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6年唐山大地震，很多地方谈“震”色变。我所在的知青点搭起一排排地震棚，知青们晚上大都住在防震棚里。防震棚里一是人多，过于嘈杂;二是稻草地铺，没有桌椅，我一人躲在宿舍里写作。听到关于“近几天有地震”的传言，就趴在床底下写……多年后，和当年同宿舍的知青聚会，我把自己的几本书送给他们时，一位室友感慨地说，那时候就觉得你一定能成作家。久久为功，你坚持下来了。四十多年过去，我一直是“业余”创作。无论岗位如何变化，无论工作多么繁忙，无论处境怎样艰难，无论压力何等沉重，我从没停下手中的笔。有一次到京外调研，十天时间马不停蹄，回来后，除了撰写调研报告，不久我出版了一本散文集。同行的同志无不惊讶：你小子天天晚上是在房间里干“私活”呀？还有一回随团出国考察，也是十天的时间，白天的行程安排得很滿，我利用晚上的时间把那些触动我、感动我的人和事用散文随笔记下来，有时一晚上写一篇，有时一晚上写两三篇，回来不久，也出版了一本散文集。久而久之，创作成了我生活中的一部分，甚至说是生命的一部分。写长篇的时候，我给自己定一个规矩：白天不管多忙多累，晚上必须完成计划的写作任务。到出版社工作前，我以为到了出版社可能会有更多的时间搞创作。没想到几乎所有的白天（包括节假日）都用在了工作上，选题策划、作者交流、审读书稿、图书营销、文稿起草、理论学习、思政工作、日常事务……晚上回到家，吃罢饭把碗一推，坐到书桌前，打开电脑开始写作，往往一坐就是四五个小时。一行行、一个个文字，渐渐积累成几百万字。这几百万字，是心血的结晶，是时间的回报。我同时认为，这也是感情的收获。不能想象，如果一个作家对文学、对文字、对写作没有深厚的感情，不是发自内心地去爱，即使“业余”也当作一种事业去对待，怎么可能孜孜不倦，怎么可能身心投入？我曾读过一本写某位科学家的书，书中介绍这位伟大的科学家二十八年默默无闻搞研究。其实，哪个作家不是几十年如一日地“爬格子”？
　　 2012年2月22日，我曾在《文艺报》发表过长篇小说《漂二代》的创作谈《感情是现实主义创作的重要元素》。文学来自生活，是生活的反映或表现，在我看来，它更是作家感情的流露和体现。作家笔下的每一个人物，每一个故事，如果不是真正动了感情，倾注感情，很难让人物鲜活，很难让故事动人。而这种感情的积累相比起时间的累加，需要更持久、更深入。《漂二代》并非我第一次、更不是最后一次写生活在京城的北漂一族。这之前，我已经发表过中篇小说《北京户口》，这之后发表的北漂一族题材的小说更多，人物涉及洗车店小工、街头修鞋匠、环卫工、小区收破烂的、停车场收费的、高档写字楼保洁员、拦车乞讨的、进京上访的、大学毕业漂在北京的……有人问我为什么对这样一个群体情有独钟，而且十多年来一直在写这类题材。其实我对这个问题的思考，已有很长时间。改革开放以来，经济发展，大规模外来人口与大量流动人口的进入，让北京、上海、广州、深圳等大都市呈现出“杂色”，各种文化在此交流、碰撞、交汇和融合，使城市拥有了新鲜的活力和文化上的多样性。城市发展迫切需要大量的劳动者，同时劳动者也是消费者，然而又难以保证城市外来人口享有同等待遇。二十世纪八十年代末、九十年代初，这些进城务工人员被称之为“农民工”，甚至一度被称之为“盲流”。我清楚记得，每到重大节日前夕，城市就开始驱赶这些“无户口、无房子、无固定职业”的“三无”人员。他们一个个、一群群从我面前走过时，投来的目光有无奈、有求助、有怨恨、有愤怒，让人不敢与之对视。我单位一位大学毕业漂在北京的同事气愤地说：“这叫什么事？我手头还有很多工作要做……”说着，眼泪夺眶而出。这种情景深深地印在了我的心灵深处。这种较为突出的不公平现象，对第一代进城务工人员有过一定的影响，但并不是很大或者说不很严重。因为“进城打工挣点钱，回家盖新房子，改变一下生活现状”是大多数第一代进城务工人员的基本诉求。而对他们的后代即“漂二代”学习上、事业上、工作上、生活上特别是精神上的打击和危害是十分严重的。