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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杜亚泉，1873年（同治十二年）生于浙江绍兴府山阴县伧塘乡（今上虞市长塘）。原名炜孙，字秋帆，又署伧父。他的思想庞杂深刻，在20世纪初期的文化论战中他被攻击为守旧派，但他对待中西不同文明形态上有着自己的独到见解 ，如今看来却是稳健而有理性。他不仅支持西方文化的引进还提出在输入西风文化时所要坚持的标准以及对中西文明利弊做出评判，这对我们思考当今不同文明的交流仍有借鉴意义。
关键词：杜亚泉；中国文明； 西方文明
1911（宣统三年）至1920年（民国九年），杜亚泉掌《东方杂志》笔政，前后共九年。他出任主编后，刷新内容，扩大篇幅，使之成为当时具有影响力的学术杂志。除此之外，他还勤于著述、翻译，涉及哲学、政治、经济、文化、社会教育等各方面，内容庞杂而思想深刻。后人曾评价他“其对于人生观和社会观，始终以理智支配欲望为最高理想，以使西方科学与东方传统文化结合为最后目的。先生实不失为中国启蒙时期的一典型学者。”蔡元培说他“以科学方法研求哲理，周详审慎，力避偏宕”。
然而后世对他的评价却是毁多誉少，甚至将他视为落伍者，但今天再看来杜亚泉是一个坚持理性的学者。他对中西文化的差异有着他自己冷静的思考，在《静的文明与动的文明》、《迷乱之现代人心》、《何谓新思想》、《差等法》等文章中作者都有所阐述。因为他坚持以中国传统伦理道德为我民族文化发展的本位，曾受到以陈独秀为代表的新青年派的激烈批判，也导致一场大的东西文化论战。我们暂且不去评价那场论战到底谁对谁错，只对杜亚泉的中西文化观作简要分析。
首先看杜亚泉对两种文明性质的判断，“盖吾人意见，以为西洋文明与吾国固有之文明，乃性质之异，而非程度之差”。通过对东西文化的细致比较比较，“西洋社会，一切皆注重人为，我国则反之，而一切注重自然”“西洋人之生活为外向…而社会文明皆由人与人之关系发生。我国人之生活，为向内的…求其勤俭克己，安心守分…”，“西洋社会内，有种种团体…亦为竞争之结果”，“西洋社会，既以竞争胜利为生存条件，视胜利为重而道德次之…我国社会，则往往视胜利为道德之障碍”，“西洋社会，无时不在战争中，其间之和平时期，乃为战后之修养期，战争为常态。我国社会，时时以避去战争为务”。他把东西文明概括为静的文明和动的文明。而且他认为两种文明的产生是有其历史、地理根源，且孰优孰劣需以所取标准而定，也就是说他认为西方文明与东方文明各有利弊。一战前他曾说“吾自与西洋社会接触以来，虽不敢谓西洋社会，事事物物，悉胜于吾侪，为吾侪所当效法，然比较衡量之余，终觉吾侪之社会间，积五千年沉淀之渣滓，蒙二十余朝风化之尘埃，征结之所在，不可不有以扩清而扫之”；战后他又感慨“自欧战以来，…吾人对于向所羡慕之西洋文明已不胜怀疑之意见，而吾人之效法西洋文明者，亦不能于道德上或功业上表示其信于吾人。则吾人今后，不可不变其盲从之态度，而一审文明真价值之所在。”
杜亚泉坚决支持西方文化的输入，至于如何输入还要看他对文明评价的标准。他认为“精神文明之优劣，不能以富强与否为标准，犹之人心地安乐与否，不能以贫贱为衡”。在他看来“科学仅为发达经济之手段，苟目的已误，则手段愈高，危险亦愈甚。西洋社会之经济目的，与东洋社会截然不同。”文明有其社会历史性，尽管西方社会在科学技术、经济、政治等方面着实比我们进步得多，要想我们也进步必须靠学习西方先进的地方。但是我们的社会自古以来就是一个伦理道德型的社会，在中国人的观念里“不饥不寒养生丧死无憾”，如果西方文化无节制的输入，那么西洋社会的弊端（重物质轻道德）也会随之而入。那么唯一办法就是中西文化各取所长，“在实现吾人之理想生活，即以科学的手段，实现吾人之经济之目的；以力行的精神，实现吾人理性的道德”。
