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母亲就是我最好的老师”
　　乔石祖居浙江舟山，祖父在城里摆咸货摊，生有三子。乔石父亲排行第二，少年时即去上海学做生意，受过新学教育，后在一家家具行当账房先生。乔石母亲则是上海一纺织厂的纺织女工。
　　1924年12月，乔石出生于上海，在他半岁的时候，五卅运动爆发，思想进步的母亲也加入到罢工队伍。
　　在这样一个家庭里，母亲对乔石影响很大。乔石常说：“母亲就是我最好的老师。”他从懂事起就认定要为家庭分担责任，不让弟弟们受饿。
　　那时，母亲为了能够把乔石四兄妹抚养成人，每天起早摸黑地在纱厂里劳作十几个小时。乔石的幼年时代，常常听到母亲劳累一天后的痛苦呻吟。但坚强的母亲宁可自己忍饥受寒，也要供养乔石读书。这使乔石有机会接受正规的学堂教育。
　　让天下穷苦人不受衣食温饱问题困扰的朴素情感，使乔石较早选择了投身革命。1940年8月，年仅16岁的乔石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艰难岁月，努力给孩子创造受教育的机会
　　上个世纪大炼钢铁的时代，乔石夫妇长年在外地工作，因而四个孩子被送到南京，由爷爷奶奶代为照料。直到1965年，一家人才终于团聚。
　　女儿乔晓溪到北京时，本计划秋季入学，但是因为生日晚，北京对入学年龄卡得严，没有上成，只得再等一年。妻子郁文看女儿在幼儿园学不到什么知识，就督促大女儿开始在家教小女儿小学课程。
　　一年后，乔晓溪该上学了，不想“文革”爆发，学校都停课“闹革命”了，郁文鼓励孩子在家读书。“文革”两年后，在“复课闹革命”的口号中，乔晓溪终于踏进了小学的大门。
　　不久后，乔氏夫妇去了黑龙江五七干校。当时大女儿管家，定期给他们写信。一天，乔晓溪心血来潮，也胡乱划拉了几笔，寄去了她写的第一封信，期盼着妈妈的夸奖。收到回信，乔晓溪惊呆了。妈妈寄回了女儿的原信，但是上面已经“面目全非”，娟秀的蝇头小楷密密麻麻，布满了信纸，全是批改和点评，从书信结构，到用词造句，以及标点符号。“我当时还不能完全领悟妈妈的用心，只感到无比气馁。后来我才渐渐体会到，就是在那样的艰难情形下，妈妈仍然抓住一切机会教我学习。”
　　“在‘文革’那样混乱的大环境下，如果没有妈妈对我们教育的重视，就不可能有我以后学业上的进步，我也不可能取得今天的学术位置。”如今已是教授的乔晓溪回忆道。
　　夫妇二人做孩子困境中的人生导师
　　1976年，女儿乔晓溪面临高中毕业。虽然“文革”已近尾声，下乡插队仍是当时中学毕业生的主要去向。乔晓溪也下乡插队了。
　　乔晓溪住在16个女生同住的双排通铺的宿舍里，每天收工后回到宿舍，同伴们就是给家里写信诉苦，然后等待和拆读家人的来信。读信时，往往一人开个头，宿舍里便稀里哗啦哭成一片。
　　有一天，乔晓溪也收到了妈妈的来信。这是一封与众不同的家信。在信里，“妈妈说，越是艰苦的条件，越能锻炼人的意志；越是困难的环境，越是将来值得回味的经历，这些都是可贵的人生财富。当初我选择去插队，说明我有勇气，她为我感到骄傲，相信我能从这样的经历中学到书本中学不到的东西。”
　　后来，乔晓溪回到北京，听家里人说起，妈妈知道她在那里受苦，夜里默默落泪。但郁文知道眼泪帮助不了女儿，唯有正面的激励，才能坚定乔晓溪面对困境的勇气和决心。
　　那段时光，在乔晓溪的记忆中留下了很多温馨的画面，成为她在以后人生路上前进的强大动力。
　　（雨声摘自《中华家教》2015年第9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