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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功的政商关系秘诀在于,与政府走得近,但不与特定的官员走得近,绝不形成金钱上的输送关系。“后者是鸦片,很爽,也很要命。”
2009年11月底,长春市中级人民法院,昔日吉林“首富”、泛亚系掌门人范日旭被押上被告席。
检方对范日旭的指控,包括集资诈骗、欺诈发行公司企业债券、非法吸收公众存款、合同诈骗等6宗罪。
28年前,从朋友手中借来2万元,长春缝纫机厂工人范日旭开了一个小饭馆,从此开创自己的“江湖”。随后,他下广州、闯海南、卖别墅、发债券、盖“亚洲最大的体育场”。巅峰时期,范坐拥吉轻工、北方五环、厦门国泰3家上市公司以及泛亚信托公司,在资本市场上呼风唤雨。
2006年,正在谋划成立银通证券的范日旭,在最后一个关头马失前蹄。2007年10月,在北京某别墅内,范被吉林警方带回长春。
投资银行家、瑞思资本国际有限公司董事长王世渝把范日旭列为他下海这么多年所遇到的四大资本运作高手之首。王世渝这样形容范日旭:“其聪明程度,堪称我16年涉猎商海见过的所有企业家里,无出其右者⋯⋯以范日旭的聪明、诡异和直觉,可以成为中国投机业务的第一高手。如果中国有成熟的股票交易、债券交易、期货交易、衍生金融产品交易和完善的对冲机制交易,范日旭一定是索罗斯这样级别的高手。”
一位曾追随过范日旭,后又追随德隆唐万新的资深市场人士更声称:“在(上世纪)90年代后期之前,资本市场属于范日旭时代,之后才是唐万新时代。”
然而,范日旭与唐万新这两个在中国资本市场上曾经叱咤风云的人物如今都已身陷囹圄,他们所精心打造的泛亚系与德隆系也都已土崩瓦解。
从普通工人到资本玩家
范日旭1951年出生在长春的一个普通市民家庭。初中没毕业,就去农村插队。1973年从部队复员后,范日旭进入长春缝纫机厂、吉林轻工业技术进出口公司(下称“吉轻工”) 等单位任职。之后,他向多个朋友借钱,凑了2万元开了一个小饭馆。此后,范日旭还开过录像厅,日夜担心因所放录像涉黄被查。
上世纪80年代末,范日旭举债来到海南经商。投资银行家王世渝在海南和范日旭相识,并成为其早期的追随者之一。他回忆说,范日旭掘到第一桶金是在海南的房地产。那时候,海南开发的热潮几乎席卷了那个年代每一个体制外的人。南下的范日旭,号准了海南的办公热,低价租了一个老太太的民房,一签就是6年,然后出资装修成“办公别墅”,高价转租。期满后,别墅归老太太。依此复制,很多“老太太”乐开了花,范日旭也赚得盆满钵满。
上世纪90年代初,已经完成一定资本原始积累的范日旭回到家乡长春。此时的他已经在谋求更高的操作模式——运作上市公司。“当时,内地对股份制、上市这些事情还不是很了解,好的国有企业更不愿意上市。”
1992年7月,吉轻工进行股份制改造,范日旭旗下的海南顺风联合有限总公司出资800万元认购800万股,成为吉轻工发起人之一。吉轻工1993年12月在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前,海南顺风联合有限总公司及其全资子公司海南顺兴房地产开发公司分别持股10%和12.5%,分列第四和第二大股东。另外范日旭个人还持有吉轻工20万股股份,位列高管持股第一位。此时的范日旭,已经成为这家上市公司的实际控制人。
财技小试牛刀
然而,仅仅用了5年的时间,吉轻工就耗尽了上市的辉煌。1998年至2000年仅3年时间,吉轻工的每股净资产从2.05元下降至-0.56元。2001年,吉轻工因连续3年亏损面临退市危机。
自此,吉轻工拉开了长达5年的重组大幕。2001年年初,海南顺兴等吉轻工5家法人股东,准备将其持有的吉轻工股权转让给深圳东阳光实业发展有限公司。但转让双方在某些方面一直未能达成一致。2001年8月,吉轻工正式宣告第一次重组努力失败。这样留给吉轻工只有半年的时间,如果吉轻工在2001年年底不能打破困局,最后只能退市。
危急时刻考验着幕后操控者的财技。
