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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诗经》“夷夏观”是儒家民族观的重要内容，其所反映的华夏中心观以及“用夏变夷”观既蕴涵了儒家“大一统”的思想，又承载着民族宽容精神，以丰富的和谐思想主导民族交流与融合。本文旨在辩证分析
关键词：夷夏观；宽容精神；和谐统一；民族交流
“夷夏观”是在华夏族与四方之夷不断交流融合中形成的相对固定的族群观念，族群间的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的交往是其形成的社会基础。这种观念族群意识显现出来，即以某一族群主体的形成为基础，在与另一族群交流、交往时，发现自己族群与其他族群有着不同的生活方式以及文化文明，从而产生的对自身族群文化的认同感以及对其他族群文化的理解。1换言之，“夷夏观”即今日民族观之古代观念形态。《诗经》是我国第一部诗歌总集，记载了西周初年至春秋时期五百多年的社会生活，其中有不少诗作记录了华夏族与其他族群交往的事实，集中体现了《诗经》关于处理夷夏关系的思想基础与思想观念。先秦时期，《诗》是儒家的重要典籍，其“夷夏观”亦是儒家民族观的重要内容，对后世人们认识、处理华夏族与周边各族群的关系有着重要的启示作用。
1、以华夏为中心的天下观
伴随着华夏族体的诞生，华夏族的主体意识也就产生了。华夏族是汉族的前身，产生于原始社会的末期，有着较为漫长的发展历程，经过夏、商、周三代的初期发展，在春秋、战国时期逐渐壮大，最后在秦汉时期形成。2至于名称，夏朝的建立则是这一民族形成的标志，因而称为夏族，又以华族称谓则是对夏族服饰的反映，因而，“华夏这个族称则是夏族或华族的综合语和同义语”3。夷、蛮、戎、狄不过是华夏统治者对其疆域四周其他民族的泛称，这些四方非华夏族人皆可统称为夷。4这与其各处的地理位置有很大关系。华夏族长期生活在黄河中下游地区，据《何尊》记载：“宅兹中国”，“中国”指天下的中心位置，后来也称之为“中原”地区，环绕在中心的便是各少数族群——夷。正如《诗经》所言：“川泽訏訏，鲂鱮甫甫，麀鹿噳噳，有熊有羆，有猫有虎。”5中原地区土地肥沃，物草充足，是理想的居所。因而华夷形成了不同的经济格局：华夏以农业为基础，形成了农耕文明；夷以游牧、捕猎为基础，形成了游牧文明。相比较而言，华夏民族的农业经济更加稳定。夏朝的建立，商、周的发展，华夏民族不断发展壮大，自然希冀征服其他族群，形成大一统于华夏的局面。
华夏中心观是建立在华夏族主体意识的基础上而形成的思想观念，体现了华夏族在地理疆域上和文化上的主导性地位。“溥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6，便是体现了华夏族对天下的绝对领属权，四方主土都属于华夏王室的领土，四方之士都是华夏王室的臣子。因而，在《诗经》中出现了大量“中国”与“四方”、“四国”的对举，“旅力方刚，经营四方。”7、“式辟四方，彻我疆土。匪疚匪棘，王国来极。于疆于理，至于南海。”8，这实际是华夏族中心位置与周边各族的环绕位置对比，体现了以华夏为中心的局面。不仅是地理位置上的中心，更是文化的中心。因为华夏对其他族群的统领是受命于天，“上帝既命，侯于周服。”9、“仪刑文王，万邦作孚。”10，自然其他族顺服于己则是践行天命。我们通过分析《诗经》所载华夏族与四夷以会盟、分封等的交往方式，其中彰显了华夏族的中心地位。“至于海邦，淮夷来同。”11讲的就是因鲁国的威名，海上各邦纷纷前来合同；“王锡韩侯其追其貂，奄受北国，因以其伯。”12记载了周为讨伐纣而封北狄、貂酋长为侯伯。更甚者，受华夏王国的威严，周边民族前来朝贡也盛兴一时，正如“翩彼飞鸮，集于泮林。食我桑葚，怀我好音。憬彼淮夷，来献其琛。元龟象齿，大赂南金。”13所描述的，淮夷进献了大量财货给华夏王室。
