克军队到来，也有因为苏维埃统治的影响所及没有安居之处的从哈尔滨到上海的俄罗斯人。1924年，英国及中国相继承认苏联，俄罗斯难民的处境就更难了。
对于失去了归国之路的俄罗斯人来说，只有认命、默默地工作，所以他们几乎没有走到犯罪道路上的。与其他外国人不同，他们对中国人没有表现出高人一等的嘴脸，看得出他们想融入当地社会的努力。他们将上海视作第二故乡。随着岁月的流逝，租界的人们看俄罗斯人的目光也有了些变化。二十世纪二十年代，在上海被称为一流的医生、建筑师、工程师中，俄罗斯人占百分之十以上。
上海工部局乐队一半以上的乐手是俄罗斯人
二十世纪三十年代，在公共租界与法租界的俄罗斯人加在一起，达到一万五千到两万人（其中大约四千人是犹太人），在外国人中排在日本人、英国人之后，居第三位。俄罗斯人成了租界的一大势力。他们的生活形态及艺术活动给予租界文化很大影响。
望乡的旋律
美国人海莱·福斯特一到上海，立刻出席法国俱乐部的“茶与舞晚会”。在那里演奏的就是俄罗斯人。
巴黎风格的大厅灯光闪耀。大大的舞厅并不空空荡荡，俄罗斯人管弦乐队正在演奏《巴黎的四月》。可在我耳里，无论怎么听，都像是《接近冬天的莫斯科》这首曲子在回响。这是一首讲述在雪中行驶的四轮马车被狼群追击、具有陀思妥耶夫斯基风格的调子阴暗的歌。
——尼姆·威尔兹《赌在中国的青春》
俄罗斯人望乡的惆怅以及对遥不可及的西欧的憧憬，在艺术活动中交集了。到了1930年代，生活富裕的俄罗斯人在举办文艺沙龙、发行同人杂志、举行音乐会等方面十分积极。他们通过艺术活动来加强与同胞的联系，保存祖国文化，并传给下一代。
在来上海的俄罗斯人中，有不少音乐家、舞蹈家、画家等都在彼德格勒、莫斯科音乐学院接受过教育，他们为上海租界的音乐文化带来很大变化。
在公共租界，从1870年代开始，由外国人发起的娱乐活动就兴盛起来。在文化类俱乐部举行的发布会及交谊舞会等活动中，很多必须有音乐的加入。1879年应市民要求而诞生的乐团最初由上海娱乐基金资助，雇佣了来自菲律宾的音乐家，在公园、广场等户外进行演奏。从1881年开始，该乐团作为工部局的一个机构，由市民所交的税收运营，以后又作为代表上海租界的文化团体广为人知。
进入二十世纪，该乐团的公开演奏活动开始从德国招聘演奏家，并配置到各声部，向管弦乐队转变。1922年，乐团改称为工部局交响乐团，以意大利指挥梅百器（1887-1946）为核心，开始向真正的管弦乐团转型。此后，乐团聘用了俄罗斯的演奏家。到了1920年代末，乐团成员的百分之六十已是俄罗斯人。
由于有优秀的指挥家，以及与此匹配的乐手，该管弦乐团被誉为远东演奏水平第一。此外，在租界居住的俄罗斯钢琴家与声乐家也频繁地作为乐团台柱上台表演。1936年4月，贝多芬的《第九交响曲》在上海演出，其中四个独唱演员中，有三个是俄罗斯人，同时还有一个“俄罗斯赞美诗合唱团”参加了演出。
由俄罗斯少男少女组成的合唱团及东正教会合唱团的出类拔萃在租界是广为人知的。音乐家们还热衷于对第二代的教育，上海不仅有好几个私立音乐学校，而且在1936年，俄罗斯几个主要的音乐家还协力创办了上海第一所俄罗斯音乐学校。
俄罗斯人与中国最初的音乐家
