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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教育出版物作为出版的重要类别，对 “讲述好中国故事，传播好中国声音”起到重要作用。虽然我国教育出版“走出去”取得了一定的成就，但不可否认的是，总体仍比较落后。本文梳理了中国教育出版“走出去”的一些共性问题并浅析其原因，结合江西教育出版社的中加合作项目来探索教育出版物“走出去”的模式。
【关 键 词】教育出版；“走出去”；合作；国际化
【作者单位】刘孟淳，江西教育出版社。
【中图分类号】G235 【文献标识码】A 【DOI】10.16491/j.cnki.cn45-1216/g2.2018.07.012
随着全球一体化的趋势日益明显，中国与其他国家文化交流也日益频繁，在中国文化“走出去”战略和“一带一路”倡议的引领下，出版“走出去”也获得了越来越多的关注和重视。教育出版物作为出版的重要类别，对 “讲述好中国故事，传播好中国声音”起到重要作用。目前，我国教育类出版物在“走出去”上已经取得了很多经验，尤其汉语学习、中华文化和教育理论方面的图书“走出去”经典案例较多，比如，外研社的《汉语900句》向世界50个国家推广发行，五洲传播出版社的中华文化普及类读物输出多个国家。虽然，我国教育出版“走出去”取得了一定的成就，但不可否认的是，总体仍比较落后。本文梳理了中国教育出版“走出去”的一些共性问题并浅析其原因，结合江西教育出版社的中加合作项目来探索教育出版物“走出去”的模式。
一、国际教育出版市场机遇与挑战并存
一方面，新兴国家和地区的经济不断发展，对教育的需求，特别是对通识类教育和世界其他民族文化普及类教育的需求也在日益增长，这对教育出版社而言是一个巨大的机遇。据国际权威金融机构根据各国经济发展指标进行的深入研究，全球共有33个国家被列入新兴国家行列，这些新兴的市场给教育出版带来巨大的发展空间。同时，“一带一路”沿线包括但不限于中亚、东盟、中东欧等65个国家， 共计44亿人口，各种文化交相辉映，依托文化超越时空的影响力及引领作用，“一带一路”巨大的文化消费空间为中国教育出版“走出去”提供了广阔的空间和机遇。
另一方面，科技的发展速度超乎人的想象，新技术的出现一次次提升了出版品质，改变了出版格局。从简书、帛书、纸书到电子书，从雕版印刷、活字印刷、胶片印刷到3D印刷，出版业的每一次重大发展都伴随着技术的变革。在未来以人工智能和虚拟现实技术为风向标的大环境下，以浸入式阅读及互动式阅读为主的阅读方式将会成为内容消费的主流，这一消费趋势的改变将会给传统出版带来巨大的变革。在教育出版方面，新技术的出现与发展给教育出版带来了新的发展机遇，为知识的传播搭建了更加便利的桥梁，让教育出版物有了更加多元化的呈现方式，给读者提供了更灵活有趣的交互阅读体验，也给传统出版社转型升级提供了助力。
然而，机遇带来的挑战也不容忽视，全球化造成本土制造的成本相对较高，同类产品的国际市场价格竞争激烈，教育出版商面临利润被不斷压缩的挑战。随着人们越来越依赖数字化、人工智能等技术，消费者需求也在不断变化升级，教育出版商亟须与新技术融合。网络教育市场的不断发展吸引了大量的非出版领域企业，他们凭借技术优势快速进入出版领域，瓜分教育出版市场，教育出版商面临来自潜在竞争对手的挑战。全球经济对传统教育类图书的销量影响也不容忽视，当经济下行或原材料物价上涨的时候，传统教育出版商将面临销量急剧下降的挑战。