以华夏中心的天下观念实际是儒家“大一统”天下观的体现，是夏族希望完成天下统一的美好愿望。《诗经》向我们展示了华夏与四夷五方之民共为一土、同居四海的景象，而华夏是这片土地上的“中国”，不仅是地理位置上的中心，还是文化管理的中心。华夏民族以同心圆的方式不断向四周扩展，以形成对中心夏族王室及文明的认同，随着这种认同稳定发展而后同心圆不断扩大，便形成了统一多元的族群格局。
2、“用夏变夷”观念
随着族群交往的频繁，“夷夏之辨”在春秋战国时期逐渐突出。从广义上说，华夷之辩是指华夏民族在与其他民族在地域、种族、文化及因这些差异而引发的矛盾冲突；从狭义上说，则是指在意识形态上夷夏文化的差异以及夷夏关系的定位。《论语·子罕》：“子欲居九夷，或曰：‘陋，如之何？’子曰：‘君子居之，何陋之有？’”孔子认为即使从地理位置上来说是偏僻荒凉的地方，但只有有君子居之，那就不存在偏僻这一说了。言下之意则是，君子能够教化、感染相对落后的地方，使之变成文明之地。孔子认为以礼仪为秩序的华夏文明超越了原始野蛮的文明阶段，主张注重先进文明对后进文明的改造，形成共同的价值取向。这是“用夏变夷”观念的雏形。孟子明确提出“用夏变夷”：“吾闻用夏变夷者，未闻变于夷者”14，充分肯定了华夏文化的先进性，同时否定了夷变夏的可能性。因而，在儒家经典《诗经》中，“用夏变夷”思想也得到了彰显。这实际上反映的是一种文化宽容精神，表现了华夏文明的文化包容性，抛开了以地域、种族、血缘等狭隘的方式划分族群，以文化辨之无疑对当时民族关系的发展和融合产生了深远影响，不断加强了华夏文化与周边各族文化的交流，促进了民族团结与统一。
《诗经》首先指出了夷狄的可教化性，《国风·破斧》载：“周公东征，四国是吪。”周王室统治东方少数民族后，东方各少数族群也受到了华夏文明的教化和影响。并且在这样的文化影响下，也成功实现了族群实体的整合，“古帝命武汤，正域彼四方。方命厥后，奄有九州。”15，则是记载了成汤王征服疆域四方后，四方接受华夏文明的统治，成为华夏王室的一部分。而当在周边少族入侵华夏王室时，《诗经》给出的态度是“戎狄是膺，荆舒是惩，则莫我敢承。”16，夷狄强行与华夏抗敌，会按照华夏制度惩戒，反映了华夏族对戎狄的管理与规范，仍然秉持族群宽容的态度，始终将夷夏视为一体。 在具体施行“用夏变夷”过程中，《诗经》还表现了一个重要的思想——以德治夷。《周颂·时迈》：“载敢干戈，载櫜弓矢。我求鼓德，肆于时夏。”这首诗记叙了周武王巡行诸侯各邦，祈福苍天、山川之神，反映了周武王收据兵刃，希冀施行教化美德，怀柔德治天下。《鲁颂·泮水》虽是记载了收服淮夷的诗篇，“穆穆鲁侯，敬明其德”体现了鲁僖公因德而使淮夷臣服。《大雅·江汉》：“四方既平、王国庶定。时靡有争，王心载宁。”记载的便是周宣王在征服淮夷后，希望用美德去治理此地。事实也证明了，以德治夷能够获得四方的信服，“四方其訓之，不显维德。”17说的是因周文王的美德，四方都来归顺。
在华夏族与其他各族交往中，“用夏变夷”观念 成为主流，这实际是华夏民族追求一统天下的美好愿望，恰恰彰显了华夏文化的包容性，对待异族并不一味地采取排斥的态度，在王者的大局思想指导下，以自身的文化去教化、缩小蛮夷的差异，最终形成华夏一体、天下统一的局面。
参考文献
[1] 周振甫.诗经译注[M].北京：中华书局，2010.
