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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方财政向产能严重过剩的钢铁业“输血”，这是否与“去产能”的大目标相背离？
中国冶金工业规划研究院院长李新创告诉《经济》记者，不要听到政府向钢铁企业提供补助性资金就将其视为洪水猛兽，要细化分类、综合考虑。“比如，补贴是否依法依规？资金的性质如何？用在何处？是否用于僵尸企业？”
2016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提出，去产能要按照企业主体、政府推动、市场引导、依法处置的办法，依法为实施市场化破产程序创造条件，加快破产清算案件审理。
李新创在解读上述会议精神时说：“在去产能的问题上，国家并没有说不能补贴。相反，会议提出和落实财税支持、不良资产处置、失业人员再就业和生活保障以及专项奖补等政策，都是为了有序推进去产能工作。”
这样看来，补助与钢铁去产能并非截然对立，问题的关键，其实在于财政资金如何运用。
地方政府要“科学发挥财政资金作用”
“在我们看来，地方政府首要的工作就是要深刻认识当前钢铁行业面临的严峻形势，适应新常态、把握新常态，全面系统规划本地区钢铁产业发展，围绕‘去产能’和‘脱困’两个主要任务，实施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清理取消地方违规制定的、面向产能过剩企业的优惠政策和保护性措施，构建公平的市场秩序。”李新创说，地方政府要科学发挥财政资金作用，引导钢铁企业在技术创新、管理创新、绿色发展、技术升级等方面着力，以真正实现钢铁产业可持续发展。
中国金属材料流通协会不锈钢分会秘书长李强也告诉《经济》记者，对于钢铁行业，应该坚决摒弃“撒胡椒面”、“头痛医头、脚痛医脚”的补贴方式。“我国钢铁产能只有几百万吨的时代早就已经过去。现在的钢铁行业，是一个产能严重过剩的行业。对于市场行为退出的企业，地方政府的责任不在救活它们，而在于要做好善后工作，最起码要解决好企业职工的安置问题。”
除此以外，李强认为，财政资金还可考虑用在鼓励优秀企业创新方面。
2016年1月，国务院总理李克强在太原主持召开钢铁煤炭行业化解过剩产能、实现脱困发展工作座谈会时说：“2015年，我们在钢铁产量严重过剩的情况下，仍然进口了一些特殊品类的高质量钢材。包括圆珠笔头上的‘圆珠’，我们还不具备生产能力，仍然需要进口。”
“我相信，从理论上，生产‘圆珠’对于中国的钢铁企业应该是不成问题的。但是关键在于，生产成本如何、质量和价格是否具有国际竞争力。”因此，李强建议，可以考虑利用财政资金在钢铁行业设置科技大奖。“要奖优，我们不说罚劣——劣应该自然而然地从市场上淘汰掉。但是，我们是不是可以用合理的方式鼓励企业和个人创新？”
去产能依赖财政资金保驾护航
值得注意的是，钢铁去产能似乎已经初露端倪。国家统计局最新数据显示，2015年全国粗钢产量8.03亿吨，同比下降了2.3%。这是自1981年以来钢铁产量的首次负增长。工业和信息化部产业政策司副司长辛仁周也曾在公开场合透露，2010年至2014年间，中国共计淘汰炼钢产能9000万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国内产能过剩矛盾。
不过，这些数字与全联中小冶金企业商会原名誉会长赵喜子的分析——到2020年中国钢铁年产量必须下降到6亿吨左右，产能减少3亿吨——仍然差距不小。
“钢铁去产能的当务之急在于，建立退出通道以及相应的退出机制，将严重过剩的产能尽快降下来。”赵喜子说。而退出机制设计的关键——企业职工安置、转岗、培训再就业问题和银行债务处置的托底政策，都要首先解决“钱”的问题。
据赵喜子测算，人员安置上，目前全国直接从事钢铁生产的职工大概180万，加上关联就业人员，总数达500多万人，去除20%的产能，意味着100万左右的职工需要安置，如果按照每人10万元买断的标准计算，需要1000亿左右的资金。
李新创更是直言不讳地告诉《经济》记者，所谓缺少“退出通道”、“退出机制”，本质上都是“缺钱”。根据中国冶金工业规划研究院的测算，想要继续削减钢铁产能2亿吨，将至少需要投入2000亿元资金。
钱从哪来？如果完全依赖钢铁企业自身出钱，无疑是不现实的。根据中国钢铁工业协会的数据，截至2015年11月末，钢铁全行业银行短期借款和长期借款余额达到13359亿元。另据业内专家测算，此外还存在着大概2万多亿元的非银行负债。
因此，为了有效推进钢铁去产能，财政支持必不可少。赵喜子建议，这部分资金可由中央、地方两级政府分摊——中央政府给予一定的补贴，地方政府通过自己的渠道（比如发债）筹一部分钱。“钢企对基金规模的积累需要时间，要解决未来的钱提前使用的问题，然后让基金慢慢还债。”