再看杜亚泉的东西文化调和论，相对陈独秀那种疾风暴雨似的取代论显得更稳重、更理性。总的来说，我们认为杜亚泉的中西文化观是从终极人文关怀的角度去思考。在杜亚泉看来，中国的经济、政治是落后于西方，所以他不遗余力的介绍西方科学知识，翻译外国著作；但是不是引进西方的文明就能解决问题。杜亚泉对文明的评价标准是不同于陈独秀的：他不以富强与否、贫富贵贱为衡，以心之安乐与否为准，他所关怀的是人超于物质以外的精神满足感，是一种终极关怀。杜亚泉始终强调的是道德或伦理道德，东西文化各有优劣，应各取所长；同时更强调中国社会的优点可以弥补西洋社会的不足。尽管他们的物资生活优裕、政治生活民主、文化生活丰富，但是他们的欲望也随着物资增长而膨胀，欲望的膨胀竞争的压力便大，如此人总是生活在“狂躁”中。而中国社会一直靠伦理道德平衡社会，在追求社会经济发展的同时还要保持这种平衡力确保社会的稳定。这样看来，文化调和并不是单纯的保守。不得不承认杜亚泉在东西文化上的深邃和理性，“两社会之交通日益繁盛，两文明互相接近，故抱合调和，为势所必至”。在现代社会种文化交流与融合趋日盛，各取所长仍不失为必要且理性的做法。
然而就像杜亚泉的反对派曾指着过的，杜的不足和缺点同样也留给我们很多教训与思考。尽管他承认东西文化是性质不同的两种文化，但他还是过分夸大文化的相对性，而忽视了差别的绝对性。东西文化的调和论缺乏可操作性的具体实施，以致表面看来像是不伦不类。尤其是在那个年代，中国和世界的差距如此之大且饱受凌辱，他的文化调和论就很难具有说服力和可接受性。
参考文献：
[1]蔡元培.杜亚泉先生遗事.蔡元培全集 .第7卷[M] .浙江教育出版社 ，1997.
[2]许纪森、田建业.杜亚泉文存[M].上海教育出版社，2003.50.
[3]许纪森、田建业.杜亚泉文存[M].上海教育出版社，2003.50.
[4]许纪森、田建业.杜亚泉文存[M].上海教育出版社，2003.5.
[5]杜亚泉.静的文明与动的文明[J].东方杂志.第13卷第10号，1916年10月.
[6]杜亚泉.迷乱之现代人心[J].东方杂志.第15卷第4号，1918年4月.
[7]杜亚泉.迷乱之现代人心[J].东方杂志.第15卷第4号，1918年4月.
[8]许纪森、田建业.杜亚泉文存[M].上海教育出版社，2003.5.
作者简介：陈立华（1987-），女，聊城大学历史文化学院2012级教育硕士研究生，专业学科教学（历史）。
关键词：杜亚泉；中国文明； 西方文明
1911（宣统三年）至1920年（民国九年），杜亚泉掌《东方杂志》笔政，前后共九年。他出任主编后，刷新内容，扩大篇幅，使之成为当时具有影响力的学术杂志。除此之外，他还勤于著述、翻译，涉及哲学、政治、经济、文化、社会教育等各方面，内容庞杂而思想深刻。后人曾评价他“其对于人生观和社会观，始终以理智支配欲望为最高理想，以使西方科学与东方传统文化结合为最后目的。先生实不失为中国启蒙时期的一典型学者。”蔡元培说他“以科学方法研求哲理，周详审慎，力避偏宕”。
然而后世对他的评价却是毁多誉少，甚至将他视为落伍者，但今天再看来杜亚泉是一个坚持理性的学者。他对中西文化的差异有着他自己冷静的思考，在《静的文明与动的文明》、《迷乱之现代人心》、《何谓新思想》、《差等法》等文章中作者都有所阐述。因为他坚持以中国传统伦理道德为我民族文化发展的本位，曾受到以陈独秀为代表的新青年派的激烈批判，也导致一场大的东西文化论战。我们暂且不去评价那场论战到底谁对谁错，只对杜亚泉的中西文化观作简要分析。
首先看杜亚泉对两种文明性质的判断，“盖吾人意见，以为西洋文明与吾国固有之文明，乃性质之异，而非程度之差”。通过对东西文化的细致比较比较，“西洋社会，一切皆注重人为，我国则反之，而一切注重自然”“西洋人之生活为外向…而社会文明皆由人与人之关系发生。我国人之生活，为向内的…求其勤俭克己，安心守分…”，“西洋社会内，有种种团体…亦为竞争之结果”，“西洋社会，既以竞争胜利为生存条件，视胜利为重而道德次之…我国社会，则往往视胜利为道德之障碍”，“西洋社会，无时不在战争中，其间之和平时期，乃为战后之修养期，战争为常态。我国社会，时时以避去战争为务”。