2001年年底,吉轻工交出了一份答卷:首先以部分其他应收款抵偿等额部分其他应付款;然后向长春创世实业有限公司、长春恒顺新技术开发有限公司分别转让5家全资或控股子公司的股权;最后以出售资产所得,向长春长顺实业集团有限公司收购常青房地产有限公司95%的股权。
这样的安排,吉轻工既解决了燃眉之急,又实现了割肉减负。而且更让人佩服的是该方案操作顺利,毫无拖泥带水,更无扯皮之累。据参与者透露,该重组所涉各方都与范氏有直接或间接的关系,同属一个利益集团。
2001年度,吉轻工虽实现主营业务收入138.17万元,但净利润却高达2258.54万元,是主营收入的16倍之多。2002年度,吉輕工凭借常青房地产继续保持盈利,暂时脱离退市险境。
然而吉轻工2002年度报告显示,该公司以1.4亿元从长顺实业处购得常青房地产95%股权,但常青房地产根本无法取得与长顺实业及各施工单位的工程价款结算书;另外,吉轻工还持有长顺实业8.69%股权,由于长顺实业无法提供2002年度审计报告,致使审计机构无法提供对长顺实业长期股权投资的审计证据。
迷雾重重的运作
2003年4月,吉轻工迎来第三个重组方——新时代教育发展有限责任公司。新时代以1.2亿元收购海南顺兴等数家股东所持吉轻工法人股总计5016.88万股,占总股本的29.6%。资料显示,新时代成立于2002年8月,控股股东为位于湖南湘西的吉首大学。
2003年9月,股权转让双方完成过户手续,新时代正式成为吉轻工第一大股东。但也就在同一天,新时代将其刚刚到手的5016.88万股,质押给吉林泛亚信托投资有限责任公司,而泛亚信托的实际控制人正是范日旭。
两个月后,泛亚信托再次现身,与刚刚易主的吉轻工签订《资产管理合同》。吉轻工委托泛亚信托管理资产1.5亿元,委托资产管理期限为6个月,预期收益为年率5%。以当时资本市场状况,场内的委托理财资金收回尚且困难,吉轻工的举动着实不能让人理解。
但让人不解的事情不止于此,就在上述委托理财同一天,吉轻工公告其流通股股东杭州永顺资产管理有限公司、吉林白山航空发展股份有限公司、吉林省洪武实业有限公司和长顺实业分别提出申请,要求向吉轻工无偿追加高达1.37亿元的投资,而且不要求增加注册资本,直接进入资本公积金。
资本市场中大股东无偿赠与时有发生,但发生在流通股东身上的巨额无偿赠与实属少见。而且经媒体记者查阅,上述所谓四家流通股股东从未列入过吉轻工前十大流通股东。
但据媒体调查,白山航空、洪武实业,与长顺实业一样同与范氏利益同盟。三公司以其所持长春卓越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总计97.5%的股份,无偿赠与吉轻工。
另外,杭州永顺以其所持湘西乾城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75%股权无偿追加投资也不是空穴来风。湘西乾城下设的教师花园指挥部,当时与吉首市教育局合作开发乾州新区“教师花园”项目。有分析人士表示,此项目与吉首大学不无关系。
2004年12月17日,苏州光华实业(集团)有限公司与吉首大学等签订《股权转让协议书》,收购新时代91.67%股份,成为吉轻工实际控制人。
苏州光华的出现给了范日旭全身而退的机会。据悉,几番折腾后,范日旭出局时以往置入的资产又回到自己手中,且旗下的泛亚信托还白赚了1.5亿元的委托理财。
辉煌的庄家
在将吉轻工成功运作上市后,范日旭在长春布下的另一枚资本棋子也到了收获期。1993年5月,长春长顺体育综合开发公司(后更名为长春长顺实业集团)以无形资产(土地使用权)5193万元作为出资,与长春第一光学仪器厂等发起成立了长春北方五环实业股份有限公司。北方五环1996年7月发行上市,筹集资金1.42亿元。2003年,ST五环退市。
关于北方五环,市场上流传的一个说法是,尽管2000年公司公告业绩巨亏,但在奥运会期间,凭借“五环”两个字,中国队每获得一枚金牌,ST五环股价就上涨1元。2001年,借助“北京申奥”概念,股价(1999年为5元以下)最高涨至近15元。
“最为风光的是,在那段时间,范总在北京华侨大厦长期包下一个总统套间,专门用来操盘。”一位知情人士说。
