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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年7月16日，中國农村改革中的又一位有功之人，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原副主任、安徽省原省长王郁昭以90高龄辞世。斯人已逝，而他在农村改革中所做出的贡献及一段段广为流传的佳话却一直留在人们心中。
中国农村体制改革最早取得突破的是安徽省，而在安徽的改革行动中，走在最前列的是滁县地区。王郁昭时任滁县地委书记，是这里农民改革行动有力的领导者。在整个农村改革过程中，王郁昭与时任中共安徽省委书记的万里，一下一上，在思想、行动上配合默契，取得一个又一个改革成果，不但推动了滁县地区而且带动了全省的改革形势，也在农村改革史上留下一段段佳话。
万里出任安徽省委第一书记是在1977年6月，正值“文化大革命”结束不久。历史上，安徽就以多天灾战乱、人民生活贫苦而闻名，又饱经“文化大革命”的摧残，全省工农业生产均停滞不前，其中农村情况更为严重。全省只有大约10%的生产队能维持社员的温饱，大部分农民在饥寒中挣扎。而当时中国“两个凡是”思想盛行，农村工作总的指导方针仍难摆脱“左”的影响，还是以“农业学大寨”“建设大寨县”为中心任务。
面对这种严重的局面，万里首先做的工作就是下农村调查研究。他跑遍大江南北、淮河两岸，进农家，访农民。他看到了家徒四壁、无隔夜之粮的农家，看到了没有棉衣只能躲在灶门口草窝里避寒的老人，看到了在寒风中扒火车外逃的人群，他更看到了造成这种局面的原因：现行的发展农业的指导思想、组织办法和实行的政策过“左”，捆死了农民的手脚。他也看到不断高涨的、使不少人抱有希望的“农业学大寨”运动，已经成为农村经济农业发展的负面力量。要想使农村农业走出困境，必须改弦更张，实行新的政策。
办法在哪里呢？万里说：“我们的办法是，强调毛主席教导的实事求是的指导思想，办法是从毛主席亲自主持制定的‘六十条’中去找根据。”就是要从落实党在农村经济政策入手，进行拨乱反正。
而就在这时候，1977年7月滁县地委送来一份《关于落实党在农村的经济政策的调查报告和分析意见》。这份报告正是以王郁昭为书记的中共滁县地委在通过一次较大规模农村调查之后写出来的，其主题是揭露“四人帮”胡批乱斗、扰乱党在农村的各项政策的行径。报告明确提出，如果不把被搞乱了的党的农村经济政策纠正过来，就不能调动群众的积极性。同时，报告还就如何解决这些问题提出了若干意见。其实早在这年春天，这个报告就上报给了省委，但被原省委负责人以“落实政策不能影响大干”为由搁置一旁。省委改组后，滁县地委再一次上报。到任不久的万里仔细看了这份材料，立即批转印发给全省各地、市委，并写出批示：“滁县地委组织力量深入群众，对农村经济政策认真进行调查研究，这是个好的开端。这个问题，很值得引起各地重视。”
这份报告为什么受到万里的如此重视？因为它提出了落实党在农村的经济政策的建议，与万里的思路不谋而合。这也使万里更加坚定信心抓落实政策的工作。经过几个月的调查研究，万里主持安徽省委出台了《关于当前农村经济政策几个问题的规定》，全文共6条，史称“省委六条”。从此，万里在安徽从落实政策入手，开始了农村改革的进程。
滁县地委的报告促使万里及省委下决心从落实政策入手对农村实行拨乱反正；反过来，“省委六条”又鼓舞了滁县地委，他们决心在省委领导下全面做好农村的拨乱反正工作。
1978年9月，中共滁县地委召开四级干部会，汇总“省委六条”贯彻情况，总结交流经验，重点在进一步落实党在农村的经济政策，搞好农村生产的经营管理。
