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对自己用英文讲课一直没有把握，一直到史蒂夫用亲切的笑容称赞我：“我很喜欢你的课，可是注册时被分到隔壁班，能不能请你收我到你这一班?”
　　可以想象我心中那份就要蹦出来的虚荣了。我装作若无其事地回答：“你去和史密斯教授谈，原则上是不行的。”
　　其实我是想留他的，因为他是我上课两周以来，唯一给我信心的一位学生。
　　后来史密斯教授没同意他，但是他却一直赖在我这一班，我那来自东方的魅力可想而知了。
　　第一次小考，史蒂夫是班上唯一的满分。
　　下课在电梯内，他向我行了一个礼，鞠了一个躬，又是一个亲切的笑：“谢谢你，最后一题是你告诉我的，我才会得满分。”
　　我想起考前他一直缠着请教我问题。问的几乎都是我的考题。
　　第二次小考，卷子发下了，史蒂夫跑来找我，很激动地说：“第三题我这个答案你曾经同意要给我对的，为什么又算错呢?”
　　我看了一眼他的答案，似是而非。而实在记不得给他任何承诺了。我必须相信自己的迷糊，因为经常被学生包围着讨分数，心一软，加上没时间和他们耗，我总是说：“好吧，好吧，我会记得给你们对。”
　　而大部分学生的请求我是忘了。于是我试探着问他：“是吗?我答应过你吗?”
　　“当然，你上星期答应的，我在教室门口问的。”
　　我又给了他满分。为着他曾那样捧我的场，不顾系规而硬赖在我的班里，我愿给他高分。
　　第三次他缺考，按系规，没有任何合理借口。是要给零分的。
　　他在下一次上课时很忧愁地对我说，上回缺考是因为头痛。
　　“我可以拿医生证明给你看。”他说。
　　我同意在下次上课拿到他的证明后给他补考的机会。
　　下一次上课他说他忘了带证明，希望我先给他补考，再下一次一定带来。
　　我怀疑地看着他。他露齿而笑，很友善而无辜地。于是我给了他补考机会，题目则换汤不换药，他又拿了满分。而那份证明他却一直忘了，我也忘了。
　　史蒂夫的分数在全班是遥遥领先，难怪他有些得意忘形。在一次上课中，他在底下大发议论，直接影响了我的情绪。我瞪了他一眼，他却朝我眨眨眼，又继续嬉笑着说着一件似乎令他够得意的事。他那眨眼的动作似乎意味着他曾用什么东西贿赂过我，显得有些暧昧。
　　我忍不住吼了一声：“史蒂夫!”
　　他抬起头，又是很无辜的表情。
　　我想骂——闭上你的嘴，结果我只是笑笑——也是很友善而无辜的笑，为着他曾给过我信心。
　　我只在下课后警告他，以后上课不要讲话。他连连点着头说：“我只是和他们讨论功课，”
　　又一次考试，他终于错了两题。他怒气冲冲地又找上我，再一次强调我在上一周答应他这两题的写法也可以算对。
　　“是吗?”我提高了腔调，像测谎器一般。
　　“当然。千真万确的!”他音调更高，理直气壮地。
　　美国人多半是很诚实的，他们不会把别人当贼看，我从超级市场出来，肩上的背包他们从来不会检查。虽然对于他们的超级市场风险极大。他们却仍然愿意尊重顾客，相信他们的品格。于是，我又放了他一马。为着他有优良的传统。
　　当然，为着他曾称赞过我，也是原因之一。
　　学期结束时，史蒂夫毫无疑问是全班最高分。
　　隔壁班的助教豆拉西小姐来索取史蒂夫的成绩，因为史蒂夫的名字是列在她的绿色小册上的。我告诉她，史蒂夫平均分是满分。
　　“不!”豆拉西摇着头，“绝不可能!”
　　“凭什么呢?”我问她。
　　“他是个狡猾的家伙。从前我带过他的实验，他功课很差，但作弊方法很高明，我了解他。”
　　“所以他才不敢再上你的课?”
　　“应该是的，他告诉别人说你是个大好人，很糊涂。”
　　这下，我犹如从校园的钟楼跌到地上的积雪内，浑身直发冷。
　　我唯一的补救是在他的成绩栏后的评语上添了一句：此生甚恶劣!
　　当然，史密斯教授一定难以置信这种平均分数和评语的相关性。我不想再揭发他，毕竟他给过我一学期的信心，使我如履薄冰般应付了这一学期的助教课程。不过，如果他不幸在路上与我相逢，再对我施以无辜而友善的笑容时，我会捡起一大块雪去填他的嘴巴，让他哭笑不得，然后用他们的粗话骂他：狗屎!
　　当然，能补上一腿中国功夫是更好了。
　　
　　(选自《台港文学选刊》2008年第10期，略有改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