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众所周知，《聊斋志异》是中国文言小说的高峰，其艺术水准在许多方面堪与明清长篇小说相媲美，在中国小说史上具有重要地位。在当代聊斋学的语境中，我们首先会遇到这样一个略有争议的话题，那就是《聊斋》的“民间性”和“文人性”的关系问题。
　　关键词：聊斋志异;民间性;文人性 内涵
　　对《聊斋》的民间性的研究是当代学界的一种时髦。这个话题是由一系列相互支撑的话语共同构成的，比如《聊斋》题材来源的民间性问题、《聊斋》思想的民间性问题、《聊斋》后世影响的民间性问题等等。这个话题的产生有它的当代性背景，尤其是与当代中国文学界的“民间性”写作理念有关。作家莫言就是民间性写作的践行者，他自言深受“聊斋”的影响。可以说，在他的接受中，《聊斋》主要是一种民间性的东西。
　　另外，聊斋的后世影响中的确有民间性的现象，也就是说，这部书在中国民间的流传的确很广。这不仅是说，聊斋故事在中国的民间流传甚广。而是这本书本身在民间的流传也很广泛。当代作家孙犁曾经谈到，在抗日战争时期，他在冀中平原做农村工作，发现在书籍奇缺的农村家庭里竟然经常见到《聊斋志异》的残本。这算得上一件奇怪的事情，这么一本文言短篇小说集，它的语言和写作样式都是完全文人化、精英化了的，但是却能够在民间流传甚广。难怪孙犁得出这样的结论：文学作品通俗不通俗，并不仅仅限于文字，即形式，而主要看内容，即它所表现的，是否与广大人民心心相印，情感相通，而为他们所喜闻乐见。在孙犁的认识中，《聊斋》后世影响的民间性是与它的现实主义特质相适应的。
　　这些关于《聊斋》之民间性的探讨，对于我们理解《聊斋》的特殊性有一定的意义，但是也可能造成一种偏颇的印象。我的意思说，过分强调《聊斋》的民间性会遮蔽它的“文人性”这一基本特点。我们判断一个文学文本的精神特质的时候，决定性的因素是看它所包含的“世界观”，具体说，就是它思考了怎样的问题以及思考这一问题的方式和方法。从这个决定性的标准出发，我认为，《聊斋志异》主要是“文人的”，而不是“民间的”，它首先与“文士阶层”的生活和趣味相关的。
　　《聊斋志异》的“文人性”首先体现在它的语言形式上。它使用的的确不是一种“通俗”的语言，而是一种古雅的书面语，一种拟古的文言，鲁迅先生在《中国小说史略》中把《聊斋志异》归于“清之拟晋唐小说”，就是从它的语言形式上来说的。这一点很表层，但也非常重要。
　　其次，《聊斋志异》的“文人性”的深层体现，是它的“文士思想”“文士理想”“文人趣味”。我认为，一味地强调《聊斋》“现实主义的”或“孤愤”的一面，忽视了它的文人的、“炫才的”、“游戏性”的一面，是一种认识上的偏颇。
　　“文人游戏”确确实实构成了《聊斋》部分文本的内在结构装置，忽视了这一点，就不能理解这些文本。而且，事实上，游戏化的叙事多多少少构成了中国叙事文化的一个小传统，它以各种形式广泛地存在于小说、笔记、笑话、轶事和民间文艺当中。《聊斋志异》的“文人趣味”就是继承和发展了中国小说叙事中的这个“小传统”，这个“小传统”成为了20世纪90年代以来中国当代小说“回归本土”“回归民间”“回归传统”的重要资源。这一点，这里就不展开谈了。
　　《聊斋志异》中“游戏之作”很多。比如《绿衣女》这篇小说，好像一个扩大了的、华丽的谜语。整个故事是由一系列典型的《聊斋》式情节构成，讲的是，一神秘的绿衣女闯入书生的书房，自荐枕席，在交往中书生不断熟悉绿衣女，发现她“腰细殆不盈掬”、“声细如蝇”，而且性格胆怯自言“偷生鬼子常畏人”。一天，绿衣女说自己心悸眼跳，恐怕有危险，让书生送她出门，书生看见她转过房廊，正要回屋，听见绿衣女呼救，奔过去，看见一只绿色蜂困在蜘蛛网里。这才知道，原来绿衣女是一只蜂。书生救下绿蜂，绿蜂以身染墨写一“谢”字，而后飞走了。
　　这种故事在《聊斋》中很多，像鲁迅先生总结那样，它们总是遵循同样的过程：
　　花妖狐魅，多具人情，和易可亲，忘为异类，而又偶见鹘突，知复非人。
　　对于熟悉《聊斋》的读者来说，阅读的乐趣就在于猜测那异类的原形到底是什么。叙事过程就是一个铺排谜面的过程，而谜底一旦揭露，故事也就结束了。这一类故事的“游戏性”是非常明显的。
　　最后，《聊斋志异》的“文人趣味”体现在它的叙事上，表现为大量“文字的游戏”在文本中的存在。所谓“文字的游戏”指的是，蒲松龄不仅在他的小说创作中融入了大量经、史、诗、文的素材，而且力图不露痕迹地“化用”这些素材，这就为小说叙事增添了一种“诗”的意趣，小说不仅仅是在讲故事，它还召唤读者参与到一种“互文”的游戏之中，以追求 “藏颖词间，昏迷于庸目;露锋文外，惊绝乎妙心”的艺术效果。
　　清人冯镇峦《读聊斋杂说》有言：
　　《聊斋》于粗头乱服之中，略入一二古句，如《史记》诸传中偶引古谚时语及秦汉以前故书，斑驳陆离，苍翠欲滴，弥见大方，无一点小家强作贫儿卖富丑态，所以可贵。
　　这等于是说，《聊斋》中确实有很多“掉书袋”的笔法，但因为做得巧妙，不会给人故意炫才的印象，反而使人诚心嘆服于作者的才学渊博。可以说，通过对各种文史典故的巧妙“暗引”和“化用”，《聊斋》中的很多文本都曲隐化甚至谜语化了，能否享受作者的这些“用心”，取决于读者的知识储备和闲情逸致。这是一种“雅谑”，一种专属于“文士阶层”的“知识性”趣味，这绝不是普通民众所能理解、遑论享受的了。
　　再比如《莲香》一文，讲述了狐女莲香和女鬼李氏与书生桑子明的爱情故事。起初莲香与桑生欢好，然后李氏乘莲香不来时来会桑生，桑生身体每况愈下，莲香与李氏就相互猜疑，后来莲香医好了桑生并让李氏认识到自己与桑生在一起会有损他的健康。李氏伤心离开并转世到刚死的燕儿身上，桑生娶了燕儿后不久，莲香产下一子狐儿并死去，十四年后转世又跟李氏和桑生在一起了。
　　根据当代学者杜贵晨先生的研究，《莲香》这篇小说的情节整个就是对《周易》“睽”卦的小说化的敷演，卦辞“上九，睽孤，见豕负涂，载鬼一车，先张之弧，后说之弧，匪寇，婚媾。往遇雨则吉”构成了小说的情节逻辑，彖辞“二女同居，其志不同行”“男女睽而其志通”构成了小说的主要内容。可以说，这篇小说是层层用事，处处有典，把“以学问为小说”的艺术发挥到了极致。文中除了这个大“引用”之外，还暗引了《诗经》《论语》《韩非子》《世说新语》等书中的掌故，读不懂文中暗用的这些典故，就无法理解这篇小说，《聊斋》小说的“文人趣味”于此可见一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