这时，关于“真理标准”的大讨论正在全国展开，滁县地区各级干部的思想获得大解放。这次会议开得生动活泼，开会不久，有些公社党委书记就对地委领导“叫板”。他们说，每次开会都是地委领导在上面讲，各级干部在下边听；可是，我们基层干部也有自己的想法，有些经验和体会，能不能让我们也在大会上讲讲？
王郁昭等地委领导表示欢迎并延长会期，让基层的同志们敞开讲。
于是，许多社队干部走上讲台，敞开心扉说真话。他们说，过去多年来农业一直搞不上去，怨我们无能吗？可全中国农业都搞不上去，总不能说全国农村干部都是笨蛋吧！其实，我们都知道怎么能把生产搞上去，可是你们地委敢支持我们干吗？
王郁昭被“激”得精神焕发，兴奋地说：“那就请各位都敞开把话讲出来，咱们一起研究。”
于是，来安县烟陈公社党委书记上台介绍了他这个公社的杨渡大队魏郢生产队实行“包产到户，以产计工”的办法，实质上是实行包产到组的生产责任制，干了一年的结果是灾年增产30%。接着，天长县新街公社也介绍了棉花生产联产到人的责任制，结果当年亩产增加89.6%。来安县广大公社则介绍了实行社队干部岗位责任制的做法。
原来，他们都秘密实行了“非法”的联产承包责任制，而且已经干了一年了，一直不敢公开。现在一讲出来，会场上顿时炸开了锅。有人一听“包产”二字就怕，直呼这是“捅破了天”了！可更多的县、社干部却说，这种干法好。只要允许这么干，保证能把生产搞上去！
来自群众的“秘密武器”公开了，这下轮到地委表态了。听了这些情况，王郁昭及地委领导们心里异常高兴，解决农业的办法也许就在眼前！他们深知联产计酬是调动农民生产积极性的唯一办法。于是，王郁昭代表地委对大伙说，我支持你们这么干。可是能不能推广，这涉及公社体制问题。地委要向省委报告才能做出决定。
会后，王郁昭急匆匆赶往合肥去见万里，这是王郁昭头一回当面与万里交谈。他决心趁此机会，把自己了解的农村情况和解决农村农业问题的观点，统统向万里讲出来，尤其是把几个群众自发搞的联产承包的典型经验，详细向万里作个报告。事先，他曾想过，如果万里不同意这些做法，自己可能会受到严厉批评，甚至会惹出麻烦。但他决心已下，一切后果都在所不计了。
听完王郁昭的汇报后，万里不仅没有批评他，反而明确表示支持这种做法。万里说，这些年来农业上不来，关键是农民没有积极性。农民为啥没有积极性？问题在“左”的政策，尤其是没有真正实行“按劳取酬”的原则，生产劳动是“大呼隆”，分配上是平均主义“大锅饭”。你们那里的几个地方群众自己找到了解决这一问题的办法，实在难得！他告诉王郁昭，我支持这么干。可能会有人说三道四，你不要怕。包到组包到人，我看既不是单干，更不是什么资本主义！ 万里与王郁昭这一晚的长谈，使联产到组责任制在滁县地区有了继续发展的机会。回到滁县，王郁昭仍然处于兴奋状态。他组织力量对新街、魏郢几个典型进行再调查，并写出调查报告。之后，以地委文件的方式将这些典型材料发到各县，让各县选取一个公社或大队进行试点。没想到各地社队都争当试点。上级没批准试的就自己干起来。结果是联产计酬承包到组的办法“不推自广”，当年全地区各县就有60%以上的生产队实行。
“双包到组”的实行，意义重大，影响深远。它不仅有效地促进了生产发展，也使责任制形式实现了向联产承包的转变，更为下一步“包干到组”和后来的“包产到户”“包干到户”的兴起开辟了道路。
农民选择联产承包到组完全是从吃饱肚子、活下去的需求出发的。他们尝到了甜头，但并不满足。他们要从公社大集体手里争回来本应属于自己的生产、经营权。他们的目标是再前进一步，实行包产到户。