俄罗斯音乐家培育的不仅是自己的同胞。1927年创立的中国最初的音乐学校是国立音乐院（1929年改称为国立音乐专科学校，也就是今天上海音乐学院的前身）。学校在法租界中有校舍，并聘用了很多俄罗斯人作为教师，包括钢琴家萨哈罗夫、阿库萨科夫、普利威特科夫及声乐家希修林、德姆斯卡雅等。俄罗斯具有代表性的音乐家都在该校任教。他们既严厉又耐心细致的指导，给中国音乐教育以很大的影响。
音乐家们一边在自己家与学校教学，一边在宾馆、夜总会打工的情况很多。此前，在租界进行商业演出的职业音乐家几乎都是菲律宾人，而如今俄罗斯音乐家的激增很大程度上改变了演出班底。俄罗斯音乐家在本国受过系统的教育，除了古典音乐基础扎实以外，为了生活，他们还积极学习爵士及伴舞音乐中的保留曲目。
在以欧美来宾为主的高级酒店如阿斯塔公寓演奏的贝尔加斯基五重奏团，以及在基亚塞饭店演奏的艾尔莫拉埃夫爵士乐团等，成了上海夜生活中不可缺少的存在，特别是艾尔莫拉埃夫爵士乐团从一成立就受人关注。艾尔莫拉埃夫在1929年组成乐团，与斯塔尔库舰队一同来到上海。据说该乐团以巴巴罗夫斯克士官学校乐队作为母体，擅长狐步舞曲音乐。乐团经常进行唱片录音，参加电影音乐的录制。作曲与编曲都很优秀的艾尔莫拉埃夫在卓别林访问上海期间，还特别为他创作一首探戈，卓别林很开心，说在下一部电影中一定使用。 1930年代末，从欧洲来了犹太难民，职业音乐家的竞争更加激烈了。结果，音乐界的水平无论是古典音乐还是流行音乐都越来越高，上海成了亚洲少见的“音乐之都”。
俄罗斯歌剧与芭蕾
从1887年开始，欧洲的演奏家及歌剧团就来上海巡演。从1923年到1927年意大利卡比剧团的公演与1925年意大利哥尼萨莱斯兄弟歌剧团的公演，都受到热烈欢迎。1924年，由来自哈尔滨的俄罗斯人组成的歌剧团在北京、天津巡演，又到上海进行公演。哈尔滨自十九世纪以来已形成了俄罗斯人社区，以音乐为中心的文化活动在经验与技能方面都比上海更胜一筹。因此，上海的音乐家与爱好者期待本地歌剧的呼声也高涨起来。
1932年春，“上海俄罗斯音乐教育协会”集结上海在住的俄罗斯歌手、演奏家、舞蹈家，上演了穆索尔斯基的《鲍里斯·戈杜诺夫》，引起巨大反响。同年，由于奥利匹克剧场的邀请，协会又接连演奏了德沃夏克的《卢萨尔卡》与柴科夫斯基的《叶夫根尼·奥涅金》，取得巨大成功。由俄罗斯人带来的俄罗斯歌剧不仅受到同胞们的喜爱，在上海的欧美人中也受到广泛欢迎。
这一年，还有来自哈尔滨的俄罗斯人带来的轻歌剧公演。从1934年开始，该俄罗斯轻歌剧团将据点安在上海，定期在法国俱乐部后面的兰心大剧场举行公开演出。到1940年为止的六年时间内，该团推出了大约五十场轻歌剧演出。可是，虽然公演经常暴满，但是收益的一半用于剧场开销，团员们只能拿低薪，为了生存，团员不得不同时在其他场所打工。
上海的俄罗斯芭蕾舞团吸收了在欧洲风靡的佳吉列夫芭蕾风格的舞蹈家和圣彼得堡马林斯基剧院的舞蹈家，以兰心大戏院为根据地定期举行公演，并在公共租界工部局的帮助下，从法兰西银行等处得到经济上的支援。首席芭蕾女演员奥托丽·金库是从伦敦舞蹈学校毕业的英国人，她在芭蕾公演剧场旁边的法租界开办了奥托丽芭蕾学校。英国皇家芭蕾舞团首席女演员马珂·芳汀则拜在上海度过少女时代的奥托丽·金库为师。上海芭蕾演出的保留节目《天鹅湖》《胡桃夹子》《葛蓓利亚》等古典剧目不断上演，作为俄罗斯文化的精华吸引了许多观众。
日本舞女的回忆
