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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河文化在人类发展史上扮演着重要的角色。位于京畿门户，九河下梢的天津，优越的地理位置决定了城市的开放性，其河文化的色彩也更为浓重。本文将以历史上三个重要的时期：元代、明朝及近代为时间窗，洞悉天津河文化的形成，并从中分析出天津河文化海纳百川的特点，以及其给城市发展带来的建筑、曲艺、金融和城市布局等方面的深远影响。
关键词：天津；河文化；城市发展
一、天津河文化的形成与特点
天津平原位于华北平原的东北部，东临渤海湾，往西通过冀中平原与太行山脉相连，往北和燕山山前平原接壤，东南面越过鲁西北平原是泰山山脉，整个地势像一只不规则的簸箕口。基于这种地势，发源于太行山区和燕山地区的河流，都汇集天津，流往渤海，这即是著名的海河水系。
在长达一千多年的历史长河中，海河水系历经东汉献帝改道，隋炀帝开凿大运河，唐代开渠的分分合合，最终奠定了各河汇集天津三岔河口，形成海河干流，东流入海的格局。
（一）天津河文化的形成
“天津”的得名，与河流有着密切的关系。据《金史·河渠志》记载：“泰和六年十二月，通济河创设巡河官一员，与天津河同为一司，通管漕河南岸，上名天津河巡河官隶都水监。”吴延华所作《天津县志》后序写道：“盖天津河之名，仅见于《金史》，赵宋以前未之闻也”。据旧《静海县志》记载：“界河，谓天津河，以宋、辽分界得名。”由此可见，历史上存在一条叫“天津”的河，而这条河极有可能就是直沽的界河。也有另一种说法是，“天津”虽说是河，但并非是实际存在的自然河流，而是一条寄寓着人们美好愿望的浩渺宇宙空间的河。在大诗人屈原的《离骚》中有过这样的诗句：“朝发轫于天津兮，夕余至乎西极。”屈原这里所说的“天津”，是指银河。这一点唐朝房玄龄在《天文志》中有明确的记述：“天津九星，横河中，一曰天汉，一曰天江……”这段记述确切说明了“天津”是浩瀚的银河星群中的九星。这么一来，就不难理解为何朱棣赐名时想到“天津”这个词了，无论是关于天河的描述还是天津河的记载，想必他都有所耳闻。由此可以肯定的一点是，无论“天津”一词源于哪一种说法，都与河流有着不可分割的联系。而天津河文化的形成，也是一个慢慢积累的过程。
1.元代的漕运交流
直沽原为海河之名，因此有时直沽又泛指海河两岸更大的范围。元王喜《治河图略》中，有地图六幅，其中在《宋河之图》、《今河之图》和《治河之图》上，天津市区的标明是大直沽。明代胡文璧在《旧志序》中说：“元始立海运万户府于今城八里”，这个万户府就设在大直沽。明末清初的历史地理学家顾祖禹于清顺治十六年开始，历时三十年撰成的《方舆纪要》中记载：“大直沽在县东南十里。小直沽受群川之流，大直沽又在其东南，地势平衍，群流涨溢，茫无涯，故有大直沽之名。”
由于漕运的发展，天津最早的两个居民便是在大直沽和三岔口首先发展起来的。据《天津卫志》记载：“元流四海，东南贡赋集刘家港，由海道上直沽，达燕都，舟车攸会，聚落始繁，有宫关，有接运厅，有临清万户府，皆在大直沽。”《长芦盐法志》记载：“天后宫在天津东门外小直沽。元泰定三年八月，作天妃宫于海津镇即此，历前明屡加修葺。”
这说明自元初至元十九年开海漕，南方的漕粮从江南的刘家港启程，经海上至大直沽进入海河，以海河东岸的大直沽为终点，再由北运河转入大都，南来北往的官员、客商和船工多聚集于此。“晓日三岔口，连樯集万艘”的诗句，真切的反映了当时繁盛的景象。这一带还开辟了大块的盐田，延三岔河口海河东岸向南延伸的狭长地带，是专门储盐的地方。因为这里的地理位置日趋重要，元政府便在此设立接运厅和临清运粮万户府，成为海河运转枢纽。