王郁昭、万里这些人的可贵之处在于他们了解农村实际情况，知道农民的处境，所以理解农民的改革要求；更有担当精神，敢于甘冒风险，支持农民的改革行动。所以当农民们从包产到组再走向包产到户时，在各地都引起極大震动和争议，而在安徽，万里、王郁昭却坚决予以支持。这是淮河两岸农民的福气。有省委、地委领导的支持，凤阳县“包干到组”开始向“包干到户”转变。小岗村18户贫苦农民偷偷实行“包产到户”，把田分了户，却又人心惶惶。这时，王郁昭与凤阳县委书记陈庭元一起来到小岗表示支持，接着万里也来到村里祝贺“包产到户”后的首次丰收。他对小岗农民说，你们放心干，这样干到什么时候也不是“开倒车”。这让小岗村的农民总算吃了颗定心丸。
从1979年起，滁县地区各县尤其是凤阳、来安等县，包产到户有了较快发展。王郁昭说1979年滁县地区联产承包到户的改革已是“满园春色包不住”。但此时“包产到户”还只能是农民悄悄干，仍然没有一个名正言顺的合法身份。
1980年1月，中共安徽省委召开扩大会议。会上，王郁昭向省委提出要求：正式承认“包产到户”这个新生儿是社会主义农业生产责任制的一种形式。他说了句挺俏皮的话：孩子生下来了，他妈妈——农民们很高兴，可至今还是个“黑户”，没有户口。我们该给这个可爱的孩子报上“户口”，让他健康成长吧。
会议结束时，万里在讲话中对王郁昭的要求作出回应，他也以风趣的口气对这一严肃问题作了明确回答：“孩子已经生下来了，他妈妈又挺高兴，你不给他报户口，行吗？”接着，他说，“包产到户”不是分田单干，就是分田单干也不等于资本主义，没有什么可怕。人民群众已经干起来，认可了，我们就只能同意，批准！
万里的这番话，意味着在安徽省“包产到户”正式报上了“户口”。这是“包产到户”发展历史上的重要一步。
这一步迈出，意义重大，虽然“包产到户”在全国命运未卜、姓资姓社的争论尤烈，不少地方还视之如洪水猛兽。但农民的选择是历史的潮流。经过一段曲折，包产到户的星星之火终在神州大地燎原。经过全国农民的实践，党中央尊重支持人民群众的实践创造，领导专家学者进行深入研究总结，使包产到户形成农民家庭承包责任制，并被写进中央文件和国家宪法，成为我国农业的基本经营形式。
（责任编辑：张文军）
中国农村体制改革最早取得突破的是安徽省，而在安徽的改革行动中，走在最前列的是滁县地区。王郁昭时任滁县地委书记，是这里农民改革行动有力的领导者。在整个农村改革过程中，王郁昭与时任中共安徽省委书记的万里，一下一上，在思想、行动上配合默契，取得一个又一个改革成果，不但推动了滁县地区而且带动了全省的改革形势，也在农村改革史上留下一段段佳话。
万里出任安徽省委第一书记是在1977年6月，正值“文化大革命”结束不久。历史上，安徽就以多天灾战乱、人民生活贫苦而闻名，又饱经“文化大革命”的摧残，全省工农业生产均停滞不前，其中农村情况更为严重。全省只有大约10%的生产队能维持社员的温饱，大部分农民在饥寒中挣扎。而当时中国“两个凡是”思想盛行，农村工作总的指导方针仍难摆脱“左”的影响，还是以“农业学大寨”“建设大寨县”为中心任务。
面对这种严重的局面，万里首先做的工作就是下农村调查研究。他跑遍大江南北、淮河两岸，进农家，访农民。他看到了家徒四壁、无隔夜之粮的农家，看到了没有棉衣只能躲在灶门口草窝里避寒的老人，看到了在寒风中扒火车外逃的人群，他更看到了造成这种局面的原因：现行的发展农业的指导思想、组织办法和实行的政策过“左”，捆死了农民的手脚。他也看到不断高涨的、使不少人抱有希望的“农业学大寨”运动，已经成为农村经济农业发展的负面力量。要想使农村农业走出困境，必须改弦更张，实行新的政策。
办法在哪里呢？万里说：“我们的办法是，强调毛主席教导的实事求是的指导思想，办法是从毛主席亲自主持制定的‘六十条’中去找根据。”就是要从落实党在农村经济政策入手，进行拨乱反正。
