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戌狗”年岁中，有过一场热闹非凡的“论争”，让人至今不忘。据说全世界有130多万华人（当然是有文化的读书人），通过网络投票的形式，评出了10位“我心目中的国学大师”；鲁迅先生忝列其中。有趣的是国人中的一些“国学名流”对鲁迅先生的入选，很是不以为然，其根据则是鲁迅先生“既不读‘经’，又不研‘史’”，根本不是“国学家”，更谈不上“国学大师”了。至于小说和杂文，只能算雕虫小技，未入“国学”之流。为表示时下“国学”派的大度，于是封给鲁迅先生一个雅号——“半个国学大师”。这让人联想起自诩为“大师”的李敖先生，也曾说过鲁迅没写过长篇小说，不能称为“真正意义”上的文学家。实话实说，李“大师”的长篇小说——《上山•上山•爱》，在“浊者”我辈的眼中看来也只不过是教人“房中术”之类的“三枝九叶草”而已。
　　大凡读过鲁迅著作的人大概都知道，在那“风雨如磐”的年代，先生多次申明：“我主张青少年少读，或者简直不读中国书，乃是用许多苦痛换来的真话，决不是聊且快意，或什么玩笑，愤激之辞。”从这点上来看，鲁迅先生连“半个国学大师”的资格都不够。鲁迅先生谢世70多年后殊荣“半个国学大师”的头衔，实在是违背先生的意愿，勉为其难，未免有些滑稽和荒唐。
　　可是，从读书和研究“国学”的视点去看，鲁迅先生曾经下过大力气“攻读”和“咬嚼”“诸子百家”的“经”和“史”，甚至去“读佛”。看看先生生前的购书账单，就可以一目了然，为了当“绿林好汉”，不惜金钱去购买“盒子炮”。鲁迅先生撰写或校勘的《汉文学史纲要》、《古小说钩沉》，以及《嵇康集》、《后汉书》等学术专著，恐怕那些自以为是“国学家”者也望尘莫及。一篇《估〈学衡〉》勾勒出“国粹派”的嘴脸，“倘使字句未通的人也算是国粹的知己，则国粹更要惭惶煞人”！让“国粹派”足以汗颜。用鲁迅先生自己的话讲，“因为从旧垒中来，情形看得较为分明，反戈一击，易制强敌的死命。”这就是兵书上说的“知己知彼百战不殆”罢！
　　鲁迅的朋友郁达夫先生在纪念先生的文章中说，“如问中国自新文学运动以来，谁最伟大？谁最能代表这个时代？我将毫不踌躇地回答：是鲁迅。鲁迅的小说，比之中国几千年来所有这方面的杰作，更高一步。至于他的随笔杂感，更提供了前不见古人，而后人又绝不能追随的风格，首先其特色为观察之深刻，谈锋之犀利，文笔之简洁，比喻之巧妙，又因其飘逸几分幽默的气氛，就难怪读者会感到一种即便喝毒酒也不怕死似的凄厉的风味。”鲁迅的“论敌”林语堂先生在《悼鲁迅》的文章中讲过这样的话，“德国诗人海涅语人曰，我死时，棺中放一剑，勿放笔。是足以语鲁迅。”可见鲁迅先生“存铁取‘敌’，别立新宗”的战斗精神。
　　日前拜读季羡林先生的新著《病榻杂记》，其中有先生“三辞”，即辞“国学大师”、辞“学界泰斗”、辞“国宝”的肺腑之言，十分感人，受益匪浅。季老在辞“国学大师”的文字中说，“除了尚能背诵几百首诗词和几十篇古文……宏观上谈一些与国学有关的自谓是大而有当的问题比如天人合一外，自己的国学知识并没有增加。环顾左右，朋友中国学基础胜于自己者，大有人在。我在这里昭告天下：请从我头顶上把‘国学大师’的桂冠摘下来。”“三顶桂冠一摘，还了我自由自在身。身上的泡沫洗掉了，露出了真面目，皆大欢喜。”
　　鉴于此，窃以为我们应当替鲁迅先生请辞“半个国学大师”的桂冠，这符合先生遗嘱中所说“不要做任何关于纪念的事情”的意愿，让鲁迅先生在九泉之下更宁静地睡着，别吵醒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