[4]崔大华.儒学的现代命运——儒家传统的现代阐释[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185-204.
[5]石瑛.论《诗经》中所反映的民族关系.民族论坛[J]，1997（4）.
[6]李克建.儒家民族观对我国古代民族关系的影响及现代启示.中南民族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J]，2009（1）.
注释
1.费孝通.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M].北京：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1999：361.
2.“黄河中下游两大新石器文化区系文化上的统一及炎黄两昊诸部落集团的融合，形成了夏人、商人、周人三族。他们发源与兴起的地区虽然不同，祖先传说各异，而三族文化特征大体相同；他们相继兴起与建国，三代交递，到西周己融为一体，他们是华夏族的三支主要来源。”（引王钟翰.中国民族史[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4：71.）
3.田继周.先秦民族史[M].成都：四川民族出版社，1996：266.
4.《礼记·王制》乃载：“中国夷狄五方之民，皆有性也，不可推移。东方曰夷，披发文身，有不火食者矣；南方曰蛮，雕题交趾，有不火食者矣；西方曰戎，披发衣皮，有不粒食者矣；北方不同曰狄，衣羽毛穴居，有不粒食者矣。中国、夷、蛮、戎、狄，皆有安居！和味、宜服、利用、备用。五方之民，嗜欲不同。”
5.《诗经·大雅·韩奕》。
6.《诗经·小雅·北山》。
7.《诗经·小雅·北山》。
8.《诗经·大雅·江汉》。
9.《诗经·大雅·文王》。
10.《诗经·大雅·文王》。
11.《诗经·鲁颂·閟宫》。
12.《诗经·大雅·韩奕》。
13.《诗经·鲁颂·泮水》。
14.《孟子·滕文公》。
15.《诗经·商颂·玄鸟》。
16.《诗经·鲁颂·閟宫》。
17.《诗经·周颂·烈文》。
作者简介
段博雅（1993—），女，汉，四川康定人，西南民族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中国哲学。
（作者单位：西南民族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
关键词：夷夏观；宽容精神；和谐统一；民族交流
“夷夏观”是在华夏族与四方之夷不断交流融合中形成的相对固定的族群观念，族群间的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的交往是其形成的社会基础。这种观念族群意识显现出来，即以某一族群主体的形成为基础，在与另一族群交流、交往时，发现自己族群与其他族群有着不同的生活方式以及文化文明，从而产生的对自身族群文化的认同感以及对其他族群文化的理解。1换言之，“夷夏观”即今日民族观之古代观念形态。《诗经》是我国第一部诗歌总集，记载了西周初年至春秋时期五百多年的社会生活，其中有不少诗作记录了华夏族与其他族群交往的事实，集中体现了《诗经》关于处理夷夏关系的思想基础与思想观念。先秦时期，《诗》是儒家的重要典籍，其“夷夏观”亦是儒家民族观的重要内容，对后世人们认识、处理华夏族与周边各族群的关系有着重要的启示作用。
1、以华夏为中心的天下观