中国教育类出版社在“走出去”过程中面临机遇和挑战并存的局面，但教育出版社若能抓住机遇，克服存在的问题，结合本身的优势，必能找到一条可持续发展的国际化道路。
二、教育类出版物“走出去”存在的问题和原因
1.产品国际竞争力较弱
在社会不断发展、科技日新月异的时代，教育出版商只有及时了解国际出版新动向，才能使教育产品的开发更好地把握目标读者的需求，不断改进编撰思路，创作出好的教育产品。然而，国内的教育类产品在“走出去”方面总体比较滞后，普遍存在以下四个问题：一是产品内容没有融合国外教育理念，没有把国外教学模式考虑进去，使得产品不够接地气；二是在编排设计上缺乏创新，装帧设计不符合国际审美标准，展现方式缺乏互动，使得内容表达不生动；三是翻译不理想，有些教育类图书以中国人的思维方式和语言习惯去翻译，不契合国外读者的阅读思维，让国外读者难以理解、接受；四是呈现形式落后，跟不上国际主流趋势，教育类产品数字化程度不高，相比国际上其他跨媒体立体开发的教育产品缺乏竞争力。
2.产品“走出去”方式单一
教育类产品“走出去”方式还是多以单一品种的版权输出为主，只有少量以合作出版、资本合作的方式“走出去”。版权输出又以授予纸质图书出版为主。此外，缺少可持续投放市场的产品也是制约教育出版物在国际市场上获得竞争力的原因。反观国际资深教育出版机构，无一例外都有非常强的全版权经营意识，并且积极通过与海外出版社或教育机构的合作来提高国际市场份额，扩大其国际影响力。以剑桥大学出版社的《剑桥彩虹少儿英语分级阅读》为例，剑桥大学出版社在授权阶段就为海外出版商提供了立体多元的教育资源，包括相关电子书、音频视频教学产品等，还从内容提供商向服务提供商拓展，如与海外教育机构合作，以线上教学的方式带动开发的产品在海外持续销售。这种可延伸版权价值的深度开发方式值得我们在“走出去”过程中学习和借鉴。
3.产品进入海外渠道不畅
虽然当前中外版权贸易活跃，中国版权贸易逆差也在逐渐缩小，但是中国教育出版海外渠道的建设仍任重道远。大多数出版社“走出去”仍处在借渠道的阶段，借助国外合作伙伴成熟的营销网络迅速进入市场。但这种方式存在的问题也很明显，由于输出的产品不属于国外市场主流产品，因而得不到海外出版机构的足够重视，使得产品发行面窄、周期短。一些出版社认识到依赖海外渠道的局限性，改用造渠道的发行方式，即在海外市场建立自己的销售渠道，如在海外建立发行渠道网、海外分社等。这种方式有助于出版社跻身海外主流渠道，逐渐打开海外销售格局，但是其存在的资本投入大、耗时长和风险大等问题限制了这类渠道的开拓。因此，渠道的不畅也影响了教育类产品在海外主流市场的发行销售。 4.产品合作效能有局限性
中国出版“走出去”无论是在形式、市场，还是内容方面都有很大的进步，但跨国合作在具体实施中容易遇到不可预估的问题，使得大多数出版“走出去”的效能并未发挥到最大化。一方面，国际合作的时间成本较高，导致合作效能不高。这是由国际合作本身的性质决定的，实现合作需要大量的时间去沟通、了解并建立信任，国际合作由于国家之间文化、语言和法律等的差异，建立相互之间的信任需要较多的时间。另一方面，合作方的潜在关系资源优势容易被忽略，也是造成“走出去”效能不高的原因。大多数国内出版社把注意力都集中在达成的业务上，而忽视了合作伙伴本身在业务运营的上下游一般都有长期合作的业务伙伴，这些公司与合作方在出版领域上拥有许多共性。很多国内出版社忽略了这些潜在客户的价值，从而导致资源的浪费。
三、教育出版物 “走出去”的探索与实践