為满足漕运船工祭祀的需要元政府又先后建立了两座天妃宫，分别位于大直沽和三岔河口。其中，大直沽的天妃宫被称为东庙，建立时间约在元初至元十九年后的十几年间，始称天妃祠，泰定时毁于火，后又重建，天历二年加赐庙额“灵慈宫”。另一座建立在小直沽的天妃宫被称为西庙。明代无名氏《直沽槕歌》中说：“天妃庙对直沽开，津鼓连船柳下催。”两座天妃宫的先后建立，更加促进了该地区漕运和商业文化的发展，促进了城市的兴盛，也正是因此，大直沽在元代便成为了经济、政治、军事、宗教文化中心，而河文化也随之开始发展起来。
2.明朝的军事发展
明代在天津建城设卫，绝非是天子为纪念胜利一时兴起，这与天津位于九河下稍海河水系的地理位置是分不开的。其目的有二：一是从军事考虑，天津可以戍守京都。天津这个地理位置极为特殊，这里既是海防前线，又是京畿门户，历史上其在宋辽对峙时还是边防要地。朱棣自然清楚这一点，在这里进行大规模的军事建设对于他能稳坐京都是十分必要的。其在天津设有三卫，采取了“局部封闭，总体开放”的规划原则，避开了沿河的商业区，大多建设与城内，这也为天津城日后的“总体开放”奠定了基础。二是从经济考虑，这里可以运输漕粮。明成祖朱棣将首都由南京转到北京之后，京都得漕粮仍然靠江南供给，北京大都出现了所有军需民食“无不仰给于江南”的局面。三岔河口的漕运在这个时候无疑起到了很大的作用，天津的漕运转输功能显得更为重要和突出，逐渐成为运河北端最理想和最重要的漕粮运输、仓储城市。
天津由此成为了漕粮北运的重要终点集散储存码头，也是运军将附载货物脱手发卖的终点站，从而在这里形成南北货物交流的理想集散地，吸引“南北舟车，并集于天津”，各地商贾“鱼贯而入，殆无虚日”。当时的三岔河口每年都有庞大的漕船队伍到达，粮船一到，从南方带来的瓷器、布匹等物品布满了街道。大量土产物品源源不断地涌入，充实了天津货源。1487年起，每年经天津转输的漕粮都在400万石上下。芦盐也由天津卫源源运往中原地区。大运河的通航，使商品物资、贸易行旅也有了迅速发展。《天津卫志》说：“城西北沿河一带，旧有杂粮店，商贾贩粮百万，资运京、通。”明廷又应允漕船夹带二成货物，使得“南艘鳞集，商有兴贩之便。”一时之间，“百货倍往时”，沿南运河一带市声鼎沸。人影如云；成为当时天津市区繁华的中心。天津在这一时期的商业大跨步发展，得意于明朝的军事需求，河文化也因此倍显发达。
关键词：天津；河文化；城市发展
一、天津河文化的形成与特点
天津平原位于华北平原的东北部，东临渤海湾，往西通过冀中平原与太行山脉相连，往北和燕山山前平原接壤，东南面越过鲁西北平原是泰山山脉，整个地势像一只不规则的簸箕口。基于这种地势，发源于太行山区和燕山地区的河流，都汇集天津，流往渤海，这即是著名的海河水系。
在长达一千多年的历史长河中，海河水系历经东汉献帝改道，隋炀帝开凿大运河，唐代开渠的分分合合，最终奠定了各河汇集天津三岔河口，形成海河干流，东流入海的格局。
（一）天津河文化的形成
“天津”的得名，与河流有着密切的关系。据《金史·河渠志》记载：“泰和六年十二月，通济河创设巡河官一员，与天津河同为一司，通管漕河南岸，上名天津河巡河官隶都水监。”吴延华所作《天津县志》后序写道：“盖天津河之名，仅见于《金史》，赵宋以前未之闻也”。据旧《静海县志》记载：“界河，谓天津河，以宋、辽分界得名。”由此可见，历史上存在一条叫“天津”的河，而这条河极有可能就是直沽的界河。也有另一种说法是，“天津”虽说是河，但并非是实际存在的自然河流，而是一条寄寓着人们美好愿望的浩渺宇宙空间的河。在大诗人屈原的《离骚》中有过这样的诗句：“朝发轫于天津兮，夕余至乎西极。”屈原这里所说的“天津”，是指银河。这一点唐朝房玄龄在《天文志》中有明确的记述：“天津九星，横河中，一曰天汉，一曰天江……”这段记述确切说明了“天津”是浩瀚的银河星群中的九星。这么一来，就不难理解为何朱棣赐名时想到“天津”这个词了，无论是关于天河的描述还是天津河的记载，想必他都有所耳闻。由此可以肯定的一点是，无论“天津”一词源于哪一种说法，都与河流有着不可分割的联系。而天津河文化的形成，也是一个慢慢积累的过程。
