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访著名经济学家厉以宁
常听到有人说：“发明是科学家的事，创新是企业家的事，创意则来自天才”，在过去30年，中国不乏优秀科学家，优秀企业家，但唯独缺乏像乔布斯一样的创意天才。
没有产生创意人才的原因可能有很多，但缺失创意人才的结果却很好预测：创新的驱动总是来源于创意，任何发明和创新都以创意为突破口，企业如果没有创新就不可能立足于价值链的高端。
为此，SMEIF记者采访了我国著名经济学家厉以宁，他对中国如果缺乏创新创意人才未来的企业会出现一种什么样的局面、创新环境如何营造等一组话题进行了解答。
没有创新就不可能立足于价值链的高端
对于经营和管理，厉以宁说这是两个完全不同的概念，管理的条件是资本存量既定，而经营则以资本存量增加为目标，“中国企业家中不少人还没有弄懂这个道理”，现在企业家需要的是创新、创业。厉以宁说，“对于一个企业家来说，经营更为重要，不能单靠管理”。
在北大光华新年论坛上谈及这样一个话题是不寻常的，这也在一个侧面表达了厉以宁对中国企业缺乏创新意识、中国缺乏创意人才和培育环境等一系列问题的忧虑。
他认为对企业家来说，盈利率是最重要的，否则会引起投资者的不满，经理人也不能再得到投资者们的信任。要让企业的产值增加，利润增多，企业就必须走自主创新之路，拥有自己的知识产权。
中国过去30年一直走的是低端加工路线，时至今日这种定位已经出现负增长局面。所以企业唯有立足于价值链的高端，才不至于成为一个单纯的加工者，才不会出现负增长局面。中国企业在今后会越来越发现利润大部分归于有创意和创新能力的其他企业。因为知识产权会成为市场竞争的核心，如果企业处于价值链的低端，只能收到很初级的加工费，盈利的空间将会很少。
不仅如此，企业如果立足价值链的高端，还必然会提高本产业的协同效应和整体质量。这是因为产业中的各个市场主体彼此既是竞争者，又是合作者，或存在配套关系，或相互提供服务。这样一来，本产业中的企业越是拥有更多的自主创新成果，就越会加快本产业的资产充足状况，进而本产业的整体质量会提高。这具体反映于：本产业将形成新技术下的产业链，带动新产业链上各个环节的企业升级、转型。
由此厉以宁引申出一个感慨，“我听说讲中国企业实施走出去战略，到国外去开拓市场，但有很多国家抵制中国的国有企业，国外普遍对中国以举国之力扶持的国有企业具有警惕心理，人家不愿意让你进来。而民营企业走出去却不会出现这样的状况，但单个企业走出去往往会势单力薄，去什么地方都不能取得自己的优势，还受当地企业竞争、排挤。所以最近企业界就想出了一个办法，抱团出去，而且必须是本行业中最优的前三名之一，好几百家企业，都是各行各业最优的企业，抱成一个团出去了，别人欢迎都来不及呢。所以，最优者要组成一个集团，企业之间的协同效应对创新是很有帮助的，这样才能立在价值链的高端。”
谈到最优企业，厉以宁表示过去谈管理学的时候经常谈西蒙的次优利润，多少年来“次优是可行的”逐渐成了一个定理，但是在越来越讲究创意和创新的今天，企业必须达到最优。现代市场的竞争态势是：“最优才有前途，才有出路，次优同样会被排斥，会被淘汰。”形势逼人，未来市场是最优者的市场，最优者就是产业的领跑者。
中国企业的一个惯性思维是，处处求最优可能是不现实的，所以追求成本最低、利润最大，更多追求的是退而求其次的次优，可行性优先。但在今后的国际竞争和国内竞争中，在争夺价值链高端竞争的争夺战中，越来越需要企业必须做到最优。
创新需要制度条件
厉以宁时常会以乔布斯举例说明，“他是个天才，他的组织能力和创新能力都很强，但是不要忘了，乔布斯离不开他那个制度，在我们这个社会中能够出现乔布斯这样的人吗？这有待于我们的市场体制进一步完善。另一方面，乔布斯是一个创新的领头人，他有一个庞大的创新团队，产权激励机制和分享机制，才可以把这个庞大的团队的积极性全部调动起来”。
他认为，有益于产业创意的制度条件主要有五个方面。
一是要有一个良好的投资体制。“创新是需要投资的，创新成功以后的扩大生产更需要投资”，厉以宁说，如果市场没有良好投资体制，就无法获得实际的创新成效，也会影响到企业产品市场占有率的增加。
二是要有一个公平竞争的市场环境，所有市场主体都应处于同一平台，得以公平竞争。“无论是所有制歧视还是企业规模歧视，都应消除”，厉以宁说，差别不应是不公平的结果，而应该是公平竞赛的结果。