面对教育出版物“走出去”的困难和挑战，江西教育出版社积极探索“走出去”的道路，与加拿大电讯路出版社共同探索中国教育类图书“走出去”的新模式。双方自2016年初起，以多项版权交流与合作为开端，围绕版权交易、印刷制作、合作出版和设立分社四个方面开展战略合作。目前，双方共同研发制作的两批11种图书已在海外发行了24万册。江西教育出版社主要从“走出去”关键点着手，不断摸索，找到了一条适合教育产品“走出去”的路径。
1.合作产品国际化
我国出版机构在产品合作过程中，要把握用户思维，用国际化的视野，站在目标读者的立场，量身打造相关产品，可以使“走出去”效果更明显。国际化有利于克服“走出去”过程中遇到的语言文化差异、文化壁垒和作者资源稀缺等水土不服的问题，真正打造符合国外读者需求的教育类图书。江西教育出版社与加拿大电讯路出版社共同策划、合作出版的“年级教室”系列正是以国际化的方式打造的。一是作者国际化。该系列图书选用加拿大当地经验丰富的老师为作者，内容编排符合加拿大课程体系的要求，语言用词精准地道，国外教师的个人教学经验也在内容编撰中得到体现。二是编辑团队国际化。双方以项目小组的形式组成国际编辑团队，共六名成员，中国和加拿大成员各占一半，确保产品内容紧跟国外主流形势的同时，符合中国出版物编校要求。三是编辑过程国际化。该系列图书的编撰采用的是“初期合作+后期分工”模式，初期选题定位、作者选择和组稿等工作都是由双方组成的编辑团队共同沟通协作完成的，后期的编辑校对、审校、排版和印制等工作都有明确的分工。这种“初期合作+后期分工”的图书制作模式能确保图书内容与国际出版接轨，符合目标读者的需求。
2.合作模式多元化
在产品合作过程中，我国出版机构要整合双方资源，用多元化的模式立体开发多种形态产品，形成立体出版的格局，使“走出去”的路径更宽广。多元化合作方式的优点在于，双方出版社在规避单一合作出版可能引起风险的同时，还能有效借助彼此的出版资源实现优势互补，合作共赢。江西教育出版社与电讯路出版社之间的多元化合作主要体现在以下两方面。一方面，双方采取以版权为纽带的多元合作，借助彼此的出版优势研发新的出版物等。比如，“年级教室”系列除了开发系列图书，其内容还被改编成记忆卡、活动书、电子书和多媒体互动学习系统等衍生版权产品。另一方面，以项目为抓手开展的多元合作，如在印刷、线上课程推广、发行、版权代理和多媒体产品制作等方面，江西教育出版社也與电讯路出版社进行了深入合作。
3.合作渠道细分化
在产品合作过程中，我国出版机构要遵循市场规律，用细分化的手段，根据目标用户的购买习惯系统思考分众营销，获得国际市场的认同。渠道细分对以国际化市场为目标的产品尤为重要，不同国家、不同文化背景人的购买方式和习惯是不同的。“年级教室”产品能进入国外主流渠道进行销售，主要得益于对细分市场精准的营销。在中国市场，“年级教室”系列的目标读者定位于对少儿英语教材教辅有极大需求的双语学校师生，以双语学校为目标市场；在加拿大主市场，主要通过常规图书渠道销售，教材教辅、活动书和记忆卡等纸质产品主要通过加拿大连锁书店颐提港书店（Indigo Books Music&Cafe）销售，数字产品、视频教学和互动APP主要通过少儿教育网络平台推广，少量的记忆卡、活动书通过罗布劳、麦德龙等超市销售；在美国市场，则把重心放在能增加图书曝光率的场所销售，通过沃尔玛、博通超市和好市多（Costco）等超市销售。
4.合作关系灵活化