此外,范日旭还曾染指厦门国泰。1996年3月,范旗下的海南农业租赁股份有限公司、海南华裕达实业有限公司先后借壳入主厦门国泰,成为第一、第二大股东。2000年6月,海南农租、珠海华裕达分别将股权转让给长沙新宇、汕头创新科技公司,范日旭从此淡出厦门国泰。据说,范日旭在重组厦门国泰过程中,在二级市场赚了近亿元。“本来还可以赚更多,但被合作者黑了。”
泛亚系内部一位人士说:“范总虽然控制过多家上市公司,但他从来就没有打算好好经营企业。”这位人士称,范日旭擅长的手法是:入主上市公司,然后以关联交易、对外投资等方式套取上市公司资金,将公司搞烂搞垮后再转手卖出,获利出局。
据一位曾受让范旗下上市公司的老板说,受让时他将自己的资产高估了5倍,本以为占了便宜,“没想到老范更黑,他的资产为零,却评估为几个亿”。
知情人士说,范日旭曾有一个计划,将旗下的公司打包出售给一个实力雄厚的央企集团,但最终未果。据该人士分析,为了接近该央企,2005年以来范日旭买了大量的ST屯河流通股,成为该股的第二大庄家。
金融帝国梦破碎
上世纪90年代中期以后,玩了几家上市公司的范日旭,不知是觉得没有挑战了,还是玩金融来钱更快,开始瞄上了金融领域。
1997年,范日旭以长春体育综合开发公司的名义接手新华证券实际控制人杨彪旗下吉林富邦农业发展公司持有的长春农行信托公司,并将其改名为泛亚信托。
1999年,全国范围曾进行了一次大规模的信托公司整顿,“范日旭旗下的泛亚信托是在这次清理整顿中唯一能够活下来的民营信托公司”。
2002年11月,泛亚信托又以主发起人身份,向中国证监会申请设立银通证券。2003年12月26日,中国证监会同意筹建银通证券。
“这时的老范已經达到其事业的巅峰,旗下有两家金融机构,两家上市公司,用于资本运作的影子公司更是数不过来,其控制的资本已经达到几十个亿,资本结构和配置已经非常合理,成为了当时名副其实的吉林省首富。”知情人士说,范日旭已经不满足如此,而是开始筹谋构建金融控股集团的梦想。
一切看似都在有条不紊地推进,银通证券的诞生指日可待。然而就是在不经意间,事情却在发生着巨大的变化。
令范日旭陷入险境的直接导火线,是泛亚信托托管中兴信托后,引发的一系列问题。中兴信托原来的实际控制人是诚成文化董事长刘波。刘波早已远走海外,至今下落不明。而中兴信托正在中国人民银行清算组的工作下等待撤消。
2002年,范日旭提出“中兴信托、焦作信托需要关闭,泛亚信托的证券部存在遗留问题,可将3家公司捆在一起,设立银通证券”。范日旭当时盘算,如果成立银通证券,再卖出去,可以收获两个亿。由于可以一下子解决3家信托公司的问题,此提议得到了当时相关部委的积极响应。
2002年5月17日,中国人民银行决定对中兴信托实施停业整顿,由泛亚信托对中兴信托实施托管。
但按范日旭的说法,中兴信托的问题不仅在于历史债务问题,清算组当时也有一番盘算。范日旭声称:“在泛亚信托向中兴信托派驻了托管人员后,中兴信托撤消清算组却以泛亚信托对中兴信托营业部的管理存在或有风险为由,拒绝交出中兴信托下属6家证券营业部的财务章、公章和部分重要的文件资料,实际控制着6家证券营业部的管理,这种局面一直持续到2004年12月23日。”
在这期间发生的一系列问题,令泛亚信托越陷越深。
范日旭提到的3个问题包括:
(1)天津营业部经理沙剑自2003年10月起开始挪用客户保证金,到2005年泛亚信托实际管理天津营业部时才发现,2005年3月,检察机关对沙剑采取了刑事拘留措施,才发现天津营业部新发生了1500万元的保证金缺口;
(2)某些营业部存在着占用客户保证金进行证券自营业务的情况;
(3)上海长顺路营业部总经理为自己增发工资每月达1.7万元等。
这些问题汇合起来,导致中兴信托的窟窿越来越大。范日旭决定“不玩”了。2005年12月17日,泛亚信托正式提出不再进行银通证券的组建工作,也不要中兴信托下面的6家营业部,并要求对银通证券筹建中的财务情况进行全面审计。
这就意味着清算组的努力都白费了,同时新的亏空也将难以弥补。“当时清算组组长就晕了过去。”范日旭说,撤消银通证券将导致清算组得承担很大责任。很快,清算组开始了审计。这次不被范日旭认可的审计结果表明,中兴信托6家证券部亏空2.6亿元。
