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当进入历史大转型时代，政治家的作用就会急剧凸显。近年来，在全球政治中，我们越来越感受到政治领袖正在重新扮演关键的角色，他们深刻调整了各国以往的政治传统，推动了游戏规则的改变。
　　这背后显然存在一些共通的历史社会因素，其中最重要的是，在日益复杂的国内和国际环境中，传统政党政治和民主体制难以有效地回应各类风险和挑战。段德敏强调，特朗普之所以能够挑战美国政治传统中根深蒂固的权力分立和制衡机制，并成为某种程度上的“政治强人”，正是因为传统的两党制和“新封建”的宪制安排，一方面与美国在国际舞台上的地位不再匹配，另一方面，其无法有效地治理日益复杂、分裂的美国社会。人们期待一个反体制、反精英、悬置于社会之上的最高权力，以帮助伸张自己的权利和利益。
　　如果说西方基督教文明中对个人、自由和民主的强调，在很大程度上限制了政治领袖的权力扩张，俄罗斯政治文化对强势及有个性领导人的偏好，以及東正教文明对使命感和责任感的强调，则塑造了普京式的强人政治。杨成指出，伴随2018年普京再次当选总统，俄罗斯进入了一个强人政治的新周期。然而，政权交替、体制稳定性、国家经济发展以及与西方国家的关系，这些老问题在新周期内能否得到有效解决，将影响“后普京时代”俄罗斯的政治走向。
　　换言之，新政治家的出现，是特定历史条件的产物——面对新的时代背景，既有的政治组织、制度和理念出现某种不适应，难以继续有效地运转；只有召唤出新的政治家，才能扭转颓势并创造出新的政治社会体制。这方面的典型案例莫过于东亚各国。
　　一方面，东亚各国在二战前大多是西方殖民地，并受到西方政治、经济体制和意识形态的深远影响，如何吸纳殖民地遗产，实现本国的现代转型，是战后东亚各国普遍面临的挑战。如王江雨所指出的，在国家独立之后，面对新的历史变量，正是依靠李光耀、朴正熙等政治领袖的强力推动，源自于西方的“法治”才在新加坡、韩国等地扎根，并成为这些国家现代转型的重要推动力。
　　另一方面，同样面对西方价值理念的渗透，另外一些东亚政治领袖则持有一种更具批判性的态度，陈中和指出，作为“马来西亚现代化之父”，马哈蒂尔在反思西方帝国主义的基础之上，主张亚洲价值导向的民主制度和经济发展模式，并试图将伊斯兰化与现代社会经济发展模式相结合，为其它穆斯林和亚洲国家的现代化发展提供了镜鉴。正因如此，在退休长达15年之后，马哈蒂尔还能以93岁高龄重返政治舞台。
　　总之，当前世界正在进入一个集合了新技术革命、地缘政治重组和全球化转型的新时代，召唤新政治家，提出新的政治纲领和理想，塑造新的政治话语和结构，乃至重新定义和寻找一种新的政治，都将是迎接未来挑战的题中应有之义。