从1940年开始，日本舞女小牧正英参加了俄罗斯芭蕾舞团。在前一年毕业于哈尔滨芭蕾学校的俄罗斯同学妮娜·克赛瓦尼克娃的介绍下，她获得了上海芭蕾首席演员的聘任书。由于时局恶化，她得不到去中国的签证，于是她不顾一切地冲上轮船，从大连成功到了上海。
我到俄罗斯俱乐部的时间是晚上9点。俱乐部的舞台上正在上演格林卡的歌剧《伊凡·苏萨宁》。科尔波夫（在电车上偶遇的俄罗斯新闻记者）直朝着舞台的桌子疾步走来。
在那里，看到了妮娜·克赛瓦尼克娃的身影。
……
她一看到我，就马上飞奔过来。
“科斯佳，怎么样？今天我到码头迎接，在从船上上陆的乘客中没有看到您的影子，我还很担心呢。”
她一边说，一边将我介绍给桌边的人们。
这些人中有尼克莱伊·米哈伊洛维奇、索科尔斯基、巴拉诺娃夫人、菲托丝·久比留金、海莱·波比妮娜、尼克莱伊·斯伊特拉诺夫等，都是芭蕾的骨干演员及编舞师。
这些人很快接纳了我这个新人。他们一边听我来到上海的故事，一边表现出非常的感动，一个劲地劝我吃东西。大家环抱着我，给了我快乐。
——小牧正英《舞蹈家汗水中的晴朗天空》
上海芭蕾舞团的演出在太平洋战争期间中得到了日本方面的默许，得以继续公演。虽然英国人布里玛、奥托丽·金库作为敌国人员被送到收容所，但俄罗斯人作为中立国人却能自由活动。作为日本的芭蕾先驱、受到俄罗斯人高度信赖的小牧的存在，也对芭蕾舞团的生存起到了积极作用。
扎根上海的文化
上海租界是因为贸易与工商业发展起来的街市，是各个国家的人因为经济的利害关系而聚集的场所。因此，欧美人一直感叹上海这个地方没有“文化”，在欧洲各地由宫廷与贵族守护的“传统”及历史悠久的成体系的“艺术”，在上海这一新兴城市是欠缺的。没有想到，对此予以弥补的是俄罗斯人。上海的“暴发户”们初次看到真正的“贵族”时，既向往又抱有敬意。通过俄罗斯人的沙龙文化及艺术活动，他们体味到了欧洲的气息。作为难民的俄罗斯人对上海文化的贡献极大。
中国当代女作家、以鲜活地描写上海生活而享有盛誉的陈丹燕在《上海的红颜遗事》中这样写道：“俄罗斯人虽然有些感伤与颓废，但不失优美的生活，在身处上海租界文化中心的上海人中扎下了根。”上海人一度体验的“西洋”——花园中的蔷薇、钢琴声、咖啡的香味，据说连在“文革”时期也没有消失。引导这样生活的不是英国人、美国人，而是法租界的俄罗斯人。
由于太平洋战争，很多外国人离开上海或者被送进收容所，外国人的人数急剧减少，但俄罗斯人作为“中立国人”却能照常生活，当时在街上行走的白人大多数是俄罗斯人。日本军部为了面子，采取维持上海国际化的方针，像俄罗斯这样没有归属的国家、缺乏政治倾向的白人，正好用以“装点”大街。
虽然俄罗斯这群“流浪儿”在上海立足仅仅三十年，但他们播下的“文化”种子——音乐及芭蕾艺术却快速成长起来。
1923年12月5日，在黄浦江与长江合流的吴淞口炮台附近，出现了十几艘船，让准备快快乐乐迎接圣诞的上海租界的外国人很震惊。这是海军上将斯塔尔库率领的舰队，不过，这支舰队不是来挑起战争的，乘员是在与苏维埃军队战斗中失败的俄罗斯人。
舰队来到上海后要求登陆，但遭到民国政府拒绝，将强行登陆的难民立刻送回船上。租界当局也不隐藏自己的为难，因为这么多难民一次性涌来是前所未有的。生活在上海的俄罗斯人原来并不多，在革命前的1915年，生活在公共租界与法租界的俄罗斯人加起来约为四百人。和其他外国人一样，许多都是参与贸易的商人及与领事馆有关的人。革命之后，虽然来上海的俄罗斯人数增加了，但基本上都是富裕的、懂法语的上流社会人士，接受这些人士是没有问题的。如果接受了大量涌入的除了身上的衣服以外一无所有的难民，就会伤害到一直保持着的俄罗斯社会的“名誉”，引起同胞们的担忧。