2006年1月8日,范日旭去了美国。随后,清算组把范日旭“携款外逃”的案件报到公安部,公安部也成立了专门的调查组,对范日旭进行全国通缉。
2007年年初,范日旭在境外召集媒体表示,在他赴美之前,他母亲在美国已被下发3次病危通知书,本来他希望出具审计报告后再到美国看望老母亲,但央行清算组有人不断劝他先出国看望母亲要紧。“没想到我出国没几天审计报告就出笼了,泛亚信托占用银通证券2.6亿元资金,其中1.5亿元不知去向⋯⋯当时我人已在美国,这时被边控明显就是不让我回国。”
与政府的土地恩怨
2006年春节之后不久,吉林银监局要求冻结泛亚信托的财务。因为如果银通证券先行申请查封泛亚信托的资产,注册资本只有3亿元的泛亚信托就不可能偿还另外的一笔3.7亿元的债务,吉林银监局就很难对债权人交代。
这笔债务源于一笔很遥远的交易。上世纪90年代初,吉林省内没有一所像样的室内体育场馆。在省政府的劝说下,范日旭旗下的长顺实业、北方五环与长春市政府签约,双方协议修建五环体育馆。当时约定,由泛亚信托以长顺实业的名义发行债券,募集资金用于修建体育馆,体育馆建成后归政府所有,长顺实业兑付债券的前提是长春市政府用体育馆周边的两块地皮作为补偿。
但此后由于吉林省政府换届等原因,一直没有兑现补偿两块地皮的承诺。1999年,前述债券首批到期,范日旭以信托公司的名义要求政府兑付债券。有官员献计,既然政府一时拿不出那么多资金兑付债券,但是时间可以延长,把债券转化成信托计划,每年政府支付信托收益。于是在地方政府的主导下,泛亚信托进行了违规的债券转信托。
范日旭说,发行债券最多时达数十亿元,“发行债券和转信托的事情我不否认,理论上应由债券发行人承担偿还责任,但后来都是泛亚信托替他们还上的。”
“当年我倾北方五环、吉轻工、厦门国泰和泛亚信托等公司的全力,修建五环体育馆,资金都是我想方设法筹集的,现在体育馆已交付使用,对我的承诺却不能兑现,否则3.7亿元的债务压根就不是问题。”
范日旭还道出当年控制北方五环、吉轻工、厦门国泰的真相:“这些上市公司都是为五环体育馆服务的,如果说我有罪,那就是没有让股民们获得收益,但这些公司的资金都集中到修建体育馆上,没有进入我的腰包。当时泛亚信托发债以及后来的债券转信托、替人还债,其实都是为了建成体育馆。”
但在2009年11月底的庭审上,检察官当庭反驳范日旭,“即便是安排你发行债券,也没说让你用虚假材料来骗取批文吧?也没说让你贿赂官员额外多发行6000万吧?更没说让你以后不还钱了吧?”
庭审显示,范日旭一案所牵涉的最高级别官员,仅止于曾任吉林省计委经济政策协调处处长的高应坤。此前,有媒体将范日旭落马的幕后指向了曾任吉林省人大常委会副主任和长春市委书记的米凤君(已被“双开”)。
“离不开靠不住”
《证券市场周刊》记者李德林曾与范日旭有过几次长谈。根据他的观察:“最早的上市,按指标分配到各个中字头机构。能够成功地将吉轻工、北方五环运作上市,显然有着普通人难以企及的政府沟通力。谈话中,范日旭确实很有经验,在他看来,中国的一些地方政府,都被政绩、GDP的鞭子赶着往前走。为发展地方经济,他们也需要企业家的大力支持。只是随着宏观环境的变化,这种需要不时地在发生变化——企业家需要做的,就是在合适的时间提出合适的请求:譬如上世纪90年代初,你能容易地拿到发债资格、上市牌照;2005年之前,你能很便宜地拿到土地;到了2009年年初,你还能容易地得到贷款。”
离不开靠不住,是地方政府对范日旭这类资本大鳄的心态,也是这些资本大鳄对个别地方官员的心态。
李德林说,上世纪90年代中期,范日旭和新华证券的实际控制人杨彪争夺吉林国投,失败后黯然退出;合作建设体育馆后,范日旭与地方政府因为土地更换问题,交恶多年;组建银通证券过程中,范与相关监管部门更是摩擦不断。“范日旭今日事发,有其原罪,有其贪婪,也有其组建银通失败后,各方争夺其剩余资产落井下石的直接原因。”
