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00年8月14日，八国联军进占北京。第二天，对中国深表同情的俄国政府出了一个主意，建议清政府不能总是被列强牵着鼻子走，有些事情既然将来必须办，不如主动提出自己办。
　　在一系列必须主动办的事情中，一个最主要的事情，就是中国政府应该采取主动措施惩罚那些“肇乱大臣”，以此换取列强的同情。这个建议暗示中国政府尽快寻找替罪羊，使慈禧太后和光绪帝从尴尬中解脱出来。
　　由中国政府自行惩处肇乱大臣或许是时局缓和的一个契机。在此前后，法国也有类似立场。法国认为，推动中外善后议和最重要的一条，就是中国政府应先行将端王载漪等肇祸各臣革职，听候惩办。
　　其实，惩处肇乱大臣的想法在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李鸿章、湖广总督张之洞、两江总督刘坤一等督抚大员那里早就想到了，只是碍于同僚、碍于这些人是皇亲国戚，始终没有敢向慈禧太后提出。直至9月2日，他们尝试着请求将署黑龙江将军寿山、署奉天副都统晋昌二人罢斥治罪，以为开衅偾事者戒。皇太后爽快答应了这个请求。
　　真正的肇祸大臣肯定不是寿山、晋昌这个级别，而是掌握着权力的端王、庄王等。李鸿章等汉臣瞧不起端王，反对端王等人排外主张，但最功利的考虑使他们不敢正式参奏这些人。
　　中国大臣不敢说，外国人不怕。9月5日，德国政府提出对华议和条件，其中一个条件就是“中国政府必须严惩一切有罪的人，主要是属于高级社会的罪魁祸首，并没收其财产”。
　　第二天（9月6日），俄国政府也提出四点想法，其中最重要一条，就是惩办那些叛乱首犯，这个名单有端王、董福祥、刚毅、李秉衡、毓贤等。俄国政府认为将这些罪犯完全罢斥是中国国内持久秩序的保证。
　　德国最先提出要惩办那些属于“高级社会”的罪魁祸首，而俄国政府则提出端王以下“叛乱首犯”名单。在此后一段交涉中，如何惩办这些“叛乱首犯”以及这些“叛乱首犯”究竟应该包括哪些人成为焦点。
　　9月14日，法国政府对俄国提议积极回应，完全同意惩治罪犯，尤其是端王。
　　列强的建议打开了中国大臣的讨论空间。9月15日，李鸿章、刘坤一、张之洞及山东巡抚袁世凯联名上奏，要求明降谕旨，将此次国变责任归罪于该王大臣，以谢天下，以昭圣德，以换取列强同意开议。他们开出的名单包括：统帅义和拳的庄亲王载勋、协办大学士刚毅、左翼总兵英年及庇纵义和拳的端郡王载漪、查办不实之刑部尚书赵舒翘等。
　　牺牲几个臣子以换取列强开议、天下安宁，对于最高统治者来说不过就是踩死几只蚂蚁。18日，流亡太原的清廷接到这份参劾密折。第二天（9月19日），慈禧太后与光绪帝览奏颇为动容，立即召集军机大臣商讨对策。载漪、载勋及王文韶、刚毅、赵舒翘等均侍立，太后面斥端王：祸由你起，你 但能起不能止，一味糊涂，知你必无善法。现今京津皆被洋兵占据，国事糜烂至此，皆由你之播弄，我等一路辛苦，逼居此所，宁不伤感！
　　太后言迄愤愤不止，诸大臣见圣怒不可测，俱屏息无言。稍待平息，慈禧太后指着王文韶说，现在国事只能赖你主持，如何办法，你可拟折奏陈。
　　言毕，太后入内，满廷重臣一时咸懔懔不止，惶恐万状。
　　其实，慈禧太后丢卒保车，用最轻松的办法解除了载漪等皇亲国戚权力，她任命王文韶主持国事，并没有宣布惩处端王等人，所以端王等人此时抱有幻想，也就不敢带头闹事。清廷的底牌是，只要列强不追究慈禧太后战争责任，不使中国太蒙羞，牺牲几个大臣无所谓。此后，不是清廷是否惩处肇祸大臣，而是处置哪些肇祸大臣。
　　9月25日，清廷首次发布惩办祸首上谕，宣布撤销庄亲王载勋、怡亲王溥静、贝勒载濂、载滢爵职；开除端王载漪一切职务，交宗人府议处；宣布将载澜、刚毅、赵舒翘交都察院、吏部议处。显然，这个名单并不全，处分亦轻，列强不愿据此开议。
　　几经周折，11月13日，清廷再发御旨，加重处罚，然这一次依然没有将要处死的大臣，而且处罚名单中没有董福祥、毓贤。各国公使依然不满。其后几天，虽经李鸿章等人联名奏请，清廷仍不愿主动严惩祸首，只能被动等待列强处罚。12月24日，十一国公使将议和大纲交给庆亲王，其第二款要求清政府对端王载漪、庄王载勋、毓贤等人处以死刑。对9月25日上谕中提及的溥静、载濂、载滢等，给予最严厉处罚。
　　毕竟都是皇亲国戚，毕竟这些人也号称忠君爱国，清廷不忍杀的心情可以理解，但列强却穷追不舍。翌年（1901年）1月3日，庆亲王、李鸿章致电朝廷，以为如此重案，如不杀一人，无以持情法之平。据其建议，清廷2月21日宣布载勋赐令自尽；毓贤正法；载漪、载澜，斩监候，惟念谊属懿亲，特予加恩，发往极地新疆，永远圈禁；刚毅，斩立决，业已病故，不议；英年、赵舒翘，斩立决，赐令自尽；启秀、徐承煜，即行正法；徐桐轻信拳乱，贻误大局；李秉衡好为高论，固执酿祸，均斩监候，惟念临难自尽，撤销恤典，不议。至于董福祥，毕竟手握重兵，经协商，先夺兵权，徐图严惩。
　　至此，义和团战争责任大致处理完毕，革肇祸大臣均受相应制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