在产品合作过程中，中国出版机构要重视潜在需求，用灵活的思维挖掘供应链上各环节的潜在需求，扩大合作范围，使“走出去”效能得到提升。灵活的合作关系使“走出去”的目标对象不仅局限于合作方，还扩大到重要的客户、海外参股公司和上下游合作方，从而扩大“走出去”的经济效益。同时，通过合作方之间建立的联系，我国出版机构能大大减少沟通的时间成本，提高“走出去”的效能。江西教育出版社与加拿大电讯路出版社在合作过程中，逐渐了解到电讯路除了在加拿大是较大教育图书发行商之一，同时还在美国参股了一家经营少儿读物和玩具的出版社。江西教育出版社发挥在中国的出版资源优势，不仅与电讯路本部合作出版，成为其在中国的代理人，还承接了其合作公司在中国的部分业务，与电讯路的合作伙伴达成合作。一方面，江西教育出版社通过电讯路与其合作伙伴建立联系，寻找可合作项目，以对方需求为导向切实解决他们的问题，如为电讯路的合作伙伴童趣书有限责任公司（kidsbooks LLC）降低产品制作成本，为其美国参股公司寻找合适的中国销售渠道等。另一方面，江西教育出版社借助电讯路的合作伙伴在各自专业领域的优势为自身解决一些问题，以提高教育图书的品质和市场竞争力，如在图书的装帧设计、插画来源和原材料环保控制等技术方面获得支持。
四、结语
中国教育出版“走出去”是在不断探索和尝试中前进的。虽然经过长期的经验积累，教育出版“走出去”已在品质和数量上取得了进步，但竞争力弱、形式单一和渠道不畅等问题依然存在。面对不断变化的国际市场，教育出版“走出去”只有在解决问题的基础上，抓住“一带一路”倡议带来的市场机遇，才能取得可持续的进步与发展，才能真正成为中国文化“走出去”的中坚力量。
|参考文献|
[1]陈菁霞. 中国图书“走出去”地图——教育图书“走出去”，路在何方[N]. 中华读书报，2009-08-26.
[2]姚文瑞. 始于使命，源于尼山，高山流水，星罗棋布：尼山书屋创造出版“走出去”新样本[J]. 出版参考，2017（8）：36-39.
[3]王晓珊. 市场化、数字化、本土化：教育出版“走出去”的三大挑战[N]. 21世纪英语教育周刊，2011-01-07.
[4] Wang P，Logic N. A. A Model of Intelligent Reasoning[M]. World Scientific Co. ， Inc. ， River Edge， NJ，2013.
【关 键 词】教育出版；“走出去”；合作；国际化
【作者单位】刘孟淳，江西教育出版社。
【中图分类号】G235 【文献标识码】A 【DOI】10.16491/j.cnki.cn45-1216/g2.2018.07.012
随着全球一体化的趋势日益明显，中国与其他国家文化交流也日益频繁，在中国文化“走出去”战略和“一带一路”倡议的引领下，出版“走出去”也获得了越来越多的关注和重视。教育出版物作为出版的重要类别，对 “讲述好中国故事，传播好中国声音”起到重要作用。目前，我国教育类出版物在“走出去”上已经取得了很多经验，尤其汉语学习、中华文化和教育理论方面的图书“走出去”经典案例较多，比如，外研社的《汉语900句》向世界50个国家推广发行，五洲传播出版社的中华文化普及类读物输出多个国家。虽然，我国教育出版“走出去”取得了一定的成就，但不可否认的是，总体仍比较落后。本文梳理了中国教育出版“走出去”的一些共性问题并浅析其原因，结合江西教育出版社的中加合作项目来探索教育出版物“走出去”的模式。
一、国际教育出版市场机遇与挑战并存
一方面，新兴国家和地区的经济不断发展，对教育的需求，特别是对通识类教育和世界其他民族文化普及类教育的需求也在日益增长，这对教育出版社而言是一个巨大的机遇。据国际权威金融机构根据各国经济发展指标进行的深入研究，全球共有33个国家被列入新兴国家行列，这些新兴的市场给教育出版带来巨大的发展空间。同时，“一带一路”沿线包括但不限于中亚、东盟、中东欧等65个国家， 共计44亿人口，各种文化交相辉映，依托文化超越时空的影响力及引领作用，“一带一路”巨大的文化消费空间为中国教育出版“走出去”提供了广阔的空间和机遇。