伴随着华夏族体的诞生，华夏族的主体意识也就产生了。华夏族是汉族的前身，产生于原始社会的末期，有着较为漫长的发展历程，经过夏、商、周三代的初期发展，在春秋、战国时期逐渐壮大，最后在秦汉时期形成。2至于名称，夏朝的建立则是这一民族形成的标志，因而称为夏族，又以华族称谓则是对夏族服饰的反映，因而，“华夏这个族称则是夏族或华族的综合语和同义语”3。夷、蛮、戎、狄不过是华夏统治者对其疆域四周其他民族的泛称，这些四方非华夏族人皆可统称为夷。4这与其各处的地理位置有很大关系。华夏族长期生活在黄河中下游地区，据《何尊》记载：“宅兹中国”，“中国”指天下的中心位置，后来也称之为“中原”地区，环绕在中心的便是各少数族群——夷。正如《诗经》所言：“川泽訏訏，鲂鱮甫甫，麀鹿噳噳，有熊有羆，有猫有虎。”5中原地区土地肥沃，物草充足，是理想的居所。因而华夷形成了不同的经济格局：华夏以农业为基础，形成了农耕文明；夷以游牧、捕猎为基础，形成了游牧文明。相比较而言，华夏民族的农业经济更加稳定。夏朝的建立，商、周的发展，华夏民族不断发展壮大，自然希冀征服其他族群，形成大一统于华夏的局面。
华夏中心观是建立在华夏族主体意识的基础上而形成的思想观念，体现了华夏族在地理疆域上和文化上的主导性地位。“溥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6，便是体现了华夏族对天下的绝对领属权，四方主土都属于华夏王室的领土，四方之士都是华夏王室的臣子。因而，在《诗经》中出现了大量“中国”与“四方”、“四国”的对举，“旅力方刚，经营四方。”7、“式辟四方，彻我疆土。匪疚匪棘，王国来极。于疆于理，至于南海。”8，这实际是华夏族中心位置与周边各族的环绕位置对比，体现了以华夏为中心的局面。不仅是地理位置上的中心，更是文化的中心。因为华夏对其他族群的统领是受命于天，“上帝既命，侯于周服。”9、“仪刑文王，万邦作孚。”10，自然其他族顺服于己则是践行天命。我们通过分析《诗经》所载华夏族与四夷以会盟、分封等的交往方式，其中彰显了华夏族的中心地位。“至于海邦，淮夷来同。”11讲的就是因鲁国的威名，海上各邦纷纷前来合同；“王锡韩侯其追其貂，奄受北国，因以其伯。”12记载了周为讨伐纣而封北狄、貂酋长为侯伯。更甚者，受华夏王国的威严，周边民族前来朝贡也盛兴一时，正如“翩彼飞鸮，集于泮林。食我桑葚，怀我好音。憬彼淮夷，来献其琛。元龟象齿，大赂南金。”13所描述的，淮夷进献了大量财货给华夏王室。
以华夏中心的天下观念实际是儒家“大一统”天下观的体现，是夏族希望完成天下统一的美好愿望。《诗经》向我们展示了华夏与四夷五方之民共为一土、同居四海的景象，而华夏是这片土地上的“中国”，不仅是地理位置上的中心，还是文化管理的中心。华夏民族以同心圆的方式不断向四周扩展，以形成对中心夏族王室及文明的认同，随着这种认同稳定发展而后同心圆不断扩大，便形成了统一多元的族群格局。
2、“用夏变夷”观念
随着族群交往的频繁，“夷夏之辨”在春秋战国时期逐渐突出。从广义上说，华夷之辩是指华夏民族在与其他民族在地域、种族、文化及因这些差异而引发的矛盾冲突；从狭义上说，则是指在意识形态上夷夏文化的差异以及夷夏关系的定位。《论语·子罕》：“子欲居九夷，或曰：‘陋，如之何？’子曰：‘君子居之，何陋之有？’”孔子认为即使从地理位置上来说是偏僻荒凉的地方，但只有有君子居之，那就不存在偏僻这一说了。言下之意则是，君子能够教化、感染相对落后的地方，使之变成文明之地。孔子认为以礼仪为秩序的华夏文明超越了原始野蛮的文明阶段，主张注重先进文明对后进文明的改造，形成共同的价值取向。这是“用夏变夷”观念的雏形。孟子明确提出“用夏变夷”：“吾闻用夏变夷者，未闻变于夷者”14，充分肯定了华夏文化的先进性，同时否定了夷变夏的可能性。因而，在儒家经典《诗经》中，“用夏变夷”思想也得到了彰显。这实际上反映的是一种文化宽容精神，表现了华夏文明的文化包容性，抛开了以地域、种族、血缘等狭隘的方式划分族群，以文化辨之无疑对当时民族关系的发展和融合产生了深远影响，不断加强了华夏文化与周边各族文化的交流，促进了民族团结与统一。