中国冶金工业规划研究院院长李新创告诉《经济》记者，不要听到政府向钢铁企业提供补助性资金就将其视为洪水猛兽，要细化分类、综合考虑。“比如，补贴是否依法依规？资金的性质如何？用在何处？是否用于僵尸企业？”
2016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提出，去产能要按照企业主体、政府推动、市场引导、依法处置的办法，依法为实施市场化破产程序创造条件，加快破产清算案件审理。
李新创在解读上述会议精神时说：“在去产能的问题上，国家并没有说不能补贴。相反，会议提出和落实财税支持、不良资产处置、失业人员再就业和生活保障以及专项奖补等政策，都是为了有序推进去产能工作。”
这样看来，补助与钢铁去产能并非截然对立，问题的关键，其实在于财政资金如何运用。
地方政府要“科学发挥财政资金作用”
“在我们看来，地方政府首要的工作就是要深刻认识当前钢铁行业面临的严峻形势，适应新常态、把握新常态，全面系统规划本地区钢铁产业发展，围绕‘去产能’和‘脱困’两个主要任务，实施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清理取消地方违规制定的、面向产能过剩企业的优惠政策和保护性措施，构建公平的市场秩序。”李新创说，地方政府要科学发挥财政资金作用，引导钢铁企业在技术创新、管理创新、绿色发展、技术升级等方面着力，以真正实现钢铁产业可持续发展。
中国金属材料流通协会不锈钢分会秘书长李强也告诉《经济》记者，对于钢铁行业，应该坚决摒弃“撒胡椒面”、“头痛医头、脚痛医脚”的补贴方式。“我国钢铁产能只有几百万吨的时代早就已经过去。现在的钢铁行业，是一个产能严重过剩的行业。对于市场行为退出的企业，地方政府的责任不在救活它们，而在于要做好善后工作，最起码要解决好企业职工的安置问题。”
除此以外，李强认为，财政资金还可考虑用在鼓励优秀企业创新方面。
2016年1月，国务院总理李克强在太原主持召开钢铁煤炭行业化解过剩产能、实现脱困发展工作座谈会时说：“2015年，我们在钢铁产量严重过剩的情况下，仍然进口了一些特殊品类的高质量钢材。包括圆珠笔头上的‘圆珠’，我们还不具备生产能力，仍然需要进口。”
“我相信，从理论上，生产‘圆珠’对于中国的钢铁企业应该是不成问题的。但是关键在于，生产成本如何、质量和价格是否具有国际竞争力。”因此，李强建议，可以考虑利用财政资金在钢铁行业设置科技大奖。“要奖优，我们不说罚劣——劣应该自然而然地从市场上淘汰掉。但是，我们是不是可以用合理的方式鼓励企业和个人创新？”
去产能依赖财政资金保驾护航
值得注意的是，钢铁去产能似乎已经初露端倪。国家统计局最新数据显示，2015年全国粗钢产量8.03亿吨，同比下降了2.3%。这是自1981年以来钢铁产量的首次负增长。工业和信息化部产业政策司副司长辛仁周也曾在公开场合透露，2010年至2014年间，中国共计淘汰炼钢产能9000万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国内产能过剩矛盾。
不过，这些数字与全联中小冶金企业商会原名誉会长赵喜子的分析——到2020年中国钢铁年产量必须下降到6亿吨左右，产能减少3亿吨——仍然差距不小。
“钢铁去产能的当务之急在于，建立退出通道以及相应的退出机制，将严重过剩的产能尽快降下来。”赵喜子说。而退出机制设计的关键——企业职工安置、转岗、培训再就业问题和银行债务处置的托底政策，都要首先解决“钱”的问题。
据赵喜子测算，人员安置上，目前全国直接从事钢铁生产的职工大概180万，加上关联就业人员，总数达500多万人，去除20%的产能，意味着100万左右的职工需要安置，如果按照每人10万元买断的标准计算，需要1000亿左右的资金。
李新创更是直言不讳地告诉《经济》记者，所谓缺少“退出通道”、“退出机制”，本质上都是“缺钱”。根据中国冶金工业规划研究院的测算，想要继续削减钢铁产能2亿吨，将至少需要投入2000亿元资金。
钱从哪来？如果完全依赖钢铁企业自身出钱，无疑是不现实的。根据中国钢铁工业协会的数据，截至2015年11月末，钢铁全行业银行短期借款和长期借款余额达到13359亿元。另据业内专家测算，此外还存在着大概2万多亿元的非银行负债。
因此，为了有效推进钢铁去产能，财政支持必不可少。赵喜子建议，这部分资金可由中央、地方两级政府分摊——中央政府给予一定的补贴，地方政府通过自己的渠道（比如发债）筹一部分钱。“钢企对基金规模的积累需要时间，要解决未来的钱提前使用的问题，然后让基金慢慢还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