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2年——1984年，农村土地承包制度席卷中国大地的时候，陕西农村人民公社中的农民并没有进行什么惊天动地的制度创新。完成土地均分过程所做的种种制度安排，与当时中国其他广大农村地区并无二致。
　　
　　换地、换地
　　
　　故事发生在关中平原的富平县刘家堡村。刘家堡村被东西向的西韩铁路一分为二，村子在铁路北边，约有一半土地在铁路南，地头有一口井。在渭北高原上，这口井是当地的一个明星。井深150多米，4口寸井水依然清澈如故，不会有纹丝泥沙。由于该井的存在，铁路南的土地，虽然离村庄有几里之遥，仍然是一块人人争要的上等土地之一。
　　分地的时候，村民将耕地分成上中下三等，以抓阄的方式分地。由于抓阄是个随机过程，生产队中原来管理水泵的技术人员并没有分得水井周围的土地。夏季来临之后，水井周围的责任户试图合伙浇地，由于经验不足，水泵故障发生率必然提高。在换泵的过程中，底下几节4口寸粗的水管，跌进了50米深的井底，需要动大手术才能打捞上来。井废在那里，生产队也没人管。原来技术人员责任田不在井周围，忙着自己的农活也无暇顾及，三年五载下来，明星井报废了。
　　老队长的大儿子军良原来分得的是村边上的好地，多少年来一直与别人换地。井边上的地也是好地，但是离村子有几里路远，每天来回两次干农活儿就要走很多路，尤其给地上肥时，要把肥料从家里拉到铁路边上的地里可是个移动泰山的工程。许多年岁大的人愿意把地换成离家近的好地。经过5、6年时间的交易，到1991年时，军良把家里的几块地换到井四周。
　　承包制具有激励农民劳动积极性的作用，但是承包制也把原来人民公社制度下技术劳动与技术装备的合理配置通过抓阄的方式强行拆开（这口井的废弃可以看作是一次意外的转型成本），由此诱发了新的难题。一个人要冲破这种制度限制，通过无市场的土地交易，实现技术劳动和技术装備（水井装置）的重新配置，需要大概5－6年的时间，付出了高昂的交易成本。
　　
　　井的价值
　　
　　把地换到井边后，军良跟大队要求承包这口废井。因为这口井已经报废数年，再不整修可能永久性报废，生产队乐得将井承包出去。军良花了1个月零8天的时间，把跌入井底那4根约合12米长的钢管捞出来。估算一下，打捞每根管子平均花了9天半的时间。捞出井管后，清理井口，重新装好水泵，废弃水井抽出了新水。
　　陕西关中夏季是小麦，秋季是玉米，一个作物年度浇4次水。每次浇水大约需要7个工作日。4次浇水，约需1个月时间。换句话说，在作物种植结构为夏秋两季“小麦—玉米”轮种时，灌水工序约需1个月时间。一年中，水井约有11个月处于闲置状态，是没有多大价值。可是，随着种植结构的变化，蔬菜、水果等经济作物的需求大幅上升。这些经济作物价格比粮食价格高很多，并且是一年四季都需要浇水。水井的价值在“小麦—玉米”作物结构转向“蔬菜—水果”种植结构后，铁路南水井的价值一下子提高了10倍。村民们的态度也大不相同：我家地底下的水给你抽出来浇我家的地，你反来收我家的钱，太不公平了。村民要求重新分配这口井。老队长和儿子的观点则是：你们当初把这口井搞坏了。现在我们费了九牛二虎之力修好井，有好处了，你们来要，什么人嘛！两边对利益重新分配的看法不一致，争执不下。
　　


　　由于作物种植结构随市场产品价格结构的变化，导致财富向一部分勤勉和富于经济直觉的个人手中转移。但是，由于产权在承包制度中界定不清晰，作为公共部门和全社会居民应该享有的资源税也连带转移到了具有企业家直觉的新式农民手中。这部分原来潜藏在地下的水资源税是经济中的新增份额，应该归于代表全体居民的乡村公共组织：村委会和乡镇政府，然后再按照税收（费收）二次分配原则，用于公共支出或返还村民。在这一点上，乡村基层组织和农村居民的利益是一致的。
　　
　　夺 标
　　
　　村里和乡里倾听了村民的意见，决定招标。另外招标得来的收入并非是资源税收入，而是水井在种植结构等经济制度环境变化后的升值性收入，显然应该归于公共资产的代理人—乡村组织。因而地方基层政府的积极性很高。招标的标的物在标书上是一口废井，8000元起价。
　　第一轮报上来的有15户，约占全村户数的1/3，可想而知，还有许多人家由于受这8000元起价的预算约束没有参与竞标。当时用井浇地每小时收费10元，电费成本5元，如果包括固定折旧和维修的话，每小时的净收益在4元左右。按一天10小时，1年用150天计算，一口井的年纯收入是6000元。因而这口井是一个稳定的收入流来源。第二轮竞标定为17000元，是第一轮竞标中的最高报价。在这个价位上，参加竞标的仅剩6户人家，都表现出志在必得的架势。在当地打一口新井的价格是2.4万元。所以竞标的上限是2.4万元。其实2.4万元的新井也未必比得上这口井，因为这口井在当地农忙的时候曾经连续抽水7天7夜，抽出的水还不变颜色，就像下面有条地下河流一样。