1.元代的漕运交流
直沽原为海河之名，因此有时直沽又泛指海河两岸更大的范围。元王喜《治河图略》中，有地图六幅，其中在《宋河之图》、《今河之图》和《治河之图》上，天津市区的标明是大直沽。明代胡文璧在《旧志序》中说：“元始立海运万户府于今城八里”，这个万户府就设在大直沽。明末清初的历史地理学家顾祖禹于清顺治十六年开始，历时三十年撰成的《方舆纪要》中记载：“大直沽在县东南十里。小直沽受群川之流，大直沽又在其东南，地势平衍，群流涨溢，茫无涯，故有大直沽之名。”
由于漕运的发展，天津最早的两个居民便是在大直沽和三岔口首先发展起来的。据《天津卫志》记载：“元流四海，东南贡赋集刘家港，由海道上直沽，达燕都，舟车攸会，聚落始繁，有宫关，有接运厅，有临清万户府，皆在大直沽。”《长芦盐法志》记载：“天后宫在天津东门外小直沽。元泰定三年八月，作天妃宫于海津镇即此，历前明屡加修葺。”
这说明自元初至元十九年开海漕，南方的漕粮从江南的刘家港启程，经海上至大直沽进入海河，以海河东岸的大直沽为终点，再由北运河转入大都，南来北往的官员、客商和船工多聚集于此。“晓日三岔口，连樯集万艘”的诗句，真切的反映了当时繁盛的景象。这一带还开辟了大块的盐田，延三岔河口海河东岸向南延伸的狭长地带，是专门储盐的地方。因为这里的地理位置日趋重要，元政府便在此设立接运厅和临清运粮万户府，成为海河运转枢纽。
為满足漕运船工祭祀的需要元政府又先后建立了两座天妃宫，分别位于大直沽和三岔河口。其中，大直沽的天妃宫被称为东庙，建立时间约在元初至元十九年后的十几年间，始称天妃祠，泰定时毁于火，后又重建，天历二年加赐庙额“灵慈宫”。另一座建立在小直沽的天妃宫被称为西庙。明代无名氏《直沽槕歌》中说：“天妃庙对直沽开，津鼓连船柳下催。”两座天妃宫的先后建立，更加促进了该地区漕运和商业文化的发展，促进了城市的兴盛，也正是因此，大直沽在元代便成为了经济、政治、军事、宗教文化中心，而河文化也随之开始发展起来。
2.明朝的军事发展
明代在天津建城设卫，绝非是天子为纪念胜利一时兴起，这与天津位于九河下稍海河水系的地理位置是分不开的。其目的有二：一是从军事考虑，天津可以戍守京都。天津这个地理位置极为特殊，这里既是海防前线，又是京畿门户，历史上其在宋辽对峙时还是边防要地。朱棣自然清楚这一点，在这里进行大规模的军事建设对于他能稳坐京都是十分必要的。其在天津设有三卫，采取了“局部封闭，总体开放”的规划原则，避开了沿河的商业区，大多建设与城内，这也为天津城日后的“总体开放”奠定了基础。二是从经济考虑，这里可以运输漕粮。明成祖朱棣将首都由南京转到北京之后，京都得漕粮仍然靠江南供给，北京大都出现了所有军需民食“无不仰给于江南”的局面。三岔河口的漕运在这个时候无疑起到了很大的作用，天津的漕运转输功能显得更为重要和突出，逐渐成为运河北端最理想和最重要的漕粮运输、仓储城市。
天津由此成为了漕粮北运的重要终点集散储存码头，也是运军将附载货物脱手发卖的终点站，从而在这里形成南北货物交流的理想集散地，吸引“南北舟车，并集于天津”，各地商贾“鱼贯而入，殆无虚日”。当时的三岔河口每年都有庞大的漕船队伍到达，粮船一到，从南方带来的瓷器、布匹等物品布满了街道。大量土产物品源源不断地涌入，充实了天津货源。1487年起，每年经天津转输的漕粮都在400万石上下。芦盐也由天津卫源源运往中原地区。大运河的通航，使商品物资、贸易行旅也有了迅速发展。《天津卫志》说：“城西北沿河一带，旧有杂粮店，商贾贩粮百万，资运京、通。”明廷又应允漕船夹带二成货物，使得“南艘鳞集，商有兴贩之便。”一时之间，“百货倍往时”，沿南运河一带市声鼎沸。人影如云；成为当时天津市区繁华的中心。天津在这一时期的商业大跨步发展，得意于明朝的军事需求，河文化也因此倍显发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