三是要有一套政府在税收、信贷、奖励方面帮助创新者的优惠政策。市场的公平并非不能有政府的影响，“政府可以根据自己的发展战略和产业政策施行轻重缓急的区别对待”，但政府优惠也应排除所有制和企业规模两方面的歧视，“任何超国民待遇都不符合公平竞争原则”。
四是要有一套严格的知识产权保护制度。厉以宁强调，这种制度还必须依法执行、落到实处，否则创新只能落空。
五是要有一套激励创新者的机制，比如企业内部的产权分享，“以乔布斯来说，他有一个庞大的创新团队，产权激励和分享把这个庞大团队的积极性全都调动起来了”。
创新更需要市场意识
纵观中国民营企业成长史，也不是由政府主导出现，而是市场自发产生，所以企业不应该光指望政府用政策推动产业、环境的完善，而是先得由企业用创新意识自发开辟出一条能够经受市场考验的“星光大道”，才能盼望到更多力量的支持。刚刚离开市场一线的联想集团名誉董事长柳传志仍然最信奉一切创新活动都离不开市场的力量。
柳传志以以往的一段经历加以说明：“就说想要做个电脑里更先进的CPU，做完了以后卖不卖得出去？能卖多少量？都决定着企业未来是否能存活。就算是科技含量很高，最后还是要从经济结果来衡量的。我（上世纪）90年代就是863顾问委员会的成员，在开顾问委员会的时候，几乎绝大多数的顾问全都是科学家，或者是技术专家，所以在关于863的研讨会上话题全都是这个项目的水平多高，我们做不做得出来？难度多大？只有我谈将来卖不卖得出去？只有我一个这么实际，所以我后来就不参加那个会了。其实做企业的迫不得已（必须考虑产品将来卖不卖得出去）。国家愿意举国之力前赴后继，但对于单个企业来讲，我不这么算帐，企业就会死。所以从市场角度考量它的创新结果，我觉得更为合理”。
在创新层面，柳传志坦言并没有认真研究科技创新这些定义，而是去研究企业如何通过各个环节控制以后企业能够更好更快发展，这是个系统工程，研发能力强不强？零部件质量是否能够跟上？品牌能力够不够？资金实力是否充足？也许，这是很多既志在创新发展又关注市场结果的中国企业一条较为平衡的始发路径。
对此，厉以宁表示赞同。他认为，与国际金融危机前相比，中国企业目前面临的新形势包括：欧债危机、通胀、成本上升以及人民币升值等。在这种形势下，对企业来说，就是经营管理理念要转变，以适应新的形势，走出一条新路。
常听到有人说：“发明是科学家的事，创新是企业家的事，创意则来自天才”，在过去30年，中国不乏优秀科学家，优秀企业家，但唯独缺乏像乔布斯一样的创意天才。
没有产生创意人才的原因可能有很多，但缺失创意人才的结果却很好预测：创新的驱动总是来源于创意，任何发明和创新都以创意为突破口，企业如果没有创新就不可能立足于价值链的高端。
为此，SMEIF记者采访了我国著名经济学家厉以宁，他对中国如果缺乏创新创意人才未来的企业会出现一种什么样的局面、创新环境如何营造等一组话题进行了解答。
没有创新就不可能立足于价值链的高端
对于经营和管理，厉以宁说这是两个完全不同的概念，管理的条件是资本存量既定，而经营则以资本存量增加为目标，“中国企业家中不少人还没有弄懂这个道理”，现在企业家需要的是创新、创业。厉以宁说，“对于一个企业家来说，经营更为重要，不能单靠管理”。
在北大光华新年论坛上谈及这样一个话题是不寻常的，这也在一个侧面表达了厉以宁对中国企业缺乏创新意识、中国缺乏创意人才和培育环境等一系列问题的忧虑。
他认为对企业家来说，盈利率是最重要的，否则会引起投资者的不满，经理人也不能再得到投资者们的信任。要让企业的产值增加，利润增多，企业就必须走自主创新之路，拥有自己的知识产权。
中国过去30年一直走的是低端加工路线，时至今日这种定位已经出现负增长局面。所以企业唯有立足于价值链的高端，才不至于成为一个单纯的加工者，才不会出现负增长局面。中国企业在今后会越来越发现利润大部分归于有创意和创新能力的其他企业。因为知识产权会成为市场竞争的核心，如果企业处于价值链的低端，只能收到很初级的加工费，盈利的空间将会很少。
不仅如此，企业如果立足价值链的高端，还必然会提高本产业的协同效应和整体质量。这是因为产业中的各个市场主体彼此既是竞争者，又是合作者，或存在配套关系，或相互提供服务。这样一来，本产业中的企业越是拥有更多的自主创新成果，就越会加快本产业的资产充足状况，进而本产业的整体质量会提高。这具体反映于：本产业将形成新技术下的产业链，带动新产业链上各个环节的企业升级、转型。