最终，由于斯塔尔库坚韧不拔的交涉，在一千八百名难民中，上海当局允许孤儿（士官学校生中的大多数是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牺牲的军人的子弟）及有身份担保的大约一千二百人登陆，剩下的六百余人跟着舰队继续南下到了菲律宾。
斯塔尔库舰队事件开了俄罗斯难民来上海的先河。其后，古莱依波夫率领远东哥萨克军队到来，也有因为苏维埃统治的影响所及没有安居之处的从哈尔滨到上海的俄罗斯人。1924年，英国及中国相继承认苏联，俄罗斯难民的处境就更难了。
对于失去了归国之路的俄罗斯人来说，只有认命、默默地工作，所以他们几乎没有走到犯罪道路上的。与其他外国人不同，他们对中国人没有表现出高人一等的嘴脸，看得出他们想融入当地社会的努力。他们将上海视作第二故乡。随着岁月的流逝，租界的人们看俄罗斯人的目光也有了些变化。二十世纪二十年代，在上海被称为一流的医生、建筑师、工程师中，俄罗斯人占百分之十以上。
二十世纪三十年代，在公共租界与法租界的俄罗斯人加在一起，达到一万五千到两万人（其中大约四千人是犹太人），在外国人中排在日本人、英国人之后，居第三位。俄罗斯人成了租界的一大势力。他们的生活形态及艺术活动给予租界文化很大影响。
望乡的旋律
美国人海莱·福斯特一到上海，立刻出席法国俱乐部的“茶与舞晚会”。在那里演奏的就是俄罗斯人。
巴黎风格的大厅灯光闪耀。大大的舞厅并不空空荡荡，俄罗斯人管弦乐队正在演奏《巴黎的四月》。可在我耳里，无论怎么听，都像是《接近冬天的莫斯科》这首曲子在回响。这是一首讲述在雪中行驶的四轮马车被狼群追击、具有陀思妥耶夫斯基风格的调子阴暗的歌。
——尼姆·威尔兹《赌在中国的青春》
俄罗斯人望乡的惆怅以及对遥不可及的西欧的憧憬，在艺术活动中交集了。到了1930年代，生活富裕的俄罗斯人在举办文艺沙龙、发行同人杂志、举行音乐会等方面十分积极。他们通过艺术活动来加强与同胞的联系，保存祖国文化，并传给下一代。
在来上海的俄罗斯人中，有不少音乐家、舞蹈家、画家等都在彼德格勒、莫斯科音乐学院接受过教育，他们为上海租界的音乐文化带来很大变化。
在公共租界，从1870年代开始，由外国人发起的娱乐活动就兴盛起来。在文化类俱乐部举行的发布会及交谊舞会等活动中，很多必须有音乐的加入。1879年应市民要求而诞生的乐团最初由上海娱乐基金资助，雇佣了来自菲律宾的音乐家，在公园、广场等户外进行演奏。从1881年开始，该乐团作为工部局的一个机构，由市民所交的税收运营，以后又作为代表上海租界的文化团体广为人知。
进入二十世纪，该乐团的公开演奏活动开始从德国招聘演奏家，并配置到各声部，向管弦乐队转变。1922年，乐团改称为工部局交响乐团，以意大利指挥梅百器（1887-1946）为核心，开始向真正的管弦乐团转型。此后，乐团聘用了俄罗斯的演奏家。到了1920年代末，乐团成员的百分之六十已是俄罗斯人。
由于有优秀的指挥家，以及与此匹配的乐手，该管弦乐团被誉为远东演奏水平第一。此外，在租界居住的俄罗斯钢琴家与声乐家也频繁地作为乐团台柱上台表演。1936年4月，贝多芬的《第九交响曲》在上海演出，其中四个独唱演员中，有三个是俄罗斯人，同时还有一个“俄罗斯赞美诗合唱团”参加了演出。