他们出生在都市，或很小的时候就跟着父母来到城市，尽管他们中有不少人住在廉价的出租屋里，但他们看到的是都市的天空，呼吸的是都市的空气，行走的是都市的大街，脑海中不停翻腾的是都市景象。更重要的一点是，不管他们的父母在都市从事哪一种工作，都是在为这座都市和都市的人服务，为这座都市出力流汗……忽然有一天，在入学、就业、购房、买车等事关他们切身利益的事情上，因为户籍而遭到严厉和无情地拒绝，可以想象他们的痛苦、不满和无奈。索尔·贝娄曾将他笔下身份缺失的主人公称为“挂起来的人”，我把笔下这些人称为“漂着的人”。那几年，每年都有找我咨询或帮助给孩子找学校办入学的老乡、朋友。他们大都泪眼汪汪地说：“孩子不送回去没书读，送回去又没法子照顾，这不是难为人吗？”这就是我写中篇小说《北京户口》的生活来源。还是在十多年前，北京北四环外北沙滩桥下十字路口每天都可见到拦车乞讨的人群，虽然有人在驱赶他们，我想的是他们来自哪里，为什么冒险穿行在车流之中做这种事情？于是，我通过几次努力，终于约到一个男孩子。那天晚上，我和他坐在马路牙子上喝啤酒。红灯亮时，他起身去乞讨。每讨到一张面额不大的“票子”，他就会洋洋得意、眉飞色舞。渐渐地，又有几个孩子也凑了过来。他们互相调侃，互相嘲讽，互相对骂，开心起来好像生活并非不容易。听了他们不同的讲述，我了解了他们，理解了他们，同时也被深深地触动。此后，我对“京漂一族”投入了很多时间、很多精力，很多心血。中国作协组织作家定点深入生活，我申请到北京市朝阳区重点采访和调研外来务工人员工作和生活情况。我认为，我关注的不是一个人，而是这样一个群体，一个庞大的群体，一个不容忽视的群体。当然，我不是简单地为这一群体贴标签，而是要提示，身处此种社会境况之中，他们的存在是无法回避的，也是不容忽略和忽视的。因为这样一个庞大的群体一旦从大都市消失，大都市的呼吸甚至生命健康都会受到严重影响。作为一种在阶层/政治规约下的经济/生活共同体的“北漂”一族，留给他们的，已经不仅仅是制度和社会问题，更是引发了深层次的内心选择和价值取向的精神危机。因而我认为，所谓底层立场和平民意识，其本身也是立体而丰富的，不能简单地归之于某种显而易见的倾向性。我试图将人物和事件本身的所应面对的期许与反思、想望与审视统统呈现出来。当然，在写作的时候或者说在下笔的时候，在坚守底层立场和平民意识时，我努力保持理性审视的力量，以求使之从一种普通的情感上升到心理层面的映射，甚至精神层面的反思。而且在写作过程中，我所着意侧重的是他们各自的个性乃至主体性，想写出他们身上的温情与爱意、无奈与苦痛、困惑与迷惘、追求和向往。渐渐地，我与现实中的他们中的一些人有了感情，与我笔下的人物有了感情。这种感情，源于一个作家的社会责任感，同时源于一个作家对现实主义创作的理解。我所理解的“现实感”，其中所包含的意思，既有对生活实感和命运遭际的书写，又不乏对内心世界和精神体验的叙述。须知任何形式的现实主义，表面上看是关注外部世界现实状况的书写倾向，实际上，感情的介入往往同时掺杂其间，也唯其如是，才能避免对小说写作的简单化理解，才能还原事物本身的丰富性和立体感。
　　 对类型生活的特定关注是我持续不断甚或是逐渐升温的写作尝试，尤其对底层人群的生活样态倾注了大部分的精力和笔力，这也许与我关注各种生存状态中的平民意识，以及在这个过程中不断流露的平民感情息息相关。如此这般的感触和思考，构成了某种难以名状的情结，一直萦绕在我的心中，挥之不去。直到今天，这个群体还是我持续投入情感、持续写作的对象，鲜活地走进了我的小说里。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了一个崭新而伟大的时代。“农民工”的称谓被“新市民”替代，大都市向他们敞开宽广和无私的胸怀，其中不少漂一代、漂二代跻身于各个领域、各个行业，有的事业有成，孩子们也可以同都市的孩子一样享受教育的机会，北京北沙滩十字路口拦车乞讨的人群早已消失了……然而，我发现文化融入还需要漫长的时间，这，就是我仍然在努力用文学反映和表现的推动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