资本市场离不开的是政府政策,靠不住的是个别官员。遗憾的是,总有人喜欢相反的解释。李德林认为,成功的政商关系秘诀在于,与政府走得近,但不与特定的官员走得近,绝不形成金钱上的输送关系。“后者是鸦片,很爽,也很要命。”
2009年11月底,长春市中级人民法院,昔日吉林“首富”、泛亚系掌门人范日旭被押上被告席。
检方对范日旭的指控,包括集资诈骗、欺诈发行公司企业债券、非法吸收公众存款、合同诈骗等6宗罪。
28年前,从朋友手中借来2万元,长春缝纫机厂工人范日旭开了一个小饭馆,从此开创自己的“江湖”。随后,他下广州、闯海南、卖别墅、发债券、盖“亚洲最大的体育场”。巅峰时期,范坐拥吉轻工、北方五环、厦门国泰3家上市公司以及泛亚信托公司,在资本市场上呼风唤雨。
2006年,正在谋划成立银通证券的范日旭,在最后一个关头马失前蹄。2007年10月,在北京某别墅内,范被吉林警方带回长春。
投资银行家、瑞思资本国际有限公司董事长王世渝把范日旭列为他下海这么多年所遇到的四大资本运作高手之首。王世渝这样形容范日旭:“其聪明程度,堪称我16年涉猎商海见过的所有企业家里,无出其右者⋯⋯以范日旭的聪明、诡异和直觉,可以成为中国投机业务的第一高手。如果中国有成熟的股票交易、债券交易、期货交易、衍生金融产品交易和完善的对冲机制交易,范日旭一定是索罗斯这样级别的高手。”
一位曾追随过范日旭,后又追随德隆唐万新的资深市场人士更声称:“在(上世纪)90年代后期之前,资本市场属于范日旭时代,之后才是唐万新时代。”
然而,范日旭与唐万新这两个在中国资本市场上曾经叱咤风云的人物如今都已身陷囹圄,他们所精心打造的泛亚系与德隆系也都已土崩瓦解。
从普通工人到资本玩家
范日旭1951年出生在长春的一个普通市民家庭。初中没毕业,就去农村插队。1973年从部队复员后,范日旭进入长春缝纫机厂、吉林轻工业技术进出口公司(下称“吉轻工”) 等单位任职。之后,他向多个朋友借钱,凑了2万元开了一个小饭馆。此后,范日旭还开过录像厅,日夜担心因所放录像涉黄被查。
上世纪80年代末,范日旭举债来到海南经商。投资银行家王世渝在海南和范日旭相识,并成为其早期的追随者之一。他回忆说,范日旭掘到第一桶金是在海南的房地产。那时候,海南开发的热潮几乎席卷了那个年代每一个体制外的人。南下的范日旭,号准了海南的办公热,低价租了一个老太太的民房,一签就是6年,然后出资装修成“办公别墅”,高价转租。期满后,别墅归老太太。依此复制,很多“老太太”乐开了花,范日旭也赚得盆满钵满。
上世纪90年代初,已经完成一定资本原始积累的范日旭回到家乡长春。此时的他已经在谋求更高的操作模式——运作上市公司。“当时,内地对股份制、上市这些事情还不是很了解,好的国有企业更不愿意上市。”
1992年7月,吉轻工进行股份制改造,范日旭旗下的海南顺风联合有限总公司出资800万元认购800万股,成为吉轻工发起人之一。吉轻工1993年12月在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前,海南顺风联合有限总公司及其全资子公司海南顺兴房地产开发公司分别持股10%和12.5%,分列第四和第二大股东。另外范日旭个人还持有吉轻工20万股股份,位列高管持股第一位。此时的范日旭,已经成为这家上市公司的实际控制人。
财技小试牛刀
然而,仅仅用了5年的时间,吉轻工就耗尽了上市的辉煌。1998年至2000年仅3年时间,吉轻工的每股净资产从2.05元下降至-0.56元。2001年,吉轻工因连续3年亏损面临退市危机。
自此,吉轻工拉开了长达5年的重组大幕。2001年年初,海南顺兴等吉轻工5家法人股东,准备将其持有的吉轻工股权转让给深圳东阳光实业发展有限公司。但转让双方在某些方面一直未能达成一致。2001年8月,吉轻工正式宣告第一次重组努力失败。这样留给吉轻工只有半年的时间,如果吉轻工在2001年年底不能打破困局,最后只能退市。
危急时刻考验着幕后操控者的财技。
2001年年底,吉轻工交出了一份答卷:首先以部分其他应收款抵偿等额部分其他应付款;然后向长春创世实业有限公司、长春恒顺新技术开发有限公司分别转让5家全资或控股子公司的股权;最后以出售资产所得,向长春长顺实业集团有限公司收购常青房地产有限公司95%的股权。
