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月初一，云南省红河州委宣传部部长伍皓同志在微博上公布了他使用的公车牌号。伍皓对媒体表示，他的目的是“禁止公车私用从我做起，求大家监督我”。但是，此事引起的反应，立即超出了他“求大家”的范围。大家从他开始，追问到公车的管理，什么人有资格享用公款配车？进而推及公款到底该怎样使用？政府的成本到底该多高？
　　有人发现，根据中央文件，伍皓作为副厅级干部，尚无资格享受公款配备的专车，而且，他公布的车还是日本品牌的越野型，也不符合中央规定。《北京青年报》发表社评，指出建设节约型政府，要严格执行中央文件。伍皓反唇相讥，指责媒体“伪造”中央文件。然后更多人加入讨论，“中央文件”越辩越明。最后，伍皓承认，丰田越野不是他的“专车”，只是“相对固定”，而且是上一任遗留的，非他主动追求，但他同时指出，不仅是他，事实上现在的乡镇干部都有“专车”。
　　谁都不会怀疑伍皓说的是实情。他告诉我们，公车早就驶出了中央文件的范围。伍皓公布专车牌号遭受讥评的原因，正在于公众对公车负担已经非常不满，而伍皓的“坦诚”没有达到公众对公务员的要求。不开出去玩儿，是应该的，没必要张扬；连乡镇干部都在违规，也不是副厅级干部违规的理由。
　　但伍皓的贡献在于，充当了一只观察公车消费的小白鼠，在大家都得空的春节期间，贡献了一个有益的公共话题，提高了公众的觉悟，正好也呼应了国家政治安排的时机——《人民日报》和中央电视台春节期间正好也在讨论“车轮上的铺张”和“舌头上的浪费”，为十八大以后的大好形势和迎接两会营造氛围。
　　公车是“三公消费”的支柱之一。中国的“三公消费”实在非常令人发指，非常不文明。它到底有多大数额，公众也不知道。常有研究数据报道，都相当巨大，但也相当粗略，粗略到以千亿进位。这些数据每一次出现都非常刺激公众的情绪。人们说，如果不是“三公消费”的黑洞，免费医疗有保障了，义务教育可以到高中了，国防可以追加一倍了。而这些钱都让官员们给挥霍掉了。这是多么严厉的声讨。
　　没有官方配合，民间机构很难拿出准确的数字。不过，到今天来说，准确的数字对公众的判断已经不那么重要了，它已经不会影响公众的判断了。仰仗政府和官员们长期的作派，公众已经相信：政府和官员的消费太高，很多消费是浪费，是不把老百姓的钱当钱，预算决算都没有明细，很不负责任。
　　公众的感觉和情绪，应该被官方看成决定自己命运的硬道理。所有民主国家都搞民调，他们的政府和官员非常看重这个。民调所调查的，其实只是公众的感觉和情绪。因为公众手中的选票受感觉和情绪支配。我们总说民众对官方和官员是有感情的，但是，如果人民觉得你乱花了他们的钱，那感情只能是不满。

　　现在看起来，公众的口味越来越重。像伍皓部长那样秀一下车牌号，要放在以前，会得到公众夸奖，但现在，更多的人不领情了。有一个关于社会发展的口号是这样的：“发展为了人民，发展依靠人民，发展的成果由人民共享。”但是，中国政府的财政收入，比国民经济和职工收入增长都快得多。这给政府和官员在享受发展成果时提供了优先条件。然而，比政府财政收入增长更快的，是公众关于权利的意识。
　　“三公消费”跟公众的权利意识已经形成尖锐对立。就凭这一点，“三公消费”就应该取消。取消了官僚系统会运转不灵吗？我认为更灵。官员会很不满吗？我认为问题不大。至少，今天享受公车的人基本上都买得起私车，都不缺吃喝，大多也出过几次国。“三公”在很大程度上只是一种铺张浪费的形式，对官员个人并不是必须的，考虑到官员的实际待遇下降了可能不习惯，再以某种方式补偿一下他们，事情就搁平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