　　老队长家里可以调集的资金有1.3万元，他预计超过2万元竞得的可能性较大，于是就填报了2万元。可是到了竞标的时候，听说有人交上去的最高价是2.22万元（这个200元零头也很有算计，投标人觉得人们投2.2万元的可能性较大，所以他只多报了200元）。于是他赶紧把先报上去的条子要回来，说写错了，在新要的条子上写上报价2.25万元，比那个人多300元。一公布结果，他中了。
　　
　　谈 判
　　
　　根据规定，第二天中午要把这2.25万元交出来，否则井就给别人了。他在亲戚那里又凑了2000元，总共1.5万元，还差7200元。自己昨天夸下了海口，如今拿不出钱来，不好意思去，让三儿子把钱拿到村委会里去。看人家要不要，结果村里说不要。儿子从村里打电话来说7200元赖账是不行的。
　　老队长在电话里问村干部说，你们当初拍这口井的时候说的是废井，可是现在这口井是好井。当年我家整治这口井，淘井、修井台花了多少钱，你是不是想让我把这口井台炸掉，让人家花2.2万元把这口井拿走？
　　村干部说那你把那个井台拿走。老队长说拿走那么容易啊，原来电线是明线，高压电下来是变压器，接150多米。曾经给人盗割了好多次，家里成天有人在那里看着。最后是挖了几米深放了电缆埋过去。当初埋线就花了1000多元。
　　老队长说那你是不是想让我把电线刨出来让别人再挖一遍呢？这下把村干部问住了，他说这不是浪费吗？那我们给你饶点价吧。结果村里收下了1.5万元。
　　


　　在此次拍卖中，从竞标的过程到谈判的过程都是一个博弈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信息不断被筛选、集中和达到均衡。老队长利用了自己的经验，利用了村委会在招标合同中规定的标的物和实际资产不一致的矛盾，利用了自己多年在人民公社时期积起来和村镇干部打交道的人际关系，获得了拥有这口井的权力。这几个因素缺少一个，他都得不到这口井。但是这个博弈一经成立，就是村组织与竞标者个人之间的游戏，国家和其他利益相关者的利益均被排除在外了。
　　
　　国家利益与资源税
　　
　　当水资源越来越稀缺的时候，应该收取资源税。“我家地底下的水给你抽出来浇我家的地，反过来你收我的钱，太不公平了。”这实际上反映了资源的社会性，当一小部分人因为技术、规模经济等原因打了这口井（占用了这个资源），给其他人浇地的时候，国家是应该收取资源税的。
　　在整个承包、发包和竞标投标的过程中，没有人讨论资源税的问题。作为中央政府在基层的代表，根本不考虑资源税，他考虑的是投标金额的高低，因为这笔钱是拿到地方政府手中的，地方政府并不在意中央政府和全社会拿到资源税的事情。可以说，国家的资源税在这场博弈中被双方瓜分掉了，所以双方倒是愿打愿挨的事。
　　但是从全社会的角度来看，还有一个资源使用的期限问题，得标后，这口井就无限期地成为老队长家的了。国家的土地承包期是30年，至少基层政府可以把期限定在30年，超过30年，这口井就得重新分配了。那么为什么没有这么做呢？其实博弈的双方在这里有一个共谋，都参与了蚕食国家的利益。通过牺牲国家资源永久所有权的权力，来获得他们在招投中的各自所得。由此我们可以看出，承包制在实施过程中，为后续发展留下了相当大的制度重塑的任务。这一点是目前很多人都没有看到的。
　　其实，乡村组织承包专业产生和刘家堡村民在承包制后，以时序演化出的种种制度变化，还具有更广泛的一般性。例如在城市地区早年出现的经济特区、国家实验区、高新技术开发区和高校科技园区，某种意义上都是由于某种特定制度环境变化而使得某一种（某一个地区）资源变得昂贵起来。高新技术开发区设计使得原来一些“废弃”不用的“废井类”设备变成了生产的必需品。原来是全社会享有的社会资源，现在被高新技术产业集团占有了。这些必需品使得一些相配置的连带国土和资源高昂贵重起来，而这些资源原本属于公共所有。
　　原来是全社会享有的社会资源，现在被高新技术产业集团占有了。城市里的高新技术园区与故事中的那口井简直一模一样。结构的变化导致稀缺性的变化，原来充裕的变得稀缺，原来稀缺的变得充裕，于是要素价格发生变化。价格变化就意味着存在一个租金，有了租金就会有人寻租，有人寻租就会出现利益集团。那么此时国家立法机关在这个涉及国家利益的事件中无所作为的话，将是一个大失败。这个案例的调查说明，我们国家应该尽早通过立法来保护国家和全民的利益。
　　（作者为北京大学经济学院副院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