这样的安排,吉轻工既解决了燃眉之急,又实现了割肉减负。而且更让人佩服的是该方案操作顺利,毫无拖泥带水,更无扯皮之累。据参与者透露,该重组所涉各方都与范氏有直接或间接的关系,同属一个利益集团。
2001年度,吉轻工虽实现主营业务收入138.17万元,但净利润却高达2258.54万元,是主营收入的16倍之多。2002年度,吉輕工凭借常青房地产继续保持盈利,暂时脱离退市险境。
然而吉轻工2002年度报告显示,该公司以1.4亿元从长顺实业处购得常青房地产95%股权,但常青房地产根本无法取得与长顺实业及各施工单位的工程价款结算书;另外,吉轻工还持有长顺实业8.69%股权,由于长顺实业无法提供2002年度审计报告,致使审计机构无法提供对长顺实业长期股权投资的审计证据。
迷雾重重的运作
2003年4月,吉轻工迎来第三个重组方——新时代教育发展有限责任公司。新时代以1.2亿元收购海南顺兴等数家股东所持吉轻工法人股总计5016.88万股,占总股本的29.6%。资料显示,新时代成立于2002年8月,控股股东为位于湖南湘西的吉首大学。
2003年9月,股权转让双方完成过户手续,新时代正式成为吉轻工第一大股东。但也就在同一天,新时代将其刚刚到手的5016.88万股,质押给吉林泛亚信托投资有限责任公司,而泛亚信托的实际控制人正是范日旭。
两个月后,泛亚信托再次现身,与刚刚易主的吉轻工签订《资产管理合同》。吉轻工委托泛亚信托管理资产1.5亿元,委托资产管理期限为6个月,预期收益为年率5%。以当时资本市场状况,场内的委托理财资金收回尚且困难,吉轻工的举动着实不能让人理解。
但让人不解的事情不止于此,就在上述委托理财同一天,吉轻工公告其流通股股东杭州永顺资产管理有限公司、吉林白山航空发展股份有限公司、吉林省洪武实业有限公司和长顺实业分别提出申请,要求向吉轻工无偿追加高达1.37亿元的投资,而且不要求增加注册资本,直接进入资本公积金。
资本市场中大股东无偿赠与时有发生,但发生在流通股东身上的巨额无偿赠与实属少见。而且经媒体记者查阅,上述所谓四家流通股股东从未列入过吉轻工前十大流通股东。
但据媒体调查,白山航空、洪武实业,与长顺实业一样同与范氏利益同盟。三公司以其所持长春卓越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总计97.5%的股份,无偿赠与吉轻工。
另外,杭州永顺以其所持湘西乾城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75%股权无偿追加投资也不是空穴来风。湘西乾城下设的教师花园指挥部,当时与吉首市教育局合作开发乾州新区“教师花园”项目。有分析人士表示,此项目与吉首大学不无关系。
2004年12月17日,苏州光华实业(集团)有限公司与吉首大学等签订《股权转让协议书》,收购新时代91.67%股份,成为吉轻工实际控制人。
苏州光华的出现给了范日旭全身而退的机会。据悉,几番折腾后,范日旭出局时以往置入的资产又回到自己手中,且旗下的泛亚信托还白赚了1.5亿元的委托理财。
辉煌的庄家
在将吉轻工成功运作上市后,范日旭在长春布下的另一枚资本棋子也到了收获期。1993年5月,长春长顺体育综合开发公司(后更名为长春长顺实业集团)以无形资产(土地使用权)5193万元作为出资,与长春第一光学仪器厂等发起成立了长春北方五环实业股份有限公司。北方五环1996年7月发行上市,筹集资金1.42亿元。2003年,ST五环退市。
关于北方五环,市场上流传的一个说法是,尽管2000年公司公告业绩巨亏,但在奥运会期间,凭借“五环”两个字,中国队每获得一枚金牌,ST五环股价就上涨1元。2001年,借助“北京申奥”概念,股价(1999年为5元以下)最高涨至近15元。
“最为风光的是,在那段时间,范总在北京华侨大厦长期包下一个总统套间,专门用来操盘。”一位知情人士说。
此外,范日旭还曾染指厦门国泰。1996年3月,范旗下的海南农业租赁股份有限公司、海南华裕达实业有限公司先后借壳入主厦门国泰,成为第一、第二大股东。2000年6月,海南农租、珠海华裕达分别将股权转让给长沙新宇、汕头创新科技公司,范日旭从此淡出厦门国泰。据说,范日旭在重组厦门国泰过程中,在二级市场赚了近亿元。“本来还可以赚更多,但被合作者黑了。”