另一方面，科技的发展速度超乎人的想象，新技术的出现一次次提升了出版品质，改变了出版格局。从简书、帛书、纸书到电子书，从雕版印刷、活字印刷、胶片印刷到3D印刷，出版业的每一次重大发展都伴随着技术的变革。在未来以人工智能和虚拟现实技术为风向标的大环境下，以浸入式阅读及互动式阅读为主的阅读方式将会成为内容消费的主流，这一消费趋势的改变将会给传统出版带来巨大的变革。在教育出版方面，新技术的出现与发展给教育出版带来了新的发展机遇，为知识的传播搭建了更加便利的桥梁，让教育出版物有了更加多元化的呈现方式，给读者提供了更灵活有趣的交互阅读体验，也给传统出版社转型升级提供了助力。
然而，机遇带来的挑战也不容忽视，全球化造成本土制造的成本相对较高，同类产品的国际市场价格竞争激烈，教育出版商面临利润被不斷压缩的挑战。随着人们越来越依赖数字化、人工智能等技术，消费者需求也在不断变化升级，教育出版商亟须与新技术融合。网络教育市场的不断发展吸引了大量的非出版领域企业，他们凭借技术优势快速进入出版领域，瓜分教育出版市场，教育出版商面临来自潜在竞争对手的挑战。全球经济对传统教育类图书的销量影响也不容忽视，当经济下行或原材料物价上涨的时候，传统教育出版商将面临销量急剧下降的挑战。
中国教育类出版社在“走出去”过程中面临机遇和挑战并存的局面，但教育出版社若能抓住机遇，克服存在的问题，结合本身的优势，必能找到一条可持续发展的国际化道路。
二、教育类出版物“走出去”存在的问题和原因
1.产品国际竞争力较弱
在社会不断发展、科技日新月异的时代，教育出版商只有及时了解国际出版新动向，才能使教育产品的开发更好地把握目标读者的需求，不断改进编撰思路，创作出好的教育产品。然而，国内的教育类产品在“走出去”方面总体比较滞后，普遍存在以下四个问题：一是产品内容没有融合国外教育理念，没有把国外教学模式考虑进去，使得产品不够接地气；二是在编排设计上缺乏创新，装帧设计不符合国际审美标准，展现方式缺乏互动，使得内容表达不生动；三是翻译不理想，有些教育类图书以中国人的思维方式和语言习惯去翻译，不契合国外读者的阅读思维，让国外读者难以理解、接受；四是呈现形式落后，跟不上国际主流趋势，教育类产品数字化程度不高，相比国际上其他跨媒体立体开发的教育产品缺乏竞争力。
2.产品“走出去”方式单一
教育类产品“走出去”方式还是多以单一品种的版权输出为主，只有少量以合作出版、资本合作的方式“走出去”。版权输出又以授予纸质图书出版为主。此外，缺少可持续投放市场的产品也是制约教育出版物在国际市场上获得竞争力的原因。反观国际资深教育出版机构，无一例外都有非常强的全版权经营意识，并且积极通过与海外出版社或教育机构的合作来提高国际市场份额，扩大其国际影响力。以剑桥大学出版社的《剑桥彩虹少儿英语分级阅读》为例，剑桥大学出版社在授权阶段就为海外出版商提供了立体多元的教育资源，包括相关电子书、音频视频教学产品等，还从内容提供商向服务提供商拓展，如与海外教育机构合作，以线上教学的方式带动开发的产品在海外持续销售。这种可延伸版权价值的深度开发方式值得我们在“走出去”过程中学习和借鉴。
3.产品进入海外渠道不畅
