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晚清高举“经世致用”大旗的旧知识分子和运用“契约精神”武装头脑的新知识分子，本质上都是本着实用主义原则来挽救中国。所不同的是，对中国当时向西方学习的思潮引领着不同的风向标，前者主张“中体西用”，后者主张“君主立宪”和“共和革命”。 晚晴政坛这两股势力你方唱罢我登场，分别在不同时期引领着晚清政坛近代化的风潮。
　　关键词：向西方学习；经世致用；民主思想
　　一、传统经世致用思想的挣扎。
　　1840年鸦片战争，以中国的战败而收场，但在这场战争中，也催生出一大批开眼看世界的旧知识分子。其中以林则徐为代表，这位钦差大臣查禁鸦片，整顿海防，在这过程中本着旧知识体系下“经世致用”，这种中国传统实用主义精神，开始翻译西方法律、报纸等一系列图书，还有大量科学技术著作。在不断与西方人和文化的接触中，林则徐逐渐形成了他自己对西方人和文化的初步认识，他认为西方优于天朝的乃所谓的“奇技淫巧”即西方人造船、造炮的技术优于中华，但我中华天朝的传统文化远胜于西方。他这一观点也被其后继者李鸿章、张之洞所接受采纳，并在洋务运动中奉为口号“师夷长技以制夷”，张之洞更将其升华为“中体西用”。
　　第一次鸦片战争结束后，中国内部爆发震惊中外的太平天国运动，波及十几省，持續近二十年，动摇了清廷的国本，使江南富庶之地，十室九空，土地荒芜。就在此时，西方列强也蠢蠢欲动，趁清国内乱之机，发动第二次鸦片战争，英法联军攻入北京，烧杀抢掠，使清政府和中兴的名臣们认识到“师夷长技以制夷”的重要性，镇压太平军时，西方近代武器和战舰所爆发的强大威力，也使清政府的统治者和大臣们认识到学习西方近代军事科技的重要性。
　　如火如荼的洋务运动拉开了序幕，中国传统经世致用思想又一次焕发了生机。旧官僚知识分子本着“拿来主义”的原则，购买西方的“舶来品”，创办一系列的军事工业和重工业，但是很快发现这些企业难以为继，旧知识分子视野的局限性使他们发现不了企业难以为继的原因是管理体制的问题，他们转而又创办一系列的“求富”工厂，比如“轮船招商局”、“湖北织布官局”，这无异于隔靴搔痒，并不能挽救中国当下的时局。最终，甲午一战击碎了旧知识分子的美梦，也宣告了传统经世致用思想救不了清政府。与此同时，一批西式的知识分子（大多数留学欧美日或者接触过西方民主思想的新知识分子）也逐渐产生，他们给当时的中国带来了曙光，带来了西方的“民主思想”，即“君主立宪”和“民主共和”。
　　二、西方民主思想的登场。
　　甲午战败，一个东方大国被一个传统意义上的东方小国日本打败，这对于当时的清政府和统治阶层来说，无异于晴天霹雳，惊醒了一大批西式知识分子和一部分开明的官僚。两者一拍即合，发动了震惊中外的“公车上书”，痛陈变法之迫切，唯有变法才能救中国。光绪皇帝更将甲午战败视为国耻，刷新朝纲，鼓舞臣民，迫不及待。光绪帝看到上书，振奋不已，逐步认识到唯有变法方能救中国。
　　戊戌变法轰轰烈烈的展开了，变法诏书不断发出，但是缺乏循序渐进和大局观念，推行受阻，最终失败。主要原因是变法步子走的过快，没有处理好与那些既得利益者的关系，导致慈禧太后以维护朝局稳定为名，扼杀了变法，这也是不得已而为之。虽然这次变法失败了，但也使更多的中国人认识到了，唯有民主方能救中国，这次变法虽败犹荣。
　　与康梁的“君主立宪”不同，孙文的“民主共和”强调用暴力推翻满清统治，打碎这个腐朽的皇权专制，在它的废墟上建立起民主共和国，从而实现民主与自由。
　　孙文领导了大大小小数十次起义，屡败屡战，每一次的失败都使他的民主共思想，扩大了传播和增强了影响，越来越多的开明知识分子和新军成员接受了孙中山的民主共和思想，从原来支持清政府君主立宪的一方转而支持孙中山先生的共和革命一方。最终是量变积累到一定程度化为质变，武昌起义爆发，推翻了满清的皇权专制，建立了民主的中华民国。“君主立宪”和“民主共和”都是民主思想的产物。“民主共和”成功了，而“君主立宪”却失败了，这也说明了民主共和思想更适用于中国，更符合当时中国的国情和新知识分子的政治理想。
　　民国的成立，宣告了传统经世致用思想的失败。正如孙中山先生所说：“天下大势，浩浩汤汤，顺之则昌，逆之则亡。”传统经世思想也正因如此没有成功，民主乃世界大势，皇权专制已日暮西山，唯有顺势而为，方可保全根本。清政府后期逐渐认识到了这一点，但为时晚矣，“预备立宪”已不能满足新知识分子和南方新军的得政治愿望，最终，在辛亥革命的枪炮声中，在北洋权臣袁世凯的威逼利诱之下，清帝下诏退位，大清帝国退出历史舞台，中华民国屹立于世界东方。
　　结论
　　晚清传统经世致用思想，引领了最初向西方学习的风向标，“师夷长技以制夷”和“中体西用”，学习西方的枪炮造船等科学技术，认为中国只是技不如人，器不如人，“天朝上国”的心态并没有改变，顽固坚持中国的传统文明优于西方，这恰恰也是传统中国文化在过去上千年优越于西方，而导致的历史优越感在作祟，使中国传统的旧知识分子很难摆脱桎梏，放低姿态，学习西方先进的政治、经济、文化、科技等优秀的文明成果。这也是日本能后来居上的原因之一，日本本就是一个落后小国，大多时间师从于中国，也正因落后，没有历史优越感和上国心态，佩里叩关之后，能放低姿态，打开国门，主动向欧美国家学习，脱亚入欧，反超中国，打败中国。
　　西方民主思想，则引领了晚清中后期向西方学习的思潮，即“君主立宪”和“民主共和”，学习也从器物层面上升到了政体国体等制度层面。甲午一战，举国哗然，天朝败给东洋小国，天朝上国的心态开始崩溃。光绪皇帝领导一大批维新知识分子和官僚，展开了轰轰烈烈维新变法，但因没有循序渐进的进行，变法步子走的过快，没能处理好与守旧派（既得利益者）的关系，最终慈禧太后为了稳定朝局，不得已将其扼杀。这也说明君主立宪在中国实施起来难度太大，阻力太大，不适合中国。民主共和虽然在中国也是饱受磨难，屡战屡败，但是这种“民主共和”的理念，却在每次失败后逐步传播并发展起来，为一大批新式知识分子和南方新军所接受，最终爆发了震惊中外的武昌起义，一举推翻了满清的皇权专制，建立了民主自由的中华民国。民国的建立，也进一步证明了西方民主思想的价值，也说明了民主共和更适合当时的中国，也更符合当时新知识分子和南方新军（受民主共和思想影响的南方新军）的政治愿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