而就在这时候，1977年7月滁县地委送来一份《关于落实党在农村的经济政策的调查报告和分析意见》。这份报告正是以王郁昭为书记的中共滁县地委在通过一次较大规模农村调查之后写出来的，其主题是揭露“四人帮”胡批乱斗、扰乱党在农村的各项政策的行径。报告明确提出，如果不把被搞乱了的党的农村经济政策纠正过来，就不能调动群众的积极性。同时，报告还就如何解决这些问题提出了若干意见。其实早在这年春天，这个报告就上报给了省委，但被原省委负责人以“落实政策不能影响大干”为由搁置一旁。省委改组后，滁县地委再一次上报。到任不久的万里仔细看了这份材料，立即批转印发给全省各地、市委，并写出批示：“滁县地委组织力量深入群众，对农村经济政策认真进行调查研究，这是个好的开端。这个问题，很值得引起各地重视。”
这份报告为什么受到万里的如此重视？因为它提出了落实党在农村的经济政策的建议，与万里的思路不谋而合。这也使万里更加坚定信心抓落实政策的工作。经过几个月的调查研究，万里主持安徽省委出台了《关于当前农村经济政策几个问题的规定》，全文共6条，史称“省委六条”。从此，万里在安徽从落实政策入手，开始了农村改革的进程。
滁县地委的报告促使万里及省委下决心从落实政策入手对农村实行拨乱反正；反过来，“省委六条”又鼓舞了滁县地委，他们决心在省委领导下全面做好农村的拨乱反正工作。
1978年9月，中共滁县地委召开四级干部会，汇总“省委六条”贯彻情况，总结交流经验，重点在进一步落实党在农村的经济政策，搞好农村生产的经营管理。
这时，关于“真理标准”的大讨论正在全国展开，滁县地区各级干部的思想获得大解放。这次会议开得生动活泼，开会不久，有些公社党委书记就对地委领导“叫板”。他们说，每次开会都是地委领导在上面讲，各级干部在下边听；可是，我们基层干部也有自己的想法，有些经验和体会，能不能让我们也在大会上讲讲？
王郁昭等地委领导表示欢迎并延长会期，让基层的同志们敞开讲。
于是，许多社队干部走上讲台，敞开心扉说真话。他们说，过去多年来农业一直搞不上去，怨我们无能吗？可全中国农业都搞不上去，总不能说全国农村干部都是笨蛋吧！其实，我们都知道怎么能把生产搞上去，可是你们地委敢支持我们干吗？
王郁昭被“激”得精神焕发，兴奋地说：“那就请各位都敞开把话讲出来，咱们一起研究。”
于是，来安县烟陈公社党委书记上台介绍了他这个公社的杨渡大队魏郢生产队实行“包产到户，以产计工”的办法，实质上是实行包产到组的生产责任制，干了一年的结果是灾年增产30%。接着，天长县新街公社也介绍了棉花生产联产到人的责任制，结果当年亩产增加89.6%。来安县广大公社则介绍了实行社队干部岗位责任制的做法。
原来，他们都秘密实行了“非法”的联产承包责任制，而且已经干了一年了，一直不敢公开。现在一讲出来，会场上顿时炸开了锅。有人一听“包产”二字就怕，直呼这是“捅破了天”了！可更多的县、社干部却说，这种干法好。只要允许这么干，保证能把生产搞上去！
来自群众的“秘密武器”公开了，这下轮到地委表态了。听了这些情况，王郁昭及地委领导们心里异常高兴，解决农业的办法也许就在眼前！他们深知联产计酬是调动农民生产积极性的唯一办法。于是，王郁昭代表地委对大伙说，我支持你们这么干。可是能不能推广，这涉及公社体制问题。地委要向省委报告才能做出决定。
会后，王郁昭急匆匆赶往合肥去见万里，这是王郁昭头一回当面与万里交谈。他决心趁此机会，把自己了解的农村情况和解决农村农业问题的观点，统统向万里讲出来，尤其是把几个群众自发搞的联产承包的典型经验，详细向万里作个报告。事先，他曾想过，如果万里不同意这些做法，自己可能会受到严厉批评，甚至会惹出麻烦。但他决心已下，一切后果都在所不计了。