虽然当前中外版权贸易活跃，中国版权贸易逆差也在逐渐缩小，但是中国教育出版海外渠道的建设仍任重道远。大多数出版社“走出去”仍处在借渠道的阶段，借助国外合作伙伴成熟的营销网络迅速进入市场。但这种方式存在的问题也很明显，由于输出的产品不属于国外市场主流产品，因而得不到海外出版机构的足够重视，使得产品发行面窄、周期短。一些出版社认识到依赖海外渠道的局限性，改用造渠道的发行方式，即在海外市场建立自己的销售渠道，如在海外建立发行渠道网、海外分社等。这种方式有助于出版社跻身海外主流渠道，逐渐打开海外销售格局，但是其存在的资本投入大、耗时长和风险大等问题限制了这类渠道的开拓。因此，渠道的不畅也影响了教育类产品在海外主流市场的发行销售。 4.产品合作效能有局限性
中国出版“走出去”无论是在形式、市场，还是内容方面都有很大的进步，但跨国合作在具体实施中容易遇到不可预估的问题，使得大多数出版“走出去”的效能并未发挥到最大化。一方面，国际合作的时间成本较高，导致合作效能不高。这是由国际合作本身的性质决定的，实现合作需要大量的时间去沟通、了解并建立信任，国际合作由于国家之间文化、语言和法律等的差异，建立相互之间的信任需要较多的时间。另一方面，合作方的潜在关系资源优势容易被忽略，也是造成“走出去”效能不高的原因。大多数国内出版社把注意力都集中在达成的业务上，而忽视了合作伙伴本身在业务运营的上下游一般都有长期合作的业务伙伴，这些公司与合作方在出版领域上拥有许多共性。很多国内出版社忽略了这些潜在客户的价值，从而导致资源的浪费。
三、教育出版物 “走出去”的探索与实践
面对教育出版物“走出去”的困难和挑战，江西教育出版社积极探索“走出去”的道路，与加拿大电讯路出版社共同探索中国教育类图书“走出去”的新模式。双方自2016年初起，以多项版权交流与合作为开端，围绕版权交易、印刷制作、合作出版和设立分社四个方面开展战略合作。目前，双方共同研发制作的两批11种图书已在海外发行了24万册。江西教育出版社主要从“走出去”关键点着手，不断摸索，找到了一条适合教育产品“走出去”的路径。
1.合作产品国际化
我国出版机构在产品合作过程中，要把握用户思维，用国际化的视野，站在目标读者的立场，量身打造相关产品，可以使“走出去”效果更明显。国际化有利于克服“走出去”过程中遇到的语言文化差异、文化壁垒和作者资源稀缺等水土不服的问题，真正打造符合国外读者需求的教育类图书。江西教育出版社与加拿大电讯路出版社共同策划、合作出版的“年级教室”系列正是以国际化的方式打造的。一是作者国际化。该系列图书选用加拿大当地经验丰富的老师为作者，内容编排符合加拿大课程体系的要求，语言用词精准地道，国外教师的个人教学经验也在内容编撰中得到体现。二是编辑团队国际化。双方以项目小组的形式组成国际编辑团队，共六名成员，中国和加拿大成员各占一半，确保产品内容紧跟国外主流形势的同时，符合中国出版物编校要求。三是编辑过程国际化。该系列图书的编撰采用的是“初期合作+后期分工”模式，初期选题定位、作者选择和组稿等工作都是由双方组成的编辑团队共同沟通协作完成的，后期的编辑校对、审校、排版和印制等工作都有明确的分工。这种“初期合作+后期分工”的图书制作模式能确保图书内容与国际出版接轨，符合目标读者的需求。
2.合作模式多元化
在产品合作过程中，我国出版机构要整合双方资源，用多元化的模式立体开发多种形态产品，形成立体出版的格局，使“走出去”的路径更宽广。多元化合作方式的优点在于，双方出版社在规避单一合作出版可能引起风险的同时，还能有效借助彼此的出版资源实现优势互补，合作共赢。江西教育出版社与电讯路出版社之间的多元化合作主要体现在以下两方面。一方面，双方采取以版权为纽带的多元合作，借助彼此的出版优势研发新的出版物等。比如，“年级教室”系列除了开发系列图书，其内容还被改编成记忆卡、活动书、电子书和多媒体互动学习系统等衍生版权产品。另一方面，以项目为抓手开展的多元合作，如在印刷、线上课程推广、发行、版权代理和多媒体产品制作等方面，江西教育出版社也與电讯路出版社进行了深入合作。