泛亚系内部一位人士说:“范总虽然控制过多家上市公司,但他从来就没有打算好好经营企业。”这位人士称,范日旭擅长的手法是:入主上市公司,然后以关联交易、对外投资等方式套取上市公司资金,将公司搞烂搞垮后再转手卖出,获利出局。
据一位曾受让范旗下上市公司的老板说,受让时他将自己的资产高估了5倍,本以为占了便宜,“没想到老范更黑,他的资产为零,却评估为几个亿”。
知情人士说,范日旭曾有一个计划,将旗下的公司打包出售给一个实力雄厚的央企集团,但最终未果。据该人士分析,为了接近该央企,2005年以来范日旭买了大量的ST屯河流通股,成为该股的第二大庄家。
金融帝国梦破碎
上世纪90年代中期以后,玩了几家上市公司的范日旭,不知是觉得没有挑战了,还是玩金融来钱更快,开始瞄上了金融领域。
1997年,范日旭以长春体育综合开发公司的名义接手新华证券实际控制人杨彪旗下吉林富邦农业发展公司持有的长春农行信托公司,并将其改名为泛亚信托。
1999年,全国范围曾进行了一次大规模的信托公司整顿,“范日旭旗下的泛亚信托是在这次清理整顿中唯一能够活下来的民营信托公司”。
2002年11月,泛亚信托又以主发起人身份,向中国证监会申请设立银通证券。2003年12月26日,中国证监会同意筹建银通证券。
“这时的老范已經达到其事业的巅峰,旗下有两家金融机构,两家上市公司,用于资本运作的影子公司更是数不过来,其控制的资本已经达到几十个亿,资本结构和配置已经非常合理,成为了当时名副其实的吉林省首富。”知情人士说,范日旭已经不满足如此,而是开始筹谋构建金融控股集团的梦想。
一切看似都在有条不紊地推进,银通证券的诞生指日可待。然而就是在不经意间,事情却在发生着巨大的变化。
令范日旭陷入险境的直接导火线,是泛亚信托托管中兴信托后,引发的一系列问题。中兴信托原来的实际控制人是诚成文化董事长刘波。刘波早已远走海外,至今下落不明。而中兴信托正在中国人民银行清算组的工作下等待撤消。
2002年,范日旭提出“中兴信托、焦作信托需要关闭,泛亚信托的证券部存在遗留问题,可将3家公司捆在一起,设立银通证券”。范日旭当时盘算,如果成立银通证券,再卖出去,可以收获两个亿。由于可以一下子解决3家信托公司的问题,此提议得到了当时相关部委的积极响应。
2002年5月17日,中国人民银行决定对中兴信托实施停业整顿,由泛亚信托对中兴信托实施托管。
但按范日旭的说法,中兴信托的问题不仅在于历史债务问题,清算组当时也有一番盘算。范日旭声称:“在泛亚信托向中兴信托派驻了托管人员后,中兴信托撤消清算组却以泛亚信托对中兴信托营业部的管理存在或有风险为由,拒绝交出中兴信托下属6家证券营业部的财务章、公章和部分重要的文件资料,实际控制着6家证券营业部的管理,这种局面一直持续到2004年12月23日。”
在这期间发生的一系列问题,令泛亚信托越陷越深。
范日旭提到的3个问题包括:
(1)天津营业部经理沙剑自2003年10月起开始挪用客户保证金,到2005年泛亚信托实际管理天津营业部时才发现,2005年3月,检察机关对沙剑采取了刑事拘留措施,才发现天津营业部新发生了1500万元的保证金缺口;
(2)某些营业部存在着占用客户保证金进行证券自营业务的情况;
(3)上海长顺路营业部总经理为自己增发工资每月达1.7万元等。
这些问题汇合起来,导致中兴信托的窟窿越来越大。范日旭决定“不玩”了。2005年12月17日,泛亚信托正式提出不再进行银通证券的组建工作,也不要中兴信托下面的6家营业部,并要求对银通证券筹建中的财务情况进行全面审计。
这就意味着清算组的努力都白费了,同时新的亏空也将难以弥补。“当时清算组组长就晕了过去。”范日旭说,撤消银通证券将导致清算组得承担很大责任。很快,清算组开始了审计。这次不被范日旭认可的审计结果表明,中兴信托6家证券部亏空2.6亿元。
2006年1月8日,范日旭去了美国。随后,清算组把范日旭“携款外逃”的案件报到公安部,公安部也成立了专门的调查组,对范日旭进行全国通缉。