《诗经》首先指出了夷狄的可教化性，《国风·破斧》载：“周公东征，四国是吪。”周王室统治东方少数民族后，东方各少数族群也受到了华夏文明的教化和影响。并且在这样的文化影响下，也成功实现了族群实体的整合，“古帝命武汤，正域彼四方。方命厥后，奄有九州。”15，则是记载了成汤王征服疆域四方后，四方接受华夏文明的统治，成为华夏王室的一部分。而当在周边少族入侵华夏王室时，《诗经》给出的态度是“戎狄是膺，荆舒是惩，则莫我敢承。”16，夷狄强行与华夏抗敌，会按照华夏制度惩戒，反映了华夏族对戎狄的管理与规范，仍然秉持族群宽容的态度，始终将夷夏视为一体。 在具体施行“用夏变夷”过程中，《诗经》还表现了一个重要的思想——以德治夷。《周颂·时迈》：“载敢干戈，载櫜弓矢。我求鼓德，肆于时夏。”这首诗记叙了周武王巡行诸侯各邦，祈福苍天、山川之神，反映了周武王收据兵刃，希冀施行教化美德，怀柔德治天下。《鲁颂·泮水》虽是记载了收服淮夷的诗篇，“穆穆鲁侯，敬明其德”体现了鲁僖公因德而使淮夷臣服。《大雅·江汉》：“四方既平、王国庶定。时靡有争，王心载宁。”记载的便是周宣王在征服淮夷后，希望用美德去治理此地。事实也证明了，以德治夷能够获得四方的信服，“四方其訓之，不显维德。”17说的是因周文王的美德，四方都来归顺。
在华夏族与其他各族交往中，“用夏变夷”观念 成为主流，这实际是华夏民族追求一统天下的美好愿望，恰恰彰显了华夏文化的包容性，对待异族并不一味地采取排斥的态度，在王者的大局思想指导下，以自身的文化去教化、缩小蛮夷的差异，最终形成华夏一体、天下统一的局面。
参考文献
[1] 周振甫.诗经译注[M].北京：中华书局，2010.
[4]崔大华.儒学的现代命运——儒家传统的现代阐释[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185-204.
[5]石瑛.论《诗经》中所反映的民族关系.民族论坛[J]，1997（4）.
[6]李克建.儒家民族观对我国古代民族关系的影响及现代启示.中南民族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J]，2009（1）.
注释
1.费孝通.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M].北京：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1999：361.
2.“黄河中下游两大新石器文化区系文化上的统一及炎黄两昊诸部落集团的融合，形成了夏人、商人、周人三族。他们发源与兴起的地区虽然不同，祖先传说各异，而三族文化特征大体相同；他们相继兴起与建国，三代交递，到西周己融为一体，他们是华夏族的三支主要来源。”（引王钟翰.中国民族史[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4：71.）
3.田继周.先秦民族史[M].成都：四川民族出版社，1996：266.
4.《礼记·王制》乃载：“中国夷狄五方之民，皆有性也，不可推移。东方曰夷，披发文身，有不火食者矣；南方曰蛮，雕题交趾，有不火食者矣；西方曰戎，披发衣皮，有不粒食者矣；北方不同曰狄，衣羽毛穴居，有不粒食者矣。中国、夷、蛮、戎、狄，皆有安居！和味、宜服、利用、备用。五方之民，嗜欲不同。”
5.《诗经·大雅·韩奕》。
6.《诗经·小雅·北山》。
7.《诗经·小雅·北山》。
8.《诗经·大雅·江汉》。
9.《诗经·大雅·文王》。
10.《诗经·大雅·文王》。
11.《诗经·鲁颂·閟宫》。
12.《诗经·大雅·韩奕》。
13.《诗经·鲁颂·泮水》。
14.《孟子·滕文公》。
15.《诗经·商颂·玄鸟》。
16.《诗经·鲁颂·閟宫》。
17.《诗经·周颂·烈文》。
作者简介
段博雅（1993—），女，汉，四川康定人，西南民族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中国哲学。
（作者单位：西南民族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