3.合作渠道细分化
在产品合作过程中，我国出版机构要遵循市场规律，用细分化的手段，根据目标用户的购买习惯系统思考分众营销，获得国际市场的认同。渠道细分对以国际化市场为目标的产品尤为重要，不同国家、不同文化背景人的购买方式和习惯是不同的。“年级教室”产品能进入国外主流渠道进行销售，主要得益于对细分市场精准的营销。在中国市场，“年级教室”系列的目标读者定位于对少儿英语教材教辅有极大需求的双语学校师生，以双语学校为目标市场；在加拿大主市场，主要通过常规图书渠道销售，教材教辅、活动书和记忆卡等纸质产品主要通过加拿大连锁书店颐提港书店（Indigo Books Music&Cafe）销售，数字产品、视频教学和互动APP主要通过少儿教育网络平台推广，少量的记忆卡、活动书通过罗布劳、麦德龙等超市销售；在美国市场，则把重心放在能增加图书曝光率的场所销售，通过沃尔玛、博通超市和好市多（Costco）等超市销售。
4.合作关系灵活化
在产品合作过程中，中国出版机构要重视潜在需求，用灵活的思维挖掘供应链上各环节的潜在需求，扩大合作范围，使“走出去”效能得到提升。灵活的合作关系使“走出去”的目标对象不仅局限于合作方，还扩大到重要的客户、海外参股公司和上下游合作方，从而扩大“走出去”的经济效益。同时，通过合作方之间建立的联系，我国出版机构能大大减少沟通的时间成本，提高“走出去”的效能。江西教育出版社与加拿大电讯路出版社在合作过程中，逐渐了解到电讯路除了在加拿大是较大教育图书发行商之一，同时还在美国参股了一家经营少儿读物和玩具的出版社。江西教育出版社发挥在中国的出版资源优势，不仅与电讯路本部合作出版，成为其在中国的代理人，还承接了其合作公司在中国的部分业务，与电讯路的合作伙伴达成合作。一方面，江西教育出版社通过电讯路与其合作伙伴建立联系，寻找可合作项目，以对方需求为导向切实解决他们的问题，如为电讯路的合作伙伴童趣书有限责任公司（kidsbooks LLC）降低产品制作成本，为其美国参股公司寻找合适的中国销售渠道等。另一方面，江西教育出版社借助电讯路的合作伙伴在各自专业领域的优势为自身解决一些问题，以提高教育图书的品质和市场竞争力，如在图书的装帧设计、插画来源和原材料环保控制等技术方面获得支持。
四、结语
中国教育出版“走出去”是在不断探索和尝试中前进的。虽然经过长期的经验积累，教育出版“走出去”已在品质和数量上取得了进步，但竞争力弱、形式单一和渠道不畅等问题依然存在。面对不断变化的国际市场，教育出版“走出去”只有在解决问题的基础上，抓住“一带一路”倡议带来的市场机遇，才能取得可持续的进步与发展，才能真正成为中国文化“走出去”的中坚力量。
|参考文献|
[1]陈菁霞. 中国图书“走出去”地图——教育图书“走出去”，路在何方[N]. 中华读书报，2009-08-26.
[2]姚文瑞. 始于使命，源于尼山，高山流水，星罗棋布：尼山书屋创造出版“走出去”新样本[J]. 出版参考，2017（8）：36-39.
[3]王晓珊. 市场化、数字化、本土化：教育出版“走出去”的三大挑战[N]. 21世纪英语教育周刊，2011-01-07.
[4] Wang P，Logic N. A. A Model of Intelligent Reasoning[M]. World Scientific Co. ， Inc. ， River Edge， NJ，201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