2007年年初,范日旭在境外召集媒体表示,在他赴美之前,他母亲在美国已被下发3次病危通知书,本来他希望出具审计报告后再到美国看望老母亲,但央行清算组有人不断劝他先出国看望母亲要紧。“没想到我出国没几天审计报告就出笼了,泛亚信托占用银通证券2.6亿元资金,其中1.5亿元不知去向⋯⋯当时我人已在美国,这时被边控明显就是不让我回国。”
与政府的土地恩怨
2006年春节之后不久,吉林银监局要求冻结泛亚信托的财务。因为如果银通证券先行申请查封泛亚信托的资产,注册资本只有3亿元的泛亚信托就不可能偿还另外的一笔3.7亿元的债务,吉林银监局就很难对债权人交代。
这笔债务源于一笔很遥远的交易。上世纪90年代初,吉林省内没有一所像样的室内体育场馆。在省政府的劝说下,范日旭旗下的长顺实业、北方五环与长春市政府签约,双方协议修建五环体育馆。当时约定,由泛亚信托以长顺实业的名义发行债券,募集资金用于修建体育馆,体育馆建成后归政府所有,长顺实业兑付债券的前提是长春市政府用体育馆周边的两块地皮作为补偿。
但此后由于吉林省政府换届等原因,一直没有兑现补偿两块地皮的承诺。1999年,前述债券首批到期,范日旭以信托公司的名义要求政府兑付债券。有官员献计,既然政府一时拿不出那么多资金兑付债券,但是时间可以延长,把债券转化成信托计划,每年政府支付信托收益。于是在地方政府的主导下,泛亚信托进行了违规的债券转信托。
范日旭说,发行债券最多时达数十亿元,“发行债券和转信托的事情我不否认,理论上应由债券发行人承担偿还责任,但后来都是泛亚信托替他们还上的。”
“当年我倾北方五环、吉轻工、厦门国泰和泛亚信托等公司的全力,修建五环体育馆,资金都是我想方设法筹集的,现在体育馆已交付使用,对我的承诺却不能兑现,否则3.7亿元的债务压根就不是问题。”
范日旭还道出当年控制北方五环、吉轻工、厦门国泰的真相:“这些上市公司都是为五环体育馆服务的,如果说我有罪,那就是没有让股民们获得收益,但这些公司的资金都集中到修建体育馆上,没有进入我的腰包。当时泛亚信托发债以及后来的债券转信托、替人还债,其实都是为了建成体育馆。”
但在2009年11月底的庭审上,检察官当庭反驳范日旭,“即便是安排你发行债券,也没说让你用虚假材料来骗取批文吧?也没说让你贿赂官员额外多发行6000万吧?更没说让你以后不还钱了吧?”
庭审显示,范日旭一案所牵涉的最高级别官员,仅止于曾任吉林省计委经济政策协调处处长的高应坤。此前,有媒体将范日旭落马的幕后指向了曾任吉林省人大常委会副主任和长春市委书记的米凤君(已被“双开”)。
“离不开靠不住”
《证券市场周刊》记者李德林曾与范日旭有过几次长谈。根据他的观察:“最早的上市,按指标分配到各个中字头机构。能够成功地将吉轻工、北方五环运作上市,显然有着普通人难以企及的政府沟通力。谈话中,范日旭确实很有经验,在他看来,中国的一些地方政府,都被政绩、GDP的鞭子赶着往前走。为发展地方经济,他们也需要企业家的大力支持。只是随着宏观环境的变化,这种需要不时地在发生变化——企业家需要做的,就是在合适的时间提出合适的请求:譬如上世纪90年代初,你能容易地拿到发债资格、上市牌照;2005年之前,你能很便宜地拿到土地;到了2009年年初,你还能容易地得到贷款。”
离不开靠不住,是地方政府对范日旭这类资本大鳄的心态,也是这些资本大鳄对个别地方官员的心态。
李德林说,上世纪90年代中期,范日旭和新华证券的实际控制人杨彪争夺吉林国投,失败后黯然退出;合作建设体育馆后,范日旭与地方政府因为土地更换问题,交恶多年;组建银通证券过程中,范与相关监管部门更是摩擦不断。“范日旭今日事发,有其原罪,有其贪婪,也有其组建银通失败后,各方争夺其剩余资产落井下石的直接原因。”
资本市场离不开的是政府政策,靠不住的是个别官员。遗憾的是,总有人喜欢相反的解释。李德林认为,成功的政商关系秘诀在于,与政府走得近,但不与特定的官员走得近,绝不形成金钱上的输送关系。“后者是鸦片,很爽,也很要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