由俄罗斯少男少女组成的合唱团及东正教会合唱团的出类拔萃在租界是广为人知的。音乐家们还热衷于对第二代的教育，上海不仅有好几个私立音乐学校，而且在1936年，俄罗斯几个主要的音乐家还协力创办了上海第一所俄罗斯音乐学校。
俄罗斯人与中国最初的音乐家
俄罗斯音乐家培育的不仅是自己的同胞。1927年创立的中国最初的音乐学校是国立音乐院（1929年改称为国立音乐专科学校，也就是今天上海音乐学院的前身）。学校在法租界中有校舍，并聘用了很多俄罗斯人作为教师，包括钢琴家萨哈罗夫、阿库萨科夫、普利威特科夫及声乐家希修林、德姆斯卡雅等。俄罗斯具有代表性的音乐家都在该校任教。他们既严厉又耐心细致的指导，给中国音乐教育以很大的影响。
音乐家们一边在自己家与学校教学，一边在宾馆、夜总会打工的情况很多。此前，在租界进行商业演出的职业音乐家几乎都是菲律宾人，而如今俄罗斯音乐家的激增很大程度上改变了演出班底。俄罗斯音乐家在本国受过系统的教育，除了古典音乐基础扎实以外，为了生活，他们还积极学习爵士及伴舞音乐中的保留曲目。
在以欧美来宾为主的高级酒店如阿斯塔公寓演奏的贝尔加斯基五重奏团，以及在基亚塞饭店演奏的艾尔莫拉埃夫爵士乐团等，成了上海夜生活中不可缺少的存在，特别是艾尔莫拉埃夫爵士乐团从一成立就受人关注。艾尔莫拉埃夫在1929年组成乐团，与斯塔尔库舰队一同来到上海。据说该乐团以巴巴罗夫斯克士官学校乐队作为母体，擅长狐步舞曲音乐。乐团经常进行唱片录音，参加电影音乐的录制。作曲与编曲都很优秀的艾尔莫拉埃夫在卓别林访问上海期间，还特别为他创作一首探戈，卓别林很开心，说在下一部电影中一定使用。 1930年代末，从欧洲来了犹太难民，职业音乐家的竞争更加激烈了。结果，音乐界的水平无论是古典音乐还是流行音乐都越来越高，上海成了亚洲少见的“音乐之都”。
俄罗斯歌剧与芭蕾
从1887年开始，欧洲的演奏家及歌剧团就来上海巡演。从1923年到1927年意大利卡比剧团的公演与1925年意大利哥尼萨莱斯兄弟歌剧团的公演，都受到热烈欢迎。1924年，由来自哈尔滨的俄罗斯人组成的歌剧团在北京、天津巡演，又到上海进行公演。哈尔滨自十九世纪以来已形成了俄罗斯人社区，以音乐为中心的文化活动在经验与技能方面都比上海更胜一筹。因此，上海的音乐家与爱好者期待本地歌剧的呼声也高涨起来。
1932年春，“上海俄罗斯音乐教育协会”集结上海在住的俄罗斯歌手、演奏家、舞蹈家，上演了穆索尔斯基的《鲍里斯·戈杜诺夫》，引起巨大反响。同年，由于奥利匹克剧场的邀请，协会又接连演奏了德沃夏克的《卢萨尔卡》与柴科夫斯基的《叶夫根尼·奥涅金》，取得巨大成功。由俄罗斯人带来的俄罗斯歌剧不仅受到同胞们的喜爱，在上海的欧美人中也受到广泛欢迎。
这一年，还有来自哈尔滨的俄罗斯人带来的轻歌剧公演。从1934年开始，该俄罗斯轻歌剧团将据点安在上海，定期在法国俱乐部后面的兰心大剧场举行公开演出。到1940年为止的六年时间内，该团推出了大约五十场轻歌剧演出。可是，虽然公演经常暴满，但是收益的一半用于剧场开销，团员们只能拿低薪，为了生存，团员不得不同时在其他场所打工。