他把东西文明概括为静的文明和动的文明。而且他认为两种文明的产生是有其历史、地理根源，且孰优孰劣需以所取标准而定，也就是说他认为西方文明与东方文明各有利弊。一战前他曾说“吾自与西洋社会接触以来，虽不敢谓西洋社会，事事物物，悉胜于吾侪，为吾侪所当效法，然比较衡量之余，终觉吾侪之社会间，积五千年沉淀之渣滓，蒙二十余朝风化之尘埃，征结之所在，不可不有以扩清而扫之”；战后他又感慨“自欧战以来，…吾人对于向所羡慕之西洋文明已不胜怀疑之意见，而吾人之效法西洋文明者，亦不能于道德上或功业上表示其信于吾人。则吾人今后，不可不变其盲从之态度，而一审文明真价值之所在。”
杜亚泉坚决支持西方文化的输入，至于如何输入还要看他对文明评价的标准。他认为“精神文明之优劣，不能以富强与否为标准，犹之人心地安乐与否，不能以贫贱为衡”。在他看来“科学仅为发达经济之手段，苟目的已误，则手段愈高，危险亦愈甚。西洋社会之经济目的，与东洋社会截然不同。”文明有其社会历史性，尽管西方社会在科学技术、经济、政治等方面着实比我们进步得多，要想我们也进步必须靠学习西方先进的地方。但是我们的社会自古以来就是一个伦理道德型的社会，在中国人的观念里“不饥不寒养生丧死无憾”，如果西方文化无节制的输入，那么西洋社会的弊端（重物质轻道德）也会随之而入。那么唯一办法就是中西文化各取所长，“在实现吾人之理想生活，即以科学的手段，实现吾人之经济之目的；以力行的精神，实现吾人理性的道德”。
再看杜亚泉的东西文化调和论，相对陈独秀那种疾风暴雨似的取代论显得更稳重、更理性。总的来说，我们认为杜亚泉的中西文化观是从终极人文关怀的角度去思考。在杜亚泉看来，中国的经济、政治是落后于西方，所以他不遗余力的介绍西方科学知识，翻译外国著作；但是不是引进西方的文明就能解决问题。杜亚泉对文明的评价标准是不同于陈独秀的：他不以富强与否、贫富贵贱为衡，以心之安乐与否为准，他所关怀的是人超于物质以外的精神满足感，是一种终极关怀。杜亚泉始终强调的是道德或伦理道德，东西文化各有优劣，应各取所长；同时更强调中国社会的优点可以弥补西洋社会的不足。尽管他们的物资生活优裕、政治生活民主、文化生活丰富，但是他们的欲望也随着物资增长而膨胀，欲望的膨胀竞争的压力便大，如此人总是生活在“狂躁”中。而中国社会一直靠伦理道德平衡社会，在追求社会经济发展的同时还要保持这种平衡力确保社会的稳定。这样看来，文化调和并不是单纯的保守。不得不承认杜亚泉在东西文化上的深邃和理性，“两社会之交通日益繁盛，两文明互相接近，故抱合调和，为势所必至”。在现代社会种文化交流与融合趋日盛，各取所长仍不失为必要且理性的做法。
然而就像杜亚泉的反对派曾指着过的，杜的不足和缺点同样也留给我们很多教训与思考。尽管他承认东西文化是性质不同的两种文化，但他还是过分夸大文化的相对性，而忽视了差别的绝对性。东西文化的调和论缺乏可操作性的具体实施，以致表面看来像是不伦不类。尤其是在那个年代，中国和世界的差距如此之大且饱受凌辱，他的文化调和论就很难具有说服力和可接受性。
参考文献：
[1]蔡元培.杜亚泉先生遗事.蔡元培全集 .第7卷[M] .浙江教育出版社 ，1997.
[2]许纪森、田建业.杜亚泉文存[M].上海教育出版社，2003.50.
[3]许纪森、田建业.杜亚泉文存[M].上海教育出版社，2003.50.
[4]许纪森、田建业.杜亚泉文存[M].上海教育出版社，2003.5.
[5]杜亚泉.静的文明与动的文明[J].东方杂志.第13卷第10号，1916年10月.
[6]杜亚泉.迷乱之现代人心[J].东方杂志.第15卷第4号，1918年4月.
[7]杜亚泉.迷乱之现代人心[J].东方杂志.第15卷第4号，1918年4月.
[8]许纪森、田建业.杜亚泉文存[M].上海教育出版社，2003.5.
作者简介：陈立华（1987-），女，聊城大学历史文化学院2012级教育硕士研究生，专业学科教学（历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