听完王郁昭的汇报后，万里不仅没有批评他，反而明确表示支持这种做法。万里说，这些年来农业上不来，关键是农民没有积极性。农民为啥没有积极性？问题在“左”的政策，尤其是没有真正实行“按劳取酬”的原则，生产劳动是“大呼隆”，分配上是平均主义“大锅饭”。你们那里的几个地方群众自己找到了解决这一问题的办法，实在难得！他告诉王郁昭，我支持这么干。可能会有人说三道四，你不要怕。包到组包到人，我看既不是单干，更不是什么资本主义！ 万里与王郁昭这一晚的长谈，使联产到组责任制在滁县地区有了继续发展的机会。回到滁县，王郁昭仍然处于兴奋状态。他组织力量对新街、魏郢几个典型进行再调查，并写出调查报告。之后，以地委文件的方式将这些典型材料发到各县，让各县选取一个公社或大队进行试点。没想到各地社队都争当试点。上级没批准试的就自己干起来。结果是联产计酬承包到组的办法“不推自广”，当年全地区各县就有60%以上的生产队实行。
“双包到组”的实行，意义重大，影响深远。它不仅有效地促进了生产发展，也使责任制形式实现了向联产承包的转变，更为下一步“包干到组”和后来的“包产到户”“包干到户”的兴起开辟了道路。
农民选择联产承包到组完全是从吃饱肚子、活下去的需求出发的。他们尝到了甜头，但并不满足。他们要从公社大集体手里争回来本应属于自己的生产、经营权。他们的目标是再前进一步，实行包产到户。
王郁昭、万里这些人的可贵之处在于他们了解农村实际情况，知道农民的处境，所以理解农民的改革要求；更有担当精神，敢于甘冒风险，支持农民的改革行动。所以当农民们从包产到组再走向包产到户时，在各地都引起極大震动和争议，而在安徽，万里、王郁昭却坚决予以支持。这是淮河两岸农民的福气。有省委、地委领导的支持，凤阳县“包干到组”开始向“包干到户”转变。小岗村18户贫苦农民偷偷实行“包产到户”，把田分了户，却又人心惶惶。这时，王郁昭与凤阳县委书记陈庭元一起来到小岗表示支持，接着万里也来到村里祝贺“包产到户”后的首次丰收。他对小岗农民说，你们放心干，这样干到什么时候也不是“开倒车”。这让小岗村的农民总算吃了颗定心丸。
从1979年起，滁县地区各县尤其是凤阳、来安等县，包产到户有了较快发展。王郁昭说1979年滁县地区联产承包到户的改革已是“满园春色包不住”。但此时“包产到户”还只能是农民悄悄干，仍然没有一个名正言顺的合法身份。
1980年1月，中共安徽省委召开扩大会议。会上，王郁昭向省委提出要求：正式承认“包产到户”这个新生儿是社会主义农业生产责任制的一种形式。他说了句挺俏皮的话：孩子生下来了，他妈妈——农民们很高兴，可至今还是个“黑户”，没有户口。我们该给这个可爱的孩子报上“户口”，让他健康成长吧。
会议结束时，万里在讲话中对王郁昭的要求作出回应，他也以风趣的口气对这一严肃问题作了明确回答：“孩子已经生下来了，他妈妈又挺高兴，你不给他报户口，行吗？”接着，他说，“包产到户”不是分田单干，就是分田单干也不等于资本主义，没有什么可怕。人民群众已经干起来，认可了，我们就只能同意，批准！
万里的这番话，意味着在安徽省“包产到户”正式报上了“户口”。这是“包产到户”发展历史上的重要一步。
这一步迈出，意义重大，虽然“包产到户”在全国命运未卜、姓资姓社的争论尤烈，不少地方还视之如洪水猛兽。但农民的选择是历史的潮流。经过一段曲折，包产到户的星星之火终在神州大地燎原。经过全国农民的实践，党中央尊重支持人民群众的实践创造，领导专家学者进行深入研究总结，使包产到户形成农民家庭承包责任制，并被写进中央文件和国家宪法，成为我国农业的基本经营形式。
（责任编辑：张文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