上海的俄罗斯芭蕾舞团吸收了在欧洲风靡的佳吉列夫芭蕾风格的舞蹈家和圣彼得堡马林斯基剧院的舞蹈家，以兰心大戏院为根据地定期举行公演，并在公共租界工部局的帮助下，从法兰西银行等处得到经济上的支援。首席芭蕾女演员奥托丽·金库是从伦敦舞蹈学校毕业的英国人，她在芭蕾公演剧场旁边的法租界开办了奥托丽芭蕾学校。英国皇家芭蕾舞团首席女演员马珂·芳汀则拜在上海度过少女时代的奥托丽·金库为师。上海芭蕾演出的保留节目《天鹅湖》《胡桃夹子》《葛蓓利亚》等古典剧目不断上演，作为俄罗斯文化的精华吸引了许多观众。
日本舞女的回忆
从1940年开始，日本舞女小牧正英参加了俄罗斯芭蕾舞团。在前一年毕业于哈尔滨芭蕾学校的俄罗斯同学妮娜·克赛瓦尼克娃的介绍下，她获得了上海芭蕾首席演员的聘任书。由于时局恶化，她得不到去中国的签证，于是她不顾一切地冲上轮船，从大连成功到了上海。
我到俄罗斯俱乐部的时间是晚上9点。俱乐部的舞台上正在上演格林卡的歌剧《伊凡·苏萨宁》。科尔波夫（在电车上偶遇的俄罗斯新闻记者）直朝着舞台的桌子疾步走来。
在那里，看到了妮娜·克赛瓦尼克娃的身影。
……
她一看到我，就马上飞奔过来。
“科斯佳，怎么样？今天我到码头迎接，在从船上上陆的乘客中没有看到您的影子，我还很担心呢。”
她一边说，一边将我介绍给桌边的人们。
这些人中有尼克莱伊·米哈伊洛维奇、索科尔斯基、巴拉诺娃夫人、菲托丝·久比留金、海莱·波比妮娜、尼克莱伊·斯伊特拉诺夫等，都是芭蕾的骨干演员及编舞师。
这些人很快接纳了我这个新人。他们一边听我来到上海的故事，一边表现出非常的感动，一个劲地劝我吃东西。大家环抱着我，给了我快乐。
——小牧正英《舞蹈家汗水中的晴朗天空》
上海芭蕾舞团的演出在太平洋战争期间中得到了日本方面的默许，得以继续公演。虽然英国人布里玛、奥托丽·金库作为敌国人员被送到收容所，但俄罗斯人作为中立国人却能自由活动。作为日本的芭蕾先驱、受到俄罗斯人高度信赖的小牧的存在，也对芭蕾舞团的生存起到了积极作用。
扎根上海的文化
上海租界是因为贸易与工商业发展起来的街市，是各个国家的人因为经济的利害关系而聚集的场所。因此，欧美人一直感叹上海这个地方没有“文化”，在欧洲各地由宫廷与贵族守护的“传统”及历史悠久的成体系的“艺术”，在上海这一新兴城市是欠缺的。没有想到，对此予以弥补的是俄罗斯人。上海的“暴发户”们初次看到真正的“贵族”时，既向往又抱有敬意。通过俄罗斯人的沙龙文化及艺术活动，他们体味到了欧洲的气息。作为难民的俄罗斯人对上海文化的贡献极大。
中国当代女作家、以鲜活地描写上海生活而享有盛誉的陈丹燕在《上海的红颜遗事》中这样写道：“俄罗斯人虽然有些感伤与颓废，但不失优美的生活，在身处上海租界文化中心的上海人中扎下了根。”上海人一度体验的“西洋”——花园中的蔷薇、钢琴声、咖啡的香味，据说连在“文革”时期也没有消失。引导这样生活的不是英国人、美国人，而是法租界的俄罗斯人。
由于太平洋战争，很多外国人离开上海或者被送进收容所，外国人的人数急剧减少，但俄罗斯人作为“中立国人”却能照常生活，当时在街上行走的白人大多数是俄罗斯人。日本军部为了面子，采取维持上海国际化的方针，像俄罗斯这样没有归属的国家、缺乏政治倾向的白人，正好用以“装点”大街。
虽然俄罗斯这群“流浪儿”在上海立足仅仅三十年，但他们播下的“文化”种子——音乐及芭蕾艺术却快速成长起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