由此厉以宁引申出一个感慨，“我听说讲中国企业实施走出去战略，到国外去开拓市场，但有很多国家抵制中国的国有企业，国外普遍对中国以举国之力扶持的国有企业具有警惕心理，人家不愿意让你进来。而民营企业走出去却不会出现这样的状况，但单个企业走出去往往会势单力薄，去什么地方都不能取得自己的优势，还受当地企业竞争、排挤。所以最近企业界就想出了一个办法，抱团出去，而且必须是本行业中最优的前三名之一，好几百家企业，都是各行各业最优的企业，抱成一个团出去了，别人欢迎都来不及呢。所以，最优者要组成一个集团，企业之间的协同效应对创新是很有帮助的，这样才能立在价值链的高端。”
谈到最优企业，厉以宁表示过去谈管理学的时候经常谈西蒙的次优利润，多少年来“次优是可行的”逐渐成了一个定理，但是在越来越讲究创意和创新的今天，企业必须达到最优。现代市场的竞争态势是：“最优才有前途，才有出路，次优同样会被排斥，会被淘汰。”形势逼人，未来市场是最优者的市场，最优者就是产业的领跑者。
中国企业的一个惯性思维是，处处求最优可能是不现实的，所以追求成本最低、利润最大，更多追求的是退而求其次的次优，可行性优先。但在今后的国际竞争和国内竞争中，在争夺价值链高端竞争的争夺战中，越来越需要企业必须做到最优。
创新需要制度条件
厉以宁时常会以乔布斯举例说明，“他是个天才，他的组织能力和创新能力都很强，但是不要忘了，乔布斯离不开他那个制度，在我们这个社会中能够出现乔布斯这样的人吗？这有待于我们的市场体制进一步完善。另一方面，乔布斯是一个创新的领头人，他有一个庞大的创新团队，产权激励机制和分享机制，才可以把这个庞大的团队的积极性全部调动起来”。
他认为，有益于产业创意的制度条件主要有五个方面。
一是要有一个良好的投资体制。“创新是需要投资的，创新成功以后的扩大生产更需要投资”，厉以宁说，如果市场没有良好投资体制，就无法获得实际的创新成效，也会影响到企业产品市场占有率的增加。
二是要有一个公平竞争的市场环境，所有市场主体都应处于同一平台，得以公平竞争。“无论是所有制歧视还是企业规模歧视，都应消除”，厉以宁说，差别不应是不公平的结果，而应该是公平竞赛的结果。
三是要有一套政府在税收、信贷、奖励方面帮助创新者的优惠政策。市场的公平并非不能有政府的影响，“政府可以根据自己的发展战略和产业政策施行轻重缓急的区别对待”，但政府优惠也应排除所有制和企业规模两方面的歧视，“任何超国民待遇都不符合公平竞争原则”。
四是要有一套严格的知识产权保护制度。厉以宁强调，这种制度还必须依法执行、落到实处，否则创新只能落空。
五是要有一套激励创新者的机制，比如企业内部的产权分享，“以乔布斯来说，他有一个庞大的创新团队，产权激励和分享把这个庞大团队的积极性全都调动起来了”。
创新更需要市场意识
纵观中国民营企业成长史，也不是由政府主导出现，而是市场自发产生，所以企业不应该光指望政府用政策推动产业、环境的完善，而是先得由企业用创新意识自发开辟出一条能够经受市场考验的“星光大道”，才能盼望到更多力量的支持。刚刚离开市场一线的联想集团名誉董事长柳传志仍然最信奉一切创新活动都离不开市场的力量。
柳传志以以往的一段经历加以说明：“就说想要做个电脑里更先进的CPU，做完了以后卖不卖得出去？能卖多少量？都决定着企业未来是否能存活。就算是科技含量很高，最后还是要从经济结果来衡量的。我（上世纪）90年代就是863顾问委员会的成员，在开顾问委员会的时候，几乎绝大多数的顾问全都是科学家，或者是技术专家，所以在关于863的研讨会上话题全都是这个项目的水平多高，我们做不做得出来？难度多大？只有我谈将来卖不卖得出去？只有我一个这么实际，所以我后来就不参加那个会了。其实做企业的迫不得已（必须考虑产品将来卖不卖得出去）。国家愿意举国之力前赴后继，但对于单个企业来讲，我不这么算帐，企业就会死。所以从市场角度考量它的创新结果，我觉得更为合理”。
在创新层面，柳传志坦言并没有认真研究科技创新这些定义，而是去研究企业如何通过各个环节控制以后企业能够更好更快发展，这是个系统工程，研发能力强不强？零部件质量是否能够跟上？品牌能力够不够？资金实力是否充足？也许，这是很多既志在创新发展又关注市场结果的中国企业一条较为平衡的始发路径。
对此，厉以宁表示赞同。他认为，与国际金融危机前相比，中国企业目前面临的新形势包括：欧债危机、通胀、成本上升以及人民币升值等。在这种形势下，对企业来说，就是经营管理理念要转